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孟祥才在他的《梁启超评传》（中华书局2012年11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中称梁启超为“宪政迷”（第219页），是很准确的。不过，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梁启超不是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他与康有为搞戊戌维新，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我读中学时的认识。后来虽然对梁启超有了一些了解，但仍然非常有限，也十分肤浅。最近读了孟祥才的《梁启超评传》，禁不住对他肃然起敬。
“梁启超一生都大念宪政经，仿佛这位尊神一旦降临人间，一切战乱和纷扰都会云消雨散，和平欣悦之光就会永远普照大地。”（第224页）孟祥才这段带有讥讽语气的话，虽然未必完全准确（梁启超决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宪政的），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实情的。根据孟祥才的这本传记的叙述，传主在了解和认识到宪政之后，不仅一直主张立宪，而且不断为此而努力而奋斗。这在中华民族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他对宪政的痴迷着实令人感动。
梁启超虽然出身于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第3页），而且在幼小时接受的基本是传统文化教育，读些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学习并作八股文，但是他却很快成为戊戌维新的一名主将。这主要是由这样几个因素促成的：首先，出生于1873年的他到了青少年时期目睹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家的衰弱和社会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满清政府不得不开放门户，清廷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的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技术的落后，于是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之下，清政府被迫开放门户，与外界通商，进而对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梁启超的家乡广东省新会县，距被英国占据的香港很近，近在咫尺的香港所传来的外来文化对梁启超的耳濡目染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梁启超的家距康有为的家也很近，只有大约一百华里的距离。当然，空间距离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键是后来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学生，不能不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再次，梁启超与许多大师一样，少年得志。梁启超8岁学做八股文，仅过1年，他就能够写出“洋洋千言”（第5页）的八股文。9岁时就应童子试，11岁时考中秀才，补了博士弟子员，16岁在乡试中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第10页）。因此，梁启超被誉为“神童”（第6页）。梁启超的早慧固然不能算是他成为从维新派的得力干将到宪政之迷的根本条件，但是说是基本条件还是不错的。正是由于他的早慧，才使他可能成长为一位近代杰出的思想家，进而能够以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目光看出中国现实问题的所在，从而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开具药方。
1890年，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失败，回来后便到康有为门下求学。康有为年青时与梁启超一样，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一心一意走封建士子们的科举老路”（第9页），但是后来他深受今文经学家朱次琦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随后的乡试中失败，于是他改变了原先的思想路径，“决心抛弃乾嘉之学，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探索祖国前进的历史道路，成为近代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第10页）。1888年，康有为再次到北京应顺天乡试，又遭失败。于是他走了另一条人生路径：给皇帝上书，提出变法主张。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的长兴里设立万木草堂，将其建成培养维新骨干的重要基地。梁启超在康有为的门下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而且还积极协助康有为从事著述活动，进而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第17页）。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成为维新的骨干，到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时，他竟与老师并称为“康梁”。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满清政府大败，并且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整个中国蒙受极大的屈辱。出于知识分子的爱国义愤，康有为与梁启超于1895年春天在北京发起了“公车上书”，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同时，他们还向皇帝上书，表达民间的反对意见。但是，康梁的上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甚至他们的上书都没有递送到皇帝的手中。从当时的情况看，康梁等人的上书没有触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他们能够对老祖宗的法规提出改正意见，仍然是十分可贵的，而且，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也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一开始就全面否定当时的政治体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且不说引起朝廷的残酷镇压，就是在民间也不会得到理解和响应，人们的思想意识根本转不过弯来，所以遇到的阻力同样极大。因而，要求“触动封建专制本身”（第25页）肯定不切实际。况且，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是在封建专制中长大的，他们所受的教育也都是封建专制的东西，他们虽然多少接触到外界的某些讯息和一些开明之士，但是要求他们一下子完全转变观念，彻底认清封建专制的本质，同样也是纸上谈兵。就康有为、梁启超的行为来说，仍然十分可贵。更可贵的是，他们具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公车上书”失败后，仍然坚持维新途径的探索，建立维新思想理论，而且不遗余力地坚持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成为“维新变法的卓越宣传家”（第27页）。
康梁的变法理论，突出的是“变”字，而这“变”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重工商，兴经济，从而使国家逐步走向近代化，而且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推动社会进步。不过，梁启超的“中国民智低下，决不能走革命的道路”观点是传记作者孟祥才所不能认可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开始吸纳了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其中的民权思想尤为重要，在梁启超这里虽然没有形成与皇权专制思想的抗争，却也看出他对普通民众权利的重视，当然，梁启超将其与儒家文化融合起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质素，值得肯定，应予赞赏。只是他的这种融合是否有效还需要探讨和研究。
在康梁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光绪皇帝于戊戌年间发起了变法运动。无奈皇帝受制于人，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则逃往日本避难。到了日本，梁启超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仍然保持昂扬的斗志。他将自己的逃亡视为“留得青山，等待时机”（第55页）。不过，在梁启超继续探索维新改革的道路中，他同章太炎等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偏差。“他把日本赞誉为‘君子’，对老沙皇则痛骂为豺狼，表现了他一贯的联日制俄的思想”（第55页）。如果在甲午战争之前，对日本怀有好感，尚可理解。到了甲午战争之后，还持有这种想法则匪夷所思。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逼迫中国割地赔款，应为民族之恨，不应忘却。这时再提“联日制俄”实在荒唐。沙俄是强盗，日本同样是，哪有拉一强盗对付另一强盗的道理！或许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看来，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而沙俄则不同，于是就有了双重标准。不过，稍许了解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学生到欧美和日本留学的不少，到俄罗斯留学的则寥寥无几，而且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都在日本待过，就连一些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也有不少在日本逗留过一段时间，并且将日本的革命理论带回中国。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怎么都绕不过日本，而且这部历史并不都是对日仇恨，其中不少人与日本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拜日为师，有的受到日本庇护，有的得到日本的支持，有的在日本积蓄力量，还有的在日本避难，……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仍然有像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日本保持一定的联系。这样看来，梁启超的“联日抗俄”并非他一人的主张，就是后来日本在中国东北与沙俄发生争战，可能也与当时中国政府的“联日制俄”政策有关，而且这个政策并没有受到普遍而激烈的反对,日本在中国东北驻军直到“九·一八”事变才激起强烈的反应，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似乎也没人提出质疑。所以，梁启超的这种主张需要作认真细致的研究。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满清政府的顽固抵制和拒绝变法改良，进而导致革命风起云涌。孙中山多次领导志士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试图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腐朽而顽固的清王朝。对于上个世纪之初的革命，梁启超持的是反对意见，他借翻译日本小说《佳人奇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是革命绝对的坏：革命必然引起内战，内战必然造成破坏。结果是战乱不已，民生涂炭，造成亡国之祸。二是改良主义绝对的好：和平的不流血改良是最理想的斗争手段，君主立宪是最理想的‘国体’，明治维新是光辉榜样。”（第58页）梁启超的观点是有道理，而且具有人道主义情怀，他看到了革命的破坏性和民众遭殃这些副作用。对于革命有可能带来历史的循环，产生新的专制，他还没有认识，更没看到中国两三千年来的专制与强烈的皇权意识所产生的奴性、保守性和顽固性的空前强盛，从而使他所勾画的社会进步的路线图缺乏可行性，同时也令他的思想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中国社会必须走出皇权专制的怪圈，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进步必须靠改良来实现。这就像给病入膏肓的人治病，只是用温和的药已经无法收到应有的治疗效果。对于中国来说，清王朝已经无药可救，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搞君主立宪，虽然用心良苦，但根本无济于事。然而，暴力革命就能够解决问题吗？暴力革命确实可以推翻满清王朝，对专制者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问题是已经习惯了专制的国民能够独立成社会的公民吗？习惯于弄权和无法无天的政客们能够接受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吗？因而，在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之后，如何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也是梁启超认识的一个盲区。
孟祥才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思想渐趋保守，而且还与革命党人耍起了“虚与委蛇的两面派手法”，并且由改良派沦落为保皇派。孟祥才的这种看法固然有其史料依据（本人不善考证，不能判断其准确性），但是其根本出发点还在于他衡量事物的尺度是革命，也就是说他不是站在史家的角度评判历史，而是站在历史中的革命派一边来发表意见，因而他对梁启超的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的局限。既然梁启超没有同孙中山合作，没有参加到革命的阵营里来，既然他对革命提出质疑，并且反对革命，那么他就是反动的，他的人品也就成了问题，或许这就是孟祥才这部传记的叙事逻辑，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孟祥才对梁启超的评价也就越低，无论是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还是学术研究，在孟祥才眼里都有很大的局限。不过，据我看来，梁启超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都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历史，无论是做官，还是到处奔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抑或学术研究，他都痴迷于宪政，可以说他是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宪政，至于结果，那也不是他个人能够左右的，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梁启超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军阀，更不是革命者，手里的资源极其有限，要推动宪政，不得不借力，这就不得不用点心计，利用某种力量，然而他的这点心机却违背了诚信，影响了自己的信用，因而使自己的信誉受损。他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到檀香山活动，并没有按照承诺的去做，“把革命党的地盘变成了保皇党的地盘”（第63页）。这不仅是使孙中山非常气愤，“痛斥他失信”（第63页），而且还背上了“极为圆滑、极善耍弄两面派手法”（第63页）的骂名。
“戊戌政变对维新派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和平改良的道路破产了，但他们又不愿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于是，部分人就把他们维新的理想寄希望于一次突发的‘武装勤王’。”（第63-64页）。梁启超就是这“部分人”之一。这是梁启超的一大矛盾，一方面他反对暴力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所希望的“武装勤王”，又不得不依靠暴力。矛盾的背后表现出他的无奈。不过，“武装勤王”的暴力与革命的暴力在规模上无法相比，所造成的社会破坏与动荡也有天壤之别。在梁启超看来，这或许是实现他的立宪理想的所需付出的最小代价。然而，仅凭这小股的武装去勤王，即使勤王成功，又怎能保证人们都听从这个懦弱皇帝的号令！更何况通过一个皇帝去推行宪政，本身就落入了专制的误区，因为要想国民完全听从皇帝的号令，就必须树立起皇帝的绝对权威，而树立起个人的绝对权威，就必然建立起新的专制。或许梁启超看到的是英国和日本君主立宪制的成功，但是他忽视了英国早在数百年前就已通过大宪章运动，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国王成为国家的象征而没有行政权。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天皇的权力也日渐受到了削弱。在中国，光绪皇帝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他只是个傀儡，也不是国家的象征，是权力争斗中的失败者。他的权力不是受到国会制约的问题，而是本来就没有掌握到权力。因而，梁启超等人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实在是一大失误，是病急乱投医之举。
1900年前后，梁启超身居日本，仍然关心国家的命运，一度大谈特谈“革命”、“破坏”、“自由”、“民权”（第68页）。他所谈论的这些东西，既有“自由”和“民权”这些他一贯的主张，又有了对“革命”的认同，给人感觉他的思想转移到革命方面来，至少是“倾向革命”（第68页）。不过，孟祥才则认为这是“表面现象”（第68页），而这“表面现象”的背后则是保皇。梁启超保皇确实十分荒唐，但是他从现实出发，看到了民众的“能力低下”（第69页），“不知道‘申民权’”（第69页）。然而，哪怕是再开明的封建皇帝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更何况是懦弱无能，而且没有实权的皇帝。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组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通过政党扩大影响；其次是通过办报、出版与集会等形式展开启蒙，正像他所践行的小说界革命，借抬高小说的地位并以小说的形式宣传政治主张，让民众在启蒙中转变思想观念，进而渐渐地实行社会变革。这就需要耐心，做细致的工作，任何急躁情绪和偏激行为都于事无补，都可能适得其反。然而，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探路者普遍怀有严重的焦虑，在焦躁情绪的影响下，很难静下心来理性地探索通向现代国家的路径。梁启超虽然与康有为等人组建了保皇会，虽然也办报，撰写文章大力宣传自己的立宪思想，然而由于他没有认清形势，死守光绪皇帝这一棵朽树，也就将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他的许多主张很少为人们理解、接受，也就很难得到应有的拥护、支持和响应，显得形单影只，十分孤立。
尽管如此，梁启超的围绕着宪政所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还是值得研究的，其中包含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首先，且不说他对暴力革命的否定，就中国人的民性来说，他看得很准。中国民众“民智低下”（第82页），“独无可以为一国民之资格”（第82页）“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第82-83页）“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虽有贤君相，无以善其后也。”（第83页）“中国人都是自愿做奴隶，乐于做奴隶，并且还能够从奴隶生活中找到无限的快乐。”（第84页）……梁启超的这些话虽然十分刺耳，在一些人看来不也道出了实情！经过两三千的专制和愚民政策的统治，中国的国民素质确实十分低下，因而，在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先驱们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同时，鲁迅认为中国人大体上分为两类：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很可能继承了梁启超这一思想。其次，梁启超赞扬欧美一些国家的共和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主张“开明专制”。“开明专制”在本质上是专制，但比起中国现实的专制要宽松一些。梁启超的这个主张可能不为许多人认可。但是，作为历史转型的一个过渡或许有点作用，好处是可以减少社会在转型时的震荡，坏处是容易被人利用复辟独裁专制，从而与初衷相背离。况且，要准确把握“开明”与“专制”的度是很困难的，而且由谁来衡量和监督这个度，也是成问题的。
梁启超在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还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他认为应该“承认土地私有，奖励私有，化公为私，把国家现在掌握的公有土地，作价卖给私人。”（第95页）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尤其在农业国家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因而一直是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有土地都是皇家的，皇帝可以将土地分封给各地诸侯。然而要建立现代国家，围绕着土地问题，主要争论的是土地国（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梁启超所持的私有论，在维护公有制的时代显然是受到否定和批判的。不过，梁启超的土地观还是值得研究的，他首先是要将土地从皇家那里转到普通的国民这里，其次他鼓励土地买卖，从而使土地流转起来。梁启超的土地观的背后隐含着对私有财产的肯定和尊重，对市场经济的呼唤，体现了人类的文明进步。可惜的是，理解、拥护和支持他的人很少，误解、曲解和反对他的人很多，就是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1901年，满清王朝大概感觉到严重的危机，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搞些改革，试图苟延残喘，居然也实行变法维新，由三年前的镇压和屠杀维新派的凶手摇身一变为维新面孔。他们竟然发布了立宪的诏令。然而，此时，革命正风起云涌，步步近逼。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立宪）？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问题不在于谁是谁非，而在于梁启超对清廷的所谓维新信以为真，所以情不自禁地要为其辩护。不过，梁启超所担忧的“革命接革命。永无休止。流血复流血，国无宁日”（第93页），后来都变成了现实。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先有袁世凯篡权搞复辟，后有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又有军阀混战，既而国共厮杀，即使到了1949年之后，还有镇压“反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最高领袖甚至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整个20世纪，由于各种“革命”而死伤的中国人过亿，国家确实没有“宁日”之时。说到底，革命只是有条件的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代表社会进步。然而，革命以其狂飙式的运动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砸烂旧制度的时候确实令人欢欣鼓舞，问题是旧制度砸烂了，建立的新的制度未必与旧的制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梁启超当年的担忧不能不说具有某种预见性。
清廷的立宪到底是真心诚意还是虚与委蛇？历史学家们会给出答案。清廷搞立宪，梁启超是信以为真的，这当然符合他寄希望明君的心态，同时也反映出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可能出现的偏执。所以，当清廷颁布诏书表示立宪，梁启超当然“欣喜若狂”（第103页），似乎理想在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或许，梁启超被某些表象所迷惑，就在清廷派人去欧洲取立宪之经，并且颁布立宪诏令之时，汉族地方一些实力派官僚也“高喊立宪”（第102页），给人的感觉立宪已成气候，所以梁启超从这里看到了宪政的一丝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走上宪政之路也未尝不可。然而，他没有冷静地观察这些现象背后究竟有多少真诚，又有多少心机和盘算！于是，梁启超“变得踌躇满志，活跃非凡了”（第103页）。他和他的同道们都觉得“自己大显身手的时代终于到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君主立宪，舍我其谁，尔今不动，后悔莫及。”（第103页）兴奋之下，梁启超筹措组建了“政闻社”，并且发表宣言，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曰厘定法律，巩固司法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之权利。”（第104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还是现代型的，突出的是三权分立（显得有些模糊）和联邦制，削弱中央的权力，确实了不起。至于能否行得通还是成问题的。且不说清廷内部并非完全赞成，最主要的是遭到革命派的完全拒绝。革命派认为：“这是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论战不利的形势下使出的破坏革命的新花招。”（第105页）“会转移革命目标，消蚀革命人民斗志”（第105页）于是，在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成立的大会上，以张继为首的革命党人居然率领400余人“举起手杖，冲向讲台”，“手杖齐挥，喊打声四起”（第105页），依靠暴力捣乱，实属下三烂。尽管如此，梁启超的立宪决心“丝毫也动摇不了”（第106页），会后便积极开展活动“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之间，几于日无暇晷。”（第106页）只是，立宪派人士的积极活动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响应和支持，反而受到了怀疑。清廷实在是顽固不化，居然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严令在京师开会请愿，并且“发出了取缔政闻社的信号”（第108页）政闻社虽然很快就偃旗息鼓，然而梁启超并没有气馁，他仍然四处奔走，加强宣传。在他的影响下，国内各种名号的立宪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而且其次成为他们“实际上的领袖”（第109页）。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政局发生动荡。梁启超以为新的机遇到来，于是再次发力，致信朝廷推动立宪，希望得到清王朝肯定和垂青。他没有料到，新的权力继承者载沣根本没有接纳，这使梁启超遇到了“冷若冰霜的面孔”（第112页）。但是，梁启超虽有点心灰意冷，却也没有打退堂鼓，没有“因此而产生束手不干的意思”（第112页），颇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到了1909年，梁启超“负起了既秘密又公开地指导立宪运动的责任”（第113页）。然而，就在梁启超紧锣密鼓地推进宪政之际，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很快就土崩瓦解。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其思想理念建立起现代国家。新的国家建立的是共和制，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与梁启超的有相当大的重合，但是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真心诚意地赞同现代国家体制的人不多，虽然许多人嘴上表示拥护中华民国的体制，但是内心还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有的想借自治保住自己的地盘，有的则借机将自己的触角向外延伸，还有的则伺机复辟帝制，谁都想到保住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力图摆脱外界的制约。这大概是专制向民主转型初期的普遍现象。所以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军阀林立，各自割据，国会竟成摆设。国家虽有临时约法，但是并没有踏上宪政之路，而且暴力革命留下的后患已隐约可见。在这严峻形势之下，梁启超不得不以妥协的姿态与革命党人搞好关系，或许还可圆他的宪政之梦。只可惜“历史留给改良派安排的从来就不是笔直的阳关大道，而且坎坷曲折的羊肠小径。”（第139页）或许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既没有武力，也没有地盘。”（第139页）唯一的武器就是嘴巴和笔，就是造造舆论，宣传自己的主张，提出自己的意见，而这虽然也比较热闹，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与附和，但是能有几人真心拥护和支持，并且付诸行动，就很难说了。所以，梁启超“说自己是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践家”（第159页）。一个人既要成为理论家，又要成为政治实践家，整个人类历史上大概也寥寥无几。关键是理论家如何让实践家按照自己的蓝图运作，这就需要历史机遇了。无奈梁启超没有遇到他能够接受他的理论的政治实践家，他一度看好的袁世凯实际上不过是欺骗了他，利用了他，最终迫使他走上反袁的道路。面对现实，梁启超试图通过某种妥协来实现自己的宪政之梦，结果却处处碰壁，留下了不少失败的记录，令他寒心，也令世人唏嘘。
尽管梁启超只是一介文人，提出的立宪主张与宪政理论未能付诸实施，始终停留在纸上，但是他的思想理论却为后人提供了宪政理论思考的借鉴，他的思想理论固然存在着某些缺陷，留有与现实妥协的某些印记，但是仍然不乏真知灼见。他那百折不挠的痴迷于宪政的精神也十分可贵，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必将走向宪政之路的希望。
2019年1月2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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