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脑袋后的那根辫子。作为清朝的男人，脑后垂着一根辫子并不奇怪，可是到了民国时期，全国男人基本上都已剪了辫子，而他却固执地保留着那根颇具象征意义的辫子。关于他广为流传的名人轶事是，他在北京大学课堂上与学生谈论辫子的事。辜鸿铭被聘为教授，在课堂上第一次亮相，他脑袋后的辫子就成为学生们议论的话题。他则对学生们说：“我要剪下它是极容易的事，不过，据辜某人看来，诸位精神上的那条辫子想去掉可不容易，谁敢说自己精神上没有残留一条辫子？”（钟兆云：《辜鸿铭全传：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9月版，第46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辜鸿铭的这话没错。进入20世纪以来，尽管满清王朝早已被推翻，皇帝也被赶下宝座，国人头上的辫子已经剪掉，不少人身上穿的是西装革履，吃的是牛排披萨，喝的是牛奶咖啡，甚至还会讲几句外语，然而他们的头脑里依然弥漫着浓厚的皇权和专制意识。不过，辜鸿铭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他本人不只是保留着头上的辫子，更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辫子”，而且他这一生都深深地陷入传统文化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这不仅使他与他学贯中西的学识很不相称，而且令他与后来所处的民国时代，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严重脱节。
辜鸿铭实际上并不是标准的中国人，首先他是一个“唐番”（混血儿），他的父亲确实是个中国人，但是他的母亲却是葡萄牙女子。他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其次，他出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而且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也就是说那里才是他的家乡；再次，他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基本上是西方教育。但是，辜鸿铭却有着对于中国强烈的认同感，其强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国人。按照钟兆云的传记叙述，这主要是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福建人，原以捕鱼为生，就因酒后失手打死了人，为逃避官方的抓捕而流亡南洋，到了南洋后，便改姓辜，表示为自己的过失杀人而悔过。辜家虽然旅居马来亚，但是与内地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辜鸿铭的祖父虽说深得英国殖民者的信任，担任了当地的行政首脑，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仍然将自己孩子──辜鸿铭的伯父──送回祖国读书，并在林则徐手下做官。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虽然没有回国读书和做官，但是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将这种爱国情感传给了儿子。就在儿子前往欧洲留学的前夕，辜紫云将儿子带到马六甲的升旗山上，手指祖国的方向告诉他：“孩子，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中国，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第11页）与此同时，他还叮嘱儿子两件事：“第一，切不可剪掉辫子，第二，切不可信耶稣教。”（第11页）辜紫云对儿子的教育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怀，确实令人感动。然而，这种教育却有问题：一是流于形式，将满清逼迫汉人留下的辫子作为爱国的标志，实在不可取。二是将儿子的爱国情怀与宗教信仰绑架在一起，干涉儿子的信仰自由。不过，那是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似乎也可理解。而辜鸿铭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告诫，完全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并且在他的心底形成了非常浓厚的爱国情结。
如果说父亲的告诫在辜鸿铭的心底埋下了爱国的种籽，那么这颗种籽的不断成长则与辜鸿铭留学时的某些经历密切相关。由于辜鸿铭从小就表现出很高的语言天赋和作诗的才情，他得到了英国人布朗夫妇的赏识。而布朗曾经被父亲给予厚望──将来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学者，然而他没有实现父亲的愿望，后来却做了商人和牧师，他觉得愧对父亲，于是想通过将一名聪明的孩子培养成大学者，从而使父亲的愿望隔代实现。当见到了表现不凡的辜鸿铭，他一眼看中，于是认辜鸿铭为义子，决定要用他的一座庄园来换取辜鸿铭的未来。在征得辜鸿铭父母的同意后，布朗将辜鸿铭带到了英格兰，亲自教授辜鸿铭学德文和英文，让辜鸿铭在背诵经典名著中学习语言。在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时，辜鸿铭还得到了苏格兰最好的老师教授数理化。14岁的时候，辜鸿铭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德国莱比锡大学，成为少年大学生。与此同时，他还被带到墓地去拜谒歌德、黑格尔、贝多芬等，接受这些历史先贤精神上的熏陶。德国留学归来后，辜鸿铭又被送到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拜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卡莱尔为师，同时他还阅读到阿诺德、爱默生、歌德、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到牛津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随后到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等地游学，并且取得了德国柏林一所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不仅如此，辜鸿铭还花了数年时间穿梭于莱比锡、爱丁堡、伯明翰、柏林、巴黎等多所著名大学求学深造，获得了“十几项文凭、学位”（第15页）。辜鸿铭在西方的游学不仅在当时的华人中非常罕见，就是在当今的华人中也寥寥无几。这些非常令人羡慕的经历，再加上他过人的才智，并且生活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应该让他成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或者誉满全球的大学者，但是他仅仅成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文人，而且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思想引导作用，而是作为一个陷入传统文化泥坑而不能自拔的可怜角色，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其实，就辜鸿铭在欧洲的学习来说，他所建立的知识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缺陷：一方面他没有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他虽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也掌握了希腊文，但是他既没有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那里学到逻辑学（他后来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辩论都没有严格地遵守逻辑），也没有接受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法国的法哲学思想、人权理论和民主思想、德国的严谨科学精神，这就使他因缺乏现代思想意识完全脱离于时代；另一方面他在西方所听到的往往是一些学者名流对古代中国的赞美和推崇，然而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到过中国，也很少对中国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不仅很皮毛，而且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之上。辜鸿铭的导师卡莱尔就曾对他说：“孩子，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我心目中的伟大东方古国，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的世界，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都是根本错误的。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你们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的是，民主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传到欧洲后，虽然掀起了法国大革命，但不过像一根火柴，一阵风吹来，又灭了。因此，今天的欧洲也不过是徒有民主制度，而没有民主精神……”（第13-14页）克莱尔这段话所说的中国的“民主”与西方的“民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没有民主精神，哪来民主制度？对于克莱尔这样的大家，也是他的导师，辜鸿铭当然不会提出质疑，只能全盘接受。同时，“西方社会的文化精英，连同歌德、狄德罗、莱布尼茨等一长溜大人物对中国儒家文明的热衷赞赏，成了汤生（即Tomson，辜鸿铭的英文名──引者）了解和认同母国文明充满魅力的精神食粮。”（第14页）辜鸿铭记得非常清晰的还有伏尔泰的宏论：“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已有高度文化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其实，中国人是最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特别是辜鸿铭本人。第6页）此外，西方思想家看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令辜鸿铭对西方没有什么好感。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在他回国前夕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汤生，你在英国学的是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在德国学的是科学，欧洲之学可谓已通。现在送你回东方，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学深学透，然后，将中西文明融会贯通，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第16页）与此同时，布朗还告诉辜鸿铭：“汤生，你要知道，现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已经变成野兽国家，他们仗恃轮船、火车、枪炮，杀人放火，反抗侵略他国。你的祖国中国正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操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而不去做一个百万富翁，只造福自己。”（第16页）西方这些人对辜鸿铭的谆谆教诲确实影响巨大。实质上，西方这些人还包括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等对中国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少数几本经典以及他人对中国的介绍，既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经典和文化，也没有到中国进行深入的考察，往往将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化，特别是以汉唐的强盛代表整个中国。与此同时，西方人批判精神使他们敢于批判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种种弊端。这样，他们神化东方和对自己国家的批判与否定便深刻地影响着辜鸿铭的思想，从而使他陷入了绝对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否定西方的现行文化制度的僵化思维的泥坑。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爱恋值得肯定，但是爱恋必须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否则，爱恋就可能陷入怪圈，不分是非，不辨事理，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智，其结果不是真正的热爱，而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和国家的强大。辜鸿铭就是这种病态的爱国者。他在许多场合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辩护，不了解情况的真为他的爱国之情所感动，为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所折服，为他的舌战群儒的气概所敬佩，然而当我们了解到他的那些辩护内容和辩护的方式，则不能不深感叹惜。
最先发挥辩才的是，辜鸿铭对西方传教士的批判。辜鸿铭的这番辩论是从花之安提出“中国需要传教士”的观点开始的。花之安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著有《自西徂东》和《中国学》等。他见了辜鸿铭，便谈起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善举。辜鸿铭向来对于传教士没有好感。他认为，这些传教士名为传播上帝的声音，实际上是在试图改良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十分可恶。于是他狠批马礼逊和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张口一个‘正义’，开口一个‘仁爱’，闭口还要谈‘慈善’，开始他多次向英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大地上自设法庭。《南京条约》就写进了‘治外法权’的建议。所以，我要说，中国人民对传教士痛恨都来不及，哪还需要这劳什子！否则，康熙大帝也就不会下旨禁止了。”（第46页）辜鸿铭的话看起来义正辞严，实际上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西方传教士向英国政府所提出的“治外法权”的仅仅个案，并非绝大多数传教士都这样向其政府提出伤害中国主权的建议的。所以，他的推论明显以偏概全，而且他不可避免地回避了传教士在中国办学办医办育婴堂等善举。其次，传教士提出在中国自设法庭，确实有损中国的国家尊严，但问题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专门法庭，更没有严格的法律和司法，衙门判案代替不了法庭。再次，康熙大帝禁止传教与西方传教士的恶劣行为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恰恰是康熙的禁令损害了宗教传播的自由权，阻止了宗教传播，引起了西方传教士的不满。然而，辜鸿铭不仅没有顾及自己的辩论存在的问题，反而作了进一步引申。他指责西方人严禁中国的礼仪，进而与中国方面发生了冲突。西方人的做法当然不对，但是他们的禁止不是全社会的，而是对中国的天主教徒而言。这个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然而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只要好好沟通，不难解决。辜鸿铭由此指出这是“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第46页），显然夸大事实。接着，辜鸿铭又谈到清廷后来开禁传教的事，认为“那是你们以洋枪洋炮为前导，以洋货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第47页）。事实上，基督教向中国传播本来与佛教传入中国一样，都是民间行为，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官方应该顺其自然。基督教与中国民众发生的冲突本来只是文化上的，需要通过深入交往和沟通来解决，但是官方则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限制，进而使文化冲突转变为政治冲突乃至暴力冲突。至于基督教传播是否以洋货为后盾，需要以事实说话。
在反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辜鸿铭痛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他要求西方人士“要用足时间，下些功夫来研究中国学，以公正态度介绍中国，让欧洲人跳出这种成见。”（第48页）他指责西方学者“有的不会中文，也不了解儒家学说，却是什么都研究；有的懂些汉语，却对中国知识浅尝辄止，不打算再做进一步了解，动辄以汉学家自命，随便冠以中国学家的头衔，有的甚至还自诩为大师、宿儒，以用来自炫，或以为互相吹捧。他们那厚颜无耻的评论是必须受到谴责的！”（第48页）接着，辜鸿铭引用德国诗人歌德的话（是否是歌德的话，有待考证）来批判当时来华的西方人都是“腓力斯的后裔”。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其实也很复杂，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确实十分有限，但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们的成就。而辜鸿铭的这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打了他的导师克莱尔以及他所赞赏的歌德、伏尔泰等人的耳光，因为他们这些人在谈论中国文化时虽然没有以“宿儒”等自诩，却也就中国文化说了许多，而且他们中到底有几人到过中国，阅读过中国的经典著作原著，但是他们却给予辜鸿铭以谆谆告诫。如果说那些对中国文化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怀有成见或者偏见，那么克莱尔和歌德等人赞扬性的意见难道就不是“成见或者偏见”？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确实存在着某些偏差，就同辜鸿铭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需要科学地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和斥责。
对于中国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方式，辜鸿铭大加赞赏。辜鸿铭留学欧洲，曾经也得到过西方女孩的青睐，但是对西方人由恋爱而结婚表示反对，所以他不喜欢与女孩交往。他认为“男女交际有伤风化”（第49页），就连到酒楼相亲，他也不肯，觉得不成体统。他高度赞同中国式的婚配：“世界上再没有比中国方式更很好的了。西洋仪式可烦着呢，上教堂，请牧师，换金戒指、宣誓。即使次日离婚，也不介意。只有中国式的婚仪，一招一式无不渗透着古老文化的精髓。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种婚礼，能比中国婚仪更热烈、朴实。让人沉醉留念！”（第50页）辜鸿铭所赞赏的中国式婚配其实问题不少，首先是“媒妁之言”并不可靠。媒婆为了撮合一桩婚姻，往往吹嘘对方的条件，美化对方的相貌，其言水分很大，做媒时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是家常便饭。再看婚仪，其实也很繁琐，特别是闹新房，整人取乐，手段五花八门，根本没有对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婚配不是以爱情为基础，不问心灵是否相通，不以追求幸福为目的，而是以传宗接代以旨归。作为海归的辜鸿铭尽管在西方生活多年，但是在婚姻观上并没有开窍，他所认定的是中国式婚姻有所体现出的宗法家族意识以及由此而体现的尊卑秩序。
辜鸿铭最先娶的太太叫淑姑。淑姑令他最满意的既不是她的才华，也不是她的容貌，更不是她的脾性，而是她那双幼时裹成的三寸金莲。在辜鸿铭的眼里，“女子缠足，尖瘦尚易追求，但要做到光润如玉，满意瘢痕，却是难上加难，为此谚云：十生容易得，一净最难求。生，就是尖生生，瘦丁丁之意；净，指的是肤如润玉，滑如凝脂，一无瘢点微痕。”（第51页）因而，他特别欣赏淑姑的小脚，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他“最勾春兴最销魂”（第51页）的是握住淑姑的小脚，“入握如绵，恨不得咽下腹中细品味，谛视魂销，愧不能化着粉蝶扑裙下”（第51页），而且还“将整张脸贴在淑姑的金莲上，如痴如醉地嗅着……”（第51页）辜鸿铭如此迷醉于三寸金莲，到了病态的地步，他将女人的小脚和她的脸相提并论，在中国历代文人中也是十分罕见的。辜鸿铭痴迷于小脚不只是在家独自品味细赏，而且还向他的好友梁鼎芬、赵焕昌等人炫耀，将其夫人的三寸金莲视为珍宝。由特别喜欢欣赏女人的小脚，辜鸿铭还总结出一套金莲审美理论：“小脚之美，全在一个遮字。这种神秘感岂是言语所能形容，其神韵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委、软、正七字诀，而品味起来，又有诸多妙法奇招。”（第52页）在具体的赏莲过程中，他最感兴趣的竟然是脚臭，称那是“嗅佛手”（第54页），并且声称“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第54页）1980年代，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创作的小说《三寸金莲》中的那些莲迷们赏脚经验很可能就来自辜鸿铭。后来他居然以捧赏小脚来激发灵感写文章。
到了民国时代，缠足受到了抵制，而且这种抵制还来自辜鸿铭的后院。他的女儿辜娜佳在天足会的宣传鼓动下拒绝裹小脚，辜鸿铭则以嫁秀才吃白面来哄骗，但是很快被门外天足会的宣传所淹没。辜鸿铭的两个女儿和小脚太太淑姑都“竖起耳朵倾听”（第433页），而且不只辜娜佳不肯缠足，就连大女儿辜珍东和淑姑也都不赞成缠足。辜鸿铭听了后气急败坏：“放脚，天足是学洋人，反祖宗！”（第434页）辜鸿铭再次祭起“反祖宗”的罪名，没想到立即遭到大女儿辜珍东的反驳：“缠足才是反祖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圣人的时候，哪有缠脚的？还亏你给小孩读《孝经》。《孝经》上不是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怎地背道而驰呀？”小小年纪的辜珍东居然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得辜鸿铭无言以对，只有恼怒，令其三天闷闷不乐。而这不乐，只是他不识相而咎由自取。尽管如此，执迷不悟的辜鸿铭仍然不肯认错，继续为他的缠足主张狡辩：“追求时尚嘛，总是少不了要给人带来痛苦的。”（第435页）辜鸿铭的这次狡辩，软弱无力，因为他将人生必要的艰苦磨炼与损害健康的痛苦折磨混为一谈。西方人波娃的直接谴责他“何其凶残，不讲人道”（第435页），令他哑口无言。
在娶了淑姑之后，辜鸿铭又将日本女子吉田贞子纳为妾。辜鸿铭的这一行为受到了一些人的嘲讽、非议和质疑。辜鸿铭先从“妾”字的造字法来为自己辩护：“古人造字，常有深意。‘妾’字由立和女组成，意即站在男人身边侍候男人的女人。《白虎通义·娶嫁》云‘妾者，接也，以时接见也。’在日本女仆被称作te-kaki，一种扶手或眼架。”（第110页）辜鸿铭的话先是引述，看似有根据，但其随意引申则是将自己的意思附加上去，“妾”确实是由立和女二字组合而成，但是这里并没有站在男人身边伺候的意思。至于日本的女仆与“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他却等同起来，进而为贩卖他的男权专制和等级制打掩护，实在可笑。与辜鸿铭交往的洋人大多反对他纳妾，他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彼得先生，你清楚正人君子面纱掩盖之下的欧洲人犯下的罪恶吗？私生子被抛向社会，身上带着无法抹去的污点，无依无靠。这些罪恶难道不比纳妾制的所谓粗俗更加深重？非婚而生的孩子散居在外违背了传统习俗。纳妾制就是为此而设。”（第111页）辜鸿铭的辩护先是回避问题，而是将话题转向西方的私生子，痛斥婚外生子的罪孽，然后轻飘飘地指出纳妾制是对这种现象的纠正，并且声称“男人就没有借口出外猎奇”（第111页）了。而辜鸿铭虽然如愿纳了妾，然而他后来还是在北京经常去逛八大胡同，找妓女寻乐，看来有了妾的男人照样会“出外猎奇”。与此同时，辜鸿铭指责人家对纳妾制的批评“犯了不可宽恕的罪责，那就是，数典忘祖。多妻，或者说妻妾并蓄，曾是人类的倒影，只是延续时间的久短不同而已。”（第111页）辜鸿铭横加在人家头上“数典忘祖”的罪名，实乃荒唐至极。人类之所以进步和发展，就在于不断突破历史的框框条条，如果一定要遵循祖制，那就要返回到原始人的生活，甚至返回到单细胞时代的生命形态，谁能做得到呢？辜鸿铭还以茶壶配茶杯的例子来为自己辩护，他责问道：“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哪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这话听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不值一驳。关键是这个譬喻很不恰当，因为茶壶与茶杯“相配”，首先没有自主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偶然性和被动性，不像辜鸿铭在纳妾时可以拒绝余瘦的妹妹，而选中吉田贞子；其次，两者的“相配”都是临时的，没有永久的，而妻妾都是终身的。斟茶时究竟用哪几只茶杯，都由主人根据客人而定，到了下一次斟茶时，所用的茶杯与茶壶就有了新的组合。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凭什么规定男人为茶壶，女人为茶杯？没有任何依据。真正具有理论色彩的是，辜鸿铭就妻妾制提出了所谓的“奉献说”：
首先，中国妇女有一种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这是纳妾成为可能而且非不道德的前提条件。纳妾在中国并不意味着可以娶许多妻子。按我们的法律，一个男人只允许有一妾，但如果他乐意，可以适量地纳女仆成妾。在中国理想的女人不是一种供终生拥抱和拜倒的偶像，而且作为妻子绝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因此，当丈夫生病或因过度操劳而身体欠安，需要一个女仆或扶手，以使他恢复健康、增进激情，得以继续生活工作时无私的妻子便给予他所需要的一切。这就好比在欧美，一个好妻子在丈夫生病或需要时吗，适时地递上一把椅子或一杯山羊奶。实际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无私无我、崇高的责任感，自我牺牲的精神，容许男人可以纳妾。（第112-113页）
男人们也并非只顾享受。作为丈夫，他们辛辛苦苦地支撑家庭，尤其当他身居庙堂之高时，不仅要对家庭尽责，还要对君主和国家尽忠，时不时还要献出生命。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牺牲吗？在中国，上至皇上、下至黄包车夫以及每一个真正的女人，都过着一种牺牲的生活，康熙皇帝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发出的遗诏中就曾说：在中国作一个皇帝是种多么大的牺牲。可以说女人的牺牲是为她称作丈夫的人无私的活着：而男人的牺牲，则是为女人或所有他带进家的女人，连同她们为他所生的孩子提供并保障一切花销。
辜鸿铭的这一理论完全建立在道德神话的基础之上，但是这个道德神话所鼓吹的人人奉献，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牺牲链，到最后谁都成为奉献牺牲者，也都享受到他人的牺牲奉献，看上去这是多么和谐的社会，然而事实却是整个社会到处欺诈，人人哄骗，围绕着权力展开的争斗非常激烈，也十分血腥。而所谓奉献的背后却是以美丽的道德神话剥夺处于弱势地位人们的正当权益，或者说以牺牲弱势者权利为代价，尤其是女人爱恋的权利被无情剥夺了。
辜鸿铭特别推崇的是中国或者东方文明。他认为：“中国或东方的文明是道德、精神的文明，是真正成熟的文明，西方文明则是物质和机械的文明，是不成熟的、基础不牢靠的文明。”（第58页）这可以说是他的核心观点，他的一生都在到处宣传这一观点，并且上升到了信仰的高度。他虽然也表示：“可以少量采用（西方文明），但不可以伤害和改变东方文明的根本精神为限度。东方文化的国家不能把西方文化整吞进去，而是该吸收的吸收，该排斥的排斥。”（第58页）辜鸿铭的这番话看上去很有道理，但是他没有提出吸收与排斥的标准和依据，而且所谓“东方文化的国家不能把西方文化整吞进去”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种绝对化极端的现象，因而他的否定也就没有依据。东方国家中学习西方最厉害的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它确实有“脱亚入欧”的倾向，但是它既没有抛弃其武士道，也没有扔掉文字中的汉字，其他国家在学习西方方面都还差得远呢！然而，辜鸿铭对于日本的“脱亚”风潮给予了严厉批评！在辜鸿铭看来，日本向中国学习理所当然，理由有二：一是日本语中国同宗；二是中国文化无比优越，重在道德等精神方面。他要告诫日本民族“不要忘本”（第59页）。然而，日本毕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要人家不忘中国的本？
对于西方发达的科技进步，辜鸿铭深恶痛绝，认为那是奇技淫巧，予以坚决否定，因而他强烈反对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一再奉劝他的主子张之洞等人“不要过多地采用西方的物质机械文明”（第64页），他还责问道：“你认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就能消除道德上的罪恶吗？你说，铁路能保证雇员，甚至是老板的诚实吗？”（第64页）对于辜鸿铭的这一问，人们完全可以反问：“铁路就一定会导致雇员和老板奸猾吗？”本来，铁路和诚实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怎么能生拉硬扯在一起！在辜鸿铭的心目中。道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基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至高无上的。于是他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的道德教化，进而由此拒绝西方工业文明。显然，辜鸿铭的思想以儒家为根本，杂糅了一定的道家的东西。实际上他忽视了道德至上所带来的道德虚伪及其背后的冷漠、血腥和残酷。与此同时，他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割裂开来，无视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将技术进步和物质的丰富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并且忽视了物质匮乏之下人的返祖与兽化问题。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并不都是执于物质文明之一端。辜鸿铭在西方学习过那么多年，应该知道西方的宗教比较发达，重视关注个人灵魂，西方文化中的人权理念、平等意识、契约精神与忏悔行为也都着力于人的精神。试想，如果西方文化没有精神层面的思想内涵，那么他的义父就不会倾其所有将他带到西方去留学。然而辜鸿铭完全无视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正是怀着这样的偏见，辜鸿铭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视而不见，他虽然在西洋留学多年，精通数种西方语言，但是他既没有像严复将西方的学术名著和思想理论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也没有像林琴南那样将西方文学名著翻译过来，只能成为他在许多场合秀口才的资本，而且他还常常以为精通西洋，到处狠批西方文化。一次大战爆发后，辜鸿铭顺势猛烈抨击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纪以来，欧洲产生了两种极为有力的学说：一是生物进化论，再一就是个人本位主义。把‘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作为世界进化的根本，这种怪论恰好投合了当代人的心理。就私人方面论，崇拜武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阀主义、帝国主义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欧洲大战，其实源于此。现在的都市生活和从前的堡聚的村落生活截然两途，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可言。”（第446-447页）一次大战以及后来的二次大战的爆发都是人类的悲剧，其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从根本上说，确实是人类的文化和精神上的重大缺陷。但这并不应该归咎于生物进化论和个人本位主义。此二者固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对个体的人的尊重，并非大战爆发的根源。而辜鸿铭却武断地归结于此，并且绝对化。在此基础上，辜鸿铭开始推销他所迷恋的孔教：“我们如果要消灭战争，提倡和平，就要先消灭德国的武力崇拜和英国的群氓崇拜，而奉孔子的中庸之道。诸位，当年我在德国曾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讲墨子的‘兼爱’‘寝兵’。”（第449页）首先，武力崇拜并不只是德国，这是整个人类都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专制极权国家，关键是如何约束武力，只有约束武力，战争才可能减少。其次，英国人相对来说比较文明，他们讲究绅士风度，恰恰是辜鸿铭所肯定的“义和团”才崇拜群氓。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过是外交辞令，切莫当真。如果说孔子的中庸之道真能遏制战争，中国历史上就不该有那么多大规模战乱了。墨子的“兼爱”、“寝兵”确实表达了和平思想，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边缘化了。
由对欧洲文化的否定，辜鸿铭顺带否定了欧洲的教育。在他的眼中，“以机器文明为内核的欧洲文明不过是小儿科，最重要的是，欧洲人在学校所学，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第450页）辜鸿铭对西方学校中的人文精神，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想都置若罔闻，且不说知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仅以知识来概括欧洲教育，那是极端的以偏概全。况且他的这番话恰恰是对他早年留学的否定，如果这个否定成立，那么他辜鸿铭的所有讲话底气和资本也都荡然无存。
在批判西方文化时，辜鸿铭对于西方的法律制度予以否定，他认为：“中国是君子之国，不需要洋鬼子那一套偷偷摸摸有欠光明磊落的黑邮船（black-mail）来玷污斯文！中国讲究德治，而不是你们西方的法治。所以不需要法律，乃因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有极高的道德标准。”（第70页）辜鸿铭这话的意思是来自道德的自律要强过来自法律的他律，看似很有道理，其依据大概是荀子的“性善”论，但是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中则借狂人之口彻底否定了辜鸿铭所追捧的道德论，因为仁义道德的背后满是“吃人”，是伪善，是虚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宫闱血腥内斗早已戳穿了道德神话。而西方的法治其实也包含契约精神在内的自律，而且还有宗教的自律以弥补法治他律的不足。弗兰西斯则当面对辜鸿铭说：“我是佩服孔子的，也倾心中国文化，但我认为，用孔子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政府之一。”（第429页）他进一步阐述道：“难免中国人向来希望官员们都是正人君子，并且平日里也多把他们当作正人君子，结果如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官员成为真正的君子，而其他人虽然也奢谈什么仁义道德，实质上已堕落成了不折不扣的小人。如果你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当作无赖，骗子或窃贼，用监狱，用刑罚相威胁，正如文明西方所做的那样，也许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变为这样的小人，而多数人会成为正人君子。”（第420-421页）弗兰西斯的话说得辜鸿铭无言以对。就连辜鸿铭的朋友梁鼎芬也不由得“颔首称许”（第421页）。
从道德神话出发，辜鸿铭特别推崇中国的王道政治。他认为中国王道政治的特点就是：“不是以武力征服世界，而是德化天下，协和万邦，其中包含着‘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第128页）只要翻一翻中国历史，人们就可以看到，几千年来，中国战乱频繁，除了内部征战不断，对外也有薛仁贵征东的战争。而秦始皇统一中国，靠的并不是所谓的德治，而是强大的武力。如果说厚黑学的兴盛捅破了道德神话，那么极其发达的兵法与计谋则摧毁了王道的神话。
大概是王道政治观的作用，辜鸿铭对于腐朽没落的满清统治者极为忠诚，而且忠诚到了愚蠢的地步。有一次，慈禧太后要到翰林院去，那里的人们“在暴雨中跪伏多时，太后竟置若罔闻”（第162页），令“新老翰林们斯文扫地”（第162页）。张謇愤而辞官，可是辜鸿铭则严厉批评张謇，他“火暴暴”（第162页）地训斥张謇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只是在暴雨中迎驾太后，这是为臣的本分，算得了什么？我想都没有资格呢！如今国家有难，正是用人之际，状元公却临阵脱逃，岂不有负皇恩？！”（第162页）由此可见，辜鸿铭所抱的正是十分陈腐的观念，这使他对于慈禧太后的篡权视而不见，对慈禧的腐朽昏庸毫无反应，对慈禧的骄横倨傲、目中无人竟不反感。辜鸿铭虽然以国家的名义对张謇提出责备，但是对慈禧挪用军费给自己庆寿没有异议和谴责，可见，他看待事物所持的是双重标准。慈禧太后篡权，压制光绪皇帝，本来在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就不合法，然而，辜鸿铭对慈禧太后的种种劣迹视若无睹，偏偏替慈禧辩护：“皇太后并非眷恋权力，十年前主动隐退一事，就可以从中证明，如果不是康有为及其同党以保护皇帝为借口谋害她的生命，我想她当不会再行出面、这次面对外国人捣蛋，难道她不能制定一些应对政策？而仅仅因为北京一个疯子误杀了德国大使，德国政府竟陈兵城下，要让太后和四万万人为这起疯人案负责，这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啊！”（第240-241页）辜鸿铭的辩护没有说服力：首先，皇太后如果不眷恋权力，为什么搞起了垂帘听政？作为皇太后本来应该颐养天年，远离权力，而慈禧却偏偏大权独揽，置皇帝于傀儡。至于德国大使被杀，作为执政者有责任给德国人一个交代，不能以凶手为疯子来搪塞和糊弄，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会被敷衍过去的。接着，辜鸿铭又说：“如果皇帝容许他的母亲遭受耻辱，那么他就无面目见他的臣民或获得他们的忠顺。我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而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当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在中国，面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使皇帝也不能动摇臣民的信念和传统。”（第241页）辜鸿铭视皇太后欺负皇帝软弱于不顾，只讲皇帝对皇太后的孝顺，而不管太后犯上，这显然是不合他一直所持的正统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面子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面子也有大小，慈禧干预朝政，篡夺皇权，严重毁了清廷的面子，而辜鸿铭居然还用“面子”来说事。后来，辜鸿铭居然还写了长文《尊王：中国人们对皇太后及其政权真实感情的陈述》（这个标题乃白话文，不像辜鸿铭文章的题目，但传记中的标题如此，见第254页），完全是将他自己的情感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对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辜鸿铭不是谴责慈禧的腐败无能，而是怪罪于执行命令的李鸿章。当有人责备皇太后不惜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修建颐和园宫苑供自己享用时，辜鸿铭居然说：“当皇太后开始花钱修建这一宫苑的时候，她已经工作并赚回了它。为了把太平天国叛乱所致的中国的混乱和惨景变成今日中国的相对繁荣，她操劳了整整三十年。当她把权柄交给外甥，当今皇上的时候，向她的人民提出为他们的太后修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家，以让她在这里安度余生，这难道是奢侈的不情之请吗？”（第278页）辜鸿铭已经从一般的辩护转为无耻的恭维了。
辜鸿铭抵制西化，是在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攻打大清帝国为背景的，当列强凭借其强大武力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时，他那拒绝西洋文化的举动还是感人的，当然也令不少人十分赞赏，而且他那留学欧洲多年的经历则使他的抵制西洋似乎更具说服力。他的慷慨陈词也很具有感染力：“最可气的是我国那些崇洋媚外的人，只图表面时髦，追求标新立异，对西洋那一套，只有皮毛上的浅薄认识，却不去究其本质。唉，崇洋媚外之风不可长呀！”（第86页）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以被用来攻击提倡向西方学习者的有力武器。关键是辜鸿铭一方面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科学知识简单地贴上东西方的标签，并且以厚此薄彼的态度机械地肯定与否定，进而以掩饰自己的固步自封和抱残守缺，拒绝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科学知识；其次，就辜鸿铭的认识来说，他自己根本不了解西方的长处，完全否定西方的文明进步，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糟粕，还自以为抱到了宝贝，比如他的那些道德之上论、妻妾合理论、金莲论等等。为了反对西方文化，辜鸿铭列举火药的例子。他认为：“多少世纪以来，文明对黑色火药并不陌生──人们都承认发明火药的光荣属于我们。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于西方兄弟。我们只是用火药来制造鞭炮。要不是现实让我们认识了西方，我们也不会将他用于火器，可以说，正是你们的耶稣教导我们制造并发射大炮的。”（第86页）辜鸿铭的这通宏论完全不顾事实，为了抹黑人家，信口雌黄。首先，我们在唐朝末年就已经利用火药制造火铳等兵器并用于战争，只是没有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地使用而已。其次，利用火药制造火器与基督教没有关系。
1891年，长江流域多次爆发反洋教事件，其根本原因是盛传洋教士“贩卖婴儿”，“挖眼、割肾、取胎、切乳”（第89页）等残忍之事，从而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于是就爆发了中国民众杀洋人、烧教堂、殴打教徒的教案。其实，这些教案发生，既是文化冲突，又因愚民被人利用。辜鸿铭也知道教案背后的冤案：“基督耶稣之说是以慈悲为宗旨的，这个西方洋人，对虐人之事，害人之物，教义上是一定禁止的，更不用说挖眼剖心；至于教方所设育婴堂，大抵也是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纵使有上述残害情况发生，也是少数。”（第89页）但是他仍然对西方传教士深恶痛绝，并且“在汉口时还当着洛斯特的面义愤填膺地痛斥了他们一番。”（第89页）显然，辜鸿铭的痛斥由于缺乏事实依据而失去公允。不过，辜鸿铭花了数月时间对湖北的数家育婴堂作了调查。原来，所谓的“英国教堂所蓄幼孩五十人多被挖目”，乃“伪谬相沿”（第91页）。“其余各处对育婴堂的稽查结果表明，并无传单和宣传品中所言挖眼，剖心、榨油诸事。”（第91页）作实地调查，非常可贵，但是辜鸿铭没有写成调查报告，也没有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以正视听，更没有据此向地方长官张之洞提出消除谣言，公正解决教案的措施。然而，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辜鸿铭仍然顽固地痛斥美英等国的牧师：“你们这些上帝的信徒，跟着炮舰，伙同鸦片一路轰进中国。你们传教不过是幌子，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你们中有多少人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是手捧《圣经》杀人不见血的魔鬼。你们发展中国教徒，不过是让他们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你们建设教堂，不过是建立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基地。是的，不能说你们中没有一个好人，但总是坏人太多；不能说你们没做一件好事，但做的好事也让人不放心，总之居心叵测。传教士强迫官府、仗势欺人，中国教徒狗仗人势，鱼肉百姓，这便是你们这些上帝信徒的典型特征！”（第92页）且不说辜鸿铭的这番话很像是现代教科书中的文字，就其内容来看上，给人的感觉确实义正辞严，慷慨激昂，实际上他罔顾事实，偏离了正义。有一个秀才“唆使民众仇视教堂，埋死孩以图栽诬”（第93页），对其指控“供认不讳”（第93页），辜鸿铭得知张之洞要将该秀才问斩，不仅不维护正义，反而批评张之洞“对热血百姓大开杀戒”（第93页），要求张之洞“敢于堂堂正正地维护中国的尊严，保护教案中的百姓”（第93页）。辜鸿铭居然将一个国家的尊严维系在一个造谣惑众者身上，实在荒唐，而且这种滋事者本来就破坏了正当的中外交往和中外关系，理应受到处罚，然而辜鸿铭却将其当作普通的百姓予以保护，这分明是是非不分，让民族主义的情绪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说出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蠢话。庇护犯罪行为实质既有损国家尊严和民族形象，又让人看到了说这话的痞性。后来，辜鸿铭居然还有脸面将他充满民族主义情绪写成《为吾国吾民辩护──现代传教士于最近骚乱关系论》，并且拿到上海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让全世界都了解到他的颠倒是非，罔顾事实的言论。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动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这一维新变革触犯了辜鸿铭的神经，令他十分恼怒。在变革实施之前，辜鸿铭与梁启超等人就中国的变法发生了激烈争辩。辜鸿铭听说康、梁维新受到皇帝的重用，便用“献媚”一词予以咒骂。梁启超则指责辜鸿铭等反对洋务的人“一味抱残守缺”（第178页），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第178页），而辜鸿铭则抓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软肋予以反击。当梁启超嘲笑辜鸿铭等顽固派“夜郎自大”（第179页）“对西方茫然无知”（第179页），辜鸿铭则反唇相讥，认为梁启超的外语水平有限和“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过于肤浅”（第179页），进而警告梁启超“无鉴别力决不配谈维新”（第180页）。其实，如果读了梁启超在上个世纪之交所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对西方的认识再怎么“肤浅”，也比辜鸿铭强多了，鉴别力也远远胜于辜鸿铭。至于到底会几种外语不是判断对西方认知的根本标准，充其量只能作这一判断的参考。对于维新改良，辜鸿铭认为那是“西洋乱政”（第180页），接着他列举英国国会对国王制约和克伦威尔处死查理一世的例子说明西方之“乱”，法国人杀了国王模仿英制建立议院也导致“大乱”（第181页）。在这里，辜鸿铭看到了人类初期民主出现的某些缺陷，大加攻击，而没有看到专制之下同样会出现宫廷政变的内乱，这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辜鸿铭的言下之意是推崇专制下的所谓社会稳定，他的稳定实际上只是表面的，不惜以政治高压，牺牲民众的权利为代价，来维护他津津乐道的所谓“王道”。面对变法思想的兴起，辜鸿铭忧心忡忡，认为西方思想的引进，会“乱人心志”（第186页），进而向张之洞提出建议，要求关闭民间接触外来文化的渠道，实行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进而拒绝人类现代文明。对于康、梁等人提出的“民权”思想，辜鸿铭明确表示反对：“‘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第191页）辜鸿铭极端仇视民权，以所谓的“大乱”吓唬国人，从而为其反对变法寻找法理。对于推行洋务运动和推动变法维新的官员，辜鸿铭嘲笑他们是“食洋不化”（第309页），其实恰恰是他自己“食古不化”。
在辜鸿铭的人生中，充分显示其辩才的是，他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辩论。伊藤博文访华期间，辜鸿铭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维新一样都是对传统社会的改变，但是结果大不一样。日本的变法成功了，由亚洲的一个落后的岛国转变为一个实力强大的准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由于清廷保守势力的强大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辜鸿铭与伊藤博文的争论从宗教问题开始。辜鸿铭首先发表宏论：
首先是性质不同。西方宗教是神道教，中国孔教是人间教。西方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些超凡脱俗的神，如耶稣，讲着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朴素明了的语言，从而赢得大众的爱戴，同时，他自己及其门徒都被视为上帝的化身与使者，从而受到神般的迷信和崇拜。而中国孔教的创始人，他受过良好的文化知识训练，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学识与维护教养的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性楷模么人不是神。事实上，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其信徒，都没有将自己凌驾于孔教之上。在现代欧洲，宗教拯救人的心却忽略了人的脑，哲学满足了人头脑的需要但又忽视了人心灵的渴望。我记得，伦敦大学的汉学家道格拉斯先生在其儒学研究中曾有过如下论述，“已有四十多代的中国人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格言。中国人所受到的孔子之教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本性。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第200页）
说到差异，还要从宗教对人类的最终要求来看。佛教和基督教为人们谋划怎样隐迹于山林荒野，要求人下决心离开尘世，不再做芸芸众生；而孔教则教人在尘世如何生活，其精义与西方宗教大相径庭。它为人们筹划作为常人该怎么做。更恰切地说，孔教不是一种灵光四射、令人神醉的神道教，而是一种道德体系，一种为那些纳税、付房租的平民百姓设立的宗教。作为一名好的孔教弟子，不仅要思索其灵魂状况和对上帝的义务。也就是说，西方宗教唯知重敬天，而不知敬人，孔教则不仅敬天，而且更敬重人（第200页）
中国的宗教除了本土产生的所谓孔教和道教，还有融入中国的佛教，但是到了辜鸿铭这里只谈论孔教。而所谓的孔教，是否宗教还很难说。辜鸿铭不仅笃推孔教，而且还在对比中突出其优越性。而这优越性的基础就是他一再鼓吹的道德至上。而孔教所谓的“敬重人”，不是将人推到主体的地位，而是将人为道德所绑架，让人沦为道德的奴隶，因而，他所敬重的都是被神化的人，抽象的人和等级制中的上等人。在辩论中，伊藤博文则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感到自豪：“洋人不得不佩服呀，因为我们已雄霸东方，和他们西洋人平起平坐了！”（第2-1页）可辜鸿铭不以为然，他告诉伊藤博文：“据我所知，大多数日本人接触西欧文明时，常常为自卑感所折磨。”（第201页）接着他羞辱日本道：“可叹现在我国有许多人拿日本为榜样，以为日本这么一个鼻屎大的岛国能在短短数年内富强起来，完全是维新西化的结果，所以也就盲目跟进了。”（第202页）如果是普通民众称人家“鼻屎大”的国家或许只是解气，然而在外交场合如此说话，显然有失外交礼仪，有损民族形象，语言十分粗鄙。伊藤博文没有计较这一点，他纠正了辜鸿铭的说法：“这不叫盲目跟进，套中国话来说，叫见贤思齐。”（第202页）接着建议道：“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最关键是要拥有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可以说，也是中国的全部需要。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这些才是美好中国的明显标志，难道不是吗？”（第202页）伊藤博文的话非常中肯，他虽为日本首相，却为中国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不仅如此，伊藤博文还指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贵国上下故步自封，尾大不掉，抱残守缺，自以为是，到今天世界竞争愈演愈烈了，还在讨论到底用不用西洋技术和政教问题，岂不为天下所笑？”（第202页）如果排除言者的身份，我们一定认为这真是苦口良药啊！然而，辜鸿铭并没有醒悟，又搬出了他的“数典忘祖”的大帽子，同时将日本的强盛归于“中华帝国汉唐古风”。他的这种自大之词，实在附会得很：中华帝国的汉唐古风既然有如此功能，为什么就没有在中国发挥功效呢？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北方闹起了“义和团”。“义和团”在清廷慈禧等人的怂恿下开进北京城。他们“大模大样进入京城后，出于对洋人的刻骨仇恨，将带洋味的事物一律改换名称，称洋货为‘鬼货’，洋炮为‘鬼铳’，洋钱为‘鬼钞’，铁路为‘鬼蜈蚣’，还将东交民巷改称‘洋鸡鸣街’。他们还宣称，在华的欧美人士是‘大毛子’，中国的基督徒是‘二毛子’，应该一概格杀勿论。”（第207页）辜鸿铭出于其偏狭的民族主义观念为这样盲目排外，仇外的群氓之徒辩护。他认为：“所谓‘义和团’，实际上是由一群纯洁善良的人结成的友好团体。从它的名字，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友好──义，正义；和，和谐；团，团结。最初，它是一个完全为了自卫的村社防御体系，练武强身，保卫家园是其宗旨。后来，不堪忍受西方传教士的欺负，奋起反抗，某种意义上是为文明而战。”（第213页）辜鸿铭的辩护首先从名称来解释“义和团”，至于他的解释是否合乎本来的意义，暂且不说，他不知道有个“名不副实”的成语吗？再说，“义和团”可以“自卫”到京城吗？保卫京城是国家军队的职责，在外敌没有侵犯京城之前，“义和团”就没有必要进入京城。“义和团”对于欧美人士以及中国基督徒，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格杀勿论”，能说他们“纯洁善良”吗？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帝国走向了末途。辜鸿铭如丧考妣，心情沮丧，恼怒，他在《字林西报》上两次发表公开信，“一面指责列强助纣为虐，纵容革命，一面又谴责他们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最后，他还是满腔盼望列强能响应他的呼吁，帮助清廷为围剿革命。”（第353页）到了中国时候，辜鸿铭仍然没有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走出迷误，而且违背了他一向反对的洋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
辜鸿铭虽然以爱国主义者自居，以痛斥洋人和西洋文化来维护其自尊，以辩才称雄，实际上他在掩饰其内心的自卑。在钟兆云的《辜鸿铭全传》中，辜鸿铭常常喜欢炫耀其海外经历，他自称自己的“东西南北人”，以所谓的“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而骄傲，常常秀几句西方语言，并以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语音而自豪，并且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所读的书，比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还要多。然而，他的炫耀恰恰反映了他的浅薄。有一次，辜鸿铭见到张之洞厚待沈曾植，辜鸿铭大概心生妒意，同时为了报复十多年前沈曾植对他的奚落，便派人搬来了一箱又一箱的书。沈曾植知道其意图后，便不紧不慢地对辜鸿铭说：“汤生，就算你读完了这堆书，鄙人也不欣赏。买书不如读书难，读书不如消化难。书籍并不教人如何使用书本，它只是培植心智的工具，只有心灵才能存放智慧。”（第193页）沈曾植的话说到了点子上，可惜辜鸿铭没有领会其义，则以挑战的姿态回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十几、二十年的西洋书，然后再和我说话。”（第193页）同时他还傲慢地说：“汤生不过是东西南北第一”（第194页）辜鸿铭说这话时早已将老祖宗的“虚怀若谷”的话置之脑后，自以为东西南北没人赶上他。对于辜鸿铭的狂妄，沈曾植不动声色，以点蜡烛训导他：“光者，无常形，可望而不可即。智慧就是这光，唯有智慧可以填满心灵。基督没有写过书；释迦牟尼没有写过书；苏格拉底呢？”（第194页）“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书橱。”（第194页）辜鸿铭还不服气，他口发狂言：“我这个书橱装得下大英博物馆的藏书！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都言你狂，你狂哪有我狂也！”（第194页）辜鸿铭说这话时已不知天下还有“谦虚”二字。沈曾植觉得辜鸿铭太可笑了，他继续训导道：“休言四壁皆书，果真学富五车？有些书只须浅尝，有些书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开始读书越读越厚，读到后来，越读越薄。有时一辈子有用的书只读一本。最关键的是，求学路上要持独特偏见，一意孤行方能成一家之言，一方大师。”（第194-195页）沈曾植的这番教训表明，辜鸿铭虽然号称读了大英博物馆的书，其实根本不会读书，充其量只做了人家图书的容器，根本没有消化，更没有从书中得到智慧，形成自己的见解、思想和理论。所以，辜鸿铭听了这番话才略有醒悟，立即向沈曾植表示敬意。
辜鸿铭在与西方人打交道中善于争辩，表面看好像是替饱受西方列强欺侮的中国人出了口气，在一定程度上争回了面子。其实，他的善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诡辩和狡辩。因为在他的所谓争辩中，一是无视事实，信口开河，甚至连常识也不顾；二是没有逻辑，强词夺理，如果不能占上风，他就转移话题或者偷换概念；三是乱扣帽子，贴标签，凭主观臆断下结论；四是不时吐出粗俗和愤激之词，说些大话和空话。最重要的是，他的辩论没有公平和正义，顽固地坚持其陈腐的思想观念而狂妄自大，目无一切。而且，他即使在外交场合，给大学生上课时竟然随地吐痰，时常穿着“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第459页）的衣服走进大学课堂，而且陋习不改，在谈判中不守时间，缺乏诚意。不过，挺有意思的是，在钟兆云的叙述中，那些西方人，包括政要、外交官、学者和高级军官在内的那些人，居然被辜鸿铭的诡辩和狡辩糊弄住了，常常陷入窘态，不知如何应答。而且，那些个洋人居然乖乖听训，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对辜鸿铭动粗，宁可狼狈，也不失绅士风度。不知道辜鸿铭所遇见的西方人是被他的西方学历唬住了，被他的那种引经据典和旁征博引所慑服，还是被他的滔滔不绝的雄辩给镇住了，还都是一帮酒囊饭袋的无用之辈。
对于辜鸿铭的偏执，顽固地拒斥现代文明，一些年轻的留学生探讨了其中的原因：“他既非西方亦非东方的，或可说绝非纯然是中国的──生在外国，受的是西式教育，只能马马虎虎讲中国话，和日本女人结婚。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中国的科举名位，这就难免使他被那些自负的饱学之士视为外人，而看他不起。”有人认为：“我听说他回国后，始终不被士大夫圈子真正接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视为外人而没有安全感。说不定他由此对中国所有事物不分青红皂白予以呵护支持，以此极端的保守态度来证明他非假洋鬼子，而是一定地道的、真正的中国人。”（第339页）这些话都很有道理，指出了辜鸿铭的心理偏执根源于身份认同的严重焦虑和自傲背后严重的自卑心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辜鸿铭作了这样的评论：“他既高傲自大，又粗鲁无礼，他极力赞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誉为人生准则，而自己的思维方式又是那样武断和偏颇；他声称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而他最擅长、用得最多的却是洋文。毫无疑问，是西方个性自由的观念导致了他我行我素的行为。他的思想也绝非纯然是中国的，而是中西合璧，可他却矢口否认，还一味地抨击培育过他的西方。”（第426页）李提摩太的看法也很准确，指出了辜鸿铭性格中的矛盾。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在西方的留学经历，没有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辜鸿铭直接从马来亚的槟榔屿回国，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没有一丝一毫辩论的资本。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16年前“大炮”教授的谆谆教诲：“写文章不要绝对化，要辩证。”因此，对待辜鸿铭也要讲究点辩证法，说说他这个人的可取之处。首先，他有己见，而且一直坚守，并且成为他的信仰，尽管他的己见陷入到传统文化的泥淖之中，但总比人云亦云和见风使舵者强；其次，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敢于讲自己的真实想法，不屈从于大大小小的压力，很有骨气。再次，他炽热的爱国激情十分可贵，尽管他的许多辩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观点荒谬，但是他在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之际，仍然深爱中华，实在令人感动。此外，辜鸿铭的滔滔宏论中有时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在与张之洞讨论铁厂厂长人选时，辜鸿铭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出任铁厂的管事大多出身仕途人物，不是候补官员，即是退职官吏。他们谈笑间，寻章摘句、之乎者也，在官场摆摆样子，耍耍威风可以，然管理一个厂子调配百十个工人，检查产品质量，却一窍不通。更有些人，热衷于把经营官办企业视为捞取个人好处的手段，使官办企业为他个人生产利润。这样不造成亏空，那才叫怪呢！”（第170页）辜鸿铭这话将中国官场及人性的自私说得非常透彻。
在许多人看来，辜鸿铭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对他的行为一笑了之，忽视了他的消极性；在钟兆云这里，他被认为“改变崇洋媚外的中国”，显然夸大了辜鸿铭的正面作用：其一，辜鸿铭时代的中国虽有崇洋媚外之人，然而更主要的却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利益的关系而存在着大量的误（解）洋、排洋、妒洋和惧洋。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更需要纳洋、（精）通洋、交洋与和洋；其二，辜鸿铭既非思想家、学术大师，亦非朝廷要臣或政党领袖，其影响力十分有限，就他那与时相悖的言行怎么能“改变”中国！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辜鸿铭虽然已于90年前去世，但是他那根辫子仍然在无形地晃荡着，而且深深地植根于许多国人的心灵深处，紧紧地缠绕着许多人的思想意识，进而将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作圭臬供奉，将陈腐陋习当作国宝顶礼膜拜，将传统文化中的垃圾当作传家宝，将外来文化和文明视为洪水猛兽，无视人类的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大势，拒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科学技术，一味地固守僵化和教条的思想观念，从而阻碍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应该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和重视。（2018年2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作者简介：孙德喜，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写诗作文，出版过文化随笔《历史的误会》与《准则》、传记《寒山碧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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