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醒悟
在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牺牲于敌人刑场后来在“文革”中又遭受批判的人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瞿秋白之所以遭此厄运，主要原因就是他在牺牲前写了1篇引起很大争议的《多余的话》。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写道：“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很显然，瞿秋白的意思是说他作为一个书生意气浓厚的知识分子不曾想到竟然被历史推到了领导人的岗位上，而这一“推”却由于自己的无力胜任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瞿秋白的这段话既包含着他的谦虚，同时也表达了他真诚的内疚和被“误会”的苦闷。如果联系这几十年的中共党史，人们还可以从中读出这样的感慨：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是不宜担负起最高领导人重任的。如果被勉强地推到这个岗位上，则注定是十分尴尬的。
书生闹革命
单从瞿秋白的照片来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介书生：清瘦的脸颊上架一副圆框眼镜，眉宇间自然地流露出江南才子的清秀之气。事实上，瞿秋白确实是一个书生。他的家乡常州就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他的曾祖父中过举人，祖父担任过文案，他的父亲虽说缺点不少，却颇具艺术气质，喜欢绘画，而且“用笔、意境都还不俗，得到时人的好评”（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瞿秋白的母亲文学修养极深，不仅能做诗填词，而且能写出一手好字。瞿秋白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固然有他自己的勤奋努力，自然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最终在五四时代的暴风骤雨的激荡和东西方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共同作用下，瞿秋白终于成长为一个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知识分子。
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瞿秋白出生于一个民族危难，国家衰弱的时代，而且在涌进国门的纷繁复杂的西方文化中包蕴着相当活跃的政治因素，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忧国忧民的文化氛围中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出于美好的愿望，都希望通过引进并实施一种政治理论来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自己的祖国富强繁荣起来。谁想到这种美好的愿望与现实相比悬殊越大，那么它就显得越强烈，而愿望越强烈，就越使其乌托邦色彩越浓厚，以至在追求美好理想和试图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越容易崇拜自己抓到的某种改造社会的政治理论，从而忘记了对于所持政治理论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科学理性的分析，失去了对于事物的某种分辨和鉴别的能力。正当风华正茂的瞿秋白本来打算报考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可是他却没有在北大读书的经济条件，只好进入当时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读书，这使他更多地接触到俄罗斯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爆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让人们相信通过暴力革命可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据说劳动人民可以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就以巨大的榜样力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瞿秋白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他与当时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样寄希望于苏俄，从而希望中国通过走俄罗斯的革命道路进而走向繁荣富强，于是，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旨在改造社会、振兴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去。
从这个革命理想出发，瞿秋白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苏俄，他要亲自考察这块革命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古老的土地。1921年初，瞿秋白经哈尔滨来到俄罗斯的赤塔，后来又从赤塔来到了被称为“赤色的都城”的莫斯科，漫游那里的文化天地，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作实地考察。对于这位来自东方的敬仰者的考察，俄罗斯方面作了妥善的安排，确实让瞿秋白看到和听到了不少的东西，但正是这妥善的安排，使考察者在不知不觉中按照安排者的某种设想或需要去了解现实，从而避开了安排者所不愿让人看到的某些东西。尽管如此，瞿秋白还是看到了俄罗斯革命以后存在的极大的经济困难和某些社会矛盾，当然这些社会矛盾都已经被纳入到阶级矛盾之中。勤于思考的瞿秋白尽管看到了这里文化教育改革的缓慢，但是他把这归咎于战乱频繁和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与此同时，他从苏俄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取得的可喜进步，进而肯定了苏俄政权，将1921年发生了水兵暴动，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称为“革命的反动”，而没能发现苏俄政权的某些问题；对于1921年东俄发生严重旱灾造成大面积饥荒，国内的资产阶级组织的“无党的赈灾会”的诚意表示怀疑，赞同苏联政府解散这个组织，逮捕其中的阴谋分子的做法；对于革命后俄国存在的阴暗面竟然表示可以理解；将正常的宗教活动视为迷信；……戴上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于事物的判断难免不出现某种偏差。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出现这些偏差，而在于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向苏联学习的心理，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理论，将这些问题的成因归结为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农民的守旧特性和封建遗毒，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从苏维埃政权自身的体制上去寻找原因，他也因此而误会了历史。
正是由于瞿秋白所持的阶级立场，他在苏俄受到了欢迎和礼遇。1921年9月，他被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从而将他推上了政治之船。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瞿秋白只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职业的革命家。因而，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对于现实社会的看法也都是努力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来思考和分析，他把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用他的如椽之笔写成许多杰出的文章，从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作家。可是，政治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激进的不健全的政治力量更是一场激烈的风暴，除了极个别的政治巨人之外，一个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他都往往身不由己，不能自主。加入了政治组织，固然是出于坚定的信仰，但是现实与理想总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且不说像田汉、胡风、丁玲、艾青、王实味这些作家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当政者的要求而受到迫害，就是像瞿秋白这样进入了政治组织领导层的人物，也不免感到委屈和苦闷。这不仅因为党内的同志在思想认识和方针路线上时常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且在党内还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甚至残酷血腥地整人。在现代的政党内部，思想认识和路线方针上时常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并不奇怪，本来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大家都有权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再通过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求同存异，制定最佳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即使在中共最高领导层，大家也不能做到平等地交流和对话，陈独秀在党内依靠自己的地位和资格建立起家长制，搞起了一言堂，总是自以为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致使持不同意见的瞿秋白等人受到了压抑，时常感到心情沉重。
“历史的误会”
更严重的是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中共没有在党内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机制，不能尊重不同的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来自民主的授予，而是通过内部的派系斗争来获取，而且领导人的权力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制约和监督以至极度膨胀，做起了土皇帝，因而这种斗争常常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地步。早在20年代中期，有个叫陈绍禹的青年在莫斯科凭着自己一口流畅的俄语，处事圆滑，善于辞令，深受米夫的赏识，充当了米夫的译员，于是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如果这在一般基层，或许可以通过组织活动来解决他的毛病。但是，米夫并不是一般的小人物，他不仅担任着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而且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斯大林的红人，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权力软硬兼施将陈绍禹作为领导人强加给中共。而陈绍禹并不具备领导人的基本素质，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根本谈不上威信，而是十分孤立，为了打击和压制那些没有支持他的人，他便伙同一些人捏造谣言，声称中山大学里存在着一个“江浙同乡会”小组织，并且给他们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再利用苏共内部同样存在的派系权力斗争，残酷将其镇压，导致不少中国青年学生被逮捕或开除，还有一些学生忍受不了党内“同志”的迫害而自杀。尽管后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否定了这个所谓反动组织的存在。问题虽然查清了，但是陈绍禹等人并没有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联共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甚至默认的态度，这才使他与康生等人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掀起整人的狂潮，肆无忌惮地迫害党内所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然而更为荒唐的是，就这样思想品质的一个人居然得到了莫斯科的极大信任，进而被推给中共任最高领导人，总揽中共最高权力，怎么能不给中共带来巨大的灾难！
随着陈绍禹等人在中共党内崛起，瞿秋白不仅在党内很快受到了排挤，而且他的头上被扣上了各种“右倾”的或“左倾”错误的帽子，同时党内许多同志因善于见风使舵或者缺乏主见，纷纷倒向陈绍禹等人一边，这就令瞿秋白感到非常孤独。在这种情况，为了维护党内团结，瞿秋白就像数十年后的周恩来等人一样，不得不忍辱负重，甚至对一些问题违心表态，或者违心地作检查，检讨自己的所谓的“错误”。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党内需要依靠说违心话过日子，那么即使不是整个党出了问题，至少是这个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出了严重的问题。到了这个地步，党的最高领导人不犯错误才怪呢！党内的一些同志不遭殃才怪呢！在这种错误的政治体制之下，党内的舆论极易形成“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局面，这就是说，凡是在台上执掌大权的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永远的英明伟大；凡是被斗倒的失败者都是“错误”的，而且总要被批倒批臭，声名扫地。此时，权力远远压倒了逻辑，所有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和坚持对事物作出理性判断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将变得不合时宜和不识时务，似乎成为强大的权力面前的“挡车的螳臂”，其结果很可能被权力碾得粉碎。
1930年春，米夫宣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等人到他的办公室，板起脸孔，向他们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重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指责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代表团支持了派别活动，没有与所谓的托派进行有力的斗争。于是，瞿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他的妻子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的太上皇式的工作作风而受到了严重的处分。身处矛盾漩涡的瞿秋白可能看出了问题所在，但是他没有地方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苦闷。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瞿秋白加倍地刻苦努力为他的政治信仰而工作。
回国以后，由于陈独秀因国共分裂而导致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因推行激进的政治路线而遭到许多人的抵制，政治地位正摇摇欲坠，新的政治势力在党内一时还没有崛起，瞿秋白因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被推到了中共的领导地位，与周恩来等人一道领导和主持中央工作。瞿秋白虽然在党内成为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因为他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实在不精于权谋权术，不善于处理党内各种矛盾斗争，更不善于掌握权力和巩固权力，所以，他刚上台不久，席不暇暖，就被王明所取代。和前前后后的许多领导人一样，仅仅下台并未了事，上了台的往往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对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穷追猛打。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李立三去了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替罪羊，被撤消了政治局委员职务，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第363页）。面对着打击和迫害，瞿秋白以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型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忍辱负重，忍羞含垢，在欲辩不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承认并不属于他的“错误”。瞿秋白不仅在政治上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而且在经济生活方面同样受到了严厉的制裁。王明等人竟然滥用权力，克扣瞿秋白的生活补助，将其置于十分贫困的境地，真是将党内的所谓“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往死路上逼。然而，瞿秋白“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第367页）自己的委屈。他尽管病得很重，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休息，而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他试图以自己的实际工作业绩向党内同志表明他即使蒙受冤屈，仍然对党忠心耿耿，自己还是党的人，至于别人是否承认，他管不了那么多，他还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承认他的赤胆忠心，历史会还他以清白的。这就像古代受到诬陷和迫害的忠臣一样，相信总有一天皇上会了解到自己的忠诚并且为自己平反昭雪。只不过瞿秋白相信的不是封建皇帝，而是历史，而是人民。
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瞿秋白来到左翼文化人士中间，大有回归的感觉，他的工作也如鱼得水，特别是与鲁迅、冯雪峰、茅盾、夏衍等人相处，关系是那样的融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质上作为知识分子的瞿秋白现在回到了知识分子的中间，彼此相互尊重，考虑问题也都习惯于从事实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推进展开，虽说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大多可以在理性的轨道上加以解决，除了那些戴着知识分子面具的假文人和蜕化为政客与党棍的御用文人之外，知识分子还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而且彼此之间更容易交流思想和看法。在与左翼文化人士的相处中，瞿秋白最感到幸福的是与鲁迅的成功合作。1932年，瞿秋白第一次与鲁迅见面，彼此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交谈十分投机。随后他们两家常来常往，关系非常密切。这年冬天，瞿秋白夫妇因为遭到叛徒的盯梢和跟踪转移到了鲁迅家里避难。避难期间，瞿秋白与鲁迅两家人相处非常融洽，鲁迅与瞿秋白相互引为知己。第2年春天，瞿秋白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由鲁迅许可用其笔名发表，其中有些文章是在与鲁迅漫谈后写成的。因而，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显然融入了鲁迅的某些思想和智慧。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一段难得的文坛佳话。
就在瞿秋白在上海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如鱼得水地开展工作并且取得了巨大成绩之际，瞿秋白接到了组织上的指示。这个指示要他离开上海到苏区去担任人民教育委员。苏区的教育工作虽然不能说就不重要，但是调一个人的工作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发挥其特长，让他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工作。让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区搞教育工作并不能最有效地发挥他的作用。可是组织上为什么这样做？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瞿秋白没有迟疑，坚决地奔赴苏区。临行前，瞿秋白似乎产生了某种预感，胸中涌起一股无法排遣的渴望和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和茅盾等人辞行，并分别与他们作一次长谈。在与鲁迅告别的那天，他没有回去，在那里住了一天，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
遭受批判
就在瞿秋白在上海以他那支犀利的笔与反动势力作战之时，一支利箭却从背后向他射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却于1933年秋作出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竟然将批判瞿秋白的斗争作为白区地下党完成反“围剿”各项任务的前提，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严重地折磨着瞿秋白，对他精神上的伤害和打击是无法言说的。
来到苏区的瞿秋白还是认真而默默地工作，只是在战争的环境里，他所做的教育工作很难立即见效。但他做得十分努力。不久，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很可能由于他的身患重病，瞿秋白没有跟随大部队长征而是被留了下来。1935年2月底，瞿秋白被捕。在威逼利诱失败之后，国民党决定将他处决。临刑前夕，瞿秋白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检讨了自己的个性，审视了自己的身份和作为，终于对人生有了大彻大悟，于是写下了他的绝命书《多余的话》。在这篇文章中，他觉得应该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将自己的感悟说出来，让世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没有被歪曲和遮蔽的背后真实的他。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反省中，瞿秋白觉得自己的本质还是一个“文人”，实在不具备担任“领袖”的资质，可是自己却被推上了领导岗位，继而被认定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然而，“历史误会”并没有因为他的英勇就义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文革”中他还遭到了批判，因为当政者并没有将他当作一个“文人”看待，仍然把他当作政治上的反对者予以清算。这就注定了瞿秋白长期成为政治泛化时代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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