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06：悲哀余秋雨

2025年10月16日 06:4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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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表象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跟从导师学习和研究现当代散文，知道上海有个叫余秋雨的散文家。当时读了他的《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两个集子，觉得他的散文写得不错，有独特之处。后来我跟朋友和学生谈到他散文的时候，认为他的散文将文化透视、诗意语言和思辩论析结合起来，形成当代文坛上一道绚丽的风景。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余秋雨应该是比较难得的一位优秀的散文大家。谁知，不久，就有人写文章批评余秋雨，指出他的散文中存在一些文史错误。当时，我觉得像余秋雨这样写作颇丰的作家，文章中存在一些错误总是难免的。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作品中都可能找出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常识性的低级错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而，我还跟朋友们说，我们不必苛求余秋雨，应该宽容一些。我当时之所以这么说，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余秋雨在我的心目中印象很不错。对于印象美好的人，我们都不喜欢听到有损于其形象的言论，总是不自觉地维护这美好的形象，这似乎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弱点。谁知，批评余秋雨的声音越来越多，批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还是固执地想，这是不是树大招风的原因呢？在中国，向来有“枪打出头鸟”的陋习，余秋雨遭到批评是不是他的名气太响而招人嫉妒呢？就在我抱着这样念头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站出来替余秋雨打抱不平，多么希望余秋雨纠正那些错误，重塑自己的形象啊！可是，等来等去，既没有人为余秋雨辩白，也不见他本人显示出某种可贵的姿态。对于余秋雨批评仍然猛烈，这促使我不得不审慎起来，重新认识余秋雨。然而，我在心底还是顽固地希望那些批评落空，希望余秋雨以实际行动澄清自己，让批评文章中所描绘的丑陋烟消云散。只可惜余秋雨不仅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高大起来，反而让他的本来美好的形象一步一步垮塌，进而令本来颇对他有几分崇拜的我越来越失望，进而将我推到了另一边。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了解到余秋雨人生以及他这些年走过道路，我对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本来应该是春风得意而且颇受命运之神青睐的余秋雨偏偏滑入了悲哀，而且不仅不能自拔，就是别人也帮助不了他，从而令他一直陷入在悲哀之中。悲哀令余秋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很不光彩的荒诞性的喜剧角色。

拒绝认错

余秋雨的悲哀不在于别人看到他的悲哀，而在于他自己从来不曾意识到自己的悲哀，他一直在春风得意之中感觉还很不错，觉得很有大师的风采和风度，常常在电视上神采飞扬地纵论天下。殊不知他越是这样表演，越让人作呕，令人厌恶。余秋雨的问题就是从不认错开始的，他曾在《苏东坡突围》中表示：“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余秋雨：《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18页）余秋雨的这个艺术观究竟是否成立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和研究，问题是他不仅是这样看待艺术问题，而且也是这样对待人生问题。艺术最关键的当然是审美，但也不等于说可以在错误的基础上审美。对于人生来说，余秋雨似乎也是持这样的认识。这就使他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了问题。余秋雨确实是非常有才的，青少年时期就聪颖过人，说他是一个江南才子绝不是夸张。1963年，17岁的余秋雨就考进上海戏剧学院读大学。不幸的是他大学还没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浩劫。“文革”十年是一个乱世，一个人再有才华也可能迷失人生的方向。据他自述，他在“文革”前期一度被发落到太湖边上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改造思想，同时他还为叔叔自杀悲痛，为父亲可能自杀而格外担忧“害怕”。（栾梅健：《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0-31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不过，1968年11月，余秋雨大学毕业，由于正处于严重动乱时期，并没有立即分配到工作，但由于他文笔好就被人推荐进入了“批评斯坦尼小组”。“斯坦尼”，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简称，前苏联最著名的戏剧导演，他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是“自我出发”。江青要搞样板戏，主张“从工农兵出发”，为了清除理论障碍，决定对斯坦尼的理论体系进行批判。余秋雨加入后虽卖力写作，显示出漂亮的文采，但是并不合批判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有关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0年代初，上海市委组织成立了大批判写作班子（即“石一歌”）和“《鲁迅传》写作小组”。本来就给领导留下深刻印象的年青的余秋雨因而进入了为“四人帮”所控制的上海市委这个写作班子，成为“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其中的一员就不足为怪了。余秋雨进入“石一歌”写作班子，既可能是他所向往和努力的，也可能是有关领导看重他，抑或两者兼之。然而，这不能构成批评他的理由，就是他在这两个写作组中表现积极，也无可厚非，情有可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余秋雨不是神仙，不可能预见到“石一歌”后来名声那么臭。既然“石一歌”是一级党委的写作班子，加入其中不用说可以避免现实中被歧视和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还是令人感到荣耀和自豪的，就像“文革”初年许多热血青年积极参加红卫兵组织一样，就是奉命写作大批判文章，如果不是为了往上爬而故意污蔑与陷害别人，包括发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都是情有可原的，当时绝大多数文人或主动或被动都写过这样的文章，张贴过这样的大字报。问题不在于当时余秋雨参加过大批判写作组，而在于他事后的态度。众所周知，巴金先生在批胡风、反右斗争及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写过大批判文章，向别人丢过石头，伤害过胡风、丁玲、冯雪峰、柯灵等人，但是他后来忏悔了，向人家道歉了，因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而余秋雨则不同，他不仅没有认真地反思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就自己当年所写的文章进行认真的清理，并就此认错忏悔，反而百般掩饰和抵赖。在《借我一生》的《隐秘的河湾》一节中, 余秋雨声称自己从1975年8月被迫写了《走出“彼得堡”》和《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两篇重型“批邓”文章后就“封笔”下乡养病读书，从此拒绝造反、“批邓”。然而，人们在1976年1月1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战地”发现了署名余秋雨的文章《路》，继续“批邓”。（参见朱健国：《读一篇新发现的“余秋雨佚文”——余秋雨在1976年1月17日的亮相》，《世纪沙龙》2005年1月30日）对于余秋雨的这种懦夫行为，许多人予以严厉批评，有人直斥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是“流氓式文人”，（第6页）有人在质疑余秋雨人格的同时要求他忏悔，甚至质问他“为什么不忏悔”。（第6页。）人们的批评有时确实有些过分，因为一个人是否忏悔，不该由别人来提出要求。真正的忏悔从来就不是他人逼迫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醒悟，是由人的思想境界所决定的。然而对于多少读过点书的余秋雨来说，既然自己当年有过人生的迷失，做了错事，不用等别人来说，就应该好好地反思，像鲁迅那样“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严格地解剖自己”，像巴金、牛汉、韦君宜等人作深刻的自省，然而，余秋雨却选择了避讳、掩饰乃至篡改历史的方式。他不承认自己是“‘文革’余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懦弱了，以百般的狡辩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一表现令他显得非常悲哀。

余秋雨的悲哀还在于他不仅死不认错，而且还将那些批评他的行为指责为“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是“大批判文化”，并且构成了“虚假之链”，（余秋雨：《借我一生》，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373页）而批评他的人则成了“盗墓贼”。（余秋雨：《借我一生》第306页）余秋雨所取的这种敌对的态度，不仅无助于改变自己受批评的位置，反而显示他人格的卑劣和道德的低下。按理来说，余秋雨读的书不少，应该知道如何做人，应该懂得要做什么样的人。他所写的《苏东坡突围》就是站在非常高的道德的高度针砭小人文化，他在许多散文中都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可他为什么就没有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呢？古人常讲“吾日三省吾身”，作为文化名人的余秋雨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有记住呢？我们无法弄清楚余秋雨的真实想法，更无法理解聪明的余秋雨竟然在做人这一点上犯了傻，令他陷入悲哀而无半点明智。

弄巧成拙

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催化剂。“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余秋雨的那些糗事虽然一度被人提起，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化的。如果他沉默下去，低调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可能就会忘记他的那些劣行。可是，余秋雨偏偏不甘寂寞，他不仅接二连三地出版一部又一部的散文集，而且隔三差五地在大众媒体上亮相，大谈特谈文化。如果谈出一些真知灼见倒也罢了，可惜他总是出错，他的那些左一本右一本出版的散文集借着媒体的造势而十分畅销，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却不过都是些文化泡沫，再也没有《文化苦旅》和《文化的碎片》那样的比较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如此，余秋雨还经常以学者的身份到各地开设讲座，发表演讲。但是，人们仰慕的这位鼎鼎有名学者却在公众面前居然满嘴跑火车，错误连连。2016年9月1日，余秋雨在兰州发表了题为《中国文脉与丝绸之路》的演讲。就这么一两小时的演讲，据当地学者周奉真统计，居然暴露出8个常识性错误。其中，最不该出错的是，他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本来什么都有，我们音乐、舞蹈、诗歌、散文样样都有，就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戏曲。”（周奉真：《著名学者余秋雨竟然如此无知：一次演讲暴露八个常识错误》）（公众微信号《古今博谈》2017年4月13日）余秋雨是搞戏剧的，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却犯了如此低级错误，真不知黄泉之下的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知道闻名全国的堂堂教授所发的这番观点会有啥感慨。当然，这不只是余秋雨的过错，错就错在不少读者往往只慕名而不知求实，有眼无珠，其结果得到的往往是垃圾和泡沫。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金钱和不断膨胀的名气，余秋雨当然感觉更加良好，当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授给他“大师”之名时，他非常坦然地接受了，俨然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宝级大师，只是他的这种良好的感觉常常为不少网友的文化人所破坏，因为人们觉得他是一个经常出现常识性错误的“大师”，一个让人感觉是喜剧小品中丑类的“大师”。

就在余秋雨不断在网络和媒体上走红的同时，他仍然不停地制造着轰动效应，就像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即使在比赛结束后仍然不能自已。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震区的某些学校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不少学生罹难。家长们在悲痛之中发现教学楼原来竟然是哄骗人的“豆腐渣工程”，于是要求政府彻查学校基建中的腐败问题，严惩对“豆腐渣工程”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有关官员和承建商，以告慰死难学生的在天之灵。余秋雨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不知他出于什么目的，竟然将罹难学生家长们的正当要求说成是“横生枝节”，是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希望看到的“错事”，同时还以所谓的佛学大师的话欺骗灾民和公众。余秋雨这个博文的发表激起了网友们的众怒，遭到了公众的一浪又一浪的谴责，由此他落得了一个新的雅号“余含泪”，进而与山东那个“王做鬼”齐名。不知余秋雨得知这一称呼有何感想！谁知，这一波还没平息，新的一波又兴起了，当然掀起新的轩然大波的同样不是别人，还是他余秋雨本人。稍后，他又向外界公布自己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人民币20万。一听到这消息，我以为余秋雨这下大概可以改变形象了，谁知不久又有人爆料，说他是“诈捐”。（袁毅：《易中天盯死余秋雨诈捐：出来混，是要还的》，《武汉晚报》2009年6月15日第19版）本来，捐款是各人的私事，捐多捐少，同样不受别人干涉，因为这不是每个人的义务，只是一个人的觉悟和境界。余秋雨就是一分不捐，同样人们没有权利强迫他。问题是他偏偏要向社会宣布自己的捐款，这等于说他向整个社会许下了庄重的承诺，既然有了承诺，就应该兑现，做人要讲诚信，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准则。面对着人们的质疑，余秋雨最简单而且直截了当的做法就是向公众展示他捐款的凭证，这样，有关“谣言”也就不攻自破。可是，不知道他究竟是没有，还是根本不想拿出来，人们始终看不到他的捐款凭证。他倒是与批评他的人打起了口水战，指责批评他的人是“咬余专业户”。人家对他的批评，显然是还将他看成是可以批评的人，至少表明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他还是值得批评的，是可以改正的，而他这种拒绝批评，死不认帐的态度则将自己推到了不值得批评的地步，显示了他已经无可救药了，此时的他分明是病入膏肓，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不久前，余秋雨应邀为南京中山陵撰写碑文。或许有人认为，那是别人请他，他才捉笔来写的。然而，他终究还是应允了，然而他使出浑身解数写出的碑文，竟然成为新的笑料和炮轰的靶子。（《余秋雨〈中山碑文〉遭炮轰：被骂“最令人作呕一景”》，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7日发布）特别是到了文章最后竟然觉得自己的大作“满纸烟霞”。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瑕疵，然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既然要让自己的大作与文化名胜中山陵永存，当然就不能按一般的标准来要求了。

后来，又传来消息：余秋雨决定关闭他的所有博客，说是“闭关”了。不久得到了证实。只是谁也不清楚，他这次闭关，究竟是以后低调做人，闭门思过，洗心革面的开始，还是暂时性的撤退，等待时机重新出山，将来再成为活报剧的编导，再主演新的荒诞剧，当时，我觉得不妨耐心地等待着看！

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断，余秋雨很可能要将他的悲哀进行到底。后来的事实证明，余秋雨所谓的“闭关”，大概也只是“闭”的博客的“关”，而博客已经式微，很可能被微信所替代，而他不甘寂寞，定会出来，果然他没放弃到处发表演讲，他确实是将他的悲哀进行到底。当然，再怎么悲哀，这都是余秋雨个人的事。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余秋雨这样的悲哀人物不时在媒体上窜红，经常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且还受到包括上海市和南京市政府某些官员的追捧，从而演绎成公共事件，成为现代社会一幅怪异的风景，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他个人的悲哀会不会演绎为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呢？

2017年4月1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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