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1：被灼伤的爱情

2025年10月25日 01:4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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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在许多时候是幸福的代名词，但是如果处理不妥，就可能变成伤害自己的利器，灼伤自己的情感。对于这一点，许多人可能深有体会。现代文学史的吴宓大概体会更深，他就被爱情严重地灼伤。

现代文学史上的吴宓，相对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和胡适等人而言，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人物，因而现在的大多数人对他不甚了解。就其成就而言，吴宓与其说是一个作家——写过不少诗歌，——不如说是一个学者。曾经留学美国、游学欧洲，不仅对西方文化十分熟悉，而且应该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只是他回国后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人士，不仅反对白话取代文言，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常反感，厌恶胡适等倡导新文化的人士，因而对于他的负面评价比较多。这使他与同时代怪杰辜鸿铭归于一类。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只是他在爱情婚姻方面处置不当，矛盾重重，优柔寡断，变化无常，从而令他倍受伤害。经过几十年人生，吴宓的爱情变得伤痕累累。令人唏嘘不已。

1918年，吴宓尚在美国留学，他的一个同学向他推荐自己的姐姐浙江少女陈心一。当时，已经到了24岁的陈心一还没有找的如意郎君，现在托他的弟弟向吴宓投来爱情。对此，吴宓一时拿不定主意，秘密地向几个知心朋友咨询。几经咨询过后，吴宓仍然不能决定是否接受陈心一的爱情。他一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觉得没有见过对方一面就定下了终身大事，显然十分不妥；另一方面，人家如此痴情，他觉得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吴宓给陈心一的弟弟写信，表示答应这门亲事。吴宓的这个同学大概知道他的犹疑多变的性格，在接到他的这封信后，立即给他回信，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要他严守诺言。尽管如此，过了几个月，吴宓不知怎么的，心里感到不踏实，考虑来考虑去，越来越烦闷，竟然给他的陈姓同学写信，要求废除婚约。不久，吴宓因病住院，期间他遇到了竺可桢。在竺可桢的牵线搭桥之下，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昭汉来美国考察，同时为她的妹妹寻找对象，于是寻到了吴宓这里，并且看中了吴宓，而吴宓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待到出院后，他后悔了，既为给了张昭汉的婚事承诺，又为向陈姓同学的毁约。吴宓将心中的悔意跟他的好友汤用彤讲了。汤用彤随即给吴宓看了那位陈姓同学写来的信。信的内容是：“我深知雨僧兄（即吴宓）之脾性，一时心绪不宁，感情所激，便作出此类意外、惊人之举动，然不久必悔之。故今将其原函寄还，作废。望兄对彼多加开导与安慰，为幸。”（北塔：《情痴诗僧吴宓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8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对于陈姓同学的信，吴宓并不感到庆幸，而是感到有点苦涩，他转瞬间又觉得他与陈心一只能是“先结婚再恋爱”。（第119页。）经过几年的交往，吴宓于1921年与陈心一结婚。但是，他与陈心一的婚姻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这固然有陈心一缺乏激情，没有远大抱负的缘故，也有吴宓自身的原因。吴宓虽然在婚前想到了“先结婚再恋爱”，但是他在婚后并没有与陈心一恋爱，他觉得：“如果一辈子跟陈心一厮守，最后可能会毁了自己。”（第146页）既然没有恋爱，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精神上的沟通，由此吴宓甚至产生了严重的罪感：男女之间如果在心灵上格格不入还要同床共枕，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种罪孽”。（第149页）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不过，既然已经有所醒悟，那就应该与陈心一离婚，将自己从“罪孽”中解救出来，不就行了吗？但是，他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对于吴宓的态度，陈心一心里是很清楚的，她的内心也很痛苦，但是她是传统型的女性，只能在某些事情上以自己的坚执来反抗吴宓。1922年，陈心一的弟弟因意外刺激而得了疯病，而她的弟弟先前与人家是有婚约的。此时，陈心一觉得应该出面到女方家解决弟弟的婚约问题。但是，吴宓考虑到她还在坐月子，不宜外出，于是劝阻。然而陈心一决不理会，执意要去，结果让孩子病了。就这样，吴宓对陈心一已怨恨在心。

就在吴宓对陈心一不满的同时，毛彦文闯进了吴宓的生活。毛彦文浙江省江山县人，她的父亲竟然将她许配给一个纨绔子弟，以抵偿他的3000元借款，并且通过欺骗的手法让女儿与那个纨绔子弟成亲，但是，毛彦文不从，从家里逃到了县城里的舅舅家。在这里，毛彦文看中了她的表歌朱君毅可能出国留学，将来前途无量。而朱君毅长相不太好，而且一脸麻子，现在又在朋友的劝说下答应了毛彦文的求婚，并且帮助毛彦文的父亲还清借帐。但是，朱君毅当时也没有钱，于是作为朱君毅同学的吴宓出手相助，给他们捐了一大笔钱。可是，朱君毅对毛彦文很不满意。不久，朱君毅以近亲结婚可能生出残疾婴儿和毛彦文身体不够健壮为由要求与毛彦文解除婚约。为此毛彦文将吴宓请到家里向他哭诉自己的不幸。吴宓知道不可能劝说朱君毅回心转意，只能安慰毛彦文，并且为他们解除婚约承担起善后工作——朱君毅向毛彦文赔偿4800圆“青春损失费”，而这笔钱需由担任其善后委员会秘书的吴宓来转交。于是，毛彦文与吴宓开始了非常频繁的接触，就着吴宓的情趣大谈特谈诗歌、人生与国家大事等话题，因而吴宓则非常欣赏毛彦文的才干，并且对她的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就这样，毛彦文不仅成为吴宓家的常客，而且实在实在地走进了吴宓的心灵。

对于毛彦文的闯入，吴宓又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怜香惜玉，视毛彦文为“知己”，（第155页）另一方面，他虽然并不满意陈心一，甚至还怀有某种程度的怨恨，但是他觉得不能做出对不起妻子的事，“即使毛彦文有所表示，他也会顾左右而言他”，（第155页）尽力避开敏感话题，而毛彦文却又在不时地打动吴宓的心扉。1923年，吴宓被房东赶出在南京鼓楼的住处，他只好另寻住处。当时，包括毛彦文在内的一干人都寄住在他家里，现在他要搬出，于是设家宴饯别这些寄住的亲友。家宴上，吴宓念及亲友即将分离，感慨万分，于是赋诗一首（《中秋节，书感，示寓中诸友》）。对于吴宓的诗作，毛彦文比其他亲友更感动，她不仅细细地读了，而且还将诗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这事让吴宓知道了，他怎么能不感动？如果在夫妻感情深厚，家庭生活和谐的情况下，吴宓为毛彦文感动，那也仅仅是感动而已，不会朝着恋情的方向发展。问题恰恰就在于吴宓与妻子陈心一的关系紧张，心中甚至还有一股怨恨，而且两人的志向和抱负各不相同，这样，吴宓的感情自然就滑向毛彦文一边。于是，毛彦文成了吴宓的红颜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走向暧昧。就在吴宓赴东北工作期间，他们两人虽千里相隔，但是情意绵绵，书信不断，毛彦文的情书写得缠绵悱恻，情深意切，吴宓读了之后，十分感动，当即赋诗，抒发恋情，而且这一爱恋触发了吴宓的创作灵感，他要写一部小说，名叫《新旧因缘》，以他的梦中情人毛彦文为主人公。毛彦文知道后当然也很激动，当即表示予以支持，决定给吴宓提供自己的日记和书信作为创作的参考材料。1928年夏，吴宓以取创作资料为名到杭州去见毛彦文。毛彦文热情款待，吴宓“欣快无比”，（第218页）并且赋诗抒怀。过了几天，他们俩又作了深入交谈，一直谈到晚上11点。这些天里，一边是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一边是佳人相伴，真是难得的浪漫！吴宓在杭州度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按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吴宓与毛彦文应该走进婚姻的殿堂，共享爱情的甜蜜。但是，吴宓与毛彦文的这种浪漫甜蜜的时光不到半年就中断了。1928年冬，毛彦文突然“毁弃前约”，（第221页）明确表示不按先前的约定到北平来与吴宓会合。吴宓接到毛彦文这封毁约信，感觉就是“当头吃了一闷棍”。（第221页）这件事看起来是毛彦文的绝情，实际上根子还是在吴宓这里。是他头脑里有传统的妻妾的思想观念，是他把他们俩的事到处说给别人听，搞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于是惹怒了毛彦文。毛彦文的失约已经让吴宓够苦恼的了，然而屋漏偏逢连绵雨，吴宓的南行私会毛彦文的日记竟让老婆陈心一看到了。陈心一表面上慷慨大度，表示同意丈夫与毛彦文保持柏拉图式的恋爱，但是她的内心却妒火中烧，而吴宓则傻呵呵的一点没有觉察，结果搞得夫妻反目。于是，吴宓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不过，从产生离婚念头到最终变成事实，吴宓走过了极其漫长的反复的路程。而这主要原因就在于吴宓一直处于矛盾徘徊之中。吴宓首先想到的是，他要向陈心一提出离婚，就必须得到毛彦文对他作出结婚的承诺。然而，毛彦文对吴宓的感情也在波动，虽然有过密切的交往，但是远没到海誓山盟的地步，因而不可能非常爽快地允诺吴宓的求婚。而吴宓最大的担心就是这边离了婚，所期待的那边不能得到。这就决定了他在矛盾中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造成吴宓拿不定主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吴宓孤身一人到杭州私会毛彦文引来了一些人的猜疑与非议，他顶不住闲言碎语的困扰。吴宓还就自己的婚恋之事向朋友征求意见。广泛听取他人意见是个好习惯，问题是由于各人的社会经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的立场角度的不同，所给的建议和意见当然五花八门，因而难免相互矛盾，这就需要当事人冷静客观地仔细研究和分析，尽可能抓住最佳意见并遵照执行。而吴宓偏偏是一个缺乏主见的人，对于他人的意见和建议，他搞不清孰优孰劣，他觉得只要稍有道理就按照这建议和意见去办。这就使他的行为常常摇摆不定，不时自相矛盾。有时他决意要与陈心一离婚，向毛彦文追求他的幸福，可是一转脸他似乎“良心发现或心血来潮”，（第223页）竟然想跟妻子套近乎，恭维妻子，而妻子由于他提出离婚而对他心怀怨恨，当然不会理睬他的这一套，结果当然搞得他非常没趣也没面子，更没辙。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亲友出面劝阻吴宓前往杭州看望毛彦文，吴宓竟然听了，居然退了车票。可是第二天，他又后悔，“他仿佛听到毛（彦文）在呼唤。心神不宁了两天后”，他又买了车票决定前往杭州，非常好笑的是，他竟然将自己的南行计划向陈心一和盘托出，而且还与她商量，他完全没想到爱情和婚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每个人都可能因此而心生妒火，嫉恨仇敌。但是在南行的火车上，吴宓内心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一方面，他深知自己此行是向毛彦文求婚，而这意味着他必须与陈心一离婚；另一方面他“情不自禁地感念陈（心一）的善良和诚朴，觉得有理由但不应该离婚。”（第224页）心里虽然这样想，但都是一时的，到后来他还是下决心离婚，即使有些朋友规劝，他还是决定了，这不是说他变得果断起来，而是他在一番权衡与谋划之后，终于在1929年9月与陈心一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吴宓筹划的那样发展，他根本没想到，他所日思夜想的梦中情人早在1928年底就与其上司民政厅科长戴某有了暧昧关系，而这个戴某对于毛彦文并不十分感兴趣，进而让毛彦文落了空。而毛彦文对吴宓显然不是那么热切爱恋的，在很大程度上她不过是利用吴宓来填补情感的真空而已。

1年后吴宓知道了这事，内心虽然免不了窝火一阵子，但是他还是原谅了她，还是热烈地追她。而毛彦文似乎并不领情，她没有应吴宓的恳求北上到北平与吴宓会合，而是出国到美国去了。吴宓得知毛彦文走了，他也赶紧放弃教授的职责，以游学的名义到欧洲。吴宓到欧洲当然不是旅游观光的，也不是真正游学去的，而是为了毛彦文。他有自己的盘算，他想，“这一年通过写信，跟毛将恋爱的关系确立起来，明年在欧洲跟她结婚。”（第224页）无奈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当然，在不是说毛彦文十分冷淡，而是说他忽冷忽热，只是让人摸不到头脑。她高兴起来就给吴宓写长信，跟吴宓谈她对文学的喜爱，尤其喜欢阅读吴宓主编的《文学副刊》，进而让吴宓喜出望外，非常激动，让吴宓觉得他们的爱恋即将大功告成，毛彦文似乎已经投进他的怀抱。然而一转脸，毛彦文变得不可思议，她“以异常激烈的措辞说，她再也不想跟吴宓通信。”（第224页）这样，吴宓的感觉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子跌落进冰窖。正是由于毛彦文的态度像墓春的天气说变就变，吴宓感到越来越没有底儿，因而他在追求毛彦文的道路上时进时退。一旦有人鼓励和支持，他就振作起精神，赶紧向毛彦文大献殷勤；一旦毛彦文大发雌威，他则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完全没有文化名人的潇洒风度，变得十分委琐，甚至有些可怜。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吴宓到底有些心灰意冷，对毛彦文不再抱多大希望，于是干脆要求毛彦文到英国去与他会合结婚，否则，所有问题“暂停讨论”。（第252页）吴宓的强硬并没有令毛彦文屈从，她给吴宓回了一封长信，语气相当固执，这又使吴宓“痛苦失望之至”。（第252页）这时，有朋友劝吴宓放弃毛彦文，让他从爱情的痛苦折磨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却“哭丧着脸”（第253页）表示自己割舍不了这份感情。吴宓珍惜自己的感情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他完全不了解对方究竟是否爱自己或者说对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爱自己，这就使他的爱情具有单相思的意味和浓重的悲剧色彩。既然如此，吴宓又向朋友征求意见，朱光潜在听了他唠唠叨叨的叙述以后给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觉得朱光潜的分析鞭辟入里，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按照这个意见试一试。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做事太缺乏果断，他又向一位姓陶的朋友请教有关策略。其实这个姓陶的朋友与朱光潜的意见差不多。吴宓在去美国之前给毛彦文写了信，告诉她自己即将到美国去见她。可是，过了许多天，吴宓收不到回信，心情格外焦躁，烦闷和压抑，于是“神经病发作似的”（第254页）又写了一封信，将毛彦文数落了一通。朋友知道了，立即帮他灭火，接着他又写了封信。恰巧，毛彦文大概还没有收到吴宓那封指责他的信，给他寄来了英文贺卡。而且，贺卡上还称吴宓为“我所爱的人”。（第255页）吴宓捧读这封热情洋溢的贺卡，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赶紧回信，为自己的上次的造次表示道歉，并且催促对方赶快来巴黎成亲。可是，接着几天，吴宓又没有收到心上人的回信，心里又窝火起来，直骂毛彦文“无情无义，是一条占着食槽不吃东西的狗”，并且给毛彦文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没有决定结婚，就不要来欧洲。”（第255页）这个吴宓心理太不稳定了，心情的焦躁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冲动也情有可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30大几接近40岁的人了，再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况且他还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授，心情如此浮躁，与心爱的女人来往竟然没有一点大耐心，动辄耍起小孩脾气，谁会受得了呢？喜怒无常，不仅严重伤害了对方，而且也把自己伤害得不轻，这使自己与追求目标愈行愈远，带来的则是无尽的痛苦。就这样，吴宓到欧洲逛了一圈，以追猎毛彦文为目的，结果自然是空手而归，非常可惜。

没有追求到毛彦文，吴宓心中非常不平静，而且对毛彦文充满了怨恨，原来的梦中情人在变态情感的扭曲下异变为“卖弄风骚的交际花”。（第257页）他觉得毛彦文已经不是可爱的美人，因“惯于用种种毒辣的手段玩弄感情”而变得非常可恶。于是，他的心底痛恨毛彦文。像这样由爱生恨的事例在中外恋爱史上确实屡见不鲜。但是，吴宓的内心是相当复杂而矛盾的。他虽然对毛彦文非常不满，但是毛彦文一旦发火，要与他分手，他又觉得受不了，“难过得死去活来”，就像天塌了下来。或许是他陷得太深的缘故，他已经无力把握自己了，只能在感情的旋涡里转来转去，摆脱不了感情力量的牵扯进而一次又一次地呛水。他实在忘不了毛彦文，感情的折磨中他可以怨恨毛彦文，但是却不容许别人对毛彦文说三道四。如果有人不小心批评和指责毛彦文的不是，吴宓立马勃然大怒，与其翻脸。可见，在吴宓的意识深处，毛彦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在精神上折磨过他，但是始终是属于他的。

对于自己和毛彦文的情感纠葛，对于自己追求毛彦文过程中的烦恼和痛苦，吴宓不仅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中，而且还常常在课堂上一五一十地讲给学生们听。学生们知道他的这种祥林嫂的特性——不管见到什么人都要倾诉内心的痛苦，——故意逗他，他竟然将他与毛彦文的某些个人隐私全都倒了出来，从而给人们提供了笑柄。

1935年，毛彦文突然与曾经担任给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结婚。熊希龄，生于1870年，此时已65岁，而毛彦文此时年仅37岁，两人相差28岁。吴宓认为毛彦文这么做是因对自己的“生气、绝望”，（第273页）而毛彦文是否这样看，还不得而知。她在举行婚礼时给吴宓发来了请柬。眼看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情人就要投进一个老头的怀抱，吴宓感到的岂止是尴尬，简直是耻辱。他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躲在家里和着老泪去写《忏情诗》，将他的一腔怨愤发泄出来。当然，他的怨恨主要不是对毛彦文的，更多的是怨自己追求的力度不够或者方法不当。吴宓的悔恨是有道理的。他曾经有过大好时机，竟然没有抓住，结果真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据说，有一次，在杭州，吴宓与毛彦在一家宾馆交谈到了深夜，又遇特大暴雨，毛彦文无法回到自己的住处，就在吴宓的房间里住了下来，而且两人“同睡一床”。（第275页）这真是天赐良机啊！但是吴宓却非常迂腐，固守“非礼勿动”，他要做现代的柳下惠——坐怀不乱。我们当然不赞成以强迫的手段逼迫对方，搞所谓的“生米煮成熟饭”。然而，这种错失良机，确实让人感到可惜。倘若吴宓当时稍为主动进攻那么一点，或许毛彦文就会投入到他的怀中。不过，吴宓对此一点都不后悔，他以《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作对比，反对前者的动手动脚，赞同后者的矜持。而毛彦文则很委婉地说他“拘谨”。他的学生钱钟书则毫不客气地批评他“笨”。（第275页）或许是吴宓长期受到情感的灼伤，他已变得有些麻木了，对于这些批评已经不那么在意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在意他也无可奈何，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他只有超脱点，才能摆脱苦涩。

就在追求毛彦文而备受痛苦煎熬之际，吴宓还有过感情旁顾的时候。他在欧洲游学期间，虽然大部分心思用在毛彦文身上，但是他也偶尔将情感投向西方的洋妞。据了解，他“曾短暂地爱过一个美国女孩，曾更加短暂地钟情过一个俄罗斯女孩。”（第287页）有时他还留意自己身边漂亮的女学生，与他们密切交往。但是，吴宓的这种情感泛滥只是以一种幻想式的意淫来抚摩自己受伤的心灵。实际上，无论是美国女孩，还是俄罗斯的女孩，抑或是身边的年青美丽的学生，都不可能真正爱上吴宓，因而也不可能进入真正的恋爱。不过，这种浅尝辄止的异性交往多少给吴宓带来一些快乐，帮助他抚平心头的创伤。

除了毛彦文让吴宓长期为之纠结不已，还有一位女士也让吴宓一度魂牵梦绕，这个女子就是卢葆华。“她不仅有毛的才气，还有毛所没有的豪气、野气和霸气，吴宓根本吃不消她。”（第288页）吴宓之所以与她搭上，全在于他内心的脆弱。这个卢葆华在16岁时被嫁了一个浪荡子，她忍受不了，于是逃了出来。好在她很有才华，坚持业余写作，并且给报社写稿，从而认识了吴宓。而吴宓了解到她的身世后不只是对她表示同情，而是产生了奇怪的观点：“只有苦命的女人，才能跟他同病相怜、心心相印。”（第288页）其实，由于各人性格不同，虽为苦命，但是对待别人的态度和方法则未必相同。1933年，吴宓当时还在追求毛彦文期间，就与卢葆华产生了深厚的交情，他甚至产生这样的念头：“向去杭州，向卢葆华求爱；如果不成，再到上海，当面问问毛，到底愿不愿意结婚。”（第289页）于是她到杭州先见到了卢葆华，表达自己的心愿。但是，卢葆华对于他和毛彦文的关系了如指掌，于是旁敲侧击地羞辱了吴宓一番。而吴宓虽然有些失望，但很快为卢葆华的几句安慰话所哄住。他在离开杭州前给卢葆华写了一封长信，讲了自己求爱的动机和目的，心里暗暗思忖：“她若接受我的爱，我一定要对她恭敬、谨慎、诚实、忠贞，跟她白头偕老，不再心猿意马。”（第292页）同时，他还下定决心，改掉自己的坏脾气。吴宓这次完全是一厢情愿，因为卢葆华知道吴宓不仅有妻子陈心一，而且还在追毛彦文，女人的本能使他不能信任吴宓，因而回绝了吴宓。本来，吴宓还期望在他离开杭州的时候卢葆华能够前来送别，结果就连这点小小的愿望也落了空。当然，卢葆华没有回绝，意味着还有回转的余地，当吴宓追求毛彦文未果时，卢葆华给他递了话：“你不要总是叹息自己又穷又老，从而束缚自己，弄得生活寡然无味，精神萎靡不振。你应该尽快找一个崇拜你的、又能了解你的女人，赶紧结婚，以冀重获新生。”（第327页）按理来说，吴宓该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很可能始终感到打不住底，也许是迟钝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也许是他的心中可能挂念着毛彦文，总之未置可否。后来又有朋友劝说，他才作罢。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将战火烧到了吴宓所待的北平。此时的吴宓当然十分忧虑，但是他所忧虑的既不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也不是他个人与亲友的安危，而是他的意中人K。当时，K和她的老母住在香山，吴宓所担心的是她们遭到日本兵和当地土匪的欺侮。于是，吴宓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表现出非常牵挂。但是这次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对他虽有感激，但是根本没有他所期待的爱恋的情愫。当他殷勤地要将她们母女接到清华园来避难的时候，人家在感谢他的时候喊了他一声“吴老师”，明显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吴宓的这种自作多情只是他漫长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虽然可能令他一时不快，但是对他的情感影响不算太大。

吴宓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一度对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女孩张尔琼有了感觉，对她动了心。或许是此时的他已经是将近50岁，已经缺乏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的缘故，或许是他由于胆怯而显得过于唯唯诺诺的缘故，这个叫张尔琼的女孩对他并不十分动心。有一次，吴宓到张尔琼的住处去看望她，当时那房门半掩着，“他料想琼在里间，但又不能断定，不敢贸然闯进去，……”（第319页）为了痴等张尔琼露面，可怜的吴宓竟然以看书消磨时间。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有人来找张尔琼，居然见到了，而且不久由张尔琼将客送了出来。而吴宓还在那里傻乎乎地坐着。无论是谁，见到吴宓的这种傻相，都会觉得他简直是太窝囊了。既然那房门半掩着，敲一下门直接进去不就得了，还用在这里枯坐等候吗？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在一个刚刚留校的助教面前如此胆怯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多次爱情的灼伤，已经令他变得如此自卑，如此胆小如鼠。对于吴宓的追求，张尔琼虽然年青，但是并不十分天真，与吴宓若即若离，既不让吴宓过分靠近，又不时调起吴宓的胃口，给吴宓的感觉似乎还有希望。而吴宓陷入感情的旋涡之中就难以自拔，那种名牌大学教授的高智商到这里全然失效。他以全身心的投入，换来的却是被戏弄的感觉，是一出出情爱的悲剧。让人想想都觉得非常痛心。人一旦在爱情中失去主心骨，陷入痴迷，那就离悲剧的主角不远了。吴宓对张尔琼的感情非常真挚，也非常忠诚，他甚至就自己珍藏多年的纸夹、考试用纸和小地毯等物件作为礼物送给张尔琼，希望换来张尔琼与他一起吃饭。张尔琼虽然没有谢绝，但是她要带上其他人一道去，而吴宓居然答应了。吴宓为了爱情向对方作出了妥协，但是妥协是有原则和限度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一旦偏离这个目标，就不能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吴宓是拿捏不住的。结果必然是以惨败而告终，人家最后向他作出四点声明，拒绝了他的爱情。对此，他只能说了几句酸溜溜的话：“一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只觉得你可爱可敬；后来，渐渐觉得你同时让人害怕；现在，我只觉得你可畏。你什么话都不说出来，却要别人照你的意思办。所以，做你的仆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是做你的恋人或丈夫了。”（第321页）这话说得有些下贱了，不过其中的痛苦还是隐隐而现。就是到了这地步，吴宓仍然没有放弃，他为张尔琼“几乎是徒然地用心用计。抑郁、焦躁、烦闷、绝望，众贼攻心，直到难以承受，病倒了。他上吐下泄，浑身疼痛，四肢乏力，无论哪个姿势，都觉得不舒服。”（第322页）真正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想想看，一年前，张尔琼生病，他几乎天天前往探望，给她带去好吃的，陪她说了好多话，而今他生病了，张尔琼不仅不见了踪影，就连托人捎来一句问候的话都没有，更何况这病是因他而生。吴宓越想越觉得郁闷，越想越气愤，不由痛骂张尔琼的“无情无义”。（第322页）但是，骂归骂，他的心里还是放不下张尔琼，病愈之后，他将自己在病中写的几首诗寄给张尔琼，还给她送了一袋自己珍藏了6年的浴身粉。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挽回张尔琼的爱情，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各奔东西。

过了24年的单身生活，到了60虚岁（1953年）的时候，吴宓居然意外地结婚了。这不是说他到了夕阳之时获得了黄昏恋，而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导演了一出荒唐滑稽的悲喜剧。这一次，吴宓与一个叫做邹兰芳的女子结婚。邹兰芳与吴宓结婚并不是爱上了这个糟老头，而是另有所图。邹兰芳是吴宓在湘辉学院任教时的法律系的学生，后来与吴宓一道转到了西南师大。邹兰芳由于出身于地主家庭，经过土改与镇压反革命运动，她的家产被没收，父亲与哥哥都被枪毙，而她自己则像惊弓之鸟，非常担心大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希望通过结婚找到政治避难所。找革命干部，显然不可能。找出身有问题的人，无疑自掘坟墓。经过周密的考虑，她觉得吴宓不仅可以帮助解脱政治的困扰，而且还可以给她以经济上的支持。于是向吴宓发起了爱情攻势。当时的吴宓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历史上没有反共行为，因而现在成为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吴宓对于邹兰芳送上门的爱情猝不及防。他自从追求毛彦文、卢葆华与张尔琼等人失败后，就没有再想到与人结婚，就连与陈心一复婚的事都懒得去想了。当邹兰芳闯进他的生活时，他没有以前那样的兴奋和激动，而是比较冷静，最初只是把他们的关系视为普通的师生关系。而邹兰芳当然不会满足，总想将关系往爱情方面大力推进。与此同时，邹兰芳知道在西南师大还有一位女性也在追着吴宓，因而心头充满着危机感。于是到处散布流言，“她与吴宓一直在谈恋爱，而且生米煮成了熟饭。”（第443页）不知真情的人都以为吴宓这老家伙都一把年纪了，还诱骗女学生，搞得吴宓声名狼藉。再说那位也在追吴宓的女性，由于丈夫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就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她与邹兰芳一样希望通过与吴宓结婚以得到一定的庇护。这个女子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主动给吴宓找书，送书，还帮吴宓料理家务以献殷勤。当这两人都在争夺吴宓公开化的时候，她们各自便施展手段，一方面竭力笼络、亲近与讨好吴宓，一方面极力将自己与吴宓的亲热公开化，让人们都知道，吴宓已经选择了自己。最荒唐的是，图书馆工作的这一位盛邀吴宓一起看话剧，戏看完了，已经很晚，公交车没有了，于是她到旅馆开了房间，而且只开一间。吴宓本来就不是好色之徒，况且自己已经年到花甲，怎么可以和一个虽然熟悉但又不是恋爱对象的女人同居一室呢？这个女人见吴宓比较固执，也就没有坚持，表示她另开房间。可是到了第二天醒来时，吴宓发现这女人居然裸露着上身睡在沙发上，吴宓见了没说其他的话，只是非常镇静地要她将衣服穿上。对于吴宓的这种反应，那女的虽然有些失望，但决没有罢休，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她与吴宓的暧昧关系，甚至还说自己与吴宓已经有了性关系，搞得满城风雨。吴宓感到十分被动，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向前来调查情况的领导和朋友讲述他的清白。而大家对于吴宓还是十分了解的，根据常理和吴宓的性格推断，吴宓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后来，这个图书馆管理员与另外一位光棍教授上床，被人当场抓获，这才交代他与吴宓的所谓风流韵事都是她胡编的。到了这个时候，一直追求吴宓的邹兰芳心里踏实了，情敌消失了，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加紧向吴宓发起新的攻势。当然，单靠邹兰芳个人的进攻，吴宓是不会接受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吴宓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来劝说他乘机结婚组建家庭，这样年老的他也好有人照料。对于大家的劝进，吴宓最初断然拒绝。后来领导也同意并支持，吴宓这才接受了邹兰芳。邹兰芳在魂后确实善待年老的吴宓，让吴宓感受到家庭的幸福，但是她在结婚前就患有结核病，婚后不能生育，然而她为了感激吴宓接受了自己，决意要为吴宓生育子女，结果病情加重，两年后不治身亡。令吴宓感到宽慰的是，邹兰芳在临终前向吴宓表示自己的愧疚，她嫁给吴宓的最初动机不纯，并且向吴宓隐瞒自己的病情。吴宓原谅了她，他在这两年里毕竟得到了她的爱情和家庭的温暖。后来，每逢清明时节，吴宓都要给她扫墓、烧纸和祭奠，寄托自己的哀思。

邹兰芳死后，吴宓没有续弦，倒是产生了与原妻陈心一重归于好的念头，很想复婚，共度晚年。他们两人毕竟在一起生活了一些年，而且还有3个子女，吴宓记起了当年妻子的种种恩情。此时的吴宓就像鲁迅笔下的魏连殳所说的，一只草原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当然，魏连殳这话时颇有几分无奈，而吴宓回到了他婚姻的起点大概也有几分无奈，只是无奈的内涵不尽相同。然而，吴宓并没有弥合他与陈心一长期的感情裂痕，没有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最终还是带着遗憾走向人生的终点。

2011年7月1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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