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0：被压抑的欢呼

2025年11月12日 05:0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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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 月3日，对于世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在杭州西湖附近的葛岭山麓24号的客居者的心目中却很不平常。这位客居者就是曾经在30、40年代非常走红的作家无名氏，此时在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状态下，为他15年苦心经营的长篇巨著《无名书稿》的最后一部《创世纪大菩提》划上了句号。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著本来应该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不仅是作家本人应该像经过十月怀胎和巨大的阵痛而生下健康壮实的婴儿一样兴奋地欢呼，而且应该得到大批朋友和整个文坛的热烈庆贺，然而现实中的无名氏却只能独自在这葛岭山麓24号中暗暗消受。据了解，当时的他“把笔一摔，抑制不住地像顽童一样蹦了三蹦，压低了嗓门自我欢呼道：‘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我胜利了！’”（汪应果、赵江滨《无名氏传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就是一座桥梁通车，一座房屋建成，一个会议的召开，一条沟渠的挖成，甚至一条新的语录的发表，人们都可能敲锣打鼓送喜报，燃放鞭炮来庆贺。可是，创作成功后来被海内外誉为“长河型”的思想深邃、艺术创新的长篇小说的无名氏却只能独自一人“暗暗地消受”，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此刻的他还得小心翼翼，不能惊动他人，尽管可以“像顽童一样蹦了三蹦”，却不得不“压低了嗓门自我欢呼”。本来，按照人的天性，应该是尽情的狂欢，此时却被深深地压抑着。

疏离政治与政治纠缠

这是不是因为无名氏的这部书与当局的政治发生冲突而成为“反动”作品呢？从所有的情况看，答案都是否定的。从无名氏的人生历程来看，他曾经还是一个信奉过左倾思想的热血青年，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和同学办壁报，写文章，就以歌颂农工、反抗现实为主题，甚至还写过当时文坛十分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式的作品。他的反抗现实就是深受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只是他后来由于爱读书的天性而广泛接触了各种思想，没有像他的许多朋友那样去延安或者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而是在左右派之间取得平衡。后来的无名氏尽管同国民党当局有了一些瓜葛，甚至在其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担任服务员和干事，但是他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选择，而是为生活所迫，而且在此工作期间不仅没有做出什么“反动”之事，反而为一些左翼图书的出版发行开了方便之门。倒是他的爱读书使他了解和认识到苏共内部斗争之酷烈与在波兰问题上的言而无信的卑劣，促使他的思想让自由派占了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中共而投入到国民党的怀抱，他依然在感情上“多少同情C.P”（无名氏寄给汪应果材料中的生平自述）。从政治方面来看，无名氏既不对共产党的革命感兴趣，也没有投靠国民党当局，而是游离于政党政治之外，远离政治风暴，对政治冷眼旁观。这样，他虽然是一个作家，但是并没有像某些文艺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为某个阶级与政党说话和写作，他是根据自己的志趣、对生活的理解以及读者的兴趣创作小说和散文，因而他的早期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在情爱天地里淡化了政治，而为人所称道的《无名书稿》更是在东西方文化中穿行，没有对现行政治品头论足，既不歌颂某个政权，也不抨击某个政府。如果说他的写作多少还带点政治痕迹的话，那也是他的某些作品对抗日将士的景仰和肯定，反对日本侵略，从根本上说所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情绪，而这种政治是以民族自尊为基础的，也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况且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可以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有义务尊重他人的政治追求。无名氏作为一个人，他完全可以跳脱一切政治纷争，按照自己对于世界理解的方式去生活，他如果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那当然更好，但是他置身于抗战之外，没有作不利于抗战的卖国之事，也未免不可，他以写作的方式为民族文化的兴盛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又有何不可！

1949年以后，无名氏由于身体状况和崇尚自由的个性而自我边缘化，过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日子。新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蛰居杭州之一隅的无名氏也许早为人们忘却，或许是外界的权力争斗和政治风雨还没有扫到他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从而使他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他可以利用这小小的自由继续创作《无名书稿》。而自由的获得总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此时的无名氏不仅要耐得住超常的寂寞，而且还要经受着贫困和病痛的折磨。进入新的社会，无名氏虽然曾经是著名作家，但是却未能进入作家组织——文联的作家协会，未能将自己融入到主流社会中来，如果试图作这种努力，他就必须扭曲自己以适应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与创作理念，甚至等于说枪毙一个独立自尊的自己，或者说将自己改造成郭沫若那样的“表现作家”、“表态作家”乃至文化杀手。无名氏毕竟是无名氏，他宁可像他的笔名那样在不为人知的“无名”中存在，宁可忍受着被社会遗弃的痛苦，也决不委曲求全。

虽然无名氏试图过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隐居生活，试图远避政治的骚扰，但是20世纪的中国已经再也不是陶渊明那个时代了，偌大的国土已经没有一块知识分子的世外桃源了。就在无名氏埋头养病、写书之时，他早已被置于无形的监视之中，他的住所突然在1956年7月15日深夜遭到莫名其妙的搜查，他本人也被莫名其妙地带进派出所，送进所谓的“学习班”去洗脑。幸亏他历史上没有重大问题作为把柄被别人抓住，他才免去了灭顶之灾，才得以被释放回家，也才能够继续他的《无名书稿》的写作。也许，他从这次事件中悟出点什么，于是在了却了《无名书稿》的宏大创作心愿之后，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隐居的状态中走出来，主动报名“下乡支农”，在一家国营农场开荒、种山芋、植果树、养牲畜，而且一度放弃创作去练书法，试图以此缓和与政治的紧张关系。但是，他的政治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情的政治将他抛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先是来了一帮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继而妻子刘菁受到逼迫而与他离婚，后来因朋友方为良的牵连而被捕入狱。到了这时，政治风暴以其巨大的裹挟性横扫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已经将人无情地抛到其政治漩涡之中，丝毫不留躲避的空间。而当每个社会成员被卷进政治风浪而使命运不可捉摸的时候，其时的政治一定出了问题。据我看来，最好的政治就是让普通的社会成员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在这种政治中，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的事，每个人所感受的生活应该是平静与祥和。然而，在当时，不只是无名氏，整个中国大陆的数亿人不得不在政治的裹挟中极其恐慌的挣扎着生存，无论其政治立场和信仰如何，都身不由己地被卷进残酷的斗争中去。在这种情形下，要保持人的独立与自尊的最起码的人权也就变成了不可企及的一个梦幻。

为了自由而出走

非常值得庆幸的是，经历过“文革”炼狱劫难，凝聚着他心血的《无名书稿》以及信件、照片等都得以原璧奉还。政治环境逐步恢复正常，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也日益得到尊重，生活渐渐地恢复了正常和平静。这种恢复究其本质而言，只不过是自己本来应有的东西又回到自己的手里，而被剥夺和损毁的一段时间与生活则永远不可复得，然而即便如此，当应有的东西重新回归的时候，无名氏与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激动万分，举杯痛饮。尽管如此，他的作品在大陆一时还是不能得到认可，得不到发表的权利，就在“文革”结束的第4个年头的1980年，无名氏还是不得不将他的书稿寄往海外，到海峡对面的台湾去发表。到后来颇具幽默意味的是无名氏的作品来了个出口转内销，当然这不同于商品，商品的出口转内销往往由于质量不过关由原先的出口而改为销售给低贱的国人，无名氏的出口转内销则是先出口到海外成为一个“香饽饽”然后才回转大陆为内地所承认。正因为《无名书稿》1980年在台湾一炮打响，赢得广泛好评，得到相当高度的评价，这才引起大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于是在1981年才有出版社上门索稿，于是曾经长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无名氏，此时可谓风光无限，热闹非凡。

经历过人生大喜大悲的无名氏到底还是在晚年离开了大陆，先去香港，再到台湾，在马福美女士那里寻到了晚年人生的归宿。尽管他出生在南京，而且与古城扬州有着深厚的血脉联系，但是他还是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建构在与大陆隔一海峡的台湾岛上。在这块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无名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和自尊，再也不会为政治所驱使或利用，更不会顾及到外在的反应而压制心头的喜怒哀乐，完全可以在某些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从而走向较为理想的人生境界。

2004年8月1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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