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3：“超现实主义”的艾青

2025年11月15日 05:1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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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秉性

1924年11月，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布勒东在他《超现实主义宣言》中为“超现实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自动性。人们打算通过它，以口头、书面或任何其他的形式表达思想的真正活动。它是思想的照实记录，没有丝毫理智的控制，摆脱了任何美学或伦理的成见。”5年过后，超现实主义的势头仍然强劲，来自中国的艾青一来到巴黎就为这个现代主义思潮所深深吸引，但是他与超现实主义结缘并没有使他后来创作出什么超现实主义诗歌或者绘画作品，他也没有成为中国超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或者超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倒是他的行为和处世方式让人觉得他仿佛并非生活在中国这个人情世故特别浓重的国度，他那诗人的气质和作派更像是一个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者。

艾青似乎天生就具有“超现实主义”秉性，他因为父母迷信从小就被寄养在保姆大堰河的家里，当他被接回到父母的家里时，他并没有因为父母家经济条件比大堰河的家优越万倍而兴奋、激动与欣喜，反而显得扭扭捏捏，很不自在，根本不像一些早熟的孩子为了享受优裕的生活而百般作态以讨父母的喜欢。虽然他可以在父母面前表现乖一点，而且这样做谁也不会说什么，说不定还会受到夸奖和称赞，但是他压根就没想到要讨好父母。不仅如此，他还因为没有像妹妹那样喝母亲的奶长大而始终对父母耿耿于怀，终身不忘。就是到了晚年，就因为亲侄写文章替祖父说了几句辩护的话，他竟然与亲侄翻脸，拒绝亲侄登门。这样的过度反应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实在不合世俗人情，但这就是艾青。遗憾的是，父母对于艾青的秉性并不知晓，一直希望艾青学习非常实用的经济或者法律，将来至少可以守住家业，还有可能赚大钱以光宗耀祖。1924年夏，艾青中考失败，回到家里，不料父亲竟然要艾青协助收租、过称、完粮，去与各种各样的客户打交道。艾青不仅对这些烦琐的事务提不起兴趣，而且时常因为不谙世事而被人愚弄。可见，艾青身在现实之中，而心却飞越现实之外，成为一个超现实的人。

“超现实主义”作风

既然超越于现实，那么行为举止在一般的人眼里就显得非常怪异，难以理解，甚至不能接受。1939年冬的一个凌晨，天才麻麻亮，艾青的好朋友阳太阳与许多人一样正沉酣于甜美的睡梦之中，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起身开门，原来是艾青拿着他刚刚写就的一首诗十分兴奋地进屋来，还没等阳太阳穿好衣服，他就迫不及待地高声念起了他这首新作，并且像一个刚刚做好作业的小学生等着老师的意见一样期待地看着阳太阳脸上表情的变化。然而，此时正值严冬，即使在南方桂林，天气仍然寒冷，每个人都很想在被窝里多呆一会儿，阳太阳也不例外，可是他却被艾青叫了起床，穿着单薄的衣服，去听艾青的诗歌朗诵，心里自然是暗暗叫苦，可是他知道此时的艾青心里非常孤独，急于向人倾诉，为了不扫艾青的兴致，他只好纳住性子去欣赏艾青手舞足蹈的朗诵。可是艾青却始终没有注意到阳太阳的勉强。在桂林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艾青隔三岔五地一早来到阳太阳家，给对方朗诵新作，有时凌晨3点钟还没到，可是他从未想到自己已经打扰了朋友的生活。在桂林工作时，艾青还有一个习惯，非常喜欢议论女人，一旦见到一个身材娇好，胸部丰满的女性从面前经过，他就悄声对大家说：“瞧，高奇峰又来了。”接下来还要对这女人的体态、气质、造型等等来一番品头论足。他的好朋友阳太阳说他除了画画，最爱谈的就是女人。不知情的人了解到艾青的这些行状，很有可能认为他好色。如果到了正人君子的笔下，艾青凝视女人的神态与谈论女人的情形就可能用“色迷迷”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事实上，艾青纯粹是以审美的眼光来观察和谈论女人的，他所表现的只是作为男人应有的本性，只不过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绝大多数人都将自己对于美丽女人的喜欢和倾慕深深地埋在心底，而他艾青却毫无顾忌地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艾青的这些名人逸事可以算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段段佳话，他的人生趣味也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表现。

艾青的冬晨给友人读诗与公开场合议论女人，毕竟发生在朋友之间，即使阳太阳当时有几分勉强，但是对于朋友的这种激动与兴奋还是可以理解，并且予以支持。艾青的这种举动如果超出了朋友的范围，就可能招致麻烦，置自己于尴尬的境地，尤其是他的“超现实主义”的言行很容易无意中冒犯人、得罪人而惹祸上身。但是，他的那种诗人气质往往令他顾不得别人的反应而依然我行我素，无论什么事在心里存不住，总是一吐为快。这就赋予了他一种浪漫的情怀。1939年夏，夫人张竹如带着女儿七月回金华去了，孤独中的艾青不禁爱上了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年青记者高灏，于是他不顾自己已是有妇之夫的身份、名人的声誉和形象狂热地追求，结果不仅招来了许多闲言碎语，而且也遭到了对方的婉拒。幸运的是就在此刻，他以前的学生韦荧来到了他的身边，于是他在失落中很快得到了新的罗曼蒂克，将中国传统的婚姻形式弃之一旁，果断地与韦荧同居生活，至于别人的议论他才不管呢。他的这种性情就是到了应该是成熟的中年——40岁——也没有改变。1950年，年已40的艾青，在出国访问中遇到了以前另一个女学生陈琳，他更是不顾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与其演绎出一段新的情缘，从而导致他与韦荧婚姻的破裂。幸亏高瑛给了他及时雨般的爱情，这才滋润了艾青的后半辈子人生，但就这已经招来满城风雨，其尴尬情形可想而知。在那个个人生活也必须社会化的岁月里，艾青不仅因此而像一头怪兽——没人敢接近他，而且还有不少人极力主张开除他的党籍，试图从政治上孤立他。

由于“超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艾青的接人待物从不讲究策略，往往是直截了当，毫不遮掩自己的真情实感，自然少不了得罪许多人，常常轻则惹人不高兴，给自己制造麻烦，重则惹祸上身，给自己带来悲剧性的命运。1937年，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获得了《大公报》授予的“文艺奖”，左翼人士没有发表批评意见予以褒贬，就连喜欢抨击左翼作家的某些名人也没有发表评论，可是艾青尽管与何其芳素不相识，他却动手写了文章，对何其芳的这本散文集给予严厉的批评，甚至还夹带着几分讥笑和嘲讽，进而得罪了何其芳，于是两人从此撕破了脸皮，就是后来艾青也到了延安，他们两人同在根据地都彼此保持着“距离”。1938年初，艾青发表文章《略论中国的木刻》，同样毫不忌讳地批评当时木刻创作的种种缺陷。本来这是一篇应约的捧场文章，意在为“抗敌木刻画展览”造造声势，他却非常认真，搞得展览方很不高兴。又有一次，朋友孟超拿着一个文学青年的诗稿来请他指点指点，他连一句肯定和鼓励的话都没有，没翻上几页就扔在一边，非常刻薄地说：“这些诗给我擦屁股，我都嫌臭！”这让孟超感到十分难堪，气得当即拂袖而去，后来好长时间都不与他照面，而他也决没有道歉的意思，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似乎就没发生过这事。还有一次，有人来向他约稿，他竟然指着地上的废纸篓说，稿子没有，废纸倒有一些。这让人很没面子，几乎下不了台，这样往往给人造成一种恃才傲物的错觉。在中国社会里，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为人处事是人生中必修的一课，可是艾青却对此竟不介意，而且对那种戴着人格面具生活和交际，那些虚伪的亲热十分反感，感到非常沉闷和窒息。从人格理想来看，这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行不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接人待物一团和气，为人谦逊，有时为了不得罪人而牺牲某些原则，遇事强调一个“忍”字，而艾青的冒犯常常是非原则性，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必要搞得别人不高兴，他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态度只有极少数朋友还能理解，但在大多数人面前自然不受欢迎。

政治幻觉与灾难

如果说艾青的这种“超现实主义”仅仅在文人之间也不会有大不了的事，至多不过少几个人来往而已，可是一旦与错综复杂的政治碰面，不仅显得非常幼稚、单纯，甚至无知，而且他本人不可避免地要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年近30的艾青不乏政治热情，心中也时常涌起政治冲动，但是他对政治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各种宣传上，并没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对于政治运作的方式与政治的厉害他更是一无所知。所以，在他的人生中，他常常在不知不觉间介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轻则少不了呛了几口水，重的则是他给淹个半死。1937年底，虽在战乱中漂泊的艾青坐在渐渐远离战区的火车上，心情却渐次好转，于是在后来追记的文章《西行》中叙述了当时的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恰恰表明艾青的胸腔中涌动起爱国献身的热血，虽说艾青并不是完全为热情所左右的人，在轰轰烈烈的政治面前不能说不够冷静，但是他的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的洞察力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把抗人救亡的艰难事业看得那么天真。因而在这逃难的列车上，艾青才有那种悠然的神态。这样单纯的性格决定着他总是以诗人式的浪漫毫不设防地介入到政治的旋流中去，他在其中不得不尝到现实社会的酸甜苦辣。1938年春，“文协”成立以后，在郭沫若等人的号召和政治形势的鼓动下，许多作家表现得相当浮躁，急功近利地直接要求文艺与政治服务，极力利用文艺传达政治的声音，演绎有关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并且对于那些与当时形势贴得不那么紧，现实政治的声音不那么突出的作家作品展开围攻。而艾青却缺乏对政治的敏感，依着他梗直的脾气和崇尚自由与艺术的禀性，与那些围攻的人唱起了反调，表达他对言论“专制”的反感。稍后，他对吕荧批评他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提出了反批评，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诗学观念在他所处的氛围中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尽管几十年后的历史证明他是对的，但是在当时他却非常孤立。

1941年，艾青在重庆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共人士。周恩来等人的介绍掺入了他理想的色彩激发了他对延安的丰富想象，对于延安能够带给他的创作自由，他深信不疑，于是他放弃了去香港的念头，决定投奔延安。经过一番周折，艾青终于来到了延安，由于吃穿住行的后顾之忧得到了解决，而且不再遭受颠沛流浪之苦，艾青最初显得比较兴奋，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超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后来在这里行不通。按理来说，诗人和作家应该对社会和世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洞察，但是，艾青与绝大多数作家一样，在作品中可能有洞察秋毫的敏锐的目光，一旦回到现实当中就可能为许多社会生活的表象所迷惑。说到底他来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他不知道这里所需要的不是个性突出、崇尚自由，而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服从和支持，是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时间一长，他渐渐感觉到现实与他独特的个性发生冲突，时常给他带来不愉快，有时甚至将他置于政治的对立面。在延安的蓝家坪，艾青与刘白羽和萧军相邻而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艾青理应与两位邻居友好相处，但是依据艾青的脾气，他最初一度对待他们亲疏有别，当然他的这种态度不能说没有道理，原因在于萧军为人豪爽，性格与他比较接近，因而与萧军相处比较融洽，来往频繁，只是后来因萧军鼓动韦荧跳舞而惹恼了艾青，后来两人关系变得冷淡，基本不再来往。而刘白羽在艾青看来，总是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艾青很不喜欢。偏偏负责党建工作的李维汉让刘白羽去找艾青谈话做艾青的工作，而刘白羽却摆出帮助进步的架势，因而令艾青感到讨厌，不由发起火来，引起了两人的争吵。从艾青的本意来看，他并不是故意与党组织过不去，他实在看不惯刘白羽的官架子，颐指气使的作派，这才高声说道：“你也不是土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的！少拿上面压人！”然而在那个领导可以等同于组织的年代，艾青不买刘白羽的帐很容易被视为是对党组织的恶劣态度。还好，这事一时没有对艾青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他后来的人生厄运很难说与这件事就没有一点关系。但是经过了这件事，“艾青发现，在重庆耳闻的‘延安城’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39页）后来，周扬发表文章以领导的身份对作家们训话，又一次激怒了艾青等一批“不懂政治”的作家，于是，艾青立即表示写文章反击，并且说起就干，写好以后立即给与他有着一样感受的作家都来签名。说实话，艾青与周扬过去并无多少恩怨，就是对他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口气十分厌恶。由此引发了延安文艺界的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并且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注意。毛泽东亲自写信给萧军对他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艾青自然也有敲山震虎之感，心里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忐忑不安。过了一段时间的冷却，毛泽东抓住恰当的时机登门造访萧军，艾青得知消息很快赶了过来，于是他与毛泽东有了第一次见面。由于毛泽东所处的最高地位，意识深处潜藏着的传统文化中的君臣礼教很快在艾青的心里蔓延开来，令他倍感受宠若惊，进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信赖感，以致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倾听他们的牢骚与意见时脸色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艾青自此心情格外晴朗，仿佛已经成为一名受到君主青睐的宠臣，政治热情格外高涨。于是他满怀激情，努力按照当时的政治要求创作了《雪里钻》等作品。他兴冲冲写就的这首长诗并未获得成功，经过反省他认识到原因在于“遵命写作”，缺乏应有的想象。尽管如此，艾青仍然沉溺于与毛泽东见面的幸福之中，对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也远远不如丁玲那么敏感，满以为一切都已过去。殊不知1942年的春天，一场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可是艾青却一点点都没有觉察，不由自主地加入到反对意见的行列中来，撰写文章要求“政治家”们“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毛泽东得知了情况后不动声色，先是写信给艾青，要求代他“收集反面的意见”。政治嗅觉一点都不敏感的艾青没有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没有意识到下面画着圈的“反面的”深长意味，而是凭着他那传统士大夫式的想象将毛泽东的要求误读为领袖的虚怀若谷和礼贤下士，这就决定着他不可能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光荣”的政治任务，也没有在毛泽东对他的考验中给出令对方满意的答案，从而没有被纳入到毛泽东的自己人的范围。而对于中国谋略文化把握非常透彻的毛泽东深知将文章做得充分的必要性，进一步约艾青见面交谈，并让警卫员牵着马来接艾青，这令艾青大有受到三顾茅庐礼遇的感觉，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脆弱便流露出来：一旦得到君主的垂青，立即感激涕零，长期以来胸中郁结着的种种委屈和不满很快就烟消云散。心中留下的都是这次见面的幸福而甜美的永远值得回忆的种种细节。就这样，刘白羽、周扬等人没有做通的思想工作，一下子就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做通了；刘白羽、周扬等人激进的工作方式与艾青等人的孤傲性格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被毛泽东轻轻松松地化解了。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感动，促使艾青再次理顺了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于是在《黎明的通知》等诗作中露出了令官方满意的“亮色”。他的文章《坪上散步》与一个多月前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也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于萧军的桀骜不驯的讲话，艾青没有像以往那样予以声援，而是采取旁观的态度，但这不等于他已抛弃了他的“超现实主义”，只是他的思想意识明显地按照官方的要求悄悄地发生转变。于是他把自己的创作转向了对工农兵的歌颂，根据现实中的人物事迹创作了叙事长诗《吴满有》，该诗发表以后立即得到高度评价，而且一些“领导同志”也非常欣赏。但是历史却与艾青开了个很大的玩笑，他所歌颂的这个典型人物竟然被国民党抓去后叛变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艾青的政治热情。在稍后的整风运动中，他在千人大会上作长篇发言批判王实味：“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的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的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黄昌勇《楚汉狂人王实味》，《作家文摘》1996年11月15日）进而指责王实味是“思想上的敌人”和“政治上的敌人”，不知不觉成为打击别人的一根文化棍子和精神打手。先前的艾青对街头诗不以为然，有时还要讽刺几句，此时态度却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大力提倡街头诗并且极力挖苦“那些绅士们，教授们，诗人们”，因为他们“都以为文学是贵族们的东西”。（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1942年9月27日《解放日报》）艾青的这种转变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看来历史老人心里还是非常清楚的。就在艾青自我感觉已经融入到延安的政治环境中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非常严肃地要求他交代数年前从苏州反省院保释出来的经过，这使他一下子从自己人变成了非常可疑的不受信任的人。当他被告知在这场政治审查运动中“人人都要过关”时，他的心情想来与屈原遭流放时的情形差不多。好在时间不长，由于周恩来的干预，延安的“抢救运动”才告一段落。为了稳定人心，毛泽东向“被搞错的同志”行礼致歉，那些被整的人就像被打的孩子一旦给揉了屁股马上感动得热泪盈眶，立马忘了心头的创伤，怀着知遇的心理积极表现自己。于是，艾青卸下了“抢救运动”的思想包袱，立即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扭秧歌的运动中来。殊不知，“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经过几次表彰的艾青满以为不幸早已随着历史化为烟云，他怎么也想不到时隔10几年，在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毫不客气地揪了出来。揪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接见过他，给他写过信，并且给包括他在内的那些“被搞错的同志”行过礼致过歉的毛泽东。这一次，毛泽东以他的千钧之笔为《文艺报》题写了“再批判”三个大字。于是，与丁玲、萧军等人一样，艾青一下子从天堂跌进了地狱，不知他此时脑海里是否浮现过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虚怀若谷和礼贤下士”的种种情景，如果回忆起当年的这些幸福又不知他该作何感想。当然，人们可以认为艾青此时的被难出于以下的原因：1、他同周扬的侄子周立波的冲突；2、他对周扬、夏衍、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等人的飞扬跋扈的不满；3、他多次对人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和不合时宜的话，比如“目前某些人写不出作品，就弄理论，理论弄不成，就搞行政。结果是行政管理论，理论管创作，一个婆婆压一个媳妇，创作还有什么希望。”（程光炜《艾青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451页）他的“超现实主义”的本性还没有被彻底根除或改变。然而，真正受到批判的原因其实“再批判”三字已经说得很清楚：延安时的老帐还没完。后来到了“文革”，艾青尽管已经远离京城，但是仍然未能逃脱天罗地网式的侮辱和迫害。时过多年，艾青唱着“归来的歌”，重返文坛，其时“老冉冉其将至矣”，对于历史也作了一定的反思，只是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后半辈人生苦难的根源还不得而知。

事实上，艾青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成为现行政治的反对派，也从来没有想到要与强大的权力过不去。他纯粹按照他的“超现实主义”的态度生活处事，不想竟遭到种种人生巨大的磨难和挫折。然而，为什么这种只是有点任性而决不伤害他人的“超现实主义”人生态度在中国的土地上得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2004年10月1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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