名人透视126：文昌名士寒山碧

2026年02月01日 11:2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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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碧，幼名韩天畴，原名韩文甫，曾用笔名韩作、待旦等。1938年生于海南文昌，现居香港，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小说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是文昌走出来的名士。

寒山碧出身于文昌潭牛镇天赐村一个华侨家庭。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社会动荡。为躲避战乱，还在襁褓中的寒山碧就由养母（伯母）带着他到香港、广州湾（法治）、泰国等地逃难，但都沒有久居。抗战胜利后，寒山碧的父亲先返海南（俟后病逝），第二年养母才携他经广州湾（现湛江）稍事逗留（因家乡治安不好），然后再回海口市定居。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极左政治的影响，寒山碧家庭在土改运动中被划定为“华侨地主”成分，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歧视和迫害。生母被迫改嫁，养母不堪凌辱而自杀身亡。年幼的寒山碧不仅在一夜间成了孤儿，而且还被勒令退学，从此他坠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寒山碧爱上了文学，他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阅读中获得了精神慰藉和力量，从而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期刊编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58年寒山碧通过自学和努力幸运地考进了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广州大学）。进入60年代，国内的极左政治越来越肆虐，他产生了逃亡香港的念头，并且很快付诸行动。经过三次偷渡，他终于在1968年获得成功，成为香港居民。

初到香港的寒山碧，一无所有，他不得不在社会最底层打工，到布厂做过杂工，干繁重的体力活，听包工头的吆喝与训斥，了解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受到离开故土流浪于异域的痛苦，体验到灯红酒绿的香港的世态炎凉。这段人生经历不仅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表现底层的现实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培养了他坚强刚毅和坚忍不拔的性格。

大约从1969年起，寒山碧开始在香港的文坛上露面，他最初发表的是散文诗、小说和散文和政论。1973年孟春同时自费出版“星萤集”（散文诗）和《蜉蝣集》（诗集）。这是他在香港最早出版的文学作品。稍后，他又出版了散文小说合集《漂泊的一代》和杂文集《妻哭而啼集》。寒山碧早期的这些作品首先抒写了他青春时代的记忆与梦幻。在《星萤集》中，当年大陆的极左政治对他的伤害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激起了他的叛逆和反抗，表达了他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否定。与此同时，他在诗中追求光明来表达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急切向往，诉说了他为此不惜在艰苦中漂泊流浪的情怀。他的《蜉蝣集》以爱情诗和怀乡诗为主。其中的爱情诗大多表现的是对爱情的执著和不懈地追求。由于诗人的家庭出身和大陆的极左政治的暴虐，诗人不仅受到歧视，而且还受到政治伤害，爱情对于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因而他的这些诗作流淌着抑郁和感伤。如果说寒山碧此时的诗歌和散文诗基本上表达的是来港之前的情绪记忆，那么他此时发表的小说和散文则反映的是他来港之后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在他的小说中，生活的艰难与思乡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感人至深。作为异乡的流浪者，寒山碧笔下的人物普遍感到与当地文化和生活的隔膜感，对眼前环境强烈的陌生感，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是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从而折射出香港这个商业化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淡薄。坦率地讲，寒山碧早年的创作最初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进入主流评论家的视野，他的《星萤集》初版时乏人问津，其主要原因是香港高度的商业化社会里人们趋于功利而疏离文化，而且那时的寒山碧名不见经传。但是，寒山碧早年的创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他的散文诗集出版可以说在香港具有开创性意义。随着时间的淘洗，人们逐渐发现了寒山碧诗歌的价值和意义。2007年，埃及的《文学报》将中国现当代诗人的39首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介绍给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世界，其中就包括寒山碧的《露珠》和《献给母亲》。

真正令寒山碧声名远扬的是，他于80到90年代相继推出了四卷《邓小平评传》。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十年浩劫“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复出。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随后，邓小平为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早在1978年，颇具远见的寒山碧筹办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东西方》时就开始了《邓小平评传》的写作。到了80年代，中国打开了国门，对外开放，不仅广泛吸引外资，加快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对外交流，而且向外来思想文化敞开怀抱。与此同时，海外国外许多人士也对中国内地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希望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神秘的中国。正是为了帮助海外人士了解和认识大陆，1984年寒山碧将他在《东西方》连载的《邓小平评传》出版单行本，并决定继续写下去。身居香港的寒山碧首先克服了资料的困难，广泛搜集传主的第一手资料，本着求实的精神，认真地辨别真伪，并且还利用改革开放时代的便利到内地作实地考察，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93年9月完成了三卷本的《邓小平评传》与《邓小平最后岁月》，共约百万字。寒山碧的这套《邓小平评传》叙述了传主几十年曲折的人生，既突出了传主的鲜明的性格和伟大的人格，又对他的人生作了深刻的评论。《邓小平评传》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据了解，《邓小平评传》的初版出版后不久就有人在台湾盗版翻印，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内地也出现了该书多种盗版，印数难以估计，据内地《参考消息》报道，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在台湾单盗印本就超过30万册。虽然盗版是令人反感的事，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此书颇受读者喜爱。同时，该著还被翻译介绍到日本和欧美国家。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作出积极的评价。美国的本杰明、邹谠、贝瑞·洛顿、澳大利亚大卫·戈德曼、杨意龙、英国的大卫·山伯、韩国学者金石仁、内地的古远清、周伟民、张振金、叶永烈、孙帆、香港的陆铿、华衷、张觉明，台湾的苏荣泉等专家学者或撰写文章或接受采访或发表谈话盛赞该著。学者们认为，寒山碧的《邓小平评传》规模宏大，纵横驰骋，总揽近百年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的历史风云，再现了百年来时代的变迁和政治风貌。作者在力图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去伪存真，显示出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求实的精神，呈现给读者一个既没有神化，也没有丑化的符合历史真实的邓小平。同时，学者们充分肯定了寒山碧站在个人立场上以自由民主的精神秉笔直书，对该著所涉及的众多的政治历史人物给予精彩的论评，显示出作者崇高的史德和史识。除了《邓小平评传》之外，寒山碧还撰写了《毛泽东评传》、《蒋经国评传》等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传记虽然没有产生像《邓小平评传》那样的巨大影响，但是在香港传记文学史上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1999年初夏，寒山碧放下手中的杂务，专心致志地创作长篇小说《还乡》，他计划以百万的篇幅写成《狂飙年代》三部曲，《还乡》是该三部曲的第一部。经过两年时间的创作，《还乡》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该小说以作者的青少年时期人生经历为基本素材，叙述了出身于华侨地主家庭的林焕然（诠仔）的五次还乡的经历，反映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的极左政治之下社会底层人们的真实生活。《还乡》出版后，很快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得到了学者们的积极回应。房福贤、葛红兵、王剑丛、何慧、陈伟华、赵海燕、王祚庆、孙德喜等纷纷撰文都对《还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认为：《还乡》所表达的是“历史之思”、“青春之祭”和“家园之恋”（房福贤语）。小说是“一位老人以自己人生道路为标本剖析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一种努力”（葛红兵语）；小说“从个人命运反思社会历史”，其“认识意义一定会长存在文学史的长廊里”（王剑丛语）；小说“将会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新移民文学，甚至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赵海燕语）。笔者曾经撰文认为：《还乡》“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倾覆与对新的灵魂栖息地的苦苦追寻。”

几十年来，寒山碧在撰写人物传记、创作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同时，还写下了为数可观的杂文和政论文。先后收在《从中西文化探索中国之出路》、《寒山碧杂文选集》和《香港的困境和希望》等集子中。寒山碧的杂文虽然没有他的传记文学和小说那样影响巨大，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的杂文一方面从香港和中国现代社会现实出发，深刻地反思了现代社会中人性问题，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杂文创作传统，深入批判国民性劣根性，鞭挞人性的丑陋和人间的丑恶。当前中国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民主化和祖国统一问题，寒山碧在他的杂文中进行非常有益的探讨。他从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现状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和深入的研究，对国家的民主化和民族统一提出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他的那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很具有启发性。他的杂文既表现出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又具有大家文章的风采。

作者与寒山碧（右）

寒山碧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还从事文学研究和评论。早在1984年，他就出版了《中国作家作品琐谈》，2008年他又出版了《我的文学的思考》。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对中国现当代作家鲁迅、林语堂、徐訏、胡秋原、戴望舒、王若望、陈映真等十余位作家及其创作以及各种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观点，同时他以现代思想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审视。2003年，寒山碧出版了他的大部头学术著作《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在这部50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寒山碧以非常翔实的史料叙述了从1949年到1997年香港传记文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轨迹，同时科学、客观、公正地对香港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评判，概括出香港传记文学自由民主精神和基本特色，阐述了香港传记文学在20世纪中华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兴盛的原因。房福贤教授认为：该著的出版“不仅对香港传记文学研究有着开拓性的意义，对于至今还没有一本当代传记文学文学发展史的大陆中国，也有着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由于寒山碧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海内外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内地的一些高校向他发出聘书，聘请他为兼职教授或者客座教授。1999年海南琼州大学中文系聘请他为客座教授。2000年广州大学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聘请他为兼任教授。2002年，海南大学聘请他为东南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8年，上海同济大学聘请他为兼职教授，与此同时，山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宋庆龄研究基金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会等海内外高校和学术机构也纷纷给他发函邀请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他不仅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而且还就会议的重要论题发表了演讲，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2004年秋，寒山碧参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他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不问左右，只问是非；不讲主导，只讲服务！”得到了选民的认同和支持，最终在5名参选者中成功当选。香港艺术发展局是在香港回归前夕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是香港各艺术界人士不断努力争取的结果。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将政府每年拨付的款项用来资助小众文化与艺术活动，让他们有一个生存与活动的空间，以维持香港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寒山碧走马上任后以维护创作自由与表达自由精神大力推动艺术发展局的资助程序进行改革。此前，艺术发展局以“主导计划”和“委约计划”形式给作家和艺术家提供资助。其弊端就是以27位委员的大脑取代千位作家、艺术家的大脑，从而使作家、艺术家们失去了自由构思艺术计划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艺术发展局不是作家、艺术们的服务机构，而是官僚领导机构，进而使其权力不断膨胀，窒息艺术创造的自由，因而必须对它进行改革。寒山碧希望通过改革取消所谓的“主导计划”和“委约计划”，让作家和艺术家们自由地申报，然后由评审委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读，评价申报内容的价值，进而确定是否予以资助。与此同时，寒山碧还就文学组的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强化了审批过程的公开透明，明确各方面在这过程中的权利和职责，让评审制度更加公平和完善，有利于作家的公平竞争。与此同时，寒山碧还通过举办学术会议积极推动香港的学术界和创作界的交流，以开放的姿态加强香港学者与内地、台湾、澳门学者的沟通与联系。2005至2007年，寒山碧任职艺术发展局期间工作公正而富有成效，于是在2007年底在竞争中再度胜出，以651票空前的高票连任文学组主席，直到2010年底卸任。

大凡海南人，无论离乡多久，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名气多大，乡音不改，乡情不变——他们的根在海南，他们对故土一往情深，他们都有难解的海南情结！寒山碧身为海南人，虽然身居海外，但是他的心仍然时常牵挂着海南，牵挂着文昌。1980年代，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当年逃亡海外的寒山碧可以回内地探亲访友了。从此开始，寒山碧经常回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极力支持家乡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1989年4月至6月3日，应全国政协邀请，寒山碧参加以台湾资深立委费希平为团长、美国熊玠教授为顾问的“中国和平民主统一访问团”，到内地八个省市访问了45天。

1993年，海南省为加快特区建设，聘请一批身居海外的海南籍人士担任省政协委员，寒山碧也受到了聘请。就在当年，寒山碧出席了海南省政协第二届一次会议。担任海南省政协委员之后，寒山碧不仅深入调查研究，而且不断提出提案，并且敢于直言，将自己对于祖国和家乡的满腔热情化作具体的建议意见。在1993年的政协会议上，寒山碧作了题为《从保护自然生态谈到消弥省籍矛盾》的发言。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政协委员的寒山碧先后作了《从“私彩”泛滥谈到精简机构、惩治腐败》、《组织剩余劳力就业，让海南人民分享建设成果》、《建议我省组建武装渔政队——保护渔民作业，捍卫南中国海主权》、《从炒卖房地产谈到法治》等主题发言或提案。特別是海文高速公路寒山碧出力是大，不仅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而且会后提案跟省政府提议并交涉几年，才促使停工已久的海（口）文（昌）高速公路再度上马，改善了文昌与海口间的交通。

1994年，寒山碧应邀出席了在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举行的由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和南风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南经济贸易发展及人文建设研讨会》，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海南社会现势》，向海外推荐和介绍海南。2006年初，寒山碧率领香港作家访问团到海南访问，为海南与香港的文化联系牵线搭桥，在这次访问座谈会上，寒山碧以《作家的品格和使命》为题作了发言，与海南人士就文化议题作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强烈的寻根意识与恋乡、恋土情结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寒山碧虽然远离海南，身居香港，但是他的心总是与海南联系在一起；他虽然为自由的香港所接纳，他仍然把在海外的生活视为漂泊和流浪，因为他的血缘之根、精神之根和文化之根都在海南文昌。2007年，寒山碧花了1年多时间编撰的《韩氏三千年——各宗支世脉络暨人物》出版。这本三四十万字著作厘清了3千年来韩姓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仔细探寻了韩氏之根，表达了一个海外赤子拳拳思乡恋土之情。

2011年2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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