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18：不愿忏悔的夏衍

2025年11月07日 11:37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经历数十年风风雨雨的人生磨难，到了晚年，著名作家夏衍觉得他与周扬不同，“没什么可‘忏悔’的”（陈坚、陈抗：《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598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他只表示需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而这历史应该包括他个人历史。夏衍之所以这么想，大概是周扬参与过对许多人的迫害，伤害了不少人，犯下了严重的罪错，而他夏衍虽然有过极左的思想意识，但是没有整过人。夏衍的这个想法还可能在于他不相信基督教，觉得自己没有“罪过”，也就没有必要“忏悔”，他只相信反思。然而，一个人是否需要忏悔，与是否迫害过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人的罪错并不一定就在迫害过他人，或者说迫害人只是人的罪错中的一种。一个人如果只是反思而缺乏对罪错的痛心疾首式的自我悔过，那么其反思就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只是其一；另一方面，夏衍的几十年人生表明，他只是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这决定了他反思的方式和深度。

文艺干部

夏衍是在1930年前后登上文坛的，随后他也创作了不少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但是就其在1930-1940年代的身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是中共的一位文艺干部。从夏衍的青少年来看，他自幼就受到文艺与政治的共同作用，进而表现出对此两者的浓厚兴趣。夏衍的父亲沈学诗是个读书人，家里收藏着经史子集和《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让夏衍从小接受到文学的熏陶。到了11岁的时候，夏衍就已经读过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好多种小说和弹词，并且还能够给姊姊们作绘声绘色的讲述。“夏衍”后来所流行的这个笔名，就是由他父亲的字“雅言”谐音而来的。与此同时，夏衍对政治同样怀有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与他父亲早逝有一定的关系。父亲在夏衍3岁的时候因中风不幸去世，于是家庭便开始衰落。他们家辞去了原先所雇的长工，许多粗重的家务活都由母亲亲自操持。虽然夏衍家庭的衰落没有鲁迅家当年那么严重，他也没有因此而遭到别人的歧视，没有感受到世态炎凉，但是他对社会的感受一定渗入了某种苦涩。所以，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年仅11岁的夏衍毫不犹豫地剪下了象征着民族屈辱的辫子，从而成为他家所住的严家弄剪去辫子的第一人。就是这个小小年纪的他，“在一些大事上，”“颇想自己对外界事变作出独立的反应”，他“从一开始就对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军政府抱有好感”。（第14页）随后，夏衍不仅非常关注政治，而且还在观察的基础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使他对政治产生了自己的认识。他在老师的影响下笃信的“实业救国论”虽然并不那么现实，但是他能够“对国民政权的革命性和有效性产生极大的怀疑”。（第23页）与此同时，他通过广泛阅读，不断地吸纳新知识和新思想，并且还就现实形势与他的同学进行热烈的讨论。当时正值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涌进中国，其中最容易为青年人接受的是经过苏俄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激进的革命要求与乌托邦式的描绘不仅与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相吻合，而且对青年人颇具吸引力，因而激进的革命理论很容易为夏衍所接受。当然，夏衍当时所接受的并不单纯是革命理论，也包括具有科学民主精神的某些思想，从而使夏衍的思想具有某种复杂性，也成为他在80-90年代一再呼吁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动力。五四运动爆发，身在杭州的夏衍作为骨干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表现出非常高的政治热情。后来，夏衍在沈玄庐的影响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也在吸引着年青的夏衍，令他的思想开始激进起来。在这些思想的推动下，夏衍参加了在读学校——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出版的《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并且以宰白的笔名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认识。1927年，夏衍从日本留学归来，随即作为左翼文艺工作者登上了文坛。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夏衍一方面接触了日本左翼思想理论，一方面作为左派人物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所以他从日本回来后并不是一心搞创作，而是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忙于发动工人运动。他登上文坛，是受夏丏尊的邀约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以及高尔基的作品，不经意间在文坛上亮了相。特别是翻译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为他赢得了翻译家的声誉，得到了文坛巨擘鲁迅的称赞。或许是夏衍搞这些左翼文艺著作的翻译非常出色，他很快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赏识。1929年冬，潘汉年代表中共中央约见夏衍，命他参加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经过一番筹备，左联于1930年3月初在上海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夏衍与鲁迅、钱杏邨被推定为主席团，并且当选为“左联”常委，从而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党的文艺工作干部。随后，夏衍将左联的领导工作交给周扬，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创建艺术剧社，领导左翼剧联，开辟新的工作领域。

夏衍是从政治介入文学的，这就给他最初的文学活动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他不仅翻译介绍了苏俄与日本的左翼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而且对于文学的认识同样与革命政治密切相联。他从日本回来后很快卷入了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郭沫若、冯乃超、成仿吾、钱杏邨等人对鲁迅的围攻。当时，夏衍虽然没有直接写文章攻击鲁迅，但是他向这些攻击鲁迅的人提供了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这虽然不能说是多大的罪过，但是可以看出夏衍的思想与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夏衍在当时基本上接受了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藏原惟人等人的思想理论不仅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而且突出了阶级政治的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严格控制，将文艺视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后来的文艺专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所谓“艺术价值=文学在普洛运动中的效果”（第99页）公式体现了夏衍对藏原惟人思想观点的认同。但是，夏衍的文艺思想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接受了藏原惟人等人的思想理论，思想走向极左的文化专制；另一方面他毕竟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创作的规律有着深切的感受，使他对于文化专制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抵制。夏衍的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在工作中也有表现。一方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无论是工作，还是与人相处，他都进行独立思考，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因而“他极少作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第101页），没有写文章围攻鲁迅和茅盾等人，不赞成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那帮人“用如此激烈的态度到处树敌，尤其是与鲁迅展开公开剧烈的论战”（第106页）；另一方面他又是组织上的人，得按照组织要求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作为工具而存在，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某些观点和看法深藏于心底，“怕招来‘温情主义’的非难”（第106页）。尽管夏衍有时对组织上的决定并不赞成，但是他还得通过左联组织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还得带领人们上街去写“保卫苏联”、“打倒国民党”之类的标语，并且对茅盾夫人孔德芷的牢骚话（“连自己也保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进行批评教育，对于田汉没有参加南京路的示威活动，夏衍和孟超还向他提出过警告。严酷的现实令夏衍对组织上的决定和命令产生了怀疑，觉得那简直“近乎游戏”（第142页），但是，他“又缺乏勇气，他觉得这样不是在怀疑党中央、党组织吗”（第143页）。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而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作为中共党员的夏衍同样不能说苏联的任何不是。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苏联的塔斯社竟然报道称张学良此举是受到日本的策动。夏衍等人了解到塔斯社的报道后，“从内心里”“也很反感塔斯社，但在公开场合又不能批评苏联，左右为难。”（第258页）1946年，驻东北的苏联红军肆意拆运东北全境日伪留下的机器设备，将本来应该由中国政府接收的财物装运到苏联。这个消息经由西方通讯社报道后，夏衍最初还不相信，但是当他核实以后，不免感到困惑。他的直觉告诉他苏联不该这样做，但是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使他不能将内心的“反感情绪”（第434页）表达出来。既然参加了政治组织，那么就要对组织绝对忠诚。然而，任何组织都是由个人来领导的，而任何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即使是再英明的领袖也不例外，更何况在当时组织内部所建立的机制缺乏民主和对个人的尊重，领袖往往置于所有人之上，具有绝对的权威，那么他的缺陷和局限就更不容易为人们所发觉，或者即使有人发现，也没有让他能够指出的渠道。在领袖的权威面前，作为普通的组织成员一旦发现自己与组织上的意见、观点和判断不合，总是不能自信，总以为自己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或者出于被整挨批的恐惧而在严格的纪律面前退缩了下来。这样，组织中的人只能在矛盾中压抑着自己，竭力将怀疑和思考压制住，不予流露。结果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是放弃自己的思考，最终走向盲信和盲从，失去对于事物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另一则是压制令他长期陷于痛苦之中，从而扭曲自己。但是一切扭曲都会使人精神畸变，并且可能因内心的真实情感和认识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受到委屈、和批评乃至迫害。在国统区，由于环境的因素，组织上虽然做不到对同志的迫害，但是使同志并非因为错误而受委屈，挨批评还是能够做到的。关键是在组织里是否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如果上级领导认可，那么这个同志就是好同志，就可能受到表扬和提拔，如果领导认为某个同志有问题，那么这个同志就难免不受委屈和挨批评。至于领导是否正确，那只能由更高的领导来认定，而更高的领导的正确与否则由最高领导来确定。这样，一旦最高领导出了问题，犯了错误，那么整个组织就不可避免地跟着犯错误，而这个错误只能由后来的继任者来纠正，就像李立三纠正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纠正王明等人的“错误”那样。问题是组织内部的权力移交不是由全体党员决定的，而是由最高层的权谋斗争的结果决定的，因而对于前任“错误”的纠正往往带着个人利益和感情色彩，而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运行体制则没有根本改变，这样所有在任领袖都是绝对“正确”的，其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基本逻辑必然是胜者是而败者非。夏衍作为文艺干部，虽然无法思考现实中党的决策的是否正确，但是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执行，正如后来“文革”时期流行的一句话所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然而，这样的信条与他的知识分子的本性必然会发生冲突。

笔杆子

夏衍无意于介入上层的是与非，这不仅是党的纪律所规定的，而且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但是他并不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职业，然而他既然进入了政治圈子，理所当然要围绕着政治转，这样他就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进而成为中共安插在国统区的一支笔杆子。自从1930年代中期，夏衍由翻译革命文艺理论转向了文学创作，从报告文学《包身工》到戏剧《赛金花》、《自由魂》再到小说《泡》、《黑夜行尸》等。夏衍之所以转向文艺创作，首先是他所领导的左翼文艺组织内部争权相当严重，其中的矛盾已经到了半公开化的地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写道：“谛君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从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第221页）夏衍不是那种乐于争权夺利的人，他还对左翼人士的这种争权夺利的争斗有些厌恶。其次，过去一段时间内，夏衍的写作主要在翻译，创作的不多，而且成就不那么突出，因而被人讥笑为“空头文学家”（第222页），这给夏衍以很大的刺激，他那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不想靠权谋树立自己的威信，他要拿出作品证明自己的创作实力。但是，由于多年在政治风浪中的搏击并且仍然没有脱离政治圈子，夏衍的创作同样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就同他前面的文学活动一样。他的那些作品虽然不是简单的直奔主题的政治说教，而且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但是仍然属于那种意识形态写作，最早给他赢得巨大声誉的话剧《赛金花》就被认为是“国防文学”的代表作。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虽然包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根本出发点却是反帝作品，是对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最高工人的血泪控诉。不管怎么说，夏衍的这些创作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抗战爆发以后，夏衍受组织上的派遣到广州创办《救亡日报》，从而实现了由文艺干部向笔杆子的根本转变。作为笔杆子，夏衍的写作就不是单纯的个人写作，而是要听命于组织写作，按照组织上的指示和要求调整自己的工作和写作。而组织上的要求则是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夏衍的工作与写作当然也就随之而改变，因此夏衍此时的写作基本上是应时而作，很难留下经典性的作品。且不说他的那些发表在《救亡日报》上的许多文章，就说他的话剧《一年间》，虽然称得上是抗战剧中的上品，但是“内容和结构的若干弊疵是免不了的”（第295页），根本无法与前期的《上海屋檐下》等作品相比。不过，可以略感欣慰的是，夏衍这段时间的创作滑坡还不算十分严重，毕竟没有像1950-1960年代郭沫若、沈从文和冰心等人的那么糟糕。看看郭沫若当场朗诵给江青的那些诗，再看看冰心和沈从文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所写的那些表态诗，那简直令人不堪卒读，其水准与许多中等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没什么差别，甚至还不及。此时，夏衍毕竟在国统区工作，他所办的报纸还不能显得太红，为了生存下去，同时也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必须注入一点灰色。在就使夏衍多少还得从现实出发写作。所以，他的写作还比较犀利，特别是那些杂文和时评，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夏衍的写作本质确是笔杆子，为政治写作。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此时的夏衍主要精力还不在创作上，他的主要工作是利用办报纸和自己过人的交际才干开展统战和宣传工作，一方面将那些有社会影响的人物转化到自己这一边来；另一方面尽可能抓住民间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对民间组织的有效控制，使之演化为中共的外围组织。因而，夏衍在抗战阶段应该说一直是在为组织工作，为后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人们对于夏衍的了解还是他的创作，而对于他当时的那些革命工作了解不多。

交上华盖运

按照常理来说，夏衍既然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到了革命胜利以后应该坐享革命成功的胜利果实了。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如此简单的。革命胜利后，夏衍与许多革命者甚至知识分子一样，最初确实颇受重用，地位很高，但是好景不长，渐渐地交上了华盖运。上海一解放，他就被任命为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统管上海市的文化工作。但是，时间不长，夏衍就陆陆续续地遇到了麻烦，而且这些麻烦一不在于他的工作能力，二不在于他的下级工作出了差错，而是他所投入的革命现在将矛头转向了他，而且不是针对他个人，也不是由于他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而是革命发展的逻辑必然使夏衍交上了华盖运。夏衍在投入革命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的知识分子本性与革命的要求天然地存在着距离，而且革命的严厉还在于根本不能容忍这种距离，特别是革命胜利之后，更是不能容忍。革命所要求的是高度统一的意志，而且向来容不得丝毫差异，要求的是绝对地服从权威和遵守规则。从本质上说，夏衍还是非常忠诚并服从组织的，但是由于他的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没有主动揣摩上级乃至最高领导的意图，他那没有泯灭的某些人性使他的某些言行不能令领导满意，他以自己的思考得出对于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的认识也不会与领导的相吻合，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交上了华盖运。夏衍的运交华盖虽然是在1949年以后，但是这事早在20年代末就已埋下了伏笔。1928年深秋，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夏衍根据组织安排在上海由于工作关系开始接受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党组书记的潘汉年的领导。此后，夏衍便与潘汉年长期接触，产生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谁会想到过了10几年后，潘汉年竟然被以“反革命”的罪行抓捕入狱，处以重刑。与潘汉年一道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同样与夏衍存在着长期的工作上的联系。这种纯粹工作上的联系谁知到了50年代潘汉年杨帆案爆发以后会对夏衍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呢！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早在1940年前后，《新华日报》就曾经发表社论“批评”夏衍的剧作《愁城记》。这些批评虽然不着边际，但是以社论的形式显然是在敲打夏衍。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及时制止，《新华日报》的“批评”才没有形成气候。1941年，夏衍发表《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论剧本荒》和《戏剧抗战三年间》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了“难剧运动”。这是夏衍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戏剧一味地将宣传目的抬举得太高，便会远离话剧艺术的真谛的现状提出的，他想以倡导表演难度较大和艺术风格比较复杂细腻的话剧编排来改变这一现状，以提高中国话剧的演、导水平。但是，夏衍的提倡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原因是当时中国的话剧艺术基本上受左翼的“艺术目的=政治宣传教化”（第335页）观念的统治。这虽然没有对夏衍形成“批评”，但是人们可以从这种无声的抵触中读出点东西来：在某些人心目中，夏衍在自己的预设政治目标上愈行愈远。只是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团结的要求暂时将这种可能存在的不满掩盖起来。与此同时，夏衍在对待人道主义的态度上被某些左翼人士不屑一顾与嗤之以鼻。他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和必要来要求一个知识阶级的作者，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感情而急速地去迎合另一种人群的口号”。他还表示，不应该“过低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和理性”，还应该“更深和更广的人道主义，和更有机地和自己感情融合了的理智。”（第336页）夏衍的意见表明他是相当开明的，而且也符合艺术的本质，然而与革命的主流意识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夏衍没有政治敏感，也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走。1942年到1943年，夏衍集中发表一批文章，反对独裁专制和分裂，要求实现民主，推崇科学精神。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最成熟”和“最有异彩的”（第398页）。如果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夏衍一定会成为时论写作和散文创作的大师。但是，他的这种写作方向却不能为党内某些人士所容忍。1943年7月，夏衍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54周年而写作的《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便引起党内某些人的不满，招致严厉批评。夏衍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人权宣言》却跨过了一切限制，向全世界的人类申诉，而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它鼓励了个人的理想自由，鼓励了人民结合起来，向一切藐视人权的势力斗争，它申诉的对象是‘人’，不单是法国人，不单是法国的第三阶级，也不是法国血统的民族，它像耶酥的福音书一样对全人类宣言，而在长期压抑下的全人类心中增进了新鲜热烈的灵感。从这时起，人才发现自己是个有人权的人，人才能昂起头来主张，挺起胸来战斗。这和西格弗里教授（Prof Siegtrincd）所说的一样：‘它是可以使各种人类的面料发酵的酵母，它代表着永远生存，和不断活动的力量。’（第401页）

夏衍的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人权理念表示赞赏，就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居然让党内的某些领导十分感冒。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给人的感觉是，英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仿佛是人类得救的最后希望。这对于党报的宣传导向来说，便有点南辕北辙了。”（第401页）于是，在董必武主持的《新华日报》第一次整风会上，夏衍因这篇文章受到了“批评”，它被指责为“无产阶级立场不够坚定，乃至欣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第401-402页）。与他一同受到“批评”的还有乔冠华、陈家康和章汉夫等。这次整风到底是否在夏衍的心底留下阴影？陈坚、陈抗的《夏衍传》的看法是否定的，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对夏衍的思想作了可怕的“校正”，从而促使他放弃了思想中的普世价值。不仅如此，这样的整风批评还促使夏衍形成了自我审查机制。1944年，延安派来的何其芳等人到重庆来帮助这里的党员开展整风运动。运动还没展开，夏衍就主动停下了在《新华日报》所开设的“司马牛”杂感的写作，“以检查其中是否有原则上的错误”（第411页）。即便如此，前来帮助整风的何其芳等人还是对夏衍不满意，他们从夏衍的剧作《芳草天涯》中发现了问题。俄国文学大师托尔斯泰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人类灵魂上最苦痛的，恐怕要算是床第间的悲剧了。”（第411页）夏衍深受托尔斯泰这句名言的影响，感受到其中深刻的含义，创作了这出话剧。陈坚、陈抗在他们的《夏衍传》中对这部戏评价很高，认为该剧不仅“思想成熟”，而且“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414页）。而且，该剧演出时“卖座极盛”，深受观众喜爱。但是这出戏到了曾经是著名大诗人的何其芳这里竟然成了“失败之作，几乎是夏衍最糟糕的一部剧作”（第414页）。这些党内钦差大臣对于《芳草天涯》的评价竟然与公众的完全相反。而且，钦差大臣们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发表意见，他们举行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座谈会，然后将座谈会的纪要交由《新华日报》发表，将对夏衍的“批评”形成了正式的文本，留存下来。夏衍“以后看到批评文章，心里想不通，对敌人不应容忍，但夫妇之间有一点容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了？”（第416页）夏衍实在“想不通”（第416页），但是人家是钦差大臣，自己抗不过去，只好忍气吞声。由此，夏衍是否对将来自己的命运产生某种预感也未可知，但是，夏衍后来的命运确确实实是在按着这样的逻辑演进，他虽然是中共党员，担任过领导职务，为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的知识分子的底色和他没有被极左政治阉割和泯灭的做人的良知都使他与极权专制不可避免地发生冲撞，因为在极权专制那里，任何知识分子的品性，任何做人的良知都是可怕的，都需要根除。既然夏衍不能根除这些，那就只能走上厄运。1948年年底开始，夏衍主持《华商报》并且开设“专稿”之类的通讯专栏，因而销路大增，但是作为著名新闻记者的范长江了解到情况后不是予以支持，反而来信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办报方法”（第460页）。这是令人感到非常诧异的，为什么党内某些人士对于夏衍的创作与办报的看法偏偏与社会反应截然相反呢？为什么这些党内要员自己也搞过创作和新闻却偏偏不听群众的反应而自以为是地扣大帽子呢？夏衍当然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但是还得“尊重范长江的意见，以后就不再搞这类的‘专稿’了。”（第460页）

如果说1949年以前，夏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主要来自某些个人，那么到了此后，夏衍遇到的政治寒流则来自上层机关。1949年，中共夺取了政权，夏衍按理来说该以主人翁的姿态迎接文艺新工作，但是他却萌生了退意。当他被派往上海领导文艺界工作的时候，他既没兴奋，也没激动，反而“不愿意重回文艺界工作”，“他一直觉得自己变成一个作家、文艺活动家乃是一个‘误会’。为了革命事业，他只能把这个‘误会’持续下去。而革命胜利了，他希望能够‘功成身退’，重新搞他的电机。”（第480页）夏衍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萌生退意呢？陈坚、陈抗的《夏衍传》没有交代，但是据笔者推测，可能他预感到在文艺界干下去，自己的处境将越来越尴尬，稍有不慎就可能出问题。但是，周恩来出面做他的工作，夏衍才接受了在文艺界继续工作的安排。夏衍的预感是对的，果然如此，仅仅过了短短1年的时间，夏衍在文艺界和新闻界的工作就招来了“不少”“责难和抨击”，而且“有些批评还来自北京”（第486页）。就连帮助著名表演艺术家盖叫天解决经济困难，居然也有人以此为口实攻击他。他为《新民报》开设《灯下闲话》专栏也引来非议，有人责问他，“作为高干给一家私营报纸写稿，他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第490页）其实，当时的夏衍思想上还是比较左的，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差异。他在1949年12月初所发表的《想起了梁漱溟》的文章中痛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梁漱溟是“十足的伪君子”，并且给人家扣上“反共反苏反人民”的大帽子。1957年，夏衍受命在作协党组会上作“爆炸性发言”（第527页），猛烈攻击冯雪峰。但是，夏衍毕竟是搞了多年党的统战工作，总是希望团结各阶层的人共同为党工作，因而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根据他对文艺规律的理解，在具体问题上执行比较宽松的文艺政策，表现出比较开明的姿态，因而，夏衍在领导文艺界的工作时从繁荣党的文艺工作出发，“对一些作品的思想倾向、题材选择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契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结果被人抓住了把柄，受到了攻击。但是，缺乏政治敏感的夏衍并没有引以为戒，后来他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文艺也可以写“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主张。夏衍的这一主张虽然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依据，但是并不符合那些左爷们的要求。然而，夏衍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他又提出了“白开水论”（只要不存在政治问题，不起坏作用，哪怕只要娱乐作用的作品也可以存在）和“离经叛道论”（文艺创作可以稍稍离一下“革命经”，叛一下“战争道”，营造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夏衍的这种意见和主张给他带来了灾难。最初是北京的《文艺报》点名批判他的“右倾”，接着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他竟受冤。当初他并不同意拍这部电影，但是当这部电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有人竟然不顾事实，称“这部片子是在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能不负一定的责任吗？”（第495页）。人家既然觉得他不顺眼，就要批判他，总会找到某个借口。面对批判的强大压力，夏衍感到非常迷茫，他“猛抽着烟，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的思想向社论（指的是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引者注）靠拢。”（第498页）就这事他想了一个多月，隐约觉得想通了，实际上并没有想通，“只能检讨自己的思想已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第498页）。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包括夏衍的老领导周恩来也有这种感觉：伟大领袖的步伐走得太快了，自己怎么努力都跟不上。事实上，并不是夏衍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转变，也不是他“落后”了，而是急转的形势背叛了他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许多革命者当年都是抱着理想和信念参加了革命，因为，当时的革命口号和主张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契合，相一致，也就是说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他与革命团体之间在思想信念上形成了某种契约，而这是他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但是，革命者个人与革命集团后来却出现了分歧。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将目光对准个人，怀疑个人是否出了问题，从来不会怀疑集团也有可能背离个人，包括革命者本人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即使某个个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很难有勇气指出来，因为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既无力与组织抗衡，又受不了被孤立、被斗争，所以只能隐忍。有时还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觉，犯错的只能是个人而不会是组织和团体。如果组织的错误后来被证明了，被揭露了，那也只能简单地归结为几个人犯了错，决不会怀疑到这个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权力结构可能存在问题。这样，夏衍理所当然在受到组织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只能成为俎上之肉，任人处置，决无反抗和决裂的念头。尽管他很想也作出巨大的努力，想方设法缓和与组织上的紧张，但是没有收到成效。他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创作了话剧《考验》，但是由于宣传气味较浓，艺术上没有获得巨大成功。他自己也很不满意，到了晚年连提都不愿提。即便如此，他的这部戏还是遭到抨击，被指责为“给老干部脸上抹黑”（第509页）。当然，这些严厉的抨击，还不算什么，只能算是和风细雨，因为毕竟没有对夏衍伤筋动骨。到了1964年，毛泽东的批示“恰如晴天一个霹雳”，将夏衍等人“完全打懵了”（第550页）。毛泽东在批示中不仅批评他们“做官当老爷”，而且警告他们“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很有可能“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第550页），成为反革命分子。毛泽东的这一棒击溃了夏衍的精神，“他叹了口气，把手轻轻到放到鼻子和嘴唇上，捂住了大半个脸。他的心痛苦极了，他的思想也乱极了。”（第550页）然而，在还不是最严重。更严重的是到了“文革”时期，夏衍所在的中宣部被毛泽东称为“阎王殿”，他和中宣部的同事则成了大小“阎王”，接着他就被人押到万人大会上接受批斗。被揪上台的夏衍被迫挂着沉重的胸牌，上面写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的罪名，而且他的名字还被打上鲜红的叉叉。与此同时，红卫兵们还要让他坐“喷气式”，对他这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拳打脚踢，皮带抽打，强迫他们这些被批斗的人唱“我有罪”的歌。到了1967年秋天，夏衍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有时浑身血迹斑斑，惨不忍睹。”（第556页）到了这年冬天，有位军人出与“朴素的阶级感情”，朝年迈的夏衍狠狠踢了一脚，导致夏衍右腿股骨胫骨折。尽管这样，夏衍还是没有被放过。1969年他被关押起来，1975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竟然成为他所追求的革命的阶下囚。

不愿忏悔

面对着疯狂的政治迫害，《夏衍传》的作者陈坚、陈抗所赞赏的是夏衍如何如何“苦中找乐”（第555页），如何如何“泰然处之”（第558页），以显示夏衍在法西斯暴政中的豁达、开朗和坚强。这也是许多作家认为这是夏衍这一代人遭受苦难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也是这一代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但是，最需要深入探讨的应该是，夏衍与他的这一代革命者在面对国民党的压制、刁难和迫害时是那样的富于智慧，那样的富于反抗精神和战斗勇气，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面对着法西斯暴政却失去了反叛的精神和勇气？他们的那种乐观与豁达虽然能够帮助他们挺过灾难的岁月，但是这其中是否多少有些阿Q的“精神胜利法”呢？因为他们在暴戾的政治面前实在是非常无奈。他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对法西斯暴政产生过任何怀疑，更没有思考过不仅给他们个人，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浩劫的根本原因。所以，当“文革”结束以后，当夏衍走出监狱，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并且不再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他固然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而且思考还是比较深入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他只是作为受害者来思考问题的，他承认“我们党在有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而自己在许多问题上以犯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第568页）他对问题的思考依然停留在原先的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上，也就是说他的认识仍然在所谓犯错误的层面上，没有脱离“失误”的框架，根本没有认识到1949年以后的法西斯暴政具有反人类的性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夏衍有所忏悔是不可能的，他根本就没有达到忏悔的思想境界。因而，就夏衍在1980年以后的思想认识来说，他在他们那一代人中能够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反对极左政治，倡导科学民主精神，确实可贵，值得肯定，但是他的思想还是可以再往前迈出一步，然而却没有迈出，这实在是非常可惜！

2012年1月8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