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2：曹禺的自我否定

2025年11月14日 05:2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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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成功与辉煌

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第3期上发表文章《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表示，要把自己过去创作的剧作放到“工农兵的X光线中照一照”，目的是要挖掉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在这里，曹禺竟然将过去指导自己创作出经典剧作的创作思想说成是“脓疮”，着实让人瞠目结舌，甚至不敢相信，然而这确是事实。而且，曹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也不是某个特殊情况下的愤激之言，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摆出了理由。他觉得自己过去的那些作品对人民群众没有产生好的影响，也没有“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他为此感到非常“痛心”。这就是说，他不再为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并且奠定了他在现代戏剧史和文学史地位的那些杰出剧作感到骄傲和自豪，而是痛心疾首。刚刚迈进新时代的曹禺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否定。

否定先前的自我，通常是对过去幼稚、单纯、错误和过失的修正，应该是一个人进步和成熟的表现。然而，曹禺的自我否定所否定的不是他过去的缺陷和不足，而是巨大的成功和辉煌的成就，这就显得不可理喻了。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曹禺当时的自我否定，“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也没有任何外力的敦促，是他主动地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66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由此可见，曹禺的自我否定，是他的本意，不是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言，也不是应付形势的敷衍之言，可怕的是发自他的内心。1930-1940年代，曹禺依据自己对社会与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根据他的艺术感受和直觉，创作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天才作品，可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很快作了自我否定，这种180度的思想弯子转得也太大了。那么，到底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这一巨大转变呢？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从曹禺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转变的蛛丝马迹。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解释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他还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曹禺的这段话表明，他的自我否定是以他接受新的思想理论为基础的。他是在学习了新的思想理论之后并开始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于是他对事物的认识，对社会的理解，对世界的看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他的感觉来看，他以为成熟了，思想有了巨大的飞跃，现在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因而认为过去的思想认识“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

熟悉曹禺人生的人都知道，他早年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学校，从中学到大学。由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这所学校借鉴美日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公允公能”的校训。在校学习期间，他不仅广泛接触古今中外文学经典，而且积极参加戏剧演出活动，从而为他后来的戏剧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30年，曹禺离开南开来到了清华，就读于西洋文学系，虽然他从课堂上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清华图书馆给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滋养。正是古今中外大师们的杰作滋养了曹禺，培养了曹禺，再加上他的勤奋与天赋，年仅23岁的他一下子就向人们奉献出惊天动地的巨作《雷雨》。该作横空出世之后，整个戏剧界很快对这个年青的小伙子刮目相看。而他则一鼓作气，接连推出《日出》、《原野》等杰作。就在他推出这些优秀剧作的同时，他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对人与世界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理解和认识。他的这些思想观念和美学原则不仅成为解读他作品的金钥匙，而且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美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华章。

左转中背叛历史

然而，曹禺到了40年代后期却渐渐了疏离乃至背叛了这些思想观念和美学原则，他的思想逐渐开始了左转。早在南开读书期间，曹禺就接触到共产党人，当时有个叫管亚强的同学与曹禺同住一个宿舍。这个管亚强就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当时他给曹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曹禺最初接触革命理论是在他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他在英租界的一个讲习班上听了王芸生讲的工人运动史。他虽然由此敬佩共产党人，但是他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后来，共产党人李大钊和他的同学郭中鉴都为革命英勇献身，同样令他感动，但是他并不理解这些共产党人的革命之举。因而，那时候他没有投入到革命的怀抱。那时，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却在他头脑中扎下了根。他对于人性的思考提升了他的思想。而他的那些经典之作的问世，显然都是这些思想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样看来，曹禺当时对共产党的敬佩主要还是出于人性以及立足于此的人道主义情怀。他没有在思想上左转应该说不是坏事，当然也就算不上什么憾事。1937年抗战爆发，民族危亡，曹禺的生活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就是在这抗日的烽火岁月里，曹禺再次接触到共产党人，他在长沙听了徐特立的关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演讲。曹禺为其深深吸引，甚至产生了要去八路军住湖南办事处商谈去延安的事宜。只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结果没有成行。这对于曹禺来说并不一定就是损失，如果他此时去了延安，到了1940年代如何过了整风的关就难说了。或许由于曹禺此时没有前往延安，他才能够潜心于他的艺术追求与创造，继续创作《北京人》和《家》等作品。

不过，对于已经成为文化名人的曹禺，中共早就在努力争取，积极将触角向他伸来。1940年，曹禺随同他所就职的剧校一同迁到了长江边上的小县城——江安。就在他们刚刚到来之际，中共江安县委就组织演出《原野》来欢迎他们，而曹禺的家就被安置在中共江安县委书记张安国的家里。同时，剧校里还有方琯德、蔡松龄、刘厚生等中共党员，并且成立了中共支部。或许是受到中共人士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曹禺创作了反映现实的剧作《蜕变》。这出戏虽然没有完全按照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创作，但是其中对于腐败的批判和揭露还是合乎革命需要的。夏衍就从这部戏剧中读到“‘蜕’旧‘变’新”的问题——“必须打碎整个反动国家机器，才能诞生一个新的中国。”（第252页）尽管曹禺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革命主题，但是剧作确实给人得出这样的革命性结论提供了理由。不过，这出戏与之前纯粹的艺术创造的《雷雨》、《日出》相比显然有了比较大的退步，其演出虽然效果不错，但是艺术上仍然与前作相比逊色不少。此外，作为老学友的周恩来“也一直关心着和爱护着这个年轻而有才华的艺术家”，并且成为他的“革命引路人”。（第269页）曹禺曾经还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拜见过周恩来，他们还作了深入的交谈。当然，由于周恩来工作繁忙，不可能给予曹禺更多的指导和教育，更多的思想工作还是由曹禺周围的许多党员来做。但是，曹禺当时基本上还是个“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艺术家，不像郭沫若等人热衷于政治，在政治中陷得很深，也不像左联许多作家积极投身于政治，因而曹禺只是对中共人士仅仅表示敬佩，在关键时候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发生大的转变。

曹禺思想真正的左转应该是在1947年从美国回来之后。早已成为中共党员的他的学生刘厚生、方琯德和任德耀接受了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邀请曹禺参加他们的读书小组。曹禺“欣然答应”。（第351页）这个读书小组既然由共产党人来组织，当然要读革命书刊，让曹禺系统地接受革命政治和思想教育。就这样，曹禺在不知不觉中思想转向左的一边。随后，曹禺越来越关心解放区，关心国共内战中共产党所取得的胜利。“他每到晚间就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使他振奋，使他鼓舞。”（第356页）曹禺的左转了，中共看到思想工作做到了位，接下来的事就是把他接到自己这边来，于是着力筹划和安排他和其他文化名流到解放区，让他们参加中共组建的全国政协。这样，曹禺怀着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心情投入到新政权的怀抱，突破了过去“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信条。

曹禺来到了北平，投入到新政权的怀抱，心理上也就对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认同。他虽然“还不晓得以后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但却充满了期待和展望。”（第359页）到了1949年以后，曹禺显得特别忙碌，不过，他并不是忙于戏剧的编导和演出，而是乘飞机飞来飞去，忙于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俨然一个政务活动家。随着参加这一系列活动，曹禺的内心除了激动和兴奋之外，还应该感到自豪和荣耀。如果说他在去美国之前还只是个颇有几分民间意味的知识分子，现在则大大不同了，他已经成为最高当局的座上客了，就是过了30多年，到了1982年，曹禺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来仍然非常激动：“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第363页）这就同丁玲于1936年来到延安一样，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接待，可是谁曾想到过不了几年她就遇到了整风运动，20年后受到了“再批判”，再后来还沦为批斗的对象和阶下囚。当然，曹禺在当时的激动和兴奋当中同样不会想到还会有反右斗争和十年“文革”的灾难在等着他。激动和兴奋是一种幸福，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只不过这往往是十分廉价的幸福，更让人难以觉察到的是，就是在这样的幸福中，人的思想很容易变得越来越简单和幼稚，甚至十分天真，最终失去思考和辨别的能力，也很容易将自己的思想和权利交给别人，用别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于是，“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第363页）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新的东西往往意味着优越的，优秀的，进步的；旧的东西似乎就代表腐朽、落后和低劣。然而事物的发展绝非那么简单和绝对，只是人们常常容易落入新优旧劣的观念陷阱。于是，曹禺便根据学习到的思想理论来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他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表示“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第363页）曹禺满以为找到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并竭力用它来“武装自己”，并且出于对组织的真诚与信任，积极响应组织的号召，努力改造自己。理想与轻信以及新的思想理论促使他毫无保留地交出了自由、交出了权利，也交出了思想。思想上缴了械，当然在不知不觉间做了别人的俘虏，而他还自以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获得了新生。人啊，人，一旦在思想上缴械投降，解除武装，那么剩下的就只能听任他人摆布，自己的言行也就跟着荒唐而不可理喻。或许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积极主动地要求改造思想，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大批人随后跟上，朱光潜、费孝通、冯友兰等先后发表文章作出自我批判，以适应当时的形势。

损毁经典的修改

用新的思想理论来对照自己，曹禺否定了自己的过去，更否定过去近20年的创作，他以为过去的创作自足于“大致不差”的道理，现在就要对其进行清算，他说：“我用‘大致不差’的道理蒙蔽了自己，今日看来客观效果上也蒙蔽了读者和观众。”（第367页）他将奠定他成功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残留”毫不珍惜地阉割了。而且他要为自己的过去深深悔恨，他要弥补自己的过失，要改正过去创作中的“错误”。与此同时，他运用现在学到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剖自己。一个人能有悔过意识和严格的自省意识是非常可贵的。这至少表明这个人的真诚和高尚。问题是他的忏悔和自省是以什么作为参照，他所悔的到底是什么，反省的实质是什么。就曹禺来说，他所运用的是当时学到新的思想理论，然而这些被贴上“革命”标签的思想理论从一开始就与极左政治相纠缠，并且渗透着许多反人性反自由的东西，只是由于打着漂亮的旗号而颇具迷惑性。他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一样，被这些思想理论洗脑之后，不仅头脑变得十分简单，思维趋于僵化，而且变成了没有思考能力，没有自己思想的，非常驯服地听从别人使唤的知识工具。在这种情形下所作的忏悔和改过，则由于迷失了自我而落入美丽的陷阱。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有理想有信念有信仰，其实都不过是虚幻影像引诱下的迷误。那么由此产生的所谓“赎罪”必然会走样变形，走火入魔。

为了所谓的“赎罪”，曹禺不仅失去了最可宝贵的艺术自信心，而且失去了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艺术判断力，他不仅要以新的思想理论武装自己，更要用这些思想理论作标尺来衡量自己的创作。经他这么一衡量，他觉得过去的创作没有合格的，于是他痛下决心对过去的重要作品进行彻底的修改。一般来说，作家修改自己的作品是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修改可以使作品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深刻，最终让自己的作品得到新的提升。然而曹禺此时的修改，不是根据自己对于世界和社会有了新的感悟，不是根据自己对于人生和宇宙有了新的认识，不是出于自己的艺术感受，而是以他人的思想理论来套自己的创作，其结果自然是削足适履，只能使自己的作品越改越不成样子，越改越糟糕。他按照周扬批评他的文章的观点去修改《雷雨》，虽然有着一腔热情和对理想的坚执，结果他在修改中“否定的正是他应该坚持的，他肯定的正是不足取的。”（第384页）后来他把这归结为不该按照周扬的思想来改，其实，无论是谁的思想，谁的理论，如果没有经过自己的胃来细细的消化，那么用它来指导自己的修改都必然会走向失败。更何况他心目中所崇尚的思想理论本来就包含许多极左的和反艺术的东西。

进入1950年代的曹禺修改以前的剧作失败了，但是他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由于他长期处于兴奋和激动之中，他不可能对此进行深入的反思，也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浮躁之下，试图通过创作新的作品，来再造辉煌。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创作中来，而且官方也给他以巨大的支持，安排他到北京市高校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到协和医院“去体验生活”，搜集生活素材，经过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构思，他终于在1954年推出了《明朗的天》。这部作品问世后既很快上演，而且“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的热烈的欢迎”，（第379页）在第一届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获得剧本创作奖，又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参见第379-380页的有关叙述）似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了解实情之后我们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幻像，就当时演出的盛况来说，并不是这出戏取得了多高的艺术成就，而是这出戏迎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张光年等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就是看中其政治意义。事实上，曹禺在创作这出戏时虽然下了不小的功夫，既“深入生活”，又搜集了不少的材料，但是他的创作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他不是从社会现实本身出发，由现实生活升华出自己的思想，而是根据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事先预设人物的矛盾和斗争，然后到生活中寻找相应的人物和故事，走的是“主题先行”的创作路子，因而剧作中的人物难免不落入概念化的套子，剧中的矛盾冲突也不能得到充分展开。按照为他作传的田本相的说法，《明朗的天》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对生活的诗意发现”。（第384页）张耀杰先生同样看得很准：“《明朗的天》与其说是一次文艺创作，不如说是一场政治操练；甚至于比后来全国上下大一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的命题戏剧，还要富于政治色彩的政治操练。”（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01页。）

创作“成功”的假像

对于《明朗的天》所取得的表面上的成功，曹禺心里是很清楚的，他虽然为眼前的社会所激动，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深知该剧还是存在着巨大缺陷的，其实就在他创作该剧的时候，就已经感到“格外吃力”，“觉得很难写”。（第378页）他后来创作的《胆剑篇》同样是“失去了大半‘灵魂’的既干枯又泛滥的公式化戏剧的标本。”（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第331页。）他的好朋友黄永玉则一语中的指出了根本原因：他后来写作的失败就在于他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黎津平：《曹禺：我要写个大东西才死》，2010-09-2307:59:08发表于：博客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次又一次文艺大批判运动中，他虽然没有受到冲击，但是这些运动对他的心理产生的巨大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他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谨小慎微，头脑中的框框条条也越来越多，这使他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写不出什么作品。不过，曹禺又与一些知识分子不同，他在50年代的政治风暴中虽然感到有些紧张，但是并不恐惧，也没有那种不知所措的严重焦虑。他依然绝对而真诚地相信组织，相信领导，他对上面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直深信不疑，上面发出的指示，提出的要求，指派的任务，他都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积极参加，努力完成。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在他真诚的服从和坚决的执行之中，他已经滑向错误。他以积极的姿态写文章严厉批判胡风、丁玲、吴祖光、萧乾等老朋友。当他写那些批判别人文章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意识到伤害了他人，反倒“以为是不顾私情”，（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5页。）是在帮助老朋友进步。其实，他所写的这些批判文章“很伤害了一些老朋友的心”。（第399页）因为他在极左政治的裹挟下充当了别人的精神打手。由此可见，曹禺的自我否定没有让他获得自我涅槃和升华，而是将他推向了荒唐和罪孽。而他也没有因为思想改造到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而踏上人生的金光大道。可是他却以为经过思想改造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无论是在“大跃进”中，还是“文革”前期，他都写下了不少空洞的表态文章，为那个荒唐而滑稽的时代涂脂抹粉。（参见张耀杰：《戏剧大师曹禺——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第325和342页的有关叙述。）

最终的醒悟

在后来的“文革”浩劫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受到了红卫兵的围攻，被关进了“牛棚”，接受精神打手们的批判。这对于年事已高的曹禺来说，真是巨大的灾难，但是也正是在“牛棚”里，曹禺“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65页。）自己对别人的伤害，才意识到多年的思想改造加给他的人生错误。在这人生错误中，曹禺后来意识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是那么“可悲，可怜”和“无耻”。（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154页。）经过地狱磨难，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确实是人生的不幸。但是，这种不幸往往能够唤起人的觉醒，于是有了曹禺的又一次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曹禺到了晚年回想起当年的自我否定，“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它”，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为此他感到又一次深深地“懊悔”，“他没有怨谁，他怨自己，责难自己”，然而“这又不是他个人承担得了的”。（第473页）曹禺晚年这次作出的自我否定，是向真正知识分子回归的标志，他的人生由此获得了一定的提升。

2010年9月2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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