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3：并非浪漫的郭沫若

2025年10月26日 10:14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看过电影《傅抱石》的人或许还有这样的印象：郭沫若曾经对著名画家傅抱石说：“你是现实主义的，我是浪漫主义的。”单从他们创作的作品来看，人们会觉得他说的八九不离十。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确实是浪漫主义的。什么是浪漫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告诉我们，奇特的想象，强烈的情感抒发和对于理想的描绘是其最主要因素，但是在我们心目中，浪漫主义还应该是很纯真的，坦诚的，直率的，非功利的，富于幻想的，尤其是在为人处事方面，更是如此。如果从这一点来看，郭沫若这个人一点点都不浪漫，虽然他早期的诗歌和戏剧多少散发着教科书上所称的那种浪漫气息，但就其所作所为（包括写作行为）来说，他对所处环境非常清楚，知道如何权衡一言一行的利害得失，非常善于根据现实气候的变化非常实际地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行。

郭沫若是以气势磅礴的诗集《女神》登上文坛的。正是这本并不算太厚的诗集，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因为人们从他的《凤凰涅槃》、《天狗》、《立在地球边上的放号》等诗作中看到的是诗人那气吞山河的“天狗”气质。他那种超越一切束缚的自由和诅咒冷酷黑暗的现实、勇于反叛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巨大勇气不能不令人敬佩。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诗人形象也就从他的诗作中站立了起来，给了多少热血的读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的力量。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也以拥有这样的杰出作品而骄傲与自豪。

如果说郭沫若就此退出文坛，虽说少不了让人叹息和惋惜，文学史家们也可能多少感到遗憾，但是他的光辉的“天狗”形象却永存于人们的心目之中，可以永远地伟大下去，永远地赢得人们的尊敬。可是，历史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运行。20年代的郭沫若正当年轻气胜，而年轻人大抵是比较激进，易于幻想，喜欢追逐时尚的。而这些特性是一柄双刃剑：激进的思想对于保守的僵化的思想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幻想可以让人浪漫，为人生注入诗意，追逐时尚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激进容易将人推向偏执而失去理性，幻想过多可能使人盲对现实，脱离实际，而追逐时尚则让人趋于浮躁。年轻时候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人。据说当年弗洛伊德学说比较盛行，郭沫若就在其有关青少年生活的回忆录中很时髦地大写特写自己幼小时的性冲动和对嫂子的暗恋。正是他的这些特性既推动着他走向诗歌创作的辉煌，又推动着他走向当时颇为时尚的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治。于是，满怀激情的郭沫若自从20年代后期开始投入政治的怀抱。本来，出于对政治冷静、科学而深刻的认识，以文学的方式反映和评判政治并非坏事。建立在人文理性基础上的政治观可以帮助作家更深入地探讨人性，研究人的各种问题。20世纪80、90年代的王蒙、巴金、杨绛等人对政治的一往情深就推动着他们的创作走向深刻。但是，郭沫若却是凭着自己的激情和意气，投入政治的怀抱，一不小心钻到了政治的漩涡当中。他学会了投机钻营，善于观势而动，在政治旋涡中不仅迷失了自己，而且心胸日渐变得狭窄，到后来竟然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还要异想天开地将文学从艺术世界拉到他所崇尚的政治漩涡中去，并且身体力行去充当这方面的领头羊。20年代后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由于背离艺术走得越来越远，诗作的概念化、标语口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对此，郭沫若不仅没有认真地反省，没有因此而羞愧，反而以此为荣，自以为找到了文学步入天堂的金光大道。由于他的灵魂已经为政治所虏获，他的心思很大程度上不再用在文学上了，但是他却不是以政治家的面目出现，怎么也脱不了诗人和作家的身份，总是以文人的架势在文坛上跳来跳去，在文坛上要管这样那样的事情，可是他所管的，不是以文学的目光，也不是为文学着想，而是拼命地将文学纳入他所理解的政治轨道。出于这样的心态，他对自己看不顺眼的鲁迅、茅盾等人恶意攻击，甚至是侮辱、诽谤他们。这样，郭沫若写文章再也顾不得以理服人，勇敢地抛开逻辑，以泼妇骂街的勇气和姿态，化名“杜荃”与钱杏邨、冯乃超、成仿吾等在《桌子的跳舞》、《逝去了的阿Q时代》等文章中痛骂鲁迅和茅盾等人。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个目的，只要将鲁迅和茅盾等人骂倒，那么他自己就该是文坛老大了，就可以令文坛上的那些男女老少跟着他的步伐跳舞了。殊不知，他当年登上文坛凭的就是反封建、反专制，追求民主与自由。可是，他现在的这种要做文坛龙头老大的心态恰恰就是封建专制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他的这种转变很具有一种反讽的意味。

然而，说到郭沫若陷入政治旋涡，他又有他独特的地方，他不像许多知识分子具有宗教般的虔诚投入政治。他先看准政治气候，然后再决定投注。20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郭沫若则是哪里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名望，他便往哪里闯。大多数的人看到的是郭沫若参加北阀军和发表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骂老蒋的一面，以为他热衷于革命，投身革命。其实，了解他的这些行为背景的人可以看出来他的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原来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具体来说，当时什么走红，他就往什么方面钻，1926年，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的地位在抬升，左翼政治越来越吃香，于是郭沫若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国共两党分裂，共产党受到国民党的大规模镇压，国内形势逆转，而郭沫若在加入中共不到半年时间，乘机自动脱党了。1927年春，他看到汪精卫在武汉与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抗，并且占据了上风之际，为了讨好武汉的国民政府而写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骂蒋介石，给人的感觉他似乎是反蒋的急先锋，实际上他是想以此为资本希望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捞取一官半职。后来因为武汉方面与蒋介石一道联合反共，而由于参加过共产党才迫不得已离开武汉，并遭到了蒋介石的通缉，这无疑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不小的悲情色彩，不过稍稍留意一下，便会发现此后的10多年里，他不再写文章反对蒋介石了。特别具有戏剧意味的是1937年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陈诚邀他去武汉，他欣然前往，并主动请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之会面。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那是郭沫若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但是他如此描写蒋介石的眼睛，恐怕就有与最高领导人套近乎之嫌了。这多少让人觉得他与当年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时候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应该看到，他即使参加了南昌起义，他没有跟着共产党上井冈山，而是到上海去做文化班头，进而掉转矛头去向无权无势的鲁迅等人叫骂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为形势与环境所迫的情况下，郭沫若一度跳出政治漩涡，东渡日本，潜心学术研究，他的过人的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学术研究成果突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甲骨文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也成为他人生的又一闪光点。虽然他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生活也比较贫困，从某种方面说或许是不幸的，但无论是对于中国学术界还是对他本人的学术进步不能不说是幸运之时（尽管他未必这样看）。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本性还是不错的，问题是他却因种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和他性格中的某些因子所起的作用，他常常失去这种本性，迷失了自己，甘当政治的奴仆，并且引以为自豪。

新中国成立之时，鲁迅先生早已作古，茅盾先生的政治情结也不那么强烈，自然只有他郭沫若成为新中国文人的总领和学习的榜样，也就是周恩来所称的“革命文化的班头”。他自己当然为之激动和兴奋。新中国成立伊始，郭沫若就引吭高歌，唱出一首虽然十分豪迈但是没有特色，读来也不太流畅的《新华颂》。人们单看到这首诗还满以为他对自己的祖国满怀着深厚感情呢，可是时过不到1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并且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为纪念中苏友好条约四周年对全国发表了这一主题的广播讲话，向前苏联献媚，为外蒙古脱离祖国而沦为前苏联的附庸国辩护。如果不是署名郭沫若，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出卖民族利益、分裂国家的汉奸言论。其实，郭沫若内心怎么看待外蒙古独立，外人很难臆测，但是人们从他的《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头脑中充塞的那些意识形态已经遮蔽了作为一代文豪的眼睛，令他失去了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和爱国情感，五四时期他的那种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勇气早已烟消云散。从此，他深深地陷入政治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

20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的政治以大批判为主，尤其是在文艺界。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精神阉割，铲除他们的思想。作为文人总领的郭沫若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他率先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向领导人表态：“我们诚恳地全部接受周副主席给我们的指示，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他率先向当局表示应该将为他赢得文学史地位的写于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品烧掉，率先将自己阉割成一个文化太监，进而又积多年的政治风浪中的经验将自己训练成善于攻击别人的精神打手。当局指向哪里，他就攻向哪里；当局要他批判谁，他就不遗余力地攻向谁。他非常卖力地批判胡风，倾其语言所能极力对胡风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在别人走向地狱的时候，他郭沫若得到了一顶顶桂冠。大跃进期间有所谓的“县县都出郭沫若”说法，他的名字也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标杆的一个象征符号。处于这样的地位，郭沫若早已不将鲁迅放在眼里，当别人问他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会担任什么职务，他不假思索地答曰：“这要看他的表现！”看来，郭沫若深知自己应该如何“表现”，深知如何赢得当局的欢心和当政者的宠幸。于是，他在50、60年代创作的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就成为“表现文学”的最高代表。他深怕别人不明白自己的“表现”内涵，一再声称：“蔡文姬就是我”，他要借文姬归汉的故事来表达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以曹操的雄才大略来喻示毛泽东，可见他用心之良苦；为了讨好，他又将江青吹捧为武则天。他揣摩到毛泽东擅长写什么样的诗，于是写成《七律》、《满江红》诗作，甘当垫脚石，让毛泽东来作和诗，以衬托出毛泽东的高明；他琢磨出毛泽东偏爱李白而不那么喜欢杜甫，他就在《李白与杜甫》的论著中不顾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迎合毛泽东的意思来一个褒扬李白而贬低杜甫，搞出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毛泽东的书法确实有不少杰作，但也并非全是佳作，有时难免出现一些笔误，但是这些笔误到郭沫若眼里却也成了“天才创造”，他认为：“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成‘黄梁’，无心中把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就连中学生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书法中的这些笔误，可是作为饱学之士的郭沫若，不仅没有指出来，反而编造一套说辞，硬把毛的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上升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作出绝对性的评价。尤其令人感到作呕的是1967年，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会上，他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一首所谓的“诗”。“诗”的标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此时的郭沫若竟然连知识分子的尊严都不要，当场朗诵起奉承江青的“诗”，谄媚地称江青为“亲爱的江青同志”，说江青为了无产阶级文艺而“陷阵冲锋”，歌颂江青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舞台充满了工农兵形象”。人们知道，就在这年春天，郭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自家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被人告密，最高领导人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郭民英被迫自杀。然而他还有这样的心情朗诵这样的“诗作”。次年，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言辞被人抓住把柄，经人告密后被捕。后来，被造反派折磨致死，然而到了1976年5月12日，他还是写下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完全忘记了两个儿子的惨死，为那个灾难岁月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完全失去了人性！呜呼哀哉，一代杰出的诗人竟落到这样的地步，竟然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格和传统知识分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恐怕就是他本人当初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几十年人生竟是这样“进步”的！颇为滑稽的是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江青等人被抓了起来，就是这位称江青为“亲爱的江青同志”的郭沫若，此时大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并谴责江青“自比则天武后”，其激动之神情，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他严厉地抽打了50年代末的郭沫若的嘴巴。或许，多年的政治熏陶已经使他成为当代中国“表现文学”和“表态文学”的代表作家，不再会为自己的任何言行和自我矛盾而感到脸红和羞愧。从他的这些善于变化的言行举止中，人们怎么也看不出他的浪漫！

谈到郭沫若的这种人生巨变，我们并不是要揭他的疮疤，拿他示众，也无意去谴责他的为人（我甚至觉得谴责他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一点点的意思，倒有点无聊，因为他已不值得由我来谴责，尽管还有不少人崇拜他，颂扬他，供他为神），无意对他进行道德审判。因为郭沫若的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很具代表性。据了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是反抗美国麦卡锡主义迫害，冲破各种阻挠，回归祖国的英雄，但是在大跃进时期竟然也投当局之所好，违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科学精神，用所谓的阳光利用理论去证明粮食亩产数万斤的可行性。[1]看来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实在不是少数。那么，一个好端端的诗人是怎么一步步蜕变成这样的，除了我们的政治体制的原因之外，我们的文化是否也应该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否也出现过郭沫若这样的蜕变呢？为什么这样的文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至今还被捧为文化英雄，接受许多知情者和不知情者的礼拜？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004年4月8日于宿迁学院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