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9：被汉奸的刘鹗

2025年11月08日 11:2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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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鹗，我虽然了解不多，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近代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最近，在读了刘德隆的《刘鹗别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8年9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之后，我才知道，就是这个刘鹗，居然在晚清时期也被人扣上骇人的“汉奸”的大帽子。

据我浅显的理解，汉奸，顾名思义，就是出卖民族（就是汉民族）根本利益，背叛国家与民族，于侵略者勾搭成奸的人。如果这个概念还成立的话，那么作为汉奸，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是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与主持割让土地给侵略者，损害国家主权；其次，必须是投靠侵略者，与侵略者狼狈为奸，一方面向侵略者献媚，另一方面帮助侵略者实施侵略计划，奴役国人的人；再次，向侵略者或敌对国出卖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情报的行为。最后，承认并支持侵略者对国家领土的割让与侵占。根据刘德隆的《刘鹗别传》的叙述，既没有掌握可以割让领土，与沙俄或者日本等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的权力，也没有投靠洋人，沦为洋人的附庸和奴才，既没有担任掌握国家重要机密的职务，更没有鼓吹指出或承认敌人的占领与掠夺。因此，给刘鹗扣上汉奸的帽子不仅令人感到惊诧，而且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因此，刘鹗在听到别人称他为汉奸时也感到很惊愕，当然也觉得很委屈。他在读了好友、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王懿荣的绝命诗时，禁不住感慨道：“‘虽讲西学，并不降敌！’是啊！国力日衰，为何不可讲西学。以西学为用有何不好？如今凡与洋人有关，均被辱为‘汉奸’。殊不知那些骂别人为‘汉奸’者，最喜的是洋货，最尊的是洋人。取洋人之物，不如习洋人之技。这世道也怪，用洋人之货者，反以为高人一等，处处以显得自己见多识广。习洋人之技者，被斥为洋奴，汉奸，他们实在不懂。”（第199页，原文的标点符号有点问题，既然引用原文，就不作改动了）这番话是不是历史上的刘鹗讲的，不得而知。如果是刘鹗讲出这样的话，这番牢骚似乎发得不够深刻。但这番话确实符合刘鹗当时的情绪。

刘鹗表现出这样的反应是有道理的。从刘德隆这部小说化的传记叙述中，我了解到，刘鹗就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行为有些怪异，思考问题和处世方式常常与众不同。就他的人生来说，主要的事情就是：在治理缺口的黄河中建立了出人意外的功绩；与王懿荣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著有《铁云藏龟》；与李鸿章等人有些交往；创作了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的小说《老残游记》。如果说刘鹗与汉奸沾点边的话，那就是与李鸿章的交往。李鸿章确实是一个汉奸，不是因为他积极搞起了洋务运动，而是他代表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及其澎湖列岛给了日本的卖国条约。然而，李鸿章相对来说是个小汉奸，而更大的汉奸（准确讲应是“满奸”，因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满人）则是指使李鸿章与日谈判，并且下达割让指令的那个人。说李鸿章是汉奸，李鸿章可能觉得有些委屈，似乎他是给人背锅，但不管怎么说，卖国条约的字是他签的，台湾是从他手里割出去的。如果自己当时不认同领导的指示，可以辞职，可以称病，以他的智慧还可以想出更好的招数，然而，他还是签下了那个让他背负骂名的字。这至少说明他是认同甚至赞同割让国家领土的。这是他怎么推都推不掉的。而刘鹗与作为汉奸的李鸿章的交往，但并不意味着他也是汉奸。关键是他本人在与李鸿章的交往中做了些什么。首先要看刘鹗是不是对李鸿章的卖国行为表示支持和拥护；其次要看刘鹗有没有给李鸿章进一步卖国做助手；再次要看刘鹗是否不顾事实替李鸿章的卖国行为辩护；最后要看刘鹗是否投入到李鸿章卖国的行为中去。从刘德隆的《刘鹗别传》中，我没有看到刘鹗有这些行为。他之所以与李鸿章交往，是因为刘鹗将李鸿章看作是“世伯”，因为刘鹗的父亲刘成忠曾经与李鸿章同年中进士，于是刘鹗理所当然称他父亲的同年进士的这些朝廷官员为“世伯”。而且，刘鹗找李鸿章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因为他对做官不感兴趣。又不是借李鸿章的显赫地位来浅薄地炫耀自己。刘鹗是为他的救济会来向李鸿章求助的。戊戌维新失败后，北方闹起了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具有极端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性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大肆灭杀洋人，烧毁教堂，清廷对于“义和团”的恶行予以纵容、庇护和利用，进而引发了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再加上慈禧太后狂妄而自不量力地向诸列强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面对着八国联军打来，清廷根本没有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尤其是慈禧太后根本不管民众的死活，狼狈逃跑到西安避难，从而导致北京城里一方面战乱中大街上的尸体没人掩埋；另一方面，在八国联军占领之下，普通民众陷入严重的饥荒之中。刘鹗见此，并非官员的他以师父李龙川所教导他的“养民”为己任，到李鸿章这里来希望得到支持，以解决埋尸和饥民的吃饭问题。但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指责刘鹗就是个“汉奸”。

其实，刘鹗在拜访李鸿章时，李鸿章已经听说刘鹗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而这之前，刘鹗落下“汉奸”的骂名，主要是他曾经到山西打算开煤矿，修铁路。当然，刘鹗这个计划并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解决山西的贫困落后的问题，还可能是他借山西先做个社会实验，然后向全国推广，以便让中国甩掉贫困落后的帽子。但是，修铁路，要开矿，首先就得有资金投入，而刘鹗不是实业家，而山西方面又没有钱，清政府也不会拿出钱来，于是，刘鹗想到了向洋人借债。既然向洋人借债，那么洋人就要获取一定的利益，而当洋人需要获利时。与洋人打交道的刘鹗就被认为是“汉奸”。当然，与刘鹗同样被认为是“汉奸”的还有不少人，他们基本上都是搞洋务运动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认为洋务运动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贪腐，比如由于认知的局限而导致运动中的一些损失，比如由于文化差异与阻隔导致运动中工作效率的低下，等等），但是毕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人开了眼界，促进了近代中国向着现代化的门槛迈进。然而，一些人就因为刘鹗和洋务派人士与洋人打交道，并且考虑到洋人应得的利益，进而损害了自己的私利，影响了自己的威信，于是向刘鹗及洋务派人士大泼污水。其实，刘鹗在向洋人借债的问题上已经考虑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主权。他在与胡聘之讨论举债修路开矿的问题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今我山西铁、煤之富甲于天下，西人啧啧称之久矣。必欲闭关自守、将来无知愚民烧一两处教堂，杀三五教士，衅端一开，全省路矿则随合约去矣。其中犹有绝大之关键存焉，则主权是也。兵力所得者，主权在彼！商力所得者，主权在我，此万国公利也。然有一国商力之所到处，则别国兵力即不能到，今日遂引商权入内者，恐他日有不幸而为兵权所迫之事，必早杜其而渐之萌，为忠君爱国养民者当务之急也。”（第220页）刘鹗的这番话不仅表现出他的睿智，而且可以见出他的目光长远。他的主权论虽然未必完全合乎事实，但在当时无疑是极具远见的。同时，也可见到他的忠君爱国思想。

刘德隆的《刘鹗别传》虽然没有交代到底是什么人给刘鹗扣上“汉奸”大帽子，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还是可以推断出来的。无非是一些思想僵化的腐儒，官场上妒洋、仇洋、恨洋者，社会上无知而狂妄的愚民，根本不问事实而诋毁刘鹗。然而就是这些骂人的人连同所谓爱国的“义和团”，面对着朝廷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了沙俄，未置一词，没有一点批评和谴责（当然他们也不敢），就是李鸿章签字割让台湾，他们也没有说出半个“不”字。

与“汉奸”几乎同名的就是“卖国贼”，大几十年后又有“里通外国”的罪名，其实也与“汉奸”一样。抛出这些骂名的人，似乎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气概，其实，仔细推敲一下，自从明朝被满清灭了之后，汉族男人都或主动或被迫留下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已经沦为他们所鄙视的“亡国奴”，当许许多多汉人争先恐后削尖脑袋挤进官场，戴上大红顶子的官帽，跪伏在满人面前时，这些汉人就已经沦为“汉奸”，而且不仅在清朝，就是在辽金占领中原，蒙元灭了南宋之时，就已经有不少汉人成为“亡国奴”，在与金人、蒙人合作中成为后来子孙们所骂的“汉奸”。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鹗虽然有些狷狂，没有到朝廷里做官，但是他的脑袋后面毕竟缀着一根满清顺民的象征的辫子，说他是“汉奸”，似乎也有点道理。不过，这在刘鹗的“超凡入圣”和“养天下”（“养民”）的举动之下，根本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再看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小说假托江湖医生铁英的游历见闻，表达了刘鹗本人自甘淡泊，却又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对于灾难深重的国人怀有悲悯之心，同样表明，刘鹗不是什么“汉奸”。而那些痛骂刘鹗的人未必能做到这些，也未必有什么爱国爱民之举。

刘鹗生活于一百多年前，被人骂为“汉奸”，似乎可以理解，那毕竟是晚清时代，许许多多国人对外国与洋人知之甚少，头脑中还怀有强烈的“天朝”意识，视洋人为未开化的蛮夷，国民虽然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但仍然做着主子的梦，妄自尊大，视自我为中心。时间很快过去一个多世纪了，我们毕竟经历过宝贵的改革开放，对于外部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应该不能让刘鹗的悲剧重演，不能再让像刘鹗这样的具有远见和开放胸怀的实干有识之士蒙受委屈！

2025年11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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