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1：步入深渊的徐铸成

2025年11月13日 06:40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最近阅读了《徐铸成日记》（徐铸成著，徐时霖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5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我越来越觉得徐铸成的人生就是顾城名诗《一代人》最好的现实注本。

出版的徐铸成日记，并不完整，只是择选了几个时期的一些日记，我们虽然难以窥其全貌，但是对他的人生中某些片段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出版的日记包括民国时期的1947年、1949年徐铸成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1951年到朝鲜慰问志愿军、1957年春夏之际到苏联的访问、1958年秋冬的反右斗争中的劳动改造、“文革”前夕的1965年以及“文革”初始的1966年春夏。读了徐铸成的这些出版的日记，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的徐铸成一心一意地追求他心目中的光明，但是不知不觉地走向其反面，并且与他的人生理想越走越远，其结果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更重要的是值得后来人们反思。

从1947年的日记来看，徐铸成是一个对政治怀有一定兴趣的知识分子，而且其思想明显地偏向于左，这就为他后来步入黑暗埋下了隐患。1947年，徐铸成41岁，正当中年。一般来说，这是人的黄金年龄，经过人生历练，思想趋于成熟，精力旺盛，极具创造力，对于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往往比较深刻甚至透彻。读了徐铸成这一时段的日记，我觉得他的最大优点是具有一定的反思精神。不过，实事求是讲，日记所反映出的他的反思格局还是比较小，他所反思的仅仅是自己性格中的某些缺陷，特别是“惰性太大”（第3页）。不可否认，对于性格缺陷的反思，也很可贵，然而，如果对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经历以及现实生活与人类历史作出反思，那无疑表现出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可惜，他没有。这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生视线，并且影响到他的人生抉择，从而为他后来走向黑暗埋下的伏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1947年的日记中见到了端倪。他在元旦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文汇报》，无疑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试验，她是唯一的民间报，……”（第3页）徐铸成将他说办的《文汇报》说成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报”，恐怕不合事实。说她是“民间报”，可以存疑；说她是“唯一的”，就更可疑了。了解一点民国新闻史的都很清楚，民国时期民间报纸很多，哪怕就是在40年代后期仍有一些。1949年以后，民间报纸虽说在大陆消失了，但是在台湾、香港和澳门仍然存在。从徐铸成的这个判断来看，他的目光是很短浅的，只看到自己，看不到他人，其潜意识或许还含有唯我独尊的意味。

应该肯定的是，徐铸成在民国时期还具有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品质，他对政府正式颁布宪法表示欢迎，但是对于宪法“将在历史上发生什么作用”（第5页）持怀疑态度。他虽然没有参加上海学生为抗议美军强奸沈崇的暴行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但是他不仅表示关注，而且还思考了这次游行示威的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过，作为新闻工作者应该知道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大规模的强奸妇女，并且劫走中国东北的机器设备却毫无反应，只字未提。从这些情况来看，徐铸成的自由主义倾向又不那么彻底，显得有些偏颇。再进一步看，徐铸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且看他和李平心的交谈后的感想：“（《文汇报》）应该严密组织，分层负责”（第9页）；“（办报）注意技巧，力量有时要分散，不宜太暴露，……”（第9页）。这段话给人的感觉，这种既要严密的组织，又要隐秘的办报，就像一个政治团体在搞地下工作，哪像民间办报？这些主张基本上是李平心由提出的，但是得到了徐铸成的高度认同。李平心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文汇报》的主笔，但是否还有隐秘的政治身份，尚不清楚，不过从他的主张可以隐约看出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或者纯粹的报人。从这次谈话中所提到的“共党人才缺少，且器度亦不够，缺少自我批判之精神”（第10页）来看，李平心似乎是个民主人士，但是人是很复杂的，是不是谈话的一种艺术或者试探，也很难说。与此同时，我可以据此判断，徐铸成此时思想虽然有些偏左，但是还没有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甚至在心理上还可能保持一定的距离。验证这一判断的，在日记中还有一些：希望“中间力量膨胀”，“第三方面可坚强起来，创导真正的民主和平”（第13页）——尽管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阅读中国宪政史（参见第18页）；认为国民党的中宣部限制各报用纸是“扼杀言论自由办法”（第25页）；1948年2月的劝业惨案发生后，他认为“当局及官报极污蔑之能力”，并且指责“新闻道德如此低落”（第27页）！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徐铸成还多少具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那么到了1949年之后，他的这些秉性则或被动或主动渐渐地被清除了。

说徐铸成清除自己身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性出于主动，主要是他由于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偏左，于是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受到了重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心理需求，令他对新政权产生了认同，进而从情感上亲近新政权，于是他既要自觉地按照新政权的要求去做，又要努力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将自己塑造成官方所期待的社会角色。1949年9月，徐铸成作为民主人士被接到北平去参加新的政权筹建工作。此时的他一扫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心理雾霾，而且既然作为民主人士，他在国民党时代所遭受的经济上的压力也一下子消失了，那么他就和当时的许许多多民主人士一样，心情大爽，不仅感到非常幸福，而且情感上也不知不觉地站在新政权的一边，看待现实与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同样站在新政权的一边，这就是说徐铸成的主人翁意识比较强。他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就能感受到“人民亦渐呈安居乐业”（第36页）。如果从逻辑推断，此时的人民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开始“安居乐业”，当然说得通、但是单单从火车就能看到“安居乐业”，那就有点主观臆断了。

徐铸成到了北京，过上了非常惬意的神仙似的日子，一方面没有任何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比较优裕，而且可以经常到风景名胜区游逛，与朋友一道聊天、喝酒与购物。从他九月六日抵达北京到十月十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段不到40天的时间，徐铸成的活动非常频繁。笔者作了简单的统计：参加各种会议或参加庆典18次，这是他这次来京的主要任务；其次就是访友，接待来访的友人，并与他们闲聊，共计22次；游玩、观光也是他在京城的主要活动，达到15次，可以说是隔三差五地出去游览；其余的就是饮酒3次，看戏看电影9次，购物5次，参观展览1次。这无疑是令人十分羡慕的。据此可以肯定，徐铸成此时的心情是十分舒畅的，或者说是非常幸福的。然而，这样的幸福充其量不过是精致鸟笼中的舒服的日子。不仅徐铸成本人意识不到，就是当时许多人也没有意识到，甚至是当今许多人也未必能够看出来。如果我们仔细琢磨就会发现，人在这样的生活中就很容易感到满足，那么目光也就基本上停留于眼前，思想也就渐渐地迟钝，很难去发现和思考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者说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把自己眼前的东西当着天下人普遍享有的东西。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过上这种神仙一样的日子，那么他的身上知识分子色彩必然会渐渐褪去，从而由精神的人蜕变为物质的人，由乐于思考的人蜕变为浅薄颂圣的人。

由于徐铸成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那么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就理所当然地站在新政权的立场上。1949年9月13日，徐铸成在参观了苏联展览会以后认为：“二次大战后，苏联即实行新的五年计划，各种建设突飞猛进，看待他们工人生活的舒适，保婴事业之注意，印象甚深，……”（第40-41页）作为展览，总是将最好的东西展示给人看，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如果将展览当作现实，并且作出判断，那一定是很幼稚的。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徐铸成却偏偏信了，这到底是智力出了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出了问题？接着他在留言簿上题下了这样的话：“我们应坚决向这个方向前进”（第41页）仔细品味徐铸成的这个题词，人们不难发现这已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号召。这充分表明徐铸成潜意识中浓重的主人翁意识，那么在他主持之下的《文汇报》也必然由他所说的民间转向官办报纸。

由于徐铸成自由主义的色彩褪去，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已经有所蜕变，他在与朋友的聊天中谈到了国民党的失败，认为：“历史有其必然性，蒋及其反动团体，非绝对独裁控制，不能维持其政权，而美帝则绝不让中国能和平进步，必须将这个掌握在下，变成其反动基地也。”（第56页）徐铸成的这段话其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完全一致。实际上他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失败简单化了，而且他只看到了蒋介石与国民党专制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比国民党更专制的地方。虽然中共新政权刚刚建立，专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从该党的权力斗争和运作方式，从延安整风运动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专制的本质。另一方面，徐铸成将美国与国民党捆绑在一起，也是出于官方意识形态所作的判断。其实，在国共内战后期，美国已经开始疏远国民党及其政府，稍许敏感的人都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有了放弃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苗头。更为重要的是，徐铸成没有看到中共与苏联的实质关系，也就没有看出中国实际上已经被苏联所“掌握”，稍后公布的“一边倒”政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只担忧中国为美帝所“掌握”，而忽视了苏联对中国的实际“掌握”，而且苏联的“掌握”要比美国的“掌握”更糟。

既然看不到苏联对中国“掌握”的事实，更看不到苏联“掌握”中国的危害，他当然以与苏联建立所谓的“友好”关系而沾沾自喜并且予以充分肯定。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全国总会成立，徐铸成自然十分欣喜，他对苏联人的印象太好了：“苏联代表的态度，的确和过去美英各国人不同，老实诚恳，没有一点骄傲的样子，不像美国人的一副上帝的面孔。”（第56页）接着他引用刘少奇的话，盛赞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到了徐铸成这里，苏联人仿佛成了上帝派来的天使，这到底是徐铸成被某些现象所迷惑？还是为当时的全面宣传蒙住了眼睛？且不说后来中苏翻脸，苏联人到底成了什么形象，也不说历史上的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就说苏联建立以后的二三十年里，苏联人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苏联怂恿外蒙独立，分裂中国，在与民国政府代表谈判中所表现出的颟顸与奸诈，以及以根本没有兑现的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侵占中国的领土的承诺来忽悠中国人。从表面上看，苏联派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其实是要中国听从“老大哥”的指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将中国视为它对抗美国的一粒重要的棋子。至于苏联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利益，徐铸成或许并不知情，或许根本不想知情，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知识分子，对于任何事物的判断应该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生经验和生活常识基础之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全无私帮助他人搞建设的人，更何况一个劣迹斑斑的国家，不会因为打出一个新的旗号就会立地成佛。徐铸成见到苏联派出“极有能力经验者”（第59页）担任（中国）银行顾问，便以感激之情在日记中写道：“可见苏联的确全心全意帮我们建设”（第59页）。他不会想到，苏联派出这些“极有能力经验者”担任中国的金融顾问，可能包含着控制中国金融的祸心。徐铸成到底是天真幼稚呢？还是出于其它情况呢？研究徐铸成的人会作出公正的判断。就连徐铸成自己也没想到，他对苏联人的好感还是被他所见到的事实打碎。他在1951年5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几位苏联空军顾问买不到软席，而硬坐在软席座内，车中服务员再三请他们迁移，不肯，于是吴组缃等就这样大肆批评……”（第179页）这件小事表明即使贵为高级顾问的苏联人，素质如此之低劣，令人大跌眼镜。他们的霸座显示其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霸道和优越感。所以，吴组缃对其批评不仅是维护公正，而且也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然而，徐铸成却由于被苏联好感蒙住了眼睛，而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居然替这些低素质的苏联人说话，反批评吴组缃等人的“大肆批评”，认为“这对国际友人未免太苛刻了”（第178页）。徐铸成的这种看法表明他的潜意识中仰人鼻息，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不符。

1951年，徐铸成作为新闻界的代表被派到朝鲜去慰问在那里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去朝鲜慰问的日记中，徐铸成抽出非常宝贵的时间详细记录了志愿军和朝鲜方面领导的各种演讲和报告。这让我们看到当年宣传工作具体材料。徐铸成对于这些宣传到底有多少认同呢？他基本上没有表态，我也不好判断。从他所提供的具体材料来看，其真实性十分可疑，但为了鼓舞士气，似乎也还说得过去。不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就在徐铸成一行进入朝鲜前夕，志愿军梁兴初在沈阳给他们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美军比过去日本人，蒋匪军，也差，也比抗战时期的伪军也差多了。”（第71页，需要说明的是，原文语言啰嗦，不够简洁。顺带说一句，徐铸成的日记语言存在不少语病，与他的报纸编辑身份实不相符，这是不是“思想改造”的另一“成果”呢？）事实上，美军毕竟经过二战的严峻考验，其战力有目共睹，如果真像梁军长所说的那样“差多了”，也就不会领导联合国军作战，也就不会保住韩国的存在。同时，梁军长说：“我们没飞机”（第71页）。这不符合事实，当时志愿军是有空军赴朝对美作战的，4月4日的日记中就有慰劳空军的记载。同样，团干部受训时所吃猪肉的数量、靠喝自己的尿坚守七天七夜、敌人派出270多架飞机轰炸新义州铁桥……等等也都存在着浮夸不实的问题，根本不靠谱。随后东北军区后勤部张副政委的报告也是充斥着浮夸，说敌人在一个村子里杀人多至3千人，说志愿军到敌人阵地上一下子就捉到40多人，说志愿军的一个医务人员担负着150名伤员，还要做饭，“又背上背下”。如果要对当下的抗日神剧溯源，很可能要从这里找到源头。对于这些明显的浮夸，徐铸成既没有表示相信，也没有表示怀疑。但是从他的后面反应来看，他似乎信了。后来的各组典型所作的报告、宣传会议上代表们的讲话、朝鲜方面的报告等等也都夸大事实，出现不少既不符合生活常识，也不符合逻辑的叙述。不知道徐铸成如何以他的新闻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报告和讲话。与此同时，徐铸成日记中这样的记述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朝集中力量为新华社写稿。用不用修改，由新华社决定。”（第84页）“决定任务和报道提纲，规定任务，归来检查。”（第84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文汇报》的领导，徐铸成此时必须听从新华社，而且是绝对地服从。他已经没有《文汇报》的自主独立性和新闻记者的自主性。这大概是他在民国时期难以想象的，自己沦为别人的工具。

在朝鲜慰问活动中，徐铸成不可避免地见到了好大喜功的场面。他在日记中也有记载：“朝鲜人民军文工团的节目也很精彩，开始的大合唱有一百一二十人，乐队五十人，唱的六十人，真是洋洋大观。花舞也很好，朝鲜的歌舞水平都很高。”（第118页）如果是在和平时期的大都市里，这个规模不算什么，但这是在战争时期，组织这么多人，搞这么大的场面，显然是为了摆阔，显示出某种面子。而徐铸成禁不住赞赏其“洋洋大观”，暴露出他的人性弱点。

大概是徐铸成在思想政治上的表现令中央领导满意，他在1957年被安排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联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徐铸成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安排到苏联访问，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光荣和自豪的，其兴奋和激动之情可想而之。而且，在访问前夕，徐铸成还受到了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接见与表扬。这大概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点，他没想到，就在他访苏回来后不久，被打成了右派，成为挨整的对象。对于一个事物的认识，人们总说“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相比较而言，这话大体不错，但是在许多时候这两句话也会显示其局限性。因为，人一旦戴着有色眼镜看事物，那么看的结果自然而然地打上了有色眼镜的色彩；另一方面，人所能看到的许多事物只是其某些方面，特别是给人看的往往只是主人需要让人看的那部分；此外，每个人在看的时候作了多少思考，而这思考决定了看的眼光，决定了能否看到隐藏于海水下的冰山。徐铸成虽然高为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深新闻人，但是他在苏联访问中还是过度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在莫斯科大街上看到了“莫斯科人一般服装都齐整”（第207页），他“来此（指莫斯科——引者著）四天，几乎没有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今天星期日，许多人穿上了节日装束，在大剧院等处更是整齐，可见苏联人民生活的确已相当好了。”（第207页）由此他还下了这样的结论：“莫斯科绝没有纽约这样的贫民窟。”（第207页），同时，他还看到“苏联商品的供应是充足的。”（第209页）徐铸成在这里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他不过是在首都莫斯科见到街上和高档场所的一些人，便判定整个苏联的人民生活水平“相当好了”。他应该看到，这是在首都，而首都往往是举全国之力大举建设的城市，代表着整个国家脸面，怎么可能出现贫困人口？而且，即使有贫困人口存在，也不会让其在大街上溜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脸面比什么都重要，那些低端人口早已被驱逐出首都，甚至可能被关押。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相比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权得到尊重，任何贫困者都不会被强行驱逐，迫使其离开。那么在莫斯科大街上溜达并且进入大剧院的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权贵阶层，按照他们的政治术语则是“统治阶级”。如果走出莫斯科，到比较偏远的乡村农庄，是不是还会看到全是这样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呢？况且他是客人，人家当然会将最好的一面展示给他看，每个有着较为丰富社会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这点，不会很天真。

徐铸成的幼稚还表现在苏联人盛赞中国“同志”的“谦虚”也信了。徐铸成访问莫斯科是在1957年。其时，中苏之间由于在苏共二十二上赫鲁晓夫作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出现裂痕，但是在访问团和接待他们的官员可能还没有受到这种裂痕的影响，所以，双方人员都还客客气气，而中国访问团的人基本上都是抱着学习和取经的态度前来苏联的，而苏联人对待客人说些面子上的话也很正常。他们说：“毛泽东同志像列宁一样谦虚”（第223页），并且对中共“八大”文件作了“十分重要的”四点高度概括。苏联人还表示：“要相互学习”，“中国同志的谦虚态度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第236页）“中国同志谦虚朴素是特点，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教育（结果）。”（第236页）对于这些谀词，徐铸成满心坦然地接受了，他也认为：“毛主席和党在这方面的教育，真是必要和英明的。”（第236页）仅仅过了1年，大跃进之风就席卷全国，普遍比赛“赶英超美”的大吹牛，真不知道此时的徐铸成是否再看这些日记内容，也不知道他所称颂的“谦虚”哪里去了。

在苏联参观了一些地方以后，徐铸成对苏联的印象更好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赞美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晚想一想，在苏联最深刻的印象。一为苏联人民衷心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这不仅表现在欢迎欢送中，尤其流露在一般人民和我们的接触中，对我们友爱，对中国热爱，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甚至小孩对我们也是如此的。二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顽强精神，为了明天，为了和平，为了孩子，他们信心百倍地战斗着，所有的建设，礼堂、大楼、水库、新的工厂，一切气魄都很大，都是为了和平，而不是像美国那样为了赚钱，为了战争。还有，参观苏联以后，更加证实了一条真理，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为基础，只有重工业才能根本改变国民经济的面貌，改变国家的面貌。”（第246-247页）这可以说是徐铸成到苏联近一个月访问后的总体认识。而这总体认识集中反映了徐铸成的思想观念和基本认知能力。首先，他所感受到的是苏联人民的友好和热爱。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由于是代表国家来访的客人，人家理所当然要热情接待，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接待客人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接待好，否则可能要受到上面的处罚。至于这些接待人员是否真心诚意地热爱中国都很难说，人们可以从不久后中苏两国彻底撕破脸皮，甚至在十多年后爆发军事冲突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友好”与“热爱”是多么的表面和脆弱！再看苏联的建设，徐铸成以为是“为了和平”，这显然是在美化苏联。且不说历史上的俄罗斯侵略成性，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不断对外扩张，就是在苏联成立以后，它通过二战霸占了日本的北方四岛和德国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唆使中国的外蒙独立，在中国东北大规模地奸淫妇女，派兵军事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本来，搞建设是各个国家自己的事，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必要将其拔高，上升到“和平”的高度。而苏联的建设，其根本目的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不大，而是为了向世界各地输送革命，领导世界革命，同时也是为了统治集团的脸面。因为，徐铸成讲得很清楚，苏联的建设重在重工业，显示出它的“气魄”宏大，其结果就是苏联的日用品生产非常落后，供应一直很紧张，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低劣，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得不到保证。徐铸成的认知从根本说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过，徐铸成在苏联也看到了他所厌恶的东西。这是他在列宁格勒观看的一场职工表演的话剧。他认为，这场演出“内容很庸俗，离现实主义十万八千里，尤其其中有阿飞舞，使人看了很不耐”（第249页）。但是，他也看到“群众很欣赏”（第249页）。此外，他还感到自己“每到一地，总听了不少庸俗的舞曲”（第249页）。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徐铸成与苏联的那些群众在审美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令他感到十分困惑：苏联的群众为什么这么“庸俗”？其实，他忽视了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民族文化的差异，还可能是徐铸成自己审美已经教条与僵化，看不惯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里面还反映出一个他们这一代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倡导文艺大众化数十年后，我们的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艺术判断上走向民众的反面？为什么总是简单地将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视为“庸俗”？为什么与民众的审美需求背道而驰？意识形态在这其中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其实，这是非常值得重视也亟需展开研究的问题。

从前面所谈及的徐铸成日记来看，他的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都是非常正统的，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是合格的，思想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谁能想到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居然被打成了右派，被免去了《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后来还被发落到农村进行“思想改造”，进入了他的人生的至暗时期。

不过，从徐铸成的日记来看，他并没有感到委屈，也没有什么怨恨，而是真诚地投入到思想改造中。在思想改造中，根据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偏颇，完全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思考一切问题，或许这也就是官方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徐铸成到了农村参加体力劳动，因劳动不及农民受到了批评，最初他还有抵触情绪，但是后来他想通了，觉得领导批评得“对”（第292页），认为自己“应该虚心接受”（第292页）。本来，将他们这些所谓的“右派”下放劳动，就是一种惩罚，通过取消社会劳动分工的方式，将知识分子与农民放到一起以显示出他们的笨拙和低能，以便打击他们的自尊，进而使他们在心理上陷入自卑。从人类社会进步来看，越是文明，社会分工越是精细。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和知识结构选择自己的职业，进而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其实，这也是现代社会里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极权专制社会里，人的职业选择权和生活方式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干自己不熟悉也不擅长的工作。可悲的是，这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却欣然接受这种惩罚，根据统治者的要求去改造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改造得越“彻底”，越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徐铸成的悲哀还在于他不仅自己彻底臣服，而且还要鼓动别人，要别人和他一样将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要做好组的工作，不仅要经常注意组内思想情况，关心大家的情况，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自己对自己要求要严格，自己的思想先和别人见面，然后别人才能对你敞开思想。”（第293页）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思想需要经常见面，彼此不设防，相互“敞开思想”，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是必须的。然而这是在反右时期，是在下放劳动，改造思想运动期间，则有问题了。这里的“敞开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别人和自己一样，将自己所有的想法、情感和隐私交给别人，然后大家一起再交给领导，进而由领导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从而使自己成为领导窥探别人的触角和斗争他人的工具。而领导则绝不会向知识分子“敞开思想”，“敞开”心扉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施展其“阳谋”，向他们这些人挥舞大棒。从某种意义上说，徐铸成这么做，已经不知不觉地沦为统治者的同谋，使大家都陷入政治迫害的深渊。

或许就是出于美好的愿望，徐铸成所在小组的人们都对勾适生展开了实则围攻的“批评”。在劳动改造中，勾适生有些被动地谈了他对战争的看法，“说他害怕战争”，居然也受到了众人的“批评”。战争使生灵涂炭，民众流离失所，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被剥夺。普通民众害怕战争是很正常的，就是上了战场的官兵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害怕战争”，人类才呼唤和平，维护和平。将“害怕战争”当作一种罪错，一定是三观出了问题。不仅如此，徐铸成及其组员根本不听勾适生的辩解和解释，并且表现出厌恶的情绪，将其视为“纠缠”（第297页）。后来，徐铸成还多次对勾适生展开所谓的“批评教育”，令徐铸成感到极为恼火的是，勾适生“不肯暴露（思想），态度极不老实”（第318页）。虽然徐铸成等人没有权力惩治勾适生，但是根据他们的逻辑，是会上告领导，进而使勾适生受到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自从反右运动开展以后，徐铸成主动积极地投入其中，他已经身陷黑暗而不自知，而且不仅是他的身体生存于黑暗之中，而且他的精神也为黑暗所掳掠，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都发生了一定的病变。他反对“政治就不挂帅了”（第299页）的行为；他承认统治者批评知识分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第300页）；他一再强调要加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要有“改造的决心”（第300页）；他深挖自己“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在留恋不尽”（第301页），“一脑子等级思想和个人主义”（第309页），“骄傲自满，丑恶的思想反而日益发展”（第309页）；他狠批姚荫梅的弹唱“乱放噱头，有些还很不健康”（第315页）；他还要告诫自己“随时注意翘尾巴”（第321页）；他时刻提醒自己“对错误思想行动决不漠视，一定要开展批评斗争”（第322页）；他恶狠狠地指责徐中玉“当场反扑，态度恶劣”（第328页），被他指责“恶劣”的还有吴沈钇；……人们不能从这些认识和态度看出，劳动改造中的徐铸成不仅无视人的正常权利，而且沦为黑暗的帮凶，不仅患有严重的自虐症，而且还毫无顾忌地参与迫害他人。

正是由于像徐铸成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当“文化大革命”向他们亮出獠牙之时，徐铸成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虽然也很拥护和支持这一场运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身边的许多人首先受到了冲击，更没想到这一场浩劫落到了自己的头上，令他彻底地陷入了黑暗之中。当他身边的许多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之时，他多少会感到恐惧和困惑，他或许会想到如何避免受到运动的迫害，但是他已经找不到门道，只能听任政治狂暴一步步向他逼近……

“文革”结束以后，徐铸成“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著作”（《前言》第1页），但是他后来是否写了日记，也未可知，但是连同前面所说的这些著作，我都没读到，所以也不清楚他在人身摆脱黑暗之时是否在精神上也走出了黑暗，但愿他能深刻地反思历史、社会和人生，也不枉当年经历的深渊之灾。

2022年6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