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0：被“战犯”的胡适

2025年10月23日 10:2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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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青年人大概都知道胡适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可能还知道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杰出贡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被中共于1949年1月25日列为“战犯”。然而，自称以“真实性”作为“追求的另一个主要目标”，并且表示“我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华学人自应具有更恢宏的气度”（《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页码）的易竹贤先生在他的《胡适传》中居然将传主人生中这样重大的事情给遗漏（？）了。这到底是易先生记忆出了差错呢？还是他故意回避呢？我们不好乱猜，不过易先生心里应该最清楚。既然连最严谨的传记作品中都没有提及，难怪现在许多青年人不了解有关历史的。

在读了易竹贤的《胡适传》之后，我得出的印象是，胡适的人生表明他与“战犯”风马牛不相及。首先他不是军人，没有掌握军队，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役或者战斗；其次，他既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是某个党派的领袖，根本没有权力发布战争令；再次，他决不是好战分子，从来没有鼓噪过战争，赞美过战争，叫嚣过战争；最后，他的手上从来没有沾过他人的鲜血，连一个普通的刽子手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且常常反对暴力，争取和平，维护人权，但是在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却被定为“战犯”。这对胡适来说多少有些冤枉，而且给胡适扣上这顶骇人的帽子实在荒唐。

胡适被“战犯”，可能与他热衷于政治有点关系，然而胡适热衷于政治与郭沫若、周扬等人决不相同，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既没有投身于政治风暴，利用政治投机钻营，也没有步入官场，捞取官职谋取权力，只是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预政治，不想就这么干预，令激烈斗争的党派中的一方很不满意，于是有了这样的怪诞的事，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他犯下了反人类的血腥罪行，然而他的一生虽然难免有一些过错，但是他的手上绝没有沾上一丝他人的血迹。

胡适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式的现代知识分子。他虽然出生于安徽偏僻的山区乡村，但是他非常幸运的是出身于儒官之家。他的父亲既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中过举人，而且还到“东北、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第3页）。这不仅让他能够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可以由父亲带他走出深山，到台湾等地生活，令他大长见识。胡适虽然在“三岁零八个月”（胡适：《四十自述》，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时父亲就病逝，但是并没有延误他后来的上学读书。如果说早期的私塾教育不仅为胡适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培植了他深厚的爱国情怀，那么后来他来到现代大都市上海乃至考取赴美留学，不仅大开了他的眼界，而且在他的灵魂深处植入了现代思想观念，从而为他成长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铺平了道路。他更幸运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巨大转型时期，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梁启超等人所推动的晚清思想变革与西方文化东进正在改变着中国。这些都为胡适提供了发挥才干的历史舞台。于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显身手。

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了胡适，同时也为他后来被“战犯”埋下了伏笔，这是他难以预料到的，也是任何人都不曾想到的。当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的时候，30多岁的胡适真是意气风发，尤其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一定令人仰目相视。就在此时，一个比他年龄略小的湖南青年正在这所学校的图书馆里打工。当时，这个湖南青年很想结交如日中天的胡适，然而却没有得到胡适的响应。当时的胡适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事，也可能没有将这当回事，但是在这个青年看来他受到了歧视。——不过，胡适后来还是写文章肯定这个湖南青年所主办的《湘江评论》，而他也将胡适奉为“楷模”（第155页）。遗憾的是，到了30年代，当年的这个湖南青年在陕北对于胡适没有积极响应耿耿于怀，而对胡适写文章肯定他所办杂志的事选择性地忘却了。——更令胡适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湖南青年后来成为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并且领导共产党将国民党击垮。另一方面，胡适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走向深入之际与积极倡导苏俄社会模式和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产生了分歧，就“问题”与“主义”进行了论争。而这个论争在胡适看来应该是很正常的：各人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主张是很正常的；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展开争论，进行商榷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在另一方却未必这样看，对于自己观点的非议就是反对真理，坚持错误，就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说话。而且，胡适所批评的对象不单是李大钊个人，而是代表着他所参与创建的共产党。这就是说，胡适虽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有着严重“问题”的人。

而且，有着严重“问题”的胡适后来并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反而与日渐强大的中共愈行愈远，由于他在美国留学多年（1910-1917年），让美国政治文化将他熏陶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同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以及早期的闻一多等人一样。胡适刚到美国留学之时，进入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农学，但是他半年不到就弃农从文，转到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改学文学和哲学，其原因既在于他对农学不感兴趣，又在于他本来就“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75页）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虽然没有成为基督教徒，但是他接受了基督教的和平主义思想，“成为一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第81页）。在后来的数十年的人生里，胡适基本上没有改变他的和平主义思想信念，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到头来被推入“战犯”行列，似乎是不可思议，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知道，胡适在美国还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将在国内读到的赫胥黎的书与此时杜威的思想相比较，认为前者“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则“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第101页）胡适正是在赫胥黎和杜威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他的理智，从而不迷信任何学说，决不将任何思想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并且形成了对于思想理论的批判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这奠定了他独立自由——不投入或依靠政治势力——的基础，然而，胡适的这种政治态度则与中共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中共当时的意识形态极左，以简单的敌我来区分所有的人，既然胡适没有投入革命的队伍，那他就一定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那么他对政府的批评也就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其本质一定是“反动”的，那么他理所当然被中共定为“战犯”。

然而，胡适这个“战犯”是对中共而言的。就他对祖国的情感来说，尽管有某些观点不能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但是他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美国留学的那段时间，他虽然身处太平洋彼岸的异国他乡，但是他的心仍然时刻牵系着遥远的祖国，关注着国内的重大时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君主制度被推翻。消息传来，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立即表示“吾恨不得飞归为新国效耳”（第91页）。当陈独秀于1915年在国内创办《青年杂志》（稍后改名《新青年》），发起反对封建思想意识，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尽管人在美国，但是随即与陈独秀建立联系并且向《新青年》投稿，积极推动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且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到了北京，胡适得悉情况后立即回国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在反对封建礼教，呼唤民主与科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运动中冲锋陷阵，立下赫赫功勋，从而以自己的学识和思想报效祖国，推动国家的社会进步。胡适既然是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那么他思考问题与行事的出发点都是他所认定的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无论是哪个党派，无论是哪种思想理论，只要对国家和民族有利，他都表示赞成；否则他都表示反对。因而，胡适站在个人立场上，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既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又不同意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就决定了他与国共两边都有裂隙，尤其是在国共的尖锐对立与血腥斗争中，他既受到拉拢，又受到挤压，被要求跟定其中的一方。而这应该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开始反化，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或者向国民党或者向共产党方面靠拢。在这样的形势下，胡适要想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与自尊，谈何容易！对于国共两党，胡适的态度是不偏向其中任何一方，完全凭自己对于祖国的忠诚与内心的良知和认识行事。

在抗战之前，胡适根据他的思想观念，极力鼓吹“好政府主义”。这是他对五四时期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武力”统治表示不满而提出的改造政府的方案。虽然胡适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解释，但是从胡适所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可以推测，他的“好政府主义”一方面大概是由具有比较优秀道德品质的社会精英组成，而不是依靠枪杆子暴力统治国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好政府”必须是“宪政的”（第271页），“公开的”（第272页）——透明的，“有计划的”（第272页）——理性的。胡适的这种理念固然具有理想的色彩，具有知识分子的书生气，但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还是非常具有远见的和超前性的。就是到了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胡适的“好政府”可以说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争取实现的梦想。因而，他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十多位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或许就是知识分子的这种书卷气，胡适也做过“反对把溥仪逐出宫”的傻事。但是，这与胡适早年在上海的一度堕落一样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斑点而已。在女师大学潮中，胡适与鲁迅等人不一样，没有支持学潮。当北大评议会通过决议表示支持女师大学生时，胡适和另外16名教授联名发表《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公函》，提出了“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要求教授和学生们都不要卷入政治斗争，或者说反对各种政治势力进入校园，以防污染学术风气。胡适的主张就是为了维持学术的独立性，以防学术沦为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学术乃民族精神与灵魂之所在，一旦学术沦丧，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从这一点上说，胡适的出发点仍然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只可惜当时许多人为政治斗争蒙住了眼睛，没有看到这一点，纷纷批评和指责胡适。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不仅对北洋军阀政府表示不满，就是对于国民党及其政府也同样表示不满。早在孙中山在世时，胡适就写文章批评孙中山“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第290页）而孙中山不仅是国民党的精神偶像，而且也深得共产党人的爱戴，胡适批评孙中山则无疑是两边不落好。20年代中期，胡适前往欧美国家，途径苏联的莫斯科，于是顺便看看这个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看了之后觉得印象不错，于是十分推崇苏联领袖列宁，称赞苏联，甚至表示“我们‘不配批评苏联’”。（第306页）胡适的这个认识并不表明他的思想左转，而是他在莫斯科所待的时间太短，只有短短的3天，就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况且苏联人很会做表面文章，让胡适等人看到的只能是美好的一面，而肮脏龌龊的一面不会让他们看到，就连大名鼎鼎的作家高尔基在国内差点被表面文章所欺骗。而胡适只是根据自己所看到的作出判断，可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自然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那么他由此而发表的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就难免幼稚了。不知他在1949年离开祖国大陆流亡美国的时候是否想起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如果想起这事，心里头究竟有何感想呢？然而这就是胡适，颇有点书卷气而且十分认真的胡适。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自然关注人权问题。他不仅写文章竭力鼓吹人权思想理念，关注人权状况，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实行“宪政”法治，维护言论自由，倡导“独立精神”（第372页），而且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直接干预现实中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其“胆略与无畏精神”（第346页），就连一直以嘲讽口吻叙述胡适的易竹贤先生也给予了赞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三四个月，胡适因为在发表未经核实的史沫特莱的揭发文章与宋庆龄等人产生了严重分歧，结果闹得不欢而散，导致中国人权事业遭受严重损失。从这场矛盾来看，既有胡适轻信自己的有限调查的一面，又有这个人权组织被党派政治势力利用而为胡适不满的一面。这个人权团体的局限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虽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是所关注的仅仅是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的人权，根本就不过问其他地区的人权问题，然而其他地区的人权状况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好多少，甚至可以说恶劣得多。

与此同时，胡适利用他所主办的《独立评论》开展了“民主与独裁”的讨论。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讨论中，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在中国建立美式民主国家。然而，他的这个理想却被一些人理解为是为蒋介石帮忙，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说话。其实，就当时情况而言，国民党是执政党，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胡适寄希望于其通过改革建立政治文明，未免不可。只是国民党与蒋介石没有按照胡适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从而使胡适的政治理想搁浅。而当时胡适说几句好话给国民党和蒋介石可能是出于鼓励的良苦用心，然而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易竹贤先生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仍然认为这“未免近乎谄媚”（第389页）。其实，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强调独立与自由的人，他不仅没有官瘾，不愿做官，而且也不巴结高官，还是有一定骨气的，是一些人所推崇的郭沫若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胡适诚然说了蒋介石一些好话，但是也对其进行了批评，劝导其实行宪政。这在当时的中国，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推进中国进步的方式。那种要求胡适像共产党人那样不断抨击和谴责国民党与蒋介石，进而鼓动人们起来推翻国民政府，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到了抗战期间，国民党是执政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胡适的心目中代表着国家和民族，因而胡适从情感上当然要偏向这一边，况且此时的中共也表示要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以，胡适的这种偏向在当时情况下不足为奇，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抗战的需要。为了抗战，胡适改变了自己过去所持的“不抵抗主义”，“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倾向于支持政府抗战了。”（第447页）1937年，胡适受命作为非正式使节赴欧美展开外交活动，到处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的抗战，游说所到各国政府与民间支持中国的抗战。随即，国民政府敦请胡适正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本来胡适并不愿意做官，但是当国难当头之际，他“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第434页），还是答应出任，为推动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适大概也是出于他所认定的国家与民族利益，支持国民党反共。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胡适为国民党的行为辩护，将责任归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一边，给人感觉是拉偏架。抗战胜利后，胡适又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同样被认为是偏向国民党一方。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被定为“战犯”啊！他毕竟没有鼓动国民党武力“剿共”。我们再看胡适在国共在1940年代后期的内战中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据易竹贤在《胡适传》中的叙述，胡适这些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是担任“制宪国大”的代表。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胡适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汹涌的学潮。作为校长，胡适既“同情”（第474页）学生运动，并且“主张‘疏导’方针，反对武力镇压”，“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第474页），对于“学生与政府双方均动了感情”（第474页）表示不赞成而且感到遗憾。当北大女学生沈崇遭受美军士兵皮尔逊强奸案发生后，胡适“以北大校长作为学生监护人的资格，聘请著名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蔡枢璥为沈崇的法律顾问；并且亲自赴美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审理。法庭判皮尔逊强奸已遂罪，胡适对记者谈话时，肯定‘此案判决极为公正’。”（第475页）作为校长，胡适能够做到如此已很不易，也相当可贵。试问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哪里还有校长能够“极力阻止‘军警入校捕人’”？又有哪位校长能够为学生聘请律师打官司？就是在发生学潮（官方定性为“动乱”或者“暴乱”）时能够“反对武力镇压”并“主张‘疏导’方针”的校长大概也很少，倒是有不少校领导出于种种原因将其治下的有“问题”的学生与教师送交官方处置，甚至与官方一道处罚和迫害官方认为有“问题”的师生。

再说胡适担任“制宪国大”的代表的事。胡适当初并不积极主动，与许多左翼文人积极钻营当代表，做委员根本不同，他是经过再三斟酌才决定担任的。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给当局充当花瓶，做当局的举手机器以便捞取个人好处，而是将“制宪国大”看成是“实现美式民主宪政的一个机会”（第471页）。这次大会确实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只是中共及其盟党没有承认，但是胡适的看法与左翼党派的很不相同。他表示：“于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并称赞这部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35年若干人的梦”。（第472页）这部宪法应该肯定的是到20世纪中叶为止几千年来中国最好的宪法，但是也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而且最关键的是，带头制定这部宪法的国民党当局也没有严格遵守这部宪法。因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看到的只是纸上的宪法，显得比较乐观，其实这仍然是他书生气。然而有人以此认为胡适此举“是为国民党蒋政权卖力”（第472页），显然是歪曲和污损了胡适的为人与形象。因为，胡适不仅一生没有加入国民党，而且坚辞国民党邀请他出任行政院长之职，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之时，他既没有留下来投奔共产党，也没有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而是流亡到遥远的美国，过着“老来穷”（第482页）的凄凉生活，仍然体现了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骨气。

胡适被定为“战犯”，与其他被列为“战犯”的56人一样，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庭的审判或缺席审判。但是他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命运当然不会好起来。不过，对于这位流亡美国的“战犯”，中共似乎还给点情面，委托身在香港的“杰出爱国人士”（孙玉祥：《曹聚仁之“妄”》，臧杰主编：《闲话》第17辑，青岛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09页）、著名作家曹聚仁给胡适写信，敦促胡适回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但是，胡适这一次并不那么书生气，他一眼看出了曹聚仁是“妄人”（臧杰主编：《闲话》第17辑，第210页）。他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极权专制格格不入，而大陆的邀请不过是权宜利用他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做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如果相信了曹聚仁的鼓动“妄言”，他很可能还会红火一时，但当他失去利用价值，除非他向郭沫若学习改弦易辙，一定会被打入人间地狱。他儿子胡思杜当年拒绝跟着父亲离开，积极响应和跟从中共并且在中共的教育下大义灭亲，写文章公开批判父亲，但是结果仍然没有落得好下场，年仅37岁的胡思杜在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后自杀身亡。而胡适人虽然不在大陆，但是到了1954年，大陆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由此追根溯源批到了他，并且给他贴上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新的标签，严格清算胡适的学术思想，试图清除胡适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深刻影响，为树立其自己的所谓思想与领袖权威清除障碍。然而，物转星移，到了1980年代，胡适在去世之后终于在大陆日渐恢复了名誉，他在学术思想界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肯定，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日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清晰起来，他的宪政思想也日渐为中国人所接受。由此可见，历史还是在悄悄前进的，只是迈出的步伐还不够大，前进的速度还比较缓慢。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如果胡适的在天之灵，看到今天大陆与台湾的思想界与学术界的现状，看到大陆与台湾的社会变革，到底会有什么感触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但是，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胡适如果现在再回过头来想当年自己被定为“战犯”，嘴角一定会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2013年2月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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