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最初给我留下印象是在近40年前的课堂上，现代文学老师以非常浓重的口音念到他的名字，最后的“铎”字念成了入声“da”，而且很响。不过，印象仅此而已，对于他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几无所知。后来进修本科时，对郑振铎的了解才稍许多了些，知道他不仅参与建立文学研究会，主编过《小说月报》，而且还编写了《文学大纲》，编译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故事，但是对于其人生了解还是很少。最近阅读了陈福康的《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挨骂。
郑振铎最早挨骂，据《郑振铎传》所言是在1921年7月，先是遭到《觉悟》的邵力子、刘大白和G.D.（戴季陶）等人的攻击；稍后又有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骂上门来。从传记的叙述来看，郑振铎和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被骂，很少还击。
先看《觉悟》那帮人的骂战。《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本来和郑振铎等人关系不错。郑振铎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还在上面经常发表文章，而且后来他还把十分重要的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和《简章》以及《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缘起》等十分重要的文件放在上面发表。可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仅仅过了大约半年，《觉悟》就向郑振铎开炮，化名G.D.的戴季陶率先发难，发表了《什么是两性问题？——质问<时事新报>西谛君》。这里的西谛就是郑振铎的化名。戴季陶的这篇文章对郑振铎“追毛求疵，大做文章”（第108页）随后，《觉悟》又发表了汉胄的文章《对于西谛先生<性的问题>的疑问》和《性的问题真小吗？》。汉胄的文章“使用了骂人的话”（第109页），可能考虑到汉胄的骂人的话过于粗鄙，传记中没有引出。对于郑振铎的谩骂由此开场了。随后，《觉悟》又发表了《总不至于堕落到那样地步罢！》《只有他配骂人罢！》《站在‘不配骂人’的地位上的骂人声》《“正当的辞正义严的谩骂”》《我和郑振铎君底“麻烦”》等十来篇文章，攻击郑振铎。而这些文章“均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是纠缠不休”（第110页）。对于这些谩骂，郑振铎并没有以牙还牙，他写了《问汉胄君》一文作为回应：“有理的谩骂也不应该常出口，何况自己没有立足地而张口就骂呢！这真是‘太说不过去了！’”（第110页）郑振铎的回应保持着君子的风度，没有将自己素质降低到骂人者的程度。“文章中没有一点‘骂人’的话”（第110页）。对于郑振铎的理性回应，《觉悟》的那帮人没有罢休，继续对郑振铎的人身攻击，其中《不知“性的问题”的东、西说什么东西》，居然将张东荪的“东”与郑振铎的笔名西谛的“西”捆绑在一起来加以“嘲弄”。正因为《觉悟》那些人的文章不是说理，所以传记作者陈福康认为：这是“很无聊又颇奇怪的发难”，“说它无聊，是因为发难者没提出什么学理上的问题；说它奇怪，因为一直关系不错，却不早不晚在他刚接编《学灯》时突然发难”（第110页），而且“好像是有组织的行为”（第111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郑振铎的这次挨骂呢？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据传记所言，应该是郑振铎接编了《学灯》导致《觉悟》那帮人的不满。然而，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作为本来相处不错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协商，总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发生了这种事，确实令人寒心，令人痛心。究其根源，显然是中国的许多文人没有形成协商和沟通的风气，遇到不满意的事情就写文章骂人。
《觉悟》骂人潮刚刚平息，创造社的一群人又叫骂上门，而且这帮人骂得更狠更凶。1921年9月29日，郁达夫率先发难：“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第112页）在这里，郁达夫虽然没有点名，其矛头所指还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就是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所以郁达夫所说的“偶像”与“垄断”指向还是很清楚的。在这篇名为《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郁达夫的话还比较客气，但在《艺术私见》中则直接痛骂起来：“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都要从地狱里升到白羊宫里去呢！”（第113页）郁达夫的痛骂已经是脏话连篇了，实在有失“天才”身份了，更是暴露出他内心的粗鄙。紧跟其后的郭沫若同样炮火猛烈。只不过粗鄙的程度要比郁达夫轻一些，他在《海外归鸿》中骂道：“我国的批评家——或许可以说是没有——也太无聊，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鄙的政党者流不相上下”（第113页），“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第113页），“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第113页）。郭沫若所表达其实与郁达夫所说的一个意思。
从当时的历史来看，郑振铎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比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建的创造社要早半年，而且在规模上也是前者比后者大许多，再就是前者是在国内创立的，根基比较深厚，而后者则是在日本东京建立的，相对来说国内影响要逊色一些。问题是，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没有正视这个现实，反而将其火气都发到郑振铎的头上。换一个角度来说，当时国内言论比较自由。大家都可以办期刊杂志，如果郑振铎的期刊没有发表你的作品与评论文章，你也可以自己创办刊物来发，至于期刊的影响力那就靠各自的才干和努力了。自己的作品和刊物竞争不过别人，就不能将火发到别人身上，亟需做的是就是严格反思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才能够追上别人，而不是使出谩骂的手段。靠谩骂不仅不能赶上别人，只能给读者留下恶劣的印象。
然而，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就是固执地认为是郑振铎等人与他过不去，并且非常狂妄地自以为是“天才”，是受他人压制，因而不顾先前的友谊，更不顾曾经“邀请过他们一起做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第114页）的事实，一再攻击郑振铎等人。郭沫若大声痛斥道：“再不要提起！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一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来作工具，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文坛上的生存竞争非常险恶，他们那党同伐异、倾轧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们还要厉害，简直是些Hysteria[歇斯底里]的患者！”（第115页）了解郭沫若为人的读者都可以看出来，这分明就是他本人的自画像，恰恰与郑振铎无关。或许郭沫若这些人以为，只要骂到了郑振铎等人，就会引起郑振铎的还击，进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他们就可以出名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郑振铎没有出面回击，不过他与茅盾协商后，由茅盾代表文学研究会以“损”的笔名发表文章予以评论。虽然茅盾在文章对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狂妄自大地自称“天才”表示不满，但是文章中“绝没有对方的污言秽语”（第116页），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修养。而创造社的那帮人却因茅盾否定了他们“天才”更加恼怒，郭沫若也开始泼妇骂街式的攻击茅盾和郑振铎等人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丑态”、“白描空吠”（第116页），指责文学研究会的人士“依恃人多势众可以无怪不作”的“暴力”（第116页）集团。郭沫若等人不仅善于扣大帽子，肆意侮辱对方，而且还善于无中生有，编造谎言，真是无所不用其及，表现出十足的流氓习气和十分低劣的人品。
除了郭沫若和郁达夫，创造社的另一名骨干成仿吾骂得也很来劲，到了1923年，他仍然没有罢休，在《创造》上发表多篇文章，非常凶狠地大骂茅盾和郑振铎。他不仅发表文章大肆辱骂，而且还编造出酸溜溜的所谓“小说”《牧夫》，采用的是数年前林纾发表小说《荆生》《妖梦》，使用影射的手段，极力贬低他人，贬损对方的人格。使出的同样是下三滥伎俩。更恶劣的是，郭沫若和郁达夫在1922年在郭沫若《女神》出版1周年之际拉来了郑振铎参加纪念会以便“双方沟通、缓和一下”（第117页），并且还拉来茅盾等人出席在一品香举行的聚会，给人的感觉，创造社的人诚意满满。然而，创造社一方面让成仿吾上阵，另一方面郭沫若过了一段时间又杀了回来，写文章“暗射雁冰和他（指郑振铎——引者）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剧秦美新的扬雄，化媸为妍的毛延寿，投清于浊的李振’”（第119页）。郭沫若这段话虽然没有脏话，却也在炫耀和卖弄知识的同时来贬损对方。这时的郭沫若等人所耍的是高级流氓手段，先以沟通为名邀请对方作客，让对手麻痹，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对于郭沫若和郁达夫等人的无聊纠缠，文学研究会只有周作人写文章表示愤慨外，郑振铎和茅盾等人则不再理睬——对于无聊低劣之人的言行最好的反应就是不予理睬，不能将自己降低到对方的地步。因而，他们没有失去理性，对创造社怀有敌意，也就没有对创造社作家的成就视而不见，而是客观评价。那么，创造社大骂郑振铎与茅盾便告一段落。
郑振铎再次挨骂是在1930年4月。这一次骂他的人是刚刚成立的“左联”内部的人。这个化名为“穆如”的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愿透露真实身份，与不久前攻击鲁迅的郭沫若、钱杏邨等人一样，戴着面具放箭。穆如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发表《大学潮》，“不点名地指责他（指郑振铎——引者）参与了这家大学（指民办“光明大学”——引者）的事；甚至还骂他是‘牛溲马勃’，‘骗人的狗子’，‘从外国镀了金回来’，‘和太太吵了架收买了一些线装书的高雅的“学者”’，‘变态地想做“文学院长”’。甚至还说：‘其中的一位文学院长，也是我江湾某大学读书时的一位教授’，我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时，可怜得很，只听他讲什么巴黎名胜，意大利女人等等知识，至于讲义只是念一遍就完了（那讲义骗了钱还不算，还要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拿一大笔稿费，将来再出单行本，抽了版税，洋房又可以增加了）。现在又要过院长的瘾了。”（第215页）陈福康先生在引了上面这些内容后都禁不住指出这“完全是人身攻击”（第215页）。
这一波骂战刚刚平息，另一波骂战又向郑振铎袭来。事情起源于郑振铎应徐志摩之邀参加发起成立一个“笔会”。本来这是私人友情之举，但是为一些左翼人士所不能容忍，他们向郑振铎发起了激烈围攻。攻击者仍然没有署真名，套了一件“戎一”的马甲，大骂郑振铎是“资本家豢养的‘伙色’”（第217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第217页）。郑振铎挨骂，他所参与组织的“笔会”也没有避免，被骂成“饭桶集合”（第217-218页），是“资本家的‘走狗’与‘斗争的武器’”（第218页），那些参加笔会的人则“根本是现在现在统治者的帮手”。
这次挨骂的不只是郑振铎，还有耿济之、俞平伯、夏丏尊、孙福熙等人，可见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而且，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些左翼人士的辱骂毫无对人的基本尊重，既以辱骂代替说理，又善于无中生有，而且还肆意贬低他人，就其人格来说，不仅低劣，而且怯懦。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左翼阵营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低劣之人？他们这些人究竟是加入左翼阵营之前原先就这么坏，还是之后变得这么坏？如果之先就这么坏，那么是谁将他们拉进来的或者怎么允许他们进来的？如果是进入左翼阵营之后变坏的，那么左翼阵营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左翼阵营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就在受到左联刊物不断攻击的同时，郑振铎还收到一封自称是“左联复旦大学分会”的来信。这不是一般的通信联系，而是一封警告信，“信中除了模仿当时那些左翼幼稚青年攻击他（指郑振铎——引者）的话以外，还充满了谩骂以致恐吓，……”（第219页）这里的这封信充分暴露出作者的流氓嘴脸。面对这种无赖之举，郑振铎“看了以后，哑然失笑”（第219页）警告信的作者是谁？传记没有去考证，仅据“调查”（第220页），说是敌人伪造的，是“挑拨离间”（第220页）之计。不过，敌人之所以使出“挑拨离间”之计，显然与左联内部确实存在矛盾与冲突有关，与左联一些人士喜欢骂人有关。
经历过几次挨骂，郑振铎并没有认真思考其根源，或许他认为该忙自己亟需做的事情，或许他觉得不必与这些骂他的人计较，或许他觉得只要自己做人堂堂正正就行。如果郑振铎持有这些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以为还是应该解决挨骂的问题，因为习惯于骂人的人不只是骂他一个人，而是骂到许许多多与他一样勤恳踏实做事的人，使许多无辜者受害。当然，这不是说要和这些家伙对骂，而是该采取切实的行动。不要以为这些骂人的都是“自己人”，实际上这些骂人的家伙口吐狂言满嘴脏话，并没有把挨骂者当作自己人。虽然这些辱骂不会死人，却也造成对人的伤害。要说左联一些人的骂人，实际上是苏俄文化土壤培植出来的，他们往往以理想的名义实行自己的专制。这些人往往没有读几本书，所以缺乏修养，不会说理，只会骂人，他们还总以为自己接受了革命理论，在革命的队伍中被任命某项官职，便觉得惟有自己才是革命的，才是正确的，才代表真理，所以要求他人无条件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任何偏离其意志的行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都必须予以否定，任何质疑其权威（其实未必有什么权威）和正确性的人都被视为敌意而必须置之死地。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郑振铎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很少与人交往和沟通，所以也会受到一些朋友的误解和误会，进而遭骂。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没想到居然受到了他曾经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执教时的学生吴世昌的全盘否定。吴世昌说郑振铎倾注心血所作的这本书“连‘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价值也没有’”“甚至蛮横地教训郑振铎根本就不配写这样的书”（第309页）对于吴世昌的欺师灭祖的行为，陈子展教授仗义执言，予以批评。但是，吴世昌非但没有认错道歉，反而变本加厉，居然无中生有：“据说是请某教授代作的”（第310页）。对于学生的这种肆无忌惮地无礼行为，郑振铎不仅没有计较，反而以德报怨，表现出“忍辱负重”（第310页），继续关怀和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吴世昌的侮辱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郑振铎造成大的伤害，他完全可以在忍辱负重中一笑了之。而接下来的一些人对他的攻击则无法令他轻松以对了。1935年在生活书店出版《译文丛刊》问题上，鲁迅与郑振铎产生了误会，后来便在给萧军的信中，批评生活书店和郑振铎等人是“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第333页）。鲁迅这话虽然有些重，好歹只是在私人通信中流露，很少有人知晓，所以社会影响不大，但是鲁迅与他之间的关系倒是疏远了，也一定在他的心头留下阴影。
几乎就在同时，巴金也对郑振铎表现出不满。本来，这不关郑振铎的事。原来，巴金在编辑李长之的论文时“擅改其论文，引起了争吵”（第344页），可是，“不知为什么，有人却将怨气转到他（指郑振铎——引者）的头上”（第344页）。巴金发表文章《告别的话》，航空郑振铎，其中内容也很火爆：“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第344-345页）巴金在这里暗示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以及出版《文学季刊》的生活书店，虽然欠妥，而且有点火气，但是毕竟比前面所提的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左联的那些人要稍许文明一些。问题就在巴金影射了郑振铎，就以为一定是引起郑振铎不满所致，所以将他与李长之的矛盾转移到郑振铎这里。
到了1936年，还有一些左派人士化名在《夜莺》和《作家》等刊物上发文章“诬蔑他（指郑振铎——引者）是一个独裁者”（第345页）。这是极其荒唐的，郑振铎没有担任任何官职，手里没有一兵一卒，一点权势都没有，怎么会成为独裁者？而这些左派人士为什么不去盯着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痛恨独裁是对的，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独裁者，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去轰准真正该轰的独裁者。而这个署名“叶独宰”的人只把眼睛盯着无权无势的郑振铎，不是无知，便是懦夫，因为他不敢去向真正的独裁者叫骂。这些左派人士中还有聂绀弩化名“甘奴”（很可能取自己名的谐音兼嘲讽对方“甘愿为奴”之义）指责郑振铎“无批判地翻印”（第345页）古籍与西方文学作品。还有化名“白燕”的人发文章指责郑振铎的“翻印”是为了从死人那里“赚一笔钱”（第345页）。到了这个时候，郑振铎大概已经习惯被骂了，同样没有反击，只是非常理性地写文章“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批评了那种盲目地把凡是古代的东西全都视为‘有毒’，把一切整理和翻印古书工作全都说成是‘反动’的极‘左’观点”（第347页），确实表现出谦谦君子的风范。
郑振铎尽管是谦谦君子，但是心理压力还是不小的，尤其是鲁迅对他持有看法。鲁迅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抨击他，然而在朋友之间的通信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批评他，而且说的话还是比较重的：“谛君（按，即郑振铎）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从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第353页）“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按，指雁冰）与郑（即郑振铎——引者），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第353页）“此间莲姊（按，指左联）家已散，化为傅（按，指东华）、郑（即郑振铎——引者）所主持的大家族，实则借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按，指雁冰）似亦在内。……《作家》、《译文》、《文丛》，是和《文学》不洽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啰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第353页）鲁迅说这话还比较文明，但是贬斥了郑振铎的人品，虽然出于误会，但是读到这些信件的人未必知道内情，而且也可能传到郑振铎的耳朵里，因此，郑振铎得知鲁迅之言后一定感到心情很沉重。
仔细考察郑振铎的挨骂，虽然有误解误会，也有人性的弱点，但根本拉看隐隐指向政治。而郑振铎尽管并不热衷于政治，却也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具有一定的政治情结。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也在实际上深深地影响到他的一生，尽管他在一开始不可能觉察到这一点。”（第29页）从郑振铎的几十年人生来看，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文学史研究、刊物编辑、古籍收藏等学术方面，但是他也不时关注政治，甚至与政治缠绕在一起。早在五四运动中，作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的他，了解到火烧赵家楼的情况后，“深深地为爱国运动的爆发而激奋”（第34页），并且作为就读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随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编辑《救国讲演周刊》《新社会》和《人道》等刊物的创办与编辑，并且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宣传受到苏俄思想理论影响的政治主张。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写诗明志，表达他“热烈地向往苏维埃俄国那红光照耀的地方”（第52页）。这就是说，年轻的郑振铎与当时许许多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完全听信政治宣传，将苏俄的一切都理想化，从而失去对苏俄现实及其理论的科学客观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作基础，郑振铎才“与中国的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第54页），并且“可能最早参加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55页）。郑振铎当时怀着改造现实，建设民主与独立的国家的美好愿望是很可贵的，其拳拳爱国之心也殷殷可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他所崇拜的苏俄及其理论都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假象，其后隐藏着的问题却很少为人注意，即使有少数人指出苏俄的弊端，郑振铎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并且认为是敌人的诬蔑。于是，苏俄在郑振铎等人眼里就是真理的化身，谁都不能质疑，进而形成捍卫真理的思维，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听不进去。由这种捍卫真理思维延伸开来就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正，表现出狂妄自尊，因而走向独裁和专制。一旦有人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出现差异，那就毫无妥协地炮轰攻击，即使是自己阵营里的人也毫不客气。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郑振铎所挨的大多是来自自己阵营的辱骂。当他不予理睬人们的叫骂时，他也大概不会思考那些人为什么骂他的问题。
另一方面，革命阵营的里人大多比较急功近利，匆匆忙忙读几本革命理论书籍，实际上忙于斗争，根本没有很好地读书和思考，所以他们所掌握的往往不过是理论的皮毛，是不知经过几手贩卖的比较时髦的革命词语。就靠这点可怜的知识，怎么能够同别人说理？又怎么能够说服别人呢？既然说服不了别人，那就只能比嗓门，靠骂人，造成某种气势去压倒对方。而且，由于读书不够，人格修养也显得不足，于是以骂代争，代论，骂起来口不择言，甚至粗话连篇，满嘴污秽，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辱骂确实有激愤不平的成分，但是根本来说还是修养低劣。然而，奇怪的是，这种辱骂还挺有市场。鲁迅当年写过文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是他老人家一不小心就痛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郑振铎大多是被人骂，但是他有时也未能免俗，尤其是在他投入政治的时候。1945年，抗战刚刚取得胜利，郑振铎就站在中共立场上写了篇文章《锄奸论》。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向来不喜欢打‘落水狗’。但关于‘奸’‘伪’一类的东西，却不仅仅是‘狗’有许多至今也不曾‘落水’‘遭祸’，还是趾高气扬，行若无事；甚者，摇身一变。俨然以‘志士’的姿势出现，粉墨登场，抱笏彰身。他们不配作‘狗’。狗还有些狗气；不疯，不咬人；主人穷了，还恋恋地不忍舍去。他们是什么东西，简直想说不出一种适当名词来譬喻之。他们是为虎作前驱的‘伥’；他们是蝗虫；他们是‘野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乘着整个民族在苦难中的机会而反做着升官发财的勾当。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什么叫‘民族’，什么叫‘国家’。什么叫‘联创’，什么叫‘人格’；这一切与他们无缘。他们只知道个人的享受。‘荒淫与无耻’便是他们的全部的功业。……”（第473页）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上这一段长长的文字，就是让读者看到郑振铎有时候也会不可避免地骂上几句。有朋友可能会说，郑振铎骂的是汉奸，而汉奸勾结外来侵略者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就不该骂吗？汉奸确实有罪，必须受到惩罚，然而对汉奸的惩罚必须按法律来处置，痛骂固然可以解恨，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侮辱人格的做法也不可取。况且，郑振铎这里究竟是不是真的骂汉奸，也很难说。
郑振铎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令人敬重的作家，但是在某些时候也会做些欠妥当的事情。抗战胜利后，郑振铎与他的朋友们创办了《民主》杂志，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这是他的民主权利。问题在于他在发刊词中没有说真话，撒了谎。他声称：“该刊是一个‘无党无派’，‘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的刊物。”（第475页）实际上，该刊是受中共支持的。或许在郑振铎看来，为了一个高尚的目标，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说点谎是革命的需要，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是很不合适的。谎言就是谎言，具有欺骗的性质。人，只要撒谎，骗人，无论说的多漂亮，无论目的多么崇高，都是伦理沉沦的表现。而且，人一旦开了这个头，就会刹不住车，从而形成了习惯。最初可能是对敌人撒谎，随后习惯于撒谎，也就可能对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结果只能是失去信用。说假话同骂人一样，不符合郑振铎做人的准则。
如果说1949年之前郑振铎挨骂。言辞虽然比较激烈，而且不时出现污言秽语，但是他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或者一笑了之，然而到了1949年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在1949年之前，骂他的人基本上只代表个人，如今问题严重了，所有的责骂不仅代表着组织，代表权力，而且还与他的奋斗目标与人生理想相联系——性质不同了。自从电影《武训传》“讨论”以来。中国文艺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批判运动。而这些批判重要的不在辱骂，而在于政治上的全面否定与被全面孤立。1958年3月，中央各机关搞起了“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郑振铎所在的考古所就有人贴出了一万七千多张大字报，有些意见涉及到他，尽管如此，他还得表态表示支持，因为这是上面布置并发出号召搞的。不过，这些大字报只不过是他挨批的前奏。接下来，他由于购买和整理古籍，被贴上了“厚古薄今”（第639页）的标签。再就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一班瞿秋白研究会”发表一万三千字的长文，对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俗文学史》展开批判，指责该著是“一堆混乱的资料”，“大量贩卖胡适那套货色面，对我国民间文学进行了极大的歪曲和诬蔑”（第646页），斥责他“站在封建士大夫与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形式主义出发，把大量统治阶级的作品混进民间文学，并大加捧场。……”（第646页）这种批判虽然没有污言秽语，但是火药味十分浓烈。随后接踵而来的批判基本上都是给他扣上各种帽子，到最后直接提出要拔掉他“这面白色大旗”（第647页）。“这面白色大旗”虽然没有胡风“反革命集团”与右派分子那么严重，但是给他造成了精神压力还是不小的。9月24日，有关方面在茅盾家为他举行了一场批判会。到会对他进行批判的有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党组书记、部长助理、国家文物局的正副局长等等。会场上的郑振铎对于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发言，不仅不能作半点申辩，而且还得毕恭毕敬地“认真地、恳挚地”（第648页）记下来，表示完全接受。
就在拔白旗运动向着高潮推进的时候，郑振铎被派出国访问，不幸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失事，他遇难了。但在这不幸中却又有点幸运——他解脱了。如果他活着回国，等着他的肯定是进一步的整肃；如果活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凌辱。吴晗、老舍、赵树理等人的悲剧也会在他身上上演。另外，还有点遗憾的是，他没有活到“文革”结束。如果他能活到新时期，他或许会对自己挨骂和骂人进行深入地反思和检讨。但是，历史无法按假设重来，现在思索的重任应该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2020年4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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