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09：被规训了的浩然

2025年10月20日 11:09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浩然（原名梁金广）是“文革”时代最走红的作家。当时有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说法，这里的“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他因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与《西沙儿女》等作品而驰名中国。不过，中国人历来有乐于文学创作的传统，搞创作的人着实不少，但是在“文革”时代绝大多数作家或被打倒，或被迫害致死，或被边缘化，从文坛上消失，只有像浩然这样极少数几个作家仍然活跃。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问题比较清楚，那就是被规训了的浩然是适合统治者需要的作家，可以给那个文学横遭摧残的时代装点门面。

感恩心态

如果按照“文革”那个时代的政治要求，我们可能认为浩然应该是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拥有那个时代最荣耀的根正苗红的阶级成分。而且，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给他父亲所写的传记《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本文所引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中也突出强调了浩然那表示革命的阶级出身。其实，浩然的家庭出身并非贫苦那么简单，至少在某一阶段并不那么贫困，梁秋川所撰的这本家传中插入了浩然读小学和10岁时的照片，同时还插入了浩然父母的合影照片，可以透露出浩然少年时期家境的丰富信息：一、那个时代能够拍照片并且收藏下来的人家庭经济状况总是可以的，如果连肚子都填不饱，衣服都不能裹体，哪还有钱有闲情拍照片呢？二、从所附的几幅照片看，无论是浩然的父母，还是浩然本人都不像贫苦人的营养不良或者神情凄戚的样子。就浩然入小学七岁时所拍的照片来看，那时候的他穿着合身的校服，还是挺神气的，哪像一般的贫下中农的子弟？根本不会让人想到是窝居“大粪场子中的窝棚”（第5页）人家的孩子。不过，为了让传记的叙述不至于自相矛盾，梁秋川在突出了父亲出身贫苦的同时，还是简略地交代了祖父搞贩运一度“很顺手”（第7页）的情况。只是好景不长，浩然的父亲不久就堕落了，并且送掉了性命。更加不幸的是，就在浩然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于是浩然和他的姐姐一道投靠舅舅，而这舅舅也很自私而冷漠，让浩然似乎吃了不少苦头，进而使浩然在共产党到来时的阶级成分红了起来。这样的家庭出身对于浩然来说，既很不幸，又非常幸运。说其不幸，家道中落，毕竟让少年的浩然吃了一些苦头；说其幸运，浩然的父亲一度赚了点钱，家境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小康人家，不仅可以让他在童年时享受到比较优裕的生活，而且可以让他读书，从而为他后来成为作家奠定了文化基础。更幸运的是，由于家道衰落，父母先后去世，他恰恰在共产党到来之时落入贫困阶层，从而给他带来一个比较优越的阶级成分，从而为他后来走红奠定了政治基础。

浩然与他的姐姐投靠舅舅，本来是想得到舅舅的帮助和关照的，但是这个舅舅却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不仅没有妥善地照顾好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反而将浩然的姐姐打发嫁人，并且使用手段将浩然扫地出门，霸占了浩然祖母私下留给浩然一家的家产，让浩然一下子沦为“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光蛋”（第11页）。舅舅的绝情将浩然推进了绝境，恰恰将浩然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浩然在共产党的民主政府的帮助下从舅舅那里要回了财产，他“这个没有立身之地，即将沦为穷光蛋、叫花子的孤儿，变成了有房屋，有土地，不愁吃穿的小庄户人家。”（第13页）这让浩然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而共产党的干部则顺势教育他：“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是毛主席，恩人是共产党。”（第13页）如果说与浩然同时代的不少人是由于共产党帮助其翻身得解放而感恩，比如贺敬之等，那么浩然则是由于与舅舅之间的财产纠纷得到共产党的帮助而摆脱困境进而视共产党为恩人。不过，无论怎么样，浩然在强大的报恩心理的作用下，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成为共产党的铁杆粉丝，那么无数像浩然这样的报恩者与崇拜者构成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对于共产党来说，像浩然这样的拥护者当然是越多越好，深受青睐，并且尽快将其吸收到组织里面来，让他更好地为组织效劳。不过，浩然在与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接触和交往中，并不都是心情舒畅的，有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初给浩然很大帮助的中共干部黎明由于出身地主，竟在土改运动中被一些农民给“镐把炖肉”——“用镐把之类的农具将人打死”（第16页），而他自己也差点遭此厄运。对此，浩然最初想不通，感到很委屈，几乎要退出革命队伍，但是后来在其他干部的教育下才不再“为闹情绪而耽误了大事”（第17页）。或许，浩然的这次挫折算不了什么，并不是组织上有意为之，却也让浩然很容易调整好与组织的关系，他在得力的思想教育之下，很快就让“以往的委屈、牢骚全都荡然无存”（第17页）。这对于组织来说，浩然的表现不过是经受住了小小的考验，表明他是可以规训的；而对于浩然来说，既然共产党对自己有恩，那么这点小小的委屈自然算不了什么，至于为什么会在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中出现“镐把炖肉”之类的血腥残酷事件，这个悲剧的实质是什么，将来如何根除类似事件的发生，等等，浩然是不会去细想深思的，一方面他既然把党视为恩人并且绝对崇拜，那么他就不可能思索这些问题，并且他在十分信赖的情况下觉得这种事情不值得追究和思考；另一方面，他毕竟只是受了几年私塾教育和小学文化教育，没有接触到现代思想文化，当然不会站在现代思想的高度去思索这个问题。而这就决定了他是一块可以被规训的材料。

接受规训

在基层干部安全的引导和教育下，浩然积极努力，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来，而且还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组织上的政治教育，这就使奉献和牺牲精神在他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他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组织，至于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都是可以舍弃的，其精神确实有感人之处，但是其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是与放弃自己的可贵的独立思考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容易被人利用，充当别人的工具，而自己还往往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很正气，很高尚，很伟大，也很圣洁。

当一个人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之后，他就很可能绝对相信他所崇拜的组织和领袖，对于组织上所描绘的乌托邦的未来景象必然深信不疑，完全接受。1949年春，浩然接受组织上的安排，进入党校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实际上就是用领袖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当他不用独立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必然会全盘接受党校所灌输给他的所有思想理论，就像一个巨大容器等待别人来装需要装的东西。于是，当有人受组织之托来作这样那样报告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有任何怀疑，更不会就报告中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提出质疑，因而他的心当然也非常容易被“征服”与被“激动”（第23页）。

浩然接受了党校的培训，必然接受了组织上向他灌输的思想理论，而他当然以为自己就是“很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第24页）了，但是他还需要接受一系列的磨练和考验。而这一系列的磨练和考验正是必不可少的规训。只有经过规训程序，他才可以成为革命大机器上一颗非常合格的螺丝钉。而这规训过程就是要磨掉他的棱角和有可能给组织带来麻烦的东西或者组织上认为不妥的东西。而对于被规训者来说，那决不是痛快的事，可能夹杂着个人的不幸和痛苦。就在浩然坚持“业余爱好”文学写作之时，他“给自己招来了很多遭刁难，受打击的‘灾难，以及连绵不断的失败、苦恼。’”（第39页）尽管浩然的“业余爱好”也是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是组织上安排和布置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不是“规定动作”，而是“自选动作”，而“自选动作”则意味着超出组织的控制范围，那么在领导看来自然是违规的，理所当然需要修理。而这一修理对于浩然来说则意味着要他放弃自己的爱好，这样他感到不被理解和支持，内心当然会产生“烦恼”。其实，类似于浩然此时的痛苦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产生过。1930年代的革命作家蒋光慈就因为自己“顽固”坚持文学创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坚决要求创作小说而同左联的同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来竟被开除出党。浩然未必知道他的前辈同志曾经因强烈的爱好与组织上发生的冲突，而且即使知道也未必认真思考这种冲突的深刻意味。与前辈蒋光慈相比，浩然算是比较幸运的，到了浩然这个时代，虽然有些人“刁难”和“打击”他，令他陷入“苦恼”之中，但是现在的组织与蒋光慈所在的左联大不相同。当年的左联要求盟员无条件地听从指挥与召唤，随时准备上街贴标语、散传单、发表演讲或者搞飞行集会，根本不把作家的创作当回事；而今组织上意识到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于是“提倡创作，积极为报社投稿”（第46页），这就是说，浩然的“自选动作”虽说有些出格，但是所出之格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训将他限定在格的范围内。如何规训呢？根据浩然的情况，领导并没有太为难他，只是给他温和地洗一洗澡，将他身上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与不合要求的东西给洗掉。在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浩然“没成为运动的重点”（第47页，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斗争和打击的对象，而是帮助教育的对象），“常常被抬举为运动末尾群众普遍‘洗澡’的重点，罪名是‘个人主义’，根据是‘成名成家’的思想严重，甚至严重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第47页）同时他还被扣上“‘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大帽子”（第48页）。虽然在“洗澡”中被“澡水”烫了一下，“给批评哭了”（第47页），但是毕竟没有伤筋动骨。虽说浩然被搞得一时尴尬而烦恼，甚至有些痛苦，然而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困扰，走出心理阴影，妥善处理他的“自选动作”与“规定动作”之间的关系。于是，他的创作很快得到了认可，被吸收进入了全国作协，成为全国作协会员。而这一身份意味着他的被训导见了成效，而他内心的感激之情显然更加澎湃：“千幸万幸，我赶上了新社会、好时代！像我这样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身居僻野山村，连‘作家’这种名称都不曾听说过的农民子孙，能够爱上写作，能够搞起写作，并以它为终生的职业，如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闹革命，政治上得解放，经济上闹翻身，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第51页）

进入作协以后，浩然在坚持创作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的发表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这个讲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被确立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的指导方针，同时也被奉为作家创作和文艺团体开展文艺活动的指南。浩然现在要搞创作，当然在组织的指导下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奉为圭臬。梁秋川在给父亲浩然所写的传记中不无动情地这样写道：“父亲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与《讲话》（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者）精神是密切相连的。按照《讲话》精神的指引，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服务，是父亲自从拿起笔来，就始终遵循的、永恒的信念。坚持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坚持对文艺的探索与攀登，体现在父亲的整个写作生涯。可以说他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忠诚追随者、执行者和实践者。”（第54页）浩然“感到《讲话》里的很多话都好似是针对自己讲的。”（第55页）“这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的著作，像是当空的太阳，把光和热对融进父亲的心里，浑身升起一股强大的信心和力量。”（第55页）梁秋川的这些话确实写出了浩然的真实感受，因为这完全符合浩然的情感逻辑，同时也符合那个时代规训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行为逻辑。不仅如此，浩然还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戒律”：“必须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这部作品的唯一指导思想；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农兵中去，到农村长期劳动改造，并消化、补充素材；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把改造世界观放在第一位，并犯错误或大错误；……”（第133页）就在浩然以淳朴的感情将自己自觉地纳入到毛泽东的《讲话》所设定的创作轨道时，他的这种状态已经具有某种宗教的意味，完全将领袖的每一句话视为信仰而从来不会怀疑，这就将他与同是左派作家的胡风有了根本的区别：胡风敢于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而不是以别人的思想取而代之，即使面临着牢狱之灾，也不改变自己的信念，具有知识分子的风骨；而浩然虽然是个作家，而且发表和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但是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写手，他就在用领袖的《讲话》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自己的写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别人的工具，因而他根本不具备知识分子的品性。

虚饰写作

浩然根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自觉地积极地努力去创作出符合这一讲话精神的作品，而且信心十足，感觉不错，他非常明确地给自己的写作作了这样的定位：“用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宣传真、善、美，抨击假、丑、恶，通过塑造出的艺术形象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宣传教育大众同心同德地搞社会主义。”（第56页）很显然，浩然无形中将自己定位在御用写作——替统治者作廉价的宣传，为统治者效劳。当然，他没有忘记给自己作了一通粉饰——“宣传真、善、美，抨击假、丑、恶”。其实，他的写作早已严重地偏离了“真、善、美”，已经陷入了“假、丑、恶”之中。试想，当反右运动迫害一大批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时，他浩然在哪里？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之后因说实话而被罢官受批判时，他浩然在哪里？当大跃进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搞浮夸，瞎指挥，高征购，祸国殃民时，他浩然在哪里？当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许多农民被饿病饿死的时候，他浩然又在哪里？他应该扪心自问，他这个时候的写作说真话了吗？他这个时候的写作真正做到为工农兵中主要成分的农民服务了吗？除了帮助统治者忽悠农民又作了什么呢？浩然长期以来一直自诩是农民，一生未脱农民的本色，可是当农民遭遇旷日持久的大饥荒时，他到底替农民说了几句话，办了几件事，救助了几个农民？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教育人们“不坐等、不埋怨，而是自力更生，想办法克服困难。”（第59页）他的短篇小说《车轮飞转》就是他表达这种宣传教育的产物。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多么及时的宣传啊！而对于生活在饥荒中的农民来说则无疑是画饼充饥，而且他们就是被饿死也要按浩然说的“不埋怨”，充当任人欺凌的温顺的小绵羊。

与浩然这一表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出身于农民的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浩然替制造空前“自然灾害”打圆场的时候，当浩然忽悠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的时候，赵树理则替农民说话，“他极力反对当时盛行全国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和瞎指挥，尽最大努力维护农民的利益。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县委会上却不被理解，惹得那些领导干部非常恼火，只是碍于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没有处罚他，而是想尽办法躲避他，背地里骂他“神经病”！他的头脑清醒和中肯的意见都被认为是‘胡闹’和‘异端邪说’”。（孙德喜：《准则——政治风暴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36页）后来，赵树理为说真话，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被打成黑帮分子，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并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赵树理的惨遭迫害，梁秋川在传记中没有交代浩然是否知道，也没有交代浩然的具体反应，但是根据浩然自从登上文坛以后的状况来看，他不会不知道，然而他没有替真正的农民作家赵树理说过一句公道话，至于他是否参与过对赵树理的批判和斗争尚不得而知，笔者没有考证，不好随便下结论。我们可以看得分明的是，当农民作家赵树理走向地狱的时候，自以为“始终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没有脱离农村”（第59页）的浩然却一路走红，进入了天堂，成为“文革”时代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而他这颗明星的升起显然是以遮蔽无数农民的苦难为前提的，而且将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天空装饰成令人眩目的“艳阳天”。

对于浩然的这一番表现，我们不必质疑他的道德品质，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这个出身农民的作家被成功规训的悲哀。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写作是非常真诚的，而这种真诚也是不用怀疑的，但问题是他在被规训之后，早已不知不觉地走向滑稽和荒唐，而他却毫无察觉。这样，他愈是真诚，其行为则愈是偏离他为农民写作的理想，愈是陷入了御用写作的泥淖。

尽管浩然努力按照最高领袖的指示去做，努力干好他的御用写作，但是他在“文革”当中仍然受到一定的冲击——“被造反派定性为‘完完全全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完完全全地站在了毛主席的对立面’”（第117页）。许多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可能有些不解：他这样一个紧跟领袖步伐，无限忠于领袖的作家怎么会遭到某些挫折呢？这个问题就连浩然自己都感到非常困惑：他这样一个始终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废寝忘食，日也继夜地工作”（第117页）的人怎么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其实，问题很简单，在“文革”初期，夺权成为斗争焦点，当时的浩然虽然没有掌握重大权力，却也是“文联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既然人家要造反夺权，总要找个借口，那么给浩然扣上顶大帽子也就不奇怪了，至于这个帽子是否名副其实，在那个根本不讲逻辑的时代里没人过问，所有人都可能在这个荒唐的时代被扣上帽子遭到批斗，而且没人给说法。至多是到了事后，权力稳定下来，出于安抚人心的需要再来“甄别”、“解放”、“平反”与“摘帽”，让被迫害的人感激涕零，谢恩不断。至于谁来承担责任，谁应该出面道歉，应该如何杜绝冤案和悲剧的再次发生，同样没有人过问。而浩然在遭到冲击的时候，虽有一段时间感到苦闷，但是他很快就想通了：“有错误，就听候党和群众审判、认罪；只要自己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一切都从头再来。”（第112页）浩然的这个态度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也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而这正是浩然被规训的最佳效果。于是，他很快从被批中得到了“解放”，重新活跃起来，按照当政者意图写作，如此春风得意，当然不会再记住挨批的历史，更不会去思考批斗与挨批的历史背后的东西。

缺乏反思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了。曾经在“文革”中大红大紫的浩然日子不太好过。据梁秋川的叙述，其父遭到了某些人“大肆的”“人身攻击”（第184页），从而产生了退出文艺界的念头。当时，浩然究竟受到怎么样的“人身攻击”？其实，浩然也只是听说而已，他本人不在那次会议的现场，而梁秋川写作传记时也没有作细致的调查，因而具体情况也就没有得到叙述，读者就更无法搞清楚。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浩然在“文革”结束之后肯定受到了一定的冷遇，当然可能有人将他与“四人帮”挂上钩，在批判“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时顺带批了他一下也有很大的可能。对于挨批，浩然感到委屈，内心产生抵触情绪也可以理解。但是，他的委屈和抵触很大程度上是失落和被边缘化而产生的某种程度的沮丧，同时也是历史的发展与他被规训后所产生的理想发生了巨大偏差令他感到迷茫，他不知道从他个人到这个国家的未来的命运如何。

浩然更感到委屈的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浩然的表现是“欢欣鼓舞”（第178页）的，这就是说他不仅与“四人帮”没有牵连，而且还是反对“四人帮”的。我们不知道浩然当时表现出的这种态度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梁秋川给出的答案是，浩然“从此以后可以专心致志、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进行文学创作，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第178页）梁秋川的叙述很不可靠。因为，浩然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创作并没有受到干扰，他不仅写作出版了《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等令他“辉煌”的作品，而且还受到热捧。我们还应该看到，他当时的写作并非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而是积极主动。倒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所写的批判发言与“有关材料”恐怕并非自己所愿。

对于浩然受到“批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那个时代的形势所致，更应该看到这种批判含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剥夺了受批判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尤其是法律缺位下的权力欺压。对于这一点，浩然当然是不明白的，不过不必苛究。就浩然来说，他既然能在1976年10月24日首都百万群众大会上作批判“四人帮”的发言，那么他在漫长的“文革”十年中少不了批判过他人，只是梁秋川在传记中没有交代，语焉不详。这到底是浩然没有向儿子交代呢？还是儿子在为父亲避讳呢？读者无法搞清楚。只是有一点应该指出，浩然父子都没有对中国的大批判文化进行过反思，更缺乏对历史应有的清醒认识。

浩然缺乏对历史的独立思考应该说是那个时代使然，他被规训以后已经失去了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不奇怪。问题是比浩然年轻20大几岁的儿子也缺乏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这使梁秋川与老鬼相比不在一个层次上。老鬼在写《母亲杨沫》的时候不仅没有避母亲的讳，向读者展现了他母亲真实的人生，而且还反思了母亲几十年来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这可能是老鬼与梁秋川不同的人生道路所致，更是他们不同的思想境界所致。而梁秋川之所以如此，还是与父亲浩然密切相关。浩然的可悲不仅在于他自己被成功的规训，而且还在于他以此为人生的“成功”经验去规训下一代。他以自己的创作对青年人现身说法要“写出反映农民真实心声和农村真正面貌的作品”（第202页），他的话是很正确的，但是一旦与他那假大空的创作实际联系起来就具有很大的迷惑力和误导作用。浩然确实也很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对于自己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他的目的就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去哺育孩子们的美好的心灵，让他们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接班人，这是个神圣的使命。”（第257页）或许他的写作是真诚的，但是他将自己的人生理念灌输给后代，显然也让他们与他一样成为这个国家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做一个听话、顺从的工具式的“接班人”。所以，他的作品“主要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少年儿童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集体的思想品质，以及刻苦学习、勤劳朴实、勇敢机智、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的精神风貌。”（第25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浩然的作品完全是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去塑造青少年。既然浩然以他的理想信念去规范青少年，那么他肯定也按照这一方针去规训自己的子女。他在1970年给儿子梁红野的长信中要求儿子“要‘慎微’，一分一毫微小如芥的邪念都不要有；要用‘老三篇’和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衡量自己、束缚自己、陶冶自己。”（第330页）他在1978年给儿子的信中表示：自己“真正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扎根”（第207页）他在1978年给蓝天的信中要求儿子“忍”（第335页）。而“忍”又是与“少有胡思乱想，安于现状”的要求相联系的，所以这个“忍”便是磨去棱角适应现实。浩然的这种规训在儿女们看来，或许是父爱的具体体现，但是当儿女们与他一样成为工具和螺丝钉时，其中的悲哀便隐隐而现。

2014年6月16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