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4：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

2025年10月30日 12:00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郭沫若可以说绝对是一个风流才子。与历史上许多风流才子一样，郭沫若是以才子的面目出现而风流成性。由于他的风流成性，他的一生单是夫人就有3位，至于那些颇沾这位才子风流之光的女子还有几位。然而与他的风流成性相比，他的3位夫人及与他发生情感纠葛的女子，几乎都对他忠贞不渝。这样，在郭沫若与几位女子爱情和婚姻中明显呈现出不对称。

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

郭沫若的第二位夫人安娜

郭沫若的第三位夫人于立群

抗婚出走

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当地姑娘张琼华结婚。对于父母的包办，郭沫若是非常不满的，或许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到来的缘故，郭沫若没有像稍后五四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坚决地反抗，而是消极地拒绝这桩婚姻。据说郭沫若为了不让父母伤心，没有躲避和逃脱父母安排的结婚仪式，而是像一具木偶一样按照父母的摆布举行了婚礼。于是，张琼华就成为郭沫若明媒正娶的名正言顺的夫人。然而，这位夫人虽然是名正言顺的，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缺乏感情，更没有产生爱情，因此，婚后不久，郭沫若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以逃避这桩婚姻的纠缠，去追求他的浪漫和幸福了。

新婚之时的郭沫若能够克制自己的性欲，抛开新娘，出走他乡，确实不容易。因为郭沫若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据他的自传性的文章叙述，早在他还很年幼的7、8岁之时，他的眼睛就常常盯着女性了，性意识就开始觉醒了。刚过10岁的他，还是个懵懂少年，有一次爬竹杆玩耍，他竟然在双腿夹着竹杆时产生了强烈的性快感。后来他还移情于稚嫩的枇杷树。就是这个少年对于漂亮的三嫂不仅很有好感，而且还想入非非。到了14岁的年龄，郭沫若发育得不错，再加上同学的撺掇，他竟然坐进了私娼老板娘的怀里。幸亏老板娘人不坏，没有将他拉下水，但是他没有引以为戒，不久又与一位姓汪的美少年搞起了同性恋。郭沫若的这些自述虽然无法考证，但还是可信的，因为这可以从他先后与安娜（佐藤富子）和于立群一共生了10个孩子这一点上可以得到“旁证”。一个性欲强烈的人能够舍得离开新娘到外面去闯荡确实需要很强的克制能力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郭沫若当时正当青春年少，长得仪表堂堂，而且他的才华出众，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诗人的浪漫的气质，到哪里都不用为找不到红颜知己而发愁，凭着他的这种优越条件，怎么能成天与张琼华这样一个生着“一对翘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0页）——1979年参加第一届郭沫若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学者们见到了张琼华，发现她并不像郭沫若所形容“猩猩鼻孔”的说法（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版，第305页），——而且裹着小脚的女子厮守在一起？

郭沫若潇洒地出走了，追寻他的浪漫去了，而张琼华则呆在家里，独守洞房，慢慢地消耗着自己的青春。后来，郭沫若虽然有时写信回去问候父母，却在信中没有提到张琼华的一个字，根本没有一句问候的话，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张琼华这个人。直到27年后的1939年，身着中将军服的郭沫若携着年轻貌美的于立群衣锦还乡，还是没有表现出对张琼华热情，只是因为父亲将母亲的遗嘱转告给他，他才对张琼华行大礼跪拜。然而，此时的张琼华已经是人老珠黄，白发丛生，青春不再。就在郭沫若离家在外出游期间，张琼华一直保持对丈夫的绝对忠诚，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恪守妇道，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并且代替郭沫若侍奉父母，料理家务。更令她感到难堪的是，就在她在家受着活寡的时候，还不时传来郭沫若在外的风流韵事。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失衡。当然，人们可以轻松地将这个责任归之于父母包办，归咎于媒婆的欺骗，同时也认为张琼华自己一直沉陷于传统的“三从四德”的男权文化而不能自拔。显然，郭沫若反抗封建婚姻只顾到自己的前途和幸福，挣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可是没有考虑将与他一样深受封建婚姻之害的张琼华解救出来，而是让她成为封建婚约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当时，像郭沫若这样奉父母之命与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子结婚在当时的确实不少，鲁迅、胡适、茅盾、朱自清、郁达夫……都是如此，其中茅盾对待几乎是文盲的孔德沚的态度和方式就很令人敬佩，他最初也不满意孔德沚的现状，但是他深切理解孔德沚也是封建家庭的受害者，并且与母亲商量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孔德沚扫除文盲，提高文化程度，进而建立了爱情。朱自清在与武钟谦结婚以后建立感人的爱情，后来武钟谦病逝，朱自清不仅给武钟谦扫墓，而且还写了非常感人的散文《给亡妇》，表达自己的深切悼念之情。可是，郭沫若一度希望张琼华能够理解和体谅他的难处，他这样做确实颇有几分无可奈何，当然也不能强求他必须与张琼华建立爱情，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已经与他结婚的张琼华一弃了之，则未免有点不负责任，做人也显然不够厚道。

自由恋爱

如果说郭沫若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张琼华产生爱情，那么他的离家出走寻求自己的幸福多少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与佐藤富子的结合毕竟是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的，他们之间毕竟产生了极其深厚的感情。1914年，来到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年仅22岁，正当风华正茂，风流倜傥，一下子就为当时的同龄看护佐藤富子所倾倒和欣羡。而信仰基督教的佐藤富子言谈中脸上露出的圣洁的光辉同样令郭沫若肃然起敬。这样的一见钟情正如干柴烈火很快燃起了熊熊的爱情的火焰。处于热恋中的郭沫若为表达他对佐藤富子的爱情，写下了为数可观的情诗。从这些滚烫的情诗言语中，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找到了红颜知己，得到了幸福。恰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言：“佐藤富子对他来说犹如圣母玛利亚。所以，他又给她圣洁的名字：安娜。”（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41页。）炽烈的爱情给了安娜以巨大的勇气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令她冲破巨大的阻力，投进了郭沫若的怀抱，也让郭沫若卸下了已婚的思想负担与对父母反对的顾虑，去拥抱他的安娜。对于安娜来说，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女子毅然嫁给一个来自弱国的留学生，确实不易，虽然那个时代日本姑娘爱上中国留学生的为数不少（周作人、田汉、陶晶孙、郁达夫、胡风等都曾得到日本女子的爱情，有的后来还成为他们的夫人。）父母的阻挠、周围的闲话、邻人的歧视都没有让安娜怯步，她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走到了郭沫若身边，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把父母也弃了，弟妹也弃了，国家也弃了，只来跟着你去。自己想来这决不会是幸福的事情，但虽上不幸，我也不管，我甘愿倒下去跟着你去。”（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49页。）其情形相当感人。

移情别恋

与郭沫若结合以后，安娜虽然一度享受到爱情的甜蜜，但是她为郭沫若不仅作出了巨大的事业牺牲，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读书深造以便将来当产婆，而且跟着郭沫若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吃了不少的苦头，尤其感人的是她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对郭沫若一直忠心耿耿，决无二意。就是郭沫若离开她时背叛了爱情，与别的女人产生关系甚至结婚生子，她对郭沫若爱情依然是忠贞不渝。1937年夏，郭沫若单身一人以冠冕堂皇的为了抗战的理由回国——按照谢冰莹的说法，“他是借机摆脱她的日本太太，和四个儿女”（谢冰莹：《于立忱之死》，台湾《联合报》1984年6月15日，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219页），——安娜以坚强过人的意志经受住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战胜了丈夫离开后的孤独和寂寞，一个人含辛茹苦将5个孩子拉扯成人，其间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郭沫若在“抛雏别妇”回国之后确实投入到抗战的宣传中去，做了不少文化工作，但是很快就在林林的介绍下认识了年青美丽的女演员于立群，并且又一次一见钟情，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1938年元旦，郭沫若同于立群在广州的新亚酒楼开始同居，此时距郭沫若离开安娜及子女还不到半年时间。就这短短的100多天的时间竟然抹去了这位诗人才子对于安娜的爱恋的痕迹，使得郭沫若仍然像一位处男一样去爱于立群，也使他早已将他对安娜的爱情誓言和安娜的告诫置之脑后，看来风流才子郭沫若在男女爱情上，感情来得十分猛烈，消失得也非常迅速，一见到年青貌美的于立群，他对安娜的爱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痕迹。时过1年，郭沫若和于立群在组织的关照和主持下在重庆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是，郭沫若这就成了两个女人的丈夫，他与于立群共享洞房花烛夜的良辰美景时，安娜却因受他牵连而遭受迫害，而且还要以一个弱女子的肩膀承担抚养5个孩子的重任。可以一问的是就在郭沫若携同于立群在武汉珞珈山麓的东湖欣赏湖光山色，在桂林徜徉于青山丽水之际，他到底有没有想到遥远的日本还有一个女人在替他受过并抚育子女呢？对于抛弃安娜和一群孩子的事，郭沫若将责任完全推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上来，而他自己则没有表示承担丝毫的责任。这充分表明它不仅没有丝毫的内疚和忏悔之意，而且表明他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

抗战胜利以后，安娜携着子女远涉重洋来到了中国，寻找那个曾经热恋过她并且对她发过海誓山盟的男人。见面时的尴尬和窘迫是可想而知的，接下来便是组织上派说客冯乃超来做安娜的思想工作，意思是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源是日本发动的罪恶的侵华战争，并一再希望安娜能够顾全大局，多替已经不是她的丈夫的这位文化名人着想，并且设计出让安娜保持沉默和以前夫人的身份在中国生活的方式。新中国成立的第2年（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始实施。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实行一夫一妻制，而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郭沫若却同时拥有张琼华、安娜和于立群三个妻子，只是他们三人并不生活在一起而已。然而对于安娜提出公开解除与郭沫若婚姻关系的要求，组织上却不惜为了维护这个“桂冠诗人”的声誉和自身的利益而置庄严的法律于不顾，依然要安娜维护大局，并且拿出老百姓的血汗钱去了郭沫若的这笔孽债。因为在这样的组织心目中，只要为了集团的利益和声誉，所有个人的权利和幸福都应该舍弃和牺牲，至于个人的痛苦是不会或者不容考虑的，于是，安娜对郭沫若的爱情被合谋扼杀了。而郭沫若也由于自己这种行为得到了组织的庇护和包容而心存感恩之情，那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再献媚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风流成性

对于郭沫若和安娜的婚恋悲剧，学界也有一些人替郭沫若开脱责任。郭沫若的爱情婚姻传记作者桑逢康所持的观点与组织上的基本一致（参见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279页）。其实，无论怎么说，郭沫若在这场悲剧中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郭沫若的本性来说，他非常风流而且是缺乏责任感的人。就在他“抛雏别妇”离开安娜之前，郭沫若就曾经不止一次地背叛安娜的爱情。1925年2月，郭沫若与安娜同住在上海时，他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余抱节”的来信，信中表示有位叫余猗筠的小姐约他到美丽如画的西湖边赏梅而想入非非，竟然寻找借口到杭州的西湖边上去寻找浪漫。虽然他装模作样地表示有点对不住安娜，但是他还是去了，而且感觉有点不可名状，心也在砰砰直跳，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年，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是安娜的丈夫。1926年，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时间不长，他见到了一个叫安琳的女青年心里就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且自言自语道：“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后来他居然还真地对安琳说了，两人关系之亲密就像是初恋情人，更有甚者，郭沫若看到安娜比较宽容，竟然将安琳带到自己家里，当着安娜的面给安琳夹菜，显得相当亲热。而安琳相对来说比较理智，郭沫若因病住院，她没有去医院探视，怕的是郭沫若为难，她虽然爱慕郭沫若的才华，但是她头脑十分清醒，不愿插在郭沫若与安娜中间充当第三者，也不愿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夺人所爱，破坏他人的家庭。可惜，郭沫若虽然有时也想到这些，但是他的风流本性使得他很快将其抛到九霄云外。倒是安娜对郭沫若表现出理解，而恰恰是安娜的理解和宽容纵容了郭沫若，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做出事则越来越出格。1928年春，郭沫若因为写文章痛骂蒋介石，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他迫不得已携妻子流亡日本。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日本警察对他盯得厉害，郭沫若还比较老实，扎扎实实地做起了学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是一旦警方的监视略有放松，郭沫若便旧病复发，利用去田中家送书的机会巧妙地夸赞其女儿柳子小姐长得实在美，并以他的学问和才情赢得了柳子小姐的崇拜。更为荒唐的是，郭沫若有一次竟然背着安娜去找妓女鬼混，没料染上了淋病，后来他又传染给了安娜。即便如此，郭沫若虽说也有自我责备和内疚，但是他的歉疚因为并不真心改悔而令人疑心这很可能不过是一种做作。后来他又与女记者于立忱情意绵绵，还以其诗才和了于立忱的《咏风筝》而写出所谓的《断线风筝》。没想到于立忱不久竟然自缢身亡，到底什么原因让这个妙龄女子自杀？她的遗书写得比较模糊：“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不过，人们有理由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质问：如果郭沫若以他的真心诚意对待于立忱，让她感受到人间温暖，她还会自赴黄泉吗？以郭沫若这样的本性1937年回国以后做出对不起安娜的事情是毫不奇怪的，安娜早就知道他的为人，于是在他这次回国前夕，郑重地告诫郭沫若：“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有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181页）可是，郭沫若并没有将安娜的话放在心上，一旦离开了安娜，没有了制约，他就如脱了缰的野马可以放纵自己了。

面对郭沫若给她的精神伤害，安娜的内心充满了悲愤之情，她在86岁的时候接受日本女作家泽地久枝的采访时说：“我的一生是野狗似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悲惨的一生，这都是因为我的愚蠢。如果你要写一个像野狗似的人的事，会有损于你的名誉。”（[日] 泽地久枝：《昭和时代的女性》，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315页）不过，当泽地久枝问他是否怨恨郭沫若时，她平静地说：“我觉得他也够可怜的了。我是无所怨也无所恨，我觉得还是不怨和恨心里才感到轻松些。这样的想法，是基督教给予我的。”（[日] 泽地久枝：《昭和时代的女性》，桑逢康：《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388页）安娜的人生与态度很容易让人想到许地山小说《商人妇》和《缀网劳蛛》中的女主人公：基督教不仅给了她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抵御各种灾难和不幸，而且给了她博爱的情怀和坦荡的胸襟，从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于立群虽然是通过林林介绍认识郭沫若的，但是她最先出现在郭沫若视线里，不过是她胞姐于立忱的替身。但是，于立群毕竟是演员，天生丽质，郭沫若自然喜欢，于是他非常老到地借用与于立忱的特殊关系，主动地将保护于立群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放在自己的肩上，就这么一保护，郭沫若便非常轻松地将于立群保护到了自己的怀抱里来，而且自然得不露一丝痕迹。不过，于立群并非等闲之辈，她以自己的智慧“拍拖”住了郭沫若，使他不再寻花问柳，终于给这个风流才子上了笼罩，从此，郭沫若才浪子回头。

灵魂猥琐

任何人欠了孽债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清还。在郭沫若一生中多次不对称的爱情与婚姻中积下了不少的孽债，为此他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为了报答组织上给予他的庇护之恩，郭沫若丢掉最起码的做人的人格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成为20世纪中国最突出的“表态作家”和御用文人，就是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死于非命，身为父亲的他都不敢站出来挺直腰杆为这两个冤魂鸣不平。其次，郭沫若在同时成为于立群和安娜丈夫之时，我相信他的内心是不会一直平静的，尤其是在安娜从大连赶到北京要求见他而他又不得不回避的时候，他能像安娜一样心胸坦荡吗？他固然可以获得当政者的宠爱和一时的荣耀，但是他永远也没有能力拯救他那猥琐的灵魂。正因为如此，安娜认为他实在“够可怜”，确实是代表历史给郭沫若所下的最贴切的结论。

2005年6月2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