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70：因苦难而升华的莫言

2026年01月20日 05:2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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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了解莫言的情况，人们可能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不愧是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的作家，因而对“新社会”唱起颂歌，进而造出“没有某某某就没有莫言”这样的光辉句子。但是，如果读了叶开的《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莫言根本就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童年与少年时也没有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是在苦难中浸泡，并且涅槃而升华，进而成长为杰出作家的。

红旗下的苦难

1955年出生的莫言，按照通常教科书的说法，应该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沐浴着伟大领袖的阳光雨露”的“幸福”的一代，他们在幼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祖国的花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现实中的莫言却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如果说他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在那个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从当时的政治逻辑来看，受点罪，吃点苦，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莫言的家庭却是中农成分，并不在被专政的地主与富农的行列。论理来说，作为标准的农民子弟，莫言并没有享受到当家作主的子弟的快乐。不过，在那时候，即使是纯正的贫下中农，虽说不会像地主富农那样受到批斗和专政，但是他们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照样忍饥挨饿，衣不避寒。而莫言家的成分虽说略高那么一点──富裕中农，而这“富裕”只是遥远的过去，到了莫言出生之后，他们家并不比村里的那些正宗的贫下中农日子过得好，照样饥寒交迫，而且还不时受到地道的贫下中农及其子弟的歧视和欺侮。既然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莫言对于童年与青少年最强烈的记忆就是饥饿。如果从广播和报纸的宣传来看，莫言生长在伟大的时代，应该是非常幸运的，然而事实上，他却是生不逢时。到他出生时，“新中国”成立已有五六年了，但是莫言“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篱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第5页）就在他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偏偏遇上了大跃进，而大跃进中的狂热没过多长时间，全国就陷入了惨烈而持久的大饥荒。“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压下，乡村的孩子变成了啮齿动物。”（第21页）当年的饥饿给了莫言刻骨铭心的记忆，“少年莫言和同龄猴孩们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他们大冷天的还光着屁股像小狗一样四处游荡。他们身上没有多少肌肉，胳膊和腿细得像木棍一样，肚子薄得透明，里面的肠子蠢蠢欲动，肚皮却大得像一个大水罐子。”（第21页）叶开受到传主影响的这段叙述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他对饥饿的描述还是非常真实的，这可以从杨继绳的《墓碑》、王蒙的《失态的季节》、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和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等文学文本中得到旁证。这种饥饿的经验在莫言的记忆中经过岁月的发酵化为令人惊悚的黑色幽默：“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来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第22页）牙齿的这种超常的锋利居然可以代替电工刀子和钳子，直接“毫不费力地”咬断“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第22页）。对于莫言及其伙伴的饥荒年代形成的习惯，叶开颇有点调侃地写道：“少年莫言用肚皮思考世界，用牙齿探索人生。”（第22页）莫言及其童年的伙伴“用牙齿探索人生”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小学校拉来用于过冬烤火的煤块竟然成为莫言等人口中的美食，“咯嘣咯嘣地吃了起来，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珍贵的饼干，表情享受，香甜无比。”（第23页）本来，作为燃料而根本不是食物的煤块转化为可口香甜的美食，而且令孩子们“表情享受”，该是多大的反讽!作为祖国的花朵和未来的栋梁享受这样的“美食”，到底说明了我们的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还是我们这个勤劳而富有智慧的民族沦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当然，每一个舔菊者都会视而不见，然而对于亲历者来说，这就是凝聚着血泪的历史。“文革”时代的忆苦思甜活动中流行着一句话，贫下中农“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然而，在“三面红旗”下的新中国，不仅是煤块，所有本来就连家禽和牲畜都不会食用的东西，都会被像莫言这样六七岁的孩童送进口中。如果不是饿得发慌，谁会吞吃煤块呢!当然吃煤块的不只是孩子，还蔓延到成人，他们的食谱“从五谷杂粮扩展到了蚊虫蛇蝎，树皮树叶、谷壳谷糠、野草野花、泥土煤块，乃至生铁钢筋。”（第24页）不仅如此，莫言的老乡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惨相。（参见莫言：《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莫言还以黑色幽默的笔墨写道：“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第26页）传说中数千年前的神农尝百草，是为了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当然为中华医药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非为饥饿所迫，而莫言他们则是在严酷的饥饿折磨下为生命本能所需而吞吃，而且绝不是尝尝而已。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莫言并不像许多作家那样去写饥饿带来的痛苦，而是以乐写苦，他极写自己与那帮小伙伴们寻吃的乐趣，写他们吞食那些野草野菜的后的放声高歌，然而这歌声格外令人心酸。叶开则对莫言这些回忆文字做了进一步的延伸：“莫言虽然用一种戏瘧的语气来叙述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但是其中隐藏着更多可怕的细节和饥饿的经验，却不是想象就能体会到的”(第28页)。

酷烈的饥饿将人的尊严完全剥去，将人逼回到十足的动物，于是吃就成为莫言那一代人当时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并且将属于人的其它事情挤压到生活之外。在莫言的记忆中，他家邻居孙大爷在领到政府为让人们过好春节而分发的每人半斤豆饼。本来，榨油后的豆渣做成的饼子只是动物饲料或者当肥料播撒到农田里，此时被这些农民当着食物吞吃下肚，而且这位农村老汉就在回家的路上将分给他家的豆饼吃光了。老婆孩子见到他空着手回家便围着他哭的哭，闹的闹，骂的骂，打的打，“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第29页）这不是说孙大爷不要老婆孩子，而是饥饿难忍，已经使他在领回豆饼时完全忘记了自己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和尊严，忘记了作为人应该具有的亲情，但是他却将豆饼全部吞下了肚。类似的情形在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中也出现过。《我的菩提树》中的那位右派父亲在吃了妻儿饿了好几天节省下的可怜一点饼子后，才猛然想到妻子和儿子还没吃东西，他感到羞愧难当，结果割腕自杀。莫言笔下的孙大爷虽然没有自杀，但是他还是死了，他是被活活胀死撑死的。年幼的莫言虽然没有遇到这样的厄运，但是他却被严酷的现实逼成了馋鬼，所以母亲常常批评他没有志气，因为少年的他有过多次偷东西吃的劣迹。由于他的偷吃被抓，于是被人家抓住，扭到领袖的画像前向毛主席请罪，还挨过人家揍。这固然有莫言的过错，更重要的是，那些惩罚莫言的人还有通过惩戒莫言以发泄自己受到饥饿与遭到不幸的怨气，转移自己的某些痛苦，或者说村里的那些人利用莫言的偷东西吃来转移资金的苦难，从而加重了莫言童年的苦难。

大概是莫言生不逢时，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严重的营养不良造成幼小的莫言身体比较羸弱，比较容易生病。有一年，莫言脚上生了毒疮，母亲只能让他待在家里，而家里其他人都下田劳动，家里只剩他一个人。此时的他感到特别孤单和无助，他实在无聊就坐在炕上看糊窗的报纸，后来他养成了独自一人看那落在啃过的玉米棒上的一群苍蝇，看那捉苍蝇的蛤蟆。后来，莫言脚上的毒疮虽然痊愈了，但是他的孤独感并没有减轻，家里人还是忙着给生产队干农活，他一个人待着，从而形成了观察小动物的习惯，“莫言‘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着那些小东西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脑子里转动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第11页）对于莫言童年时的这种状况，叶开将其视为因祸得福──“这就是生病孩子的收获”（第9页），同时他还联系到普鲁斯特与里尔克生病与创作，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其实，这样的“收获”同样隐含着几多心酸。

在莫言关于童年的记忆中，另一件无法忘记的事情就是强烈的恐惧感。他的恐惧不是来自其他孩子的欺负，而是家人的暴打。尽管过了数十年。莫言仍然记得在他3岁的时候，他不慎打碎一只热水瓶，由于害怕家人的责罚与暴打，战战兢兢地在草垛里躲了一个下午，直到晚上在母亲的呼叫声中才回来。特别严重的是，“1967年左右”（第41页），少年莫言因为偷吃一根红萝卜而遭到家人的“惨绝人寰的毒打”（第40页）。对于这次毒打的细节，叶开没有在传记中作具体描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莫言在短篇小说《枯河》中叙述到小虎挨打的细节，一定融入了他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在这篇小说中，“哥哥狠命踢小虎的屁股，是因为他本来有希望当个兵的，这下全泡汤了；母亲毒打小虎，是因为恐惧，她一辈子受尽了苦，而小虎在这种苦难上添加了恐惧；父亲拷打小虎，是因为绝望，是对家庭处境的绝望，是在支部书记面前比猪狗还不如的卑贱。”（第40-41页）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小虎的遭遇在于家人之间在那个年代不仅没有亲情，而且连最起码的人道情怀与怜悯心都没有，家人对小虎的毒打，将其往死里打。绝望与恐惧扭曲了人的灵魂，戕害了人的精神，使人变得极其暴戾。小说的叙述固然有虚构的成分，但是却是莫言童年和少年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少年莫言受到毒打，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家那尴尬的成分。“莫言的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这个成分具有暧昧性和摇摆性，在过去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负担和生活压力。表现好了，可以被贫下中农和雇农‘团结’，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在那个时代，贫穷才是值得炫耀和自豪的资本──在村里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小孩子才不会被欺负，长大了才有可能享受当兵等只有贫下中农和雇农才可能享受的特权。表现差，就有可能由富裕中农而被打成富农，进入万世不得翻身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行列。”（第40页）莫言的贪吃和顽劣在家人眼里就是祸根，就是给整个家庭招来灾难。

莫言在读小学四年级时受处分的是也令他刻骨铭心。莫言听到学校领导要求学生上学时不能光屁股，当时一时性起，竟然跟同学嘀咕起来：“这是奴隶主的做法，学校是一个大监狱，他们都是奴隶。”（第77页）这在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的时代是多么“反动”的言论!莫言的“反动言论”很快被同学们报告给班主任“狼”老师，于是莫言首先在班级里受到了开会批斗。批斗会上，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伸手“狠狠地扇了莫言一个耳光”（第77页）。随后，他所在的学校开会研究作出决定，给予莫言“警告处分”（第78页）。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囚徒”（第77页）。幸好后来，这个处分被撤销了，否则将成为一辈子都甩不脱的紧箍咒。

在叙述传主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苦难的时候，叶开引用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废话”：“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第9页）而海明威的这句话也莫言本人常常引用的，不过莫言在引用之后则加了一句话：“当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资源。”（第9页）莫言补充之言，大概是为了缓解人们的质疑。而海明威的“废话”恰恰为许多人认同，因为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与此类似的还有这样的话：“苦难出诗人”。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陷入苦难的人是众多的，为什么只有那么极少数几个成为作家（诗人），而绝大多数人仍然为沉默之众？显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逃离苦难

逃离苦难是生命的本能和自救。无论我们如何歌颂农民的伟大，如何将“新社会”农村描绘成诗情画意、田园牧歌式的天堂，生长在农村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子弟多少经受了贫困和苦难折磨和煎熬，无论有无机会，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的逃离农村、逃离故土的强烈欲望，一旦有了条件，他们就会付诸行动，离开黄土地，到城市去闯荡。且不说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就说广东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百十万人偷渡香港。长期浸泡在苦难中的莫言“充满了逃离乡村的渴望。”（第41页）当时的农村青年怎样才能逃离农村呢？一是上大学，二是转正，三是当兵。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教育十分落后，莫言还算比较幸运的，进过幼儿园（参见60页），而笔者所在的农村则连幼儿园也没有。所以，那时候考大学读大学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堪与登天一比。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农村青年读大学的机会才渐渐多了一些。因此，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青年来说，要想通过考大学离开农村几乎没有可能。所谓“转正”，就是说先进入城镇的某个单位干临时工，干了若干年，得到一个指标，再有人帮忙或者疏通关系才可能甩掉中国“三等国民”（一等国民是城市户口，吃定量；二等国民是农场户口，吃定销；三等国民是农村户口，交了规定的公粮之后才能分得一点口粮）的帽子，成为吃皇粮的城市人。这样，没有一定与权力的联系，要想转正同样没有可能。那么，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唯有当兵才有可能通过转为城里人，因此，当兵就成为农村青年逃离黄土地的独木桥。然而，即使当了兵，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转为城里人的资格和条件，还须经过入党和转干的程序。所以，参军成为莫言逃离故土的唯一途径，“从1973年开始，每年都报名参军的莫言终于在1976年蒙混过关，当上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得以暂时脱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土地。”（第41页）

然而就是参军这条路对于莫言来说，也是非常漫长而坎坷的。“从十七岁那年开始，莫言每年都想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涮了下来。不是他的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是家庭出身条件不合格。家庭出身在名义上也算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又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第136页）既然按照常规无法去园参军致梦，莫言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办法。他于1973年，通过在县棉花加工厂做主管会计的五叔的关系进了棉花加工厂做了季节工，暂时离开了那个长期压制他的乡村。但这只是向参军之途迈出的一小步，然而这一小步却至关重要，让莫言摆脱了村里无数盯着他，监视他，困扰他的眼睛。村里那些干部之所以放走莫言，一方面是叶开的传记里所说的他的工资要交给生产队，至于是否记账用于集体，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另一方面可能是传记里没有提到的然而很有可能，莫言的家人向生产队干部作了通融。至于那些贫下中农怎么看？可能有些嫉妒，但是既然生产队干部做了主，他们也无法阻拦，只好认可。到了县棉花加工厂，莫言干得很卖力，他当然得格外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从而为将来参军做好铺垫。到底功夫不负有心人，莫言的努力终于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他在一次厂里割草劳动中，表现突出，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后来他在1976年报名参军时，得到了棉花加工厂党支部书记的支持。莫言到了县棉花加工厂上班，虽然是临时的，但是他钻到了就地参加报名、体检的空子，避开了生产队里嫉妒的眼光与可能存在的阻挠和捣乱，顺利地穿上了军装，这就为莫言摆脱农民身份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只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必需的。

当时的部队没有实行军衔制，军人的身份主要体现在军装上，而这区分主要在上装的衣兜上。无论资格多老的士兵所穿的上装都只有上面两个衣兜，而升为军官则穿四个兜的──不仅上面有两个兜，下面还有两个兜，类似于中山装。因而，莫言参军后就朝着穿四个兜的方向努力。有了四个兜，就意味着成为军官，就意味着将来不会退伍回乡，再不会被拴到黄土地上，就意味着脱离了苦难的乡村而成为体面而神气的城里人。莫言穿上了军装，仍然不敢懈怠，特别是命运故意折磨着他，煎熬着他，在给他希望之时，很快就将他的希望抛入阴暗之中，让他感到迷茫甚至沮丧，给他的逃离加上了“藕断”（第158页）担忧。然而，他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智慧，再加上时代的进步，他不仅如愿地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而且还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彻底地割断了他的农民身份的羁绊。

苦难升华

所有的苦难，只有通过升华才能获得意义；一个经历苦难的人，只有通过升华才能获得成功；一个走出苦难的民族也只有在升华中获得新生，走向崛起和复兴。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苦难的重轭压垮、摧毁和吞噬了许多人，酿成了人间无数的悲剧。他们的悲剧或许可以给后人提供惨痛的教训而别无其它的意义，而莫言的意义则不同，他可以成为无数青少年励志的榜样，因为他获得了人生的巨大成功。莫言之所以能够成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就在于他在逃离了苦难之后获得升华。

在许多人那里，苦难就是苦难，而且永远是苦难，是灾祸，是不幸，仅此而已。然而在另外极少的人那里，苦难是可以转换为某种精神资源或者精神力量的，因而常常成为励志的材料，而这转换的唯一渠道就是升华。而升华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既需要主观条件，也需要客观条件。就莫言的情况，且不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实只是书香门第的后代，并非真正的书香门第，到了莫言的父亲这一代，他家已无书香，或许可以传承点比较虚渺的书香基因；也不谈300多年前的怪才与莫言之间隐隐存在的某种联系──这种所谓的联系同样虚无飘渺。比较靠谱的还是莫言有个非常喜欢他而且“热爱听说书”，并且“对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了如指掌，还能背诵很多诗词戏文”，“与满肚子的神仙鬼怪、天上地下、帝王将相的故事”（第57页）的爷爷，他常常以给儿孙讲故事来打发枯燥乏味的时光，从而激发起幼小的莫言魔幻般的想象。进入小学读书，莫言与全中国的孩子们一样，接受的是“虚伪的教育”（第67页），但是他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读小学时首先显示出写作文的天才，他的作文常常“作为范文让学生朗读”（第75页）。其次，他非常爱读书，尤其喜欢阅读民间收藏的各种小说与故事书。令他自己终身难忘的是借阅《封神演义》的事。为了借阅这本书，他不惜到人家卖苦力，帮人家推石磨换取借阅小说的机会。此外，他还从班主任“狼”老师那里借阅了《吕梁英雄传》与《踏平东海万顷浪》等小说，从其他地方借阅了《上甘岭》、《闪闪的红星》、《战火中的青春》、《红旗插上大门岛》、《红旗谱》、《林海雪原》与《三家巷》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这些书虽然不能算是经典作品，而且其中渗透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毕竟有胜于无，毕竟让少年莫言受到了一定的文学熏陶。莫言的这些阅读固然不能算是文学圭臬，却也为他后来的人生升华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逃离家乡的举动，根本就谈不上人生的升华。农村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文化的荒漠与人性的扭曲，都在无情地扼杀着人的才情与才华。且不说那些没有逃离农村的青年被无声的淹没掉，就是那些才学渊博的大师被下放到农村，都会落到虎落平阳的结局。因而，莫言并不像许多文学作品所想象与描绘的那样热爱着自己的家乡，他没有感到家乡的可爱与美好，于是在他参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对家乡的留念和依恋。他在成为青年的时候就发誓离开自己的家乡。1973年，莫言在五叔的帮助下来到县棉花加工厂做季节工。当时的他虽然处于单位的“最底层”（第136页），但是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此时的莫言“发誓要离开家乡，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他所（应为“爰得我所”──引者）。”（第136页）等他拿到入伍通知书，他“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夜长梦多，恨不得第二天就上车走人。”（第154页）当他走的时候，“他就这么走了，头也不回。新兵莫言对这片土地没有任何的留恋，他只想快点离开，再也不要回来。”（第155页）他所恐惧的就是自己被拴在这块耗尽人的血汗的生育他的乡土。其实，这是许多农村青年共同心态，只是在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没有人敢于讲出来。

莫言来到部队，经过新兵训练一年后被分到了龙口市的一个荒凉而偏僻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安排，叶开认为:“莫言的命运女神很忙，她打瞌睡了，暂时没有理会他。”（第161页）莫言一来到这个地方，“心凉了半截”（第161页）。其实，这对于莫言来说并非坏事，此时的他所干的基本上是农活，因而给人一种错觉，他是“穿了军装的农民”（第166页），就连他本人当时也是那么看的。其实，这正是命运女神对他的眷顾，一种独特的眷顾。他所在的军事单位不大，所待地点比较偏僻，从而使他既避开了众多嫉妒与监视他的眼睛，使他在艰苦的进一步磨练中获得比较自由的空间，避免了因众人激烈竞争擢升军官而陷入钩心斗角与相互倾轧，又由于偏僻而不引人注目，从而使他所待的单位的政治气氛相对淡薄，那么国家意识形态对他渗透于影响也就相对淡薄，同样为他后来在文学创作上的腾飞少了一些束缚与羁绊。

在部队里，一个战士如果要想挤入军官的行列，除了有后台与关系外，就是通过积极表现，巴结和讨好上面领导来达到目的。而莫言凭的是自己的才华，他在部队给领导留下的印象是：“这战士字写得漂亮，文笔很好，是有文化的。”（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正是因为莫言有才干，他才没有被很快退伍会老家，而是被部队留用担任教员。这就为他后来提干提供了有利条件。就在担任教员时，莫言不仅没有丝毫的懈怠，而且另辟蹊径，在给战士们教书之余，搞起了创作。后来他就是凭借创作打动了著名作家徐怀中，，进而破格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成为正式军官，真正跳出了农门。

在许多人心目中，跳出了农门就意味着有了出息，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但是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升华，即使发表了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成为著名作家，也未必让自己的人生有了质的飞跃。真正的飞跃一个是精神的升华，思想的解放，唯其如此，才能达到高的境界。对于莫言那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何其艰难。莫言所成长的年代是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年代。他虽然能够进幼儿园上学，但是这里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温暖而甜蜜，而是“恐怖的集中营，是小孩子的地狱。”（第60页）后来，莫言将其写进了短篇小说《铁孩》。进入小学，莫言所接受的是“虚伪的教育”（第67页），成为“精神的囚徒”（第77页），一方面当时的教科书在政治挂帅之下，突出了阶级斗争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充斥着瞒和骗，“小学语文课本中编进大量配合政治宣传、内容空洞的诗文。”（第69页）充斥教材与课题的“极左”思想意识向着青少年骨髓中渗透，戕害着他们的心灵，就是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思想文化启蒙，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人仍然受到“极左”思想的桎梏。后来，莫言参军了，成为一名军人。但是在“新中国”，军队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比地方上更加严厉。在部队里，莫言担任教员，给他的战友们教政治课，“讲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门万变不离其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175页）而且，他所讲的政治课得到了宣传科肖副主任等人的充分肯定。然而，这样的政治环境构成了青年莫言的坚固精神壁垒，他必须冲出壁垒才能实现人生的升华。

莫言的成功是从创作小说开始的，也就是说小说创作成为他精神飞跃的一个起跳点。1981年，莫言在《莲池》发表了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稍后又在该杂志发表了《丑兵》。这不仅为他提干提供了重要条件，而且为他成长为作家打通了通道。但是，发表文学作品并不等于就成了作家，更不等于人生的成功，更重要的在于他如何不断地突破，实现精神突围。文学史确实有不少作家，发表或者出版一两部作品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从文坛上消失，成为文坛上昙花一现的人物，除了不幸去世之外，基本上都是思想与艺术上没有实现超越。就莫言来说，他在发表了《春夜雨霏霏》与《丑兵》之后，有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摸索。他受阅读经验的影响，“下意识地、有意识地认为，作家所经历、所看见、所感受到的那个质朴的乡村世界是一个不值得表达、不应该被书写的化外的世界，因为这个他亲历过的世界的原貌，不符合他阅读得来的关于好作品的认识。”（第188页）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但是1949年以来形成的巨大的精神束缚仍然十分严重，文学中的“假大空”和粉饰太平的现象依然非常普遍，所谓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观念仍然拥有一定的市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依然成为文学创作的圭臬，因此，在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作家那里，“对于那些‘无益’的、‘有害’的个人情感，”“拼命地压制着，不让它们喷涌出来”（第189页）。然而，这毕竟是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一方面政治环境日益宽松，思想解放的浪潮在不断地兴起，那些束缚人的思想的东西日渐失去其束缚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西方的思想理论与文学作品以及创作观念潮水般涌来。就莫言来说，他可以大量地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而不是像他的先辈们那样只能阅读苏俄与国内的革命作家的作品，于是大开眼界。从托马斯·沃尔夫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从福克纳到乔伊斯，……莫言由此与世界文学接上了轨。当然，莫言的这番接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充满着纠结。在一段时间里，莫言“总想表达一些大二无当、空洞无物的主题。”（第200页），他“那时候鄙视这种故乡风物的价值，他有意地排斥这种隐藏在自己身体里的情感，试图削足适靴，把自己丰沛的情感装进文学教程规定好的坛子里去。”（第200页）“为传统的文艺思想和僵化创作模式所左右的莫言，以为这种活泼鲜活、发自内心情感是有害的，他努力地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的诱惑，拼命地要让自己爱上那些抽象的事物。他扭过头去，违背自己的真实情感，费劲地区写海洋、山峦、军营，写这种命定的主题和意象，为此他感到极其别扭和枯涩。”（第201页）我相信，这不只是莫言个人的经历与感受，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叶出生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的共同经历，问题是莫言最终走出了“传统文艺思想和僵化创作模式”的桎梏，而许多文学青年本来或许很有才华，但是由于没有走出来，而最终被淹没，就像是沉入了泥淖而悄无声息。

就在莫言感到受到“传统文艺思想和僵化创作模式”的严重拘囿的时候，他早年埋藏在心底的叛逆性欲怀疑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苦闷中对于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在外国文学的启迪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野性的风景”（第203页）。他要打破文学叙事和描写的原有秩序，以自己的感性、感受与感触去表现“混乱美”，或者说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秩序。他首先让文学叙事回归到日常生活与常识，回归到生活的真实，不避生活的严酷、复杂与混乱，不避历史的令人尴尬的真相，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写美丑相杂、善恶并存、真假难辨的世界。于是，莫言的创作突破了限制他的瓶颈，当年的苦难经过发酵而升华为令人迷醉的高粱美酒。

找到了写作的感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巩固并提升这种感觉。如果稍有懈怠和松劲，找到的感觉还可以溜走，创作还可能回到原先的状态。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莫言对于‘饥饿’的生动描述，根植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一来，他的正面描述就不由自主地异化了。异化了的莫言控制不住自己的笔墨──虽然他内心里有一个刻板的声音一直在遥控他，让他克制，让他注意塑造人物形象，让他不要忘记给笔下的人物分门别类，但是，一旦描写道了‘饥饿’这个活生生、柔柔软软的物体，莫言就被源自内心深处的情感给控制住了。莫言被身体深处的声音给迷住了。”（第224页）莫言还是让身体内部的声音挣脱了异化的压制，从而顺从身体的感受来写作。这期间，一定让他感到挣脱的艰难与撕裂的疼痛，这种痛苦可想而知。然而，这种痛苦恰恰是人生意义升华的必经的阵痛。经由《透明的红萝卜》与《枯河》的阵痛，莫言的小说创作进入了自由的境界，“它一下子就拧开了莫言记忆中的水龙头，他的苦难记忆和艰苦生活经验，喷涌而出。”（第228页）从此，莫言摆脱了文坛上长期流行的宏大叙事的缠绕，进入了他人生记忆的王国，“完全可以放开拳脚，任意施展，在自己故乡和童年记忆里天马行空。”（第247页）

就在莫言创作取得巨大成功之际，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着巨大的偏差。这在自由撰稿人那里或许算不了什么，即使内地发表不了，还可以传到海外发表，问题不大。然而，莫言是军人，而部队是国家意识形态篱笆扎得最牢的地方，因此，莫言的创作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和不满，尤其是他的作品不断走红之时。“对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卫道者来说”，莫言的这种写作“就是大逆不道”，“老同志们更是上蹿下跳，动用、发动各种关系来给莫言找麻烦。”（第320页）“莫言的上级在《丰乳肥臀》受到批判时，派人来找他调查，成立了两个工作组，一个组负责一章，分别审查这部‘大毒草’的问题”（第329页）。这时候，莫言所面临的精神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更为恶毒的是，有位领导居然要求莫言给出版社写信，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他的《丰乳肥臀》，已经印出来的要封存和销毁，这就等于说让母亲亲手掐死自己所生的淘气的孩子，并且还找包括孕妇在内的许多人来对莫言软磨硬泡地进行所谓的“帮助”。莫言虽然违心地按照领导要求给出版社写了那封信，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屈服，依然按着自己的思路写作，我们看到历史毕竟进入了后专制时代。

为了改变自己的创作环境，莫言后来离开了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工作。正是他的顶住压力的坚持，使他的写作仍然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并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步入了世界文学之林。莫言的人生升华在于他获得了精神自由，或者说精神自由的获得标志着他的人生升华，这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启迪。

2015年2月1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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