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6：被撕裂的何其芳

2025年11月01日 09:5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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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提出了“何其芳现象”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何其芳现象”的热烈讨论。今年年初，青年学者贺仲明出版了《何其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通过评传写作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在读了这本传记作品之后，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传主精神被残酷的撕裂，从而导致他人生中的种种悲剧。

著名诗人、学者何其芳

何其芳著作

何其芳应该是个纯粹的文学家，他的诗歌与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显然占居重要的地位；如果他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我相信他完全可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就在他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当然，说何其芳的转向“出人意料”显然是我们这些不了解何其芳人生的人的一种感觉，其实，何其芳的左转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据了解，童年的何其芳是在女性的圈子中成长的，那么女性所赋予他的更多的是阴柔的性格，从而形成他对于强者的依赖。父亲强权的阴影既使何其芳产生了叛逆和逃离的心理，又使他产生了寻求精神代父的意识。更不幸的是，何其芳在中学和大学读书阶段遭受了不小的挫折。在万县中学读书时，何其芳虽然语文成绩不错，作文也写得很漂亮，得到老师的器重，但是学校的人事环境复杂，竟然使他莫名其妙地成为派系斗争的无辜牺牲品。他后来在报考清华大学时由于提供的是假的高中毕业证书，结果在录取入学后又被退了学。大学毕业后，何其芳仍然感到非常郁闷，心情不爽，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学校竟然要求教师到空荡荡的教室里等待罢课的学生，以“‘感动’学生”（第137页），这让何其芳感到十分屈辱。后来，何其芳来到了家乡莱阳中学任教，但是故乡的保守与落后让他感到非常苦闷。这些人生挫折虽然不算非常严重，但是容易使人对现实产生不满。恰恰就在他感到苦闷和不满之际，何其芳遇到了毕奂午、杨吉甫和沙汀等要好的朋友。就是这些朋友向何其芳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让何其芳找到了不同于现实的社会，可以帮助他摆脱孤独和苦闷的地方，这就是延安。当时的毕奂午早就向往延安，他在与何其芳作深入交谈，开导和启发何其芳，将何其芳引导到疏远文学亲近政治的方向；杨吉甫与沙汀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向何其芳描绘出一个理想而浪漫的延安，一个可以让青年人发挥才干，实现理想的地方。既然是朋友的描述，何其芳当然对他们所描绘的延安深信不疑。就在这时，他妹妹何频伽的同学从家里出走奔赴延安更坚定了他的去延安的决心。

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何其芳来到了延安。据说他在前往延安的路上，“感伤的离别气氛很快就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手舞足蹈”和“嘻嘻哈哈”（第159页），简直就像一个得到糖果或者受到夸奖的孩子。到了延安，何其芳就像进了天堂，延安的一切令他“感到很新奇和激动。”（第163页）他让“刚到延安时的热情和新鲜感遮住了视野，使他所见的只有愉快和美丽，发现不了丑恶和不足”（第164页）。兴奋与激动是幸福感的表征，而幸福虽然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但是当一个人自以为得到了幸福时，那么他就很可能放弃思考和进取，就可能对现实感到满足，进而安于现状。因而幸福感对于一个作家或者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好事，很可能是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本性消失的开始。把这种幸福的激动推向高潮的是，何其芳由周扬安排见到了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从时间上说，何其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当年传统文化的东西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因而他见到了毛泽东，很像古代的文人受到皇上的召见，倍感宠幸。毛泽东此时虽然还不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在何其芳眼里，还是与皇帝一样。在何其芳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与他的理想追求相联系的。因此，这一次见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何其芳的印象却非常之深，直至40多年之后，这次会见的主角之一的毛泽东已经去世，何其芳也重病缠身，他仍然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清晰地回忆了这次见面场景。”（第165页）

这样的心态决定了何其芳以积极的态度迎接领袖在延安所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因为他感到幸福，所以他从心底就觉得必须感激给他带来幸福的政治；因为他为领袖的魅力所迷惑，所以他就必然对领袖产生无限的信赖，无条件地按照领袖的指示和要求去做。这样，何其芳在不知不觉中忘记或抛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甚至还可能把知识分子的这一本质特性视为一种缺陷和毛病，进而要在思想改造中予以剔除。结果，何其芳自然而然地顺从政治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求，而不会产生任何抵触的情绪，也不会有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困惑和迷茫。然而，他正在被他所信赖的政治改造成驯服的工具，而且他这个工具与他所先前追求的文学却越来越远。

将何其芳推向积极投入思想改造的另一个内在动力是他自卑的心理。何其芳到了延安时是很激动和兴奋的，态度是积极的，而这种兴奋与激动在心头涌起，进而推动着他要做点什么来表示对政治的感激。如何表达这样的感激呢？何其芳从本质上讲是个知识分子，更是一个作家，他所能做的只有写作。来到延安不足3个月，他就捧出了颂歌之作《我歌唱延安》。时间稍长一些，他就不满足写这些短小的作品，他要写出鸿篇巨制献给他所热爱的政治。于是他申请到前线去通过采访获得创作素材。然而，他的这一次深入部队基层让他感到严重的自卑。1938年11月，何其芳与沙汀被批准来到晋西北前线贺龙部队。对于战场艰苦的环境和生活，何其芳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一段时间下来，他的兴奋和激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寂寞和苦闷。他甚至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诗句：“前方也还是有着寂寞的日子，/ 炮火声中也还是有着寂寞的日子。”（第178页）何其芳大概在出发之前没有想到会遇到苦闷和寂寞，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与前线的官兵产生严重的隔阂与矛盾。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根本就不适应战争的环境，尽管他当初还有吃苦和接受锻炼的思想准备，但是他根本就没考虑到自己在前线的一切行动都十分被动，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而且对于部队上的事根本插不上手，不仅不能帮上什么忙，还需要部队上的人照顾。这样一来，他就觉得自己简直是部队的累赘和负担，甚至觉得自己简直是无用之人。而且部队的官兵似乎对何其芳他们有些不满，他们看不惯何其芳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与行为方式，觉得他们这些与战争无关的人不应该来到前线，他们有些“清高与傲慢”（第179页）。特别是当部队的军官追求来到部队实习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女生时，受到了作为老师的何其芳与沙汀的劝阻，更是引起了军人的不满。当何其芳周旋于学生与军官之间时，他们“既要维护自己的学生，又要从政治监督顾全大局地考虑问题，他们只能选择委曲求全”，“内心深处感到窝囊、气恼。”（第179页）于是他们觉得还是离开部队回延安的好。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何其芳他们一定感到懊恼和沮丧。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形成了他们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甚至产生知识无用的错觉，错误地以为，只有能战斗，打败敌人才算本领。于是忽视了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发挥的社会作用。这无疑使何其芳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念头，进而在思想改造中积极配合。

何其芳的自卑还来自他的家庭出身。1912年2月，何其芳出身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财主”家庭。“何家是当地的富户”（第25页），虽然何其芳的先祖靠的是“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传统”（第14页）致富，但是在延安的政治语境中，何其芳的出身则无疑算是地主成分。而地主则是革命的对象，那么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要得到革命的信任，就必须接受思想改造，以洗刷掉自身先天的罪恶。因而，在何其芳这里，家庭出身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成为何其芳精神上的双重十字架，他得背着这样的十字架以接受思想改造的洗礼。这种“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精神重负，使他深深地感到自惭形秽。忏悔意识促进了何其芳的改造心理，反过来，改造心理又强化了何其芳的忏悔意识。”（第180页）忏悔意识本来所忏悔的是自己的过错和罪孽。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需要忏悔和救赎。现在何其芳产生忏悔意识，与基督教的忏悔不是一回事，他是在革命政治的语境中对于自己家庭出身与知识分子身份的双重否定，是革命政治对于何其芳思想改造而产生的一种感觉和认识。正是这种感觉和认识令何其芳步入进一步改造思想的迷途。由于这一改造，何其芳失去了对于事物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他要将自己过去的文学创作成就否定掉，进而按照革命的要求来重塑自己，使自己适应革命的要求，转变成为革命所规定的角色。到了1940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夕，何其芳在《解释自己》的诗作中表示：他要“如同想脱掉我所有的衣服，/露出我赤裸裸的身体。”他要通过自我检查和不断忏悔来漂白自己的家庭成分与知识分子身份。

通过思想改造，何其芳自觉放弃了对于延安社会现实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让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宰自己的头脑，放弃了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和批判的权利，心安理得地做革命所需要的“传声筒”和“螺丝钉”。这样，当延安开展规模空前的整风运动时，过去那个具有自由色彩的何其芳现在可以毫无保留地予以拥护与支持，表现极为积极。早在整风之前，一方面，他在《夜歌》和《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等诗作中突出思想改造的主题，表示要将“旧我”改造成“新我”，让自己融入到“大我”中去；另一方面，他在“歌颂派”与“暴露派”的争论中坚定地站在周扬一边，积极提倡歌颂现实，反对暴露阴暗面。当王实味批评延安不良现象的《野百合花》在报纸上发表时，“何其芳反应非常激烈”（第209页），痛斥王实味的文章“是野草！杂草！”（第210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何其芳尽管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他还是表现十分积极，以“将功赎罪”。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其芳立刻站起来进行表态，他以彻底的臣服姿态，对《讲话》表示完全的拥护和歌颂，对自己进行彻底的否定。”（第217页）他的彻底否定过去的自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动了一批知识分子跟着他认错，于是“自我忏悔成了延安知识界的潮流。”（第217页）于是，“何其芳完成了从一个追求文学美的诗人到一个政治服从者的蜕变。”（第218页）他的这种蜕变得到了当政者的充分肯定。于是，他被树立成知识分子改造的榜样不仅受到了表扬，而且还被派到国统区重庆去向那些倾向与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介绍和推广自己的思想改造“体会”和“经验”。既然是作为“榜样”到重庆去介绍和推广自己的思想改造“体会”和“经验”，那么自然不同于十几年前作为学生的何其芳。那时候的何其芳多少受到一些挫折，内心有些压抑；而今已经是政治工作者和学习“榜样”的何其芳自然意气风发，气度不凡，不仅有“钦差大臣”的威风，而且有真理在握者的居高临下的派头。他慷慨激昂地给重庆的作家们作报告，“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第225页），教育他人，希望大家都像他那样认真改造思想。尽管何其芳到重庆干得非常卖力，但是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这使他有些困惑，也有些恼火。回到延安后，何其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他在重庆遇到和看到的情况，并且“建议在国统区也进行一场整风运动。”（第227页）主动充当知识分子的领头羊，试图牵着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革命的羊圈。抗战胜利以后，何其芳再次被派到重庆工作。他还是以一个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在重庆。一方面他组织重庆的作家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希望将作家们的思想统一到毛的《讲话》上来，或者说用毛的《讲话》去武装这里作家的头脑；另一方面，他亲自上阵，率领一批文人写文章批评不那么听话的革命作家胡风，并且批判无名氏等非革命作家作品。后来，他还以毛的《讲话》精神宣传者的权威身份去批评胡风与冯雪峰等人。但是，他的那些批评很少为人接受，特别是他自己的创作退步从而使他的批评失去了说服力。

何其芳自以为经过多年的改造，自己的思想已经彻底地改变，似乎符合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要求，但是他可能被眼前的形势也为自己的言行所迷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某些东西并没有被完全清洗与革除掉，而是被压抑着，被日常的繁忙所遮蔽着，始终潜伏在他的意识深处。一旦出现某些条件，这些他以为被消除的思想“杂质”就可能浮现出来，让他陷入痛苦之中。何其芳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诗人，不是那种顶着知识分子帽子的政治投机分子，那么当他以天真浪漫的理想投入政治怀抱以后，无论他怎么卖力，即使一时为政治所宠爱，但是他不会令当政者满意，或者当他的政治热情有所冷却，头脑冷静下来时，他可能发现与感受到自己与政治之间多少存在着裂隙。他就在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时，内心仍然存在某种忧虑：“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总是相当复杂的，要完全抛弃了过去的生活留给他的阴影，变成一个新的人，乐观的人，实在是一个不很容易的事情。”（何其芳：《一个平凡的故事》，《何其芳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世界上任何事物要完全更换为全新的，完全格式化，那是不可能的，总要或多或少留下某些旧的痕迹，而人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更是复杂，要完全以新的取代旧的，几乎不可能。何其芳很清楚这一点，难免不感到深深地忧虑。而这种忧虑越是在他表现积极的时候，越是严重。这就造成他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严重的忧虑使他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不那么自信”，而且“对改造本身还保持着强烈的矛盾和困惑”（第191页），使他对自己的改造产生某种怀疑。与此同时，何其芳在对革命怀有激情之情，并没有疏远诗歌，他的诗人气质，在不自觉之中成为他“堕入政治一体化”（第191页）的障碍。在他的内心深处，“顽强地保持着诗人情怀和个性”，从而使他陷入了“改造和拒绝改造的深层矛盾”，进而“剧烈地撕扯着何其芳的心灵世界，使它难以得到平静。”（第191页）尽管何其芳在延安生活期间大踏步地迈向政治，甚至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但是他还是放不下诗歌，他心灵深处的诗歌情结总是将他从政治的路途拉回到缪斯这里来。然而，他所崇尚的革命意识形态要求他以“大我”取代“小我”，不幸将他的诗歌创作引向了狭窄的胡同，进而导致他的诗歌创作水平在下降。他在偏激的革命观念主导下竟然在诗歌中喊出“打倒爱情”（第196页）的口号，从而使他的诗歌走向荒唐。尽管何其芳在延安的创作不能完全否定，不乏某些优秀之作，但是在总体上他的诗歌即使在延安也没有得到肯定，“许多人对他这时期诗歌的价值表示了批评，对他急切的政治化诗歌言论更明确表示异议。”（第203页）就连延安的诗歌界都没有认可何其芳思想改造后的诗歌创作，遑论国统区的诗歌界，乃至文学史家！这无疑对何其芳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改造后的文学观念将他的诗歌引入了政治化与功利化的路径，进而导致他诗歌水准的急剧下滑。然而，他的《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刚刚发表就受到了萧军和艾青等人的批评，而且萧军和艾青等人的批评虽然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只是艺术上不认可，但是对何其芳仍然是迎面泼来的一盆冷水。如果何其芳完全被政治化了，那么他就可能像20年代末的郭沫若那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何其芳恰恰没有成为郭沫若那样的文人，他的诗人气质将诗的艺术仍然看得很重，那么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诗艺严重滑坡而感到焦虑和不安。他很想在诗歌艺术上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极大的政治激情与思想改造后的文学观念却令他的诗歌创作与艺术背道而驰。这使他一度在创作的政治化与艺术化之间摇摆不定，令他在焦虑不安中感到迷茫和困惑。他被政治和艺术强劲地拔河，其结果自然是被撕裂。于是他在撕裂中坠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1942年春，何其芳创作了长诗《北中国在燃烧》。这首未完成的作品流露出他内心的尖锐矛盾。到了整风时，何其芳在自我改造重负的压抑下，对于延安所存在的不光明的地方，只能视而不见，保持沉默，“他不得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得不隐藏自己。”（第210页）他在高喊“打倒爱情”的口号之时，他对自己喜欢的女学生也就不敢表白爱情，结果错失恋人。当他被邀请去做证婚人的时候，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还得强作欢颜，竭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第210-211页）。撕裂令何其芳堕入痛苦，更令他人格分裂。他越真诚，这种人格分裂就越是严重，而人们对于他的认识就越是容易对他产生反感和误解，那么他内心也就越是沉重、无奈和焦虑，甚至可能感到悲哀和迷茫——他不知道如何能够摆脱这样被撕扯的困境。

更加痛苦的是，何其芳内心的悲凉是无处诉说的，哪怕是最好的朋友，在延安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只能保持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情绪，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是滑入到脆弱的小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何其芳是作为思想改造的先进者的形象出现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他得为知识分子们树立起接受思想改造的正面形象，他就得将悲凉、无奈、苦闷和迷惘这些“负面”而真实存在的东西深深地埋在心底，千方百计地将其压制住，不能使之流露出来。好在领袖的接见和交谈，领导对他的“进步”的肯定与认可可能会缓解他内心的严重失衡。这或许就是何其芳后来去重庆给国统区作“现身说法”报告的自信的基础，是他长期在撕裂之中精神没有崩溃的根本原因。然而，领袖的接见和交谈，领导的肯定与认可都不过是强心剂，令他激动和兴奋，然而他的这种被撕扯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他只是在精神上被麻痹，而且他在这种麻痹中愈陷愈深。因而，当他从麻痹中有所清醒时，他感觉到的则是沉重、压抑和厌倦，是身心的双重疲惫，甚至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和政治上的积极表现产生厌倦。

对于何其芳的政治热情和工作态度，领袖与领导是给予肯定的，但是领袖与领导对他的个性与工作效果则不那么满意。毛泽东对他作出了“柳树性太多”（第232页）的评价，对他性格中的柔性特征与工作不够有力表示不满；他的顶头上司周扬更是毫不客气地常常批评他。再加上胡风根本不服他的批评，虽然领袖与领导在表示不满的同时也不时给予鼓励和支持，一时扫却内心的阴霾，感到某种舒畅和愉快，但是他感到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时，内心的焦虑和沉痛则越来越重。

到了新中国成立时，何其芳似乎意识到自己并不适于搞政治，于是产生了回归文学的念头。他本来试图重新拾起自己的创作，然而，他几经尝试却总是失败，特别是他在1951年开始投入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流产而告终，从而迫使他渐渐地转向文学研究。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派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促成了他的这一回归。不过，他在这渐转的过程中，还是投入了最高领导层发动的大批判运动，特别是在批胡风的运动中他表现得非常卖力，将胡风的文艺思想置于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立的境地，暗示胡风“反党”，从而成为批胡风的急先锋和主将。不过，何其芳并没有在大批判中陷得很深，他很快将自己的工作转到学术研究上来，他在编辑出版《文学研究集刊》的同时，开展对《红楼梦》和《阿Q正传》等经典作品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共名”说，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某种价值。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60年代中期，“文革”的爆发严重地冲击着何其芳。他先前在延安和重庆为“革命”所作的“贡献”没有得到承认，居然也成为“革命”小将们批判和斗争的对象。其实，不只是他，就连他的老领导周扬也给揪了出来。不过，何其芳毕竟经过思想改造，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想不通，也没有抵触情绪，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够彻底，觉得对自己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因而没有冤屈感和受侮辱的感觉，那么他的内心相对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显得比较平衡。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所受的迫害与许多人相比只能算是经历了毛毛雨。因而他终于从“文革”中挺了过来。可惜的是，他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因病去世了，这使他没有来得及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20世纪革命之下的中国历史。我们也因此感到非常遗憾地搞不清楚：何其芳如果再活上几年，能否像巴金那样为自己的那段政治化的人生而反思和忏悔？能否明白自己被撕裂造成人格分裂的根本原因？

2012年11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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