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2：从“弃儿”到香饽饽的王学忠

2025年12月02日 06:1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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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孙德喜、王学忠、布兰臣

1995年，工人出身的诗人王学忠不幸下岗失业了。这既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命运，又引起了他的心理巨大震荡。他在多首诗中抒写了下岗时断崖式的心理感受：“一群下岗的兄弟/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聚一起抱头叹气唉声/浑身的力是痛苦无奈/无奈是昨夜的西风”（《遭遗弃的日子》）“唉，我是被遗弃的一个/肚子里有话不敢说”（《我是倒霉蛋的一个》）。此时的王学忠觉得自己是“国企妈妈”（陈才生：《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新华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154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的弃儿，内心的失落感与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心态既是王学忠个人的，也是1990年代下岗失业人员的共同感受，他们都有被国家企业抛弃的感觉。

回想当年自己是一名国营企业工人，王学忠觉得当年自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是“主人”（参见《我是倒霉蛋的一个》与《遭遗弃的日子》）他还“想起1949年10月1日中国工人阶级翻身做了主人”（第287页）。他自己也觉得“做了三十年的主人”（《有些事情不敢想》，第475页）不仅王学忠有着这样的认识，包括魏巍等文化名人在内的许多人也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国家的宪法里有这样的规定，而且工人在报刊与教科书的宣传中都是歌颂和赞美的对象，更何况还有些工人出身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工人出身的作家诗人受到一定的重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一种幻想，作为群体的工人阶级是一种身份，地位似乎很高，但是作为个体的工人就很难说。且不说全国千百万工人实际情况如何，就拿王学忠和他的父亲来说，他们啥时候做过主人呢？王学忠的父亲王金荣“一生中除了捡粪还是拾粪”（第11页），且不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他在1949年之后，仍然以此为生。如果说王金荣最初是靠拾粪自卖挣点钱养家糊口，那么到了1958年，他“带粪篓、轱辘马一起加入了”安阳市卫管所下属的肥料公司，“成为国家集体企业的职工”（第11页），算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一员，但是他仍然只是一个“喘息于城市最底层的劳动者”（第13页），不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辉煌，也没有领导过任何人，没有那些令人羡慕的权力。再看王学忠这个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并且生活在新社会的他。童年时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学忠记事时，已是五六岁。那时候，家里很穷……父亲每天掏粪、运粪，有时还帮人掏煤渣，钱挣得不多，却很忙碌……母亲……总是精打细算，拆洗缝补，……为了养家，她把粮本上的细粮换成粗粮，这样一斤换两斤，每天都能填饱肚皮，不像有的人家，吃了上半月，下半月便饥一顿饱一顿难以为继。她也学做点小生意”（第15页）以贴补家用。由此可见，王学忠童年时家庭的窘境了，而这种贫苦显然与报刊上所宣传的工人阶级的光彩不知相差多远。工人阶级的身份并没有改变王学忠这个“穷人家孩子”（第19页）的状况。如果说王学忠的童年记忆是以1960年前后为主，而那个年代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不过，王学忠的记忆中那些年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自然灾害），那么后来他成为工人的一员，是否就有了领导别人的经历或者非常辉煌的人生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1971年，年仅16岁的王学忠进了安阳富强纤维厂做了一名管道临时工，第2年转为正式工，他的“心里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和美好的遐想”（第40页）但是，天真幼稚的他不久就碰了钉子。他本想发挥善于写作的特长，要求调到办公室做文秘工作，然而，领导“眉头一皱说”：“政工组是谁想去就可以去的吗？不要胡乱想了，好好干活吧！”（第41页）为此，王学忠感到“悲伤”，“自己总是得不到领导的重视。”（第42页）不久如此，他还遇到这样的事，“有一次，他身上发烧到39度，双手发烫，全身冷得直打哆嗦，他没有按时上班，而是去找领导请假，谁知道却遭到了训斥……”（第42页）而他当时的模样在所写的日记诗中有着明晰的记载：“我哆哆嗦嗦地捧上医生证明/可怜的模样充满着乞求”（第43页）如果说王学忠要求调动工种有些过分，那么他生病要求休息竟遭到“训斥”，而且模样是那样的“可怜”和“乞求”，实在没有做人的尊严，就连因病休息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哪还谈得上工人阶级的骄傲和自豪！就在王学忠当工人的时候，他“左不得志，/右不顺心，/眉宇间有驱散不尽的阴云”（第45页）。他常常“在日记中抒发着自己的忧郁郁感伤，弥漫在诗中的情感也充满了孤独、烦躁、渺茫、彷徨与失望”（第45页）这哪像在“国企妈妈”（第171页）怀抱中工人的感受!他作为一名工人，当时哪有什么幸福和荣耀！更糟糕的是，王学忠在1982年由于自费印制了诗集《草儿集》竟然受到了报复和打击。本来他所在的厂职工教育科打算调他任教师，然而该厂的书记却明确表示反对：“教师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师，王学忠写的那些诗，怎么适合做教师工作？”（第54页）王学忠的教师之梦就这样被书记的一句话给击碎了。不仅如此，“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王学忠成为小城有关部门登记在册的监督对象。不仅晋升提拔没了希望，发表作品受到影响，包括在稍有政治的节日和敏感时段，也会受到某些部门莫名其妙的约谈，甚至电话受到监听，书信受到检查，《草儿集》，这本很难算得上正规创作的试笔之作，成为他难以摆脱的痛。”（第54页）到了这个时候，王学忠似乎成了“阶级敌人”，成为监管对象，就因为写了几首诗，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竟被如此对待，且不说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压制，就是作为工人都被当作另类对待，还有点工人阶级成员的尊严吗？

为什么有着如此经历的王学忠会对国企怀有那么深厚的感情，称其为“国企妈妈”呢？为什么在下岗时还有被抛弃的感觉呢？其实，王学忠的这种心态和感觉在千百万下岗工人中具有普遍性。究其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青春怀想。王学忠毕竟在工厂上班了20多年，自己的青春年华都与工厂息息相关，从而形成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这就像许多下放知青一样，若干年后回想起来就将那段并不快乐和幸福的岁月染上了激情燃烧的浪漫色彩。二是上班时的集体生活形成了个体的人对群体的依赖心理。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工厂、学校与部队等集体之中，与工友、同学、同事或者战友长期相处，彼此熟悉，从而形成了社会交往的比较稳定的圈子，进而形成了个人的彼此适应和依赖的心理习惯。一旦离开这个集体，来到陌生的环境中，过去的那种心理习惯需要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而这适应往往是需要对自我的改造，因而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三是在工厂上班，虽然工资收入并不算高，工作也很累，环境不尽如人意，但是毕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生活基本无忧，下岗之后靠自己谋生，收入不稳定，生活也就没有保障，对于未来感到迷茫。四是在企业改制过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官商勾结，腐败严重，工人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益常常受到严重侵犯，无法保障。许多下岗工人的工作、生活和收入大多都不如前。就王学忠情况来看，他“虽然在企业的日子也有许多的委屈和不愉快，但王学忠还是留恋那段集体生活，至少到了月底还可能领到不算太多的工资，那是一家老小的生活保障，另外看病就医、孩子入托、上学皆是免费。如今，一切都如云烟飘过……”（第86页）五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使工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谋生，“文革”时代教育的严重缺失使他们这一代工人的文化知识、技术和技能等难以适应现代化工业的需要。这种“弃儿”心态令王学忠感到痛苦和愤恨。于是他要通过创作诗歌将其发泄出来。

王学忠通过诗歌创作发泄自己胸中的愤懑，自然产生了对现实的批判。而王学忠的批判由于自身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因素使他往往将矛头指向各种腐败现象，特别是在工厂改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腐败，同时他还以悲愤的笔墨写出了自己下岗后工作的艰辛与谋生的艰难。这样，对于腐败的批判和抨击理所当然引起普遍的社会共鸣，自身困境的展示也一定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深切同情。当然，王学忠的诗在写自己的同时也写到了车夫、民工、衣贩足疗妹、乞丐等社会底层民众，写出他们的不幸与疾苦。因而，他的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样也引起了一些文化名人的关注。

王学忠受到文化名人的关注首先得力于刘章的推动。由于刘章的大力推介，王学忠很快为许多文化大腕所熟知和接纳，从魏巍、贺敬之、雁翼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诗人，到李成瑞、鲁煤、熊炬、屠岸、穆仁、涂途这些掌持话语权的大人物，从贾漫、杨啸、王绶青、胡德培、周良沛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文人，到丁国成、申身、贺振扬、段宝林、寒风、艾砂、尹一之、张继楼等名噪一方的名士，纷纷表现对王学忠的极大推崇和青睐，一时间，王学忠这个“国企妈妈”的弃儿一下子成了这些名人、要人和文人眼中的“香饽饽”，争相与他通电话，给他发表作品，给他的作品题词作序，邀请他到访或者参加各种会议，搞得他好不热闹。

就包括刘章在内的这些文化名流看中王学忠的，主要是他的工人身份，将他视为这个世纪之交的“工人阶级”（魏巍2002年11月28日致王学忠的信，第156页）的代表，看中的是王学忠诗中所表现的底层民众的艰辛和苦难以及王学忠诗中所蕴含的激愤之情与对腐败的抨击。其实，王学忠的身份细究起来还是有些尴尬。他在下岗之前确实是一名国企工人，但是那时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尽管他的日记诗写了不短的时间，然而没有人因他的“工人阶级”身份而重视他。而今，王学忠下岗了，离开了工厂，摆起地摊卖鞋子，从事的是个体劳动，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此时王学忠的谋生方式如果放到魏巍等人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下来考察或者放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来看，绝对是“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尾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要被毫不留情取缔并且挨批的。如今，魏巍等人却竭力表现出对王学忠的厚爱，难道是他们改变了思想观念吗？从他们在1980年代以来的写作来看，显然没有，他们仍然表示坚持改革开放之前所谓的革命思想和理论。那么，是他们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偏差吗？以他们的人生经验与精明的头脑，不会没有注意到，只是他们需要王学忠，他们在很大程度中从王学忠下岗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

从这些十分青睐王学忠的人士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数出生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曾经参加过革命，最重要的是曾经走红过，辉煌过，令人羡慕过，更令人敬仰过，有些人曾经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时尚，成为无数青少年模仿和学习的榜样，他们的作品也成为青少年的必读著作和人生指南的至理名言，他们于是也就成为真理的化身。然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成就他们的那些东西都日渐消失，他们头上的光环日渐黯淡，他们在文坛上的地位开始动摇并且可能为他人所替代，他们深切感受到自己被边缘化了，他们自己过去所张扬的某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称号失去了，……面对着历史的变迁，他们怎么甘心呢？先看具有代表性的魏巍。他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写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出名的。由于他的写作高度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他得到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不仅名扬全国，而且还得到了最高领袖的肯定，获得包括人大代表与各种委员、理事、主席等这样那样的头衔与奖项（参见杨柄、田怡、方东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4页）。那时的魏巍是何等的风光！然而，进入新时期，魏巍虽然出版了《东方》、《地球上的红飘带》与《火凤凰》等长篇小说，并且还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是文学史家对他的评价已经大不如前，他的那些作品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专家学者们也没有给予高度评价，他多少感觉到时代的无情和自己的衰落。199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杨先生在其《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中曾对魏巍的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作了深刻分析，宣告了魏巍辉煌时代的终结。再看贺敬之。贺敬之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中国诗坛上的旗标式的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方向。但是，到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发现贺敬之的诗歌充斥着太多的假大空的东西，不仅以政治口号和煽情的方式围绕着主流意识形态打转，而且极力掩饰反右斗争以来的人间灾难和悲剧，为那个疯狂的时代涂脂抹粉。因而，贺敬之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而存在，于文学的意义骤减。面对着严峻的现实，他也一定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寂寞感和失落感。那些青睐王学忠的其他人虽然不能说全都如此，但是说大部分如此还是符合实际的。王学忠下岗后的失落与悲愤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境遇，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只是这种共鸣的背后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然而，这帮人在格外亲切地抓住王学忠的手同时，仍然不忘一再将“人民”挂在嘴上，有时也显示出自己与底层的亲近，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姿态而已。如果我们还保存一点历史记忆的话，就会想到，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数千万国人被活活饿死，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当这些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这些自诩为人民的作家到底在哪里？如果说对于当年的惨酷饥荒他们或许并不知情，那么部队诗人叶文福1979年因为写作著名诗歌《将军，不能这样做》，替底层社会的人们呐喊而被开除军籍，并被隔离审查时，这些一再唱着“人民的身，人民的血，人民的魂，凝成人民的诗，擂鼓高歌猛进”（李成瑞语，第225页）高调的文化名流们又在哪里?他们可曾为蒙冤受屈的叶文福说过一句话吗？他们常常表现出的那股“浩然正气”到底哪里去了？

王学忠下岗后，生活确实陷入了困境，谋生的艰难与劳累也令人同情。他确实成为社会底层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平民。许多学者准确地看到了王学忠的底层特性与平民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到了魏巍等人那里，王学忠的“平民”意识被悄悄地置换成“人民意识”。在他们这些人眼里，“平民意识”与“人民意识”是可以划等号的。(周良沛语，第288页)其实，“平民”与“人民”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平民”仅仅是没有权势，地位、经济状况都很一般的社会下层民众，就像下岗以后的王学忠这一类的人；而“人民”范围太广，既包括社会底层人士，也包括各种官员、要人和社会名流，比如说人民政府的官员、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政协委员，……他们这些人也都顶着人民的牌子，像魏巍与贺敬之等人也都在人民之列。从根本上看，王学忠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是可以与魏巍、贺敬之等人民中的上等来往联系的；如果称王学忠为平民，那么魏巍与贺敬之等人则显然不在此列，他们的生活状况、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是王学忠这些下层人士所能比及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人家魏巍在北京的西山，住的是“一栋很普通的两层小楼，有点像北方山村的农家小院”（第166页）。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座两层小楼究竟是如何“很普通”，但是我们知道“北方山村的农家小院”，一般来说都有数百平米的土地面积，而在农家小院里，除了生活住房以外，还要在院内堆放各种生产生活物资，停放工作生产生活工具和车辆，比如说木柴、晾晒架、粮囤、拖拉机或者农用车等，还可能饲养家禽与家畜等，看似面积不小，实际上并不宽敞，而且农家小院里大多是平房；而魏巍的住处则是两层小楼，而且是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说是别墅一点不为过。如果将他的住房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折算一下，那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天文数字，是王学忠这些下岗工人不知多少辈子的总收入都难以相比的。再看他们这些人，参加会议享受的也绝不是一般人的待遇，他们来到开会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们（指的是魏巍、贺敬之──引者）迎进贵宾室”（第185页），享受的是贵宾的待遇，而王学忠“想去见他们，被工作人员拦住。”（第185页）幸亏王学忠经人推荐后与他们有了交往，才得以见到他们；如果是其他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不要说进贵宾室，就是魏巍与贺敬之这些人所待的新北纬饭店想进都未必能进去。再说魏巍与贺敬之这些人如果生病住进了医院，那待遇也是令人惊叹的，不仅有专家级的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而且还有数名警卫员、秘书和保姆伺候在左右，享受着一流的医疗服务；而一介平民生病要住院能找到一张普通的病床都很不容易，更何况还要为高昂的医疗费而发愁。由此可见，魏巍、贺敬之与王学忠毕竟不是一个阶层的，按照文化名流所持的阶级标准来看，王学忠与他们肯定也不是一个阶级的:王学忠是需要流汗流泪的，而他们只是尽情享受的，而且包括他们的子女处境也有天壤之别。

尽管魏巍与贺敬之等人与王学忠不属于同一阶层，但是魏巍和贺敬之等人还是非常青睐王学忠，以极大的热情称赞王学忠的写作，对于王学忠的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在给王学忠的信件、为王学忠所写的评论文章或者所作的序、向外推荐王学忠的信函与会议上有关王学忠的发言中都不乏溢美之词。实事求是讲，这些溢美之词，有些比较符合实际，但也有不少夸大之词。他们一方面盛赞王学忠在作品中发出“阶级弟兄的声音”（魏巍语，第155页），“为工人阶级说了话”（魏巍语，第156页），“为工农大众说话”（敖忠语，第157页），“从社会底层踏上精神高地”（贺敬之语，第188页）；另一方面将王学忠定位为“正在成长中的杰出的工人阶级诗人”（李成瑞语，第224页），“新一代工人阶级的代表，是新世纪工人阶级的诗人，是具有工人阶级品性的奋发向上、战斗不息的战士诗人”（涂途语，第261页），认为王学忠“已写出了不朽的诗篇，有些诗，肯定是文学史上的不朽成果”（鲁煤语，第232页），“应该给”王学忠颁发“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鲁煤语，第233页）。熊炬则表示：“王学忠的诗最可贵处就在于‘贴近生活，有真情实感’，并且能‘正视底层现实’，‘忠实地为劳动人民代言’，颇有‘同志’之感，”（第240页）。陈福成更是十分推崇王学忠：“我身为一个当代诗人、作家、文学研究者，我从古今所有诗人、作家中逐一找寻，希望找到可以文学诗歌‘医人魂，救国魂，唤醒中华民族灵魂’的典范人物。我请出鲁迅、屈原、杜甫、李白、陶渊明、李后主，以及代表平民诗人王学忠，相信这七人有充分的代表性。”（第344页）这些人在推出王学忠的同时，还不忘抨击和否定诗坛，重庆《小诗原》主编穆仁在发表王学忠诗歌时特地在《编者按》中写道：“在诗坛背离现实，背离读者，歪风盛行之际，收读诗人刘章呼吁关注现实平民生活、关注地摊诗人王学忠的短信，令人感慨系之……”（第255页）当今诗坛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可能还比较严重，但也不能全盘否定，一概抹杀。然而，在穆仁看来，当下诗坛几乎一无是处，那么推出王学忠及其诗歌作品似乎可以改变诗坛的现状，开辟诗歌新纪元，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文革”初期《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心推出。在这个被简称为《纪要》的文件中，赫然提出的是“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十七年”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成就，从而为推出江青所搞的样板戏铺平道路。王学忠诗歌当然有其特点和长处，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在穆仁这里显然夸大了王学忠的诗歌功能。

王学忠一下子的成为魏巍、贺敬之、李成瑞、穆仁、鲁煤等人眼中的“香饽饽”。他们似乎成为王学忠的真挚的朋友与难得的导师。但是，导师也好，朋友也罢，待人是应该以诚为本，既要看到朋友和学生的长处，也要诚恳地指出朋友和学生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而，这些人却将那么多漂亮的评语和一顶顶光彩四射的光环套在王学忠的脖子上，毫不吝惜地将各种称号赠予王学忠，将王学忠塑造得光彩夺目。但是，他们在给王学忠的书信或所写的文章中既没有指出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又很少对提高王学忠的创作提出实实在在的建议。其根本目的，他们只是觉得王学忠可以利用，经过他们的改造和引导，将其创作纳入到他们设定的创作轨道之上，他们要通过王学忠的创作表达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的红色文化。魏巍要求王学忠将他的创作“当作剑，当作武器，用它来为亲爱的阶级弟兄说话，为他们的命运搏斗”（第156页）；贺敬之则希望王学忠“要用诗歌来体现‘伟大阶级的深沉思考’”（第189页）；李成瑞向王学忠提出了3条建议：“一是在生活中学习；二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三是学习古今中外诗歌大家的作品及创作经验。”（第224页）李成瑞的建议第一和第三项都是虚的，唯有第二项才是根本，此外，李成瑞还积极鼓动王学忠到红色文化的大本营南街村去，去做红色文化吹鼓手，做南街村的御用诗人；鲁煤则劝诫王学忠“在生活中，不要偏看阴暗面，而要看全局，也要多看光明面”（第236页），鲁煤还在给王学忠的信中“多次劝他写一些正面题材的作品”（第236页），去写主旋律作品，成为主旋律诗人；熊炬对王学忠的期待是，“您不要满足于做平民诗人，您应该是无产阶级诗人，无产阶级诗歌的代言人”（第240页），他要“把王学忠培养成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诗人’”；穆仁“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王学忠诗歌定位的认识，在历史发展到市场经济的时代，做‘平民诗人’还是‘工人阶级诗人’，不言自明……”（第255页）；……这就是说，这些文化名流热捧王学忠的根本原因是在寻找自己的在新世纪诗坛上的代理人，通过栽培王学忠，让他们始终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

然而，这些人头衔很多，不少头衔还挺吓人的，足以令许多底层人士仰慕，其实他们那种素质还是在不经意间露出破绽。在热捧王学忠的文化名流中，鲁煤的身份比较显眼，他“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文化部艺术局创作室、中国剧协创作室编剧，《戏剧报》、《剧本》月刊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第231页），被称为“天才剧作家”（钱志富语，第232页），应该很有文化，但是他在给王学忠的信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美国平等站立，使我感到扬眉吐气而自豪！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潮流下，我们的国家，包括朝鲜、古巴，都在改革开放，这是世界必由之路。而这，就给贪污腐败、造假犯罪、坑人害人以可乘之机，以及出现了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道德败坏等严重社会问题，形成了所谓‘一边是庄严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现状。”（第236页）且不说这几句话语言表达上的磕磕碰碰，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也很搞笑:首先，“我们的国家和美国平等站立”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而是在二战结束之时，当时中美两国与苏、法、英一道创立了联合国，并且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可以说是“平等站立”。其次，“我们的国家”后面怎么会“包括朝鲜、古巴”？难道朝鲜和古巴是中国的吗？再次，朝鲜一直反对和拒绝改革开放，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全地球人都知道，而他这个国家级的文人竟然都不知道!第四，鲁煤认为“贪污腐败、造假犯罪、坑人害人”行为都是改革开放提供的“可乘之机”。然而，这些问题都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出现的吗？他是过来人，他应该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这些问题，否则为什么会搞“三反五反运动”呢？就是这样连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的人，就因为是文化名流，就可以对王学忠的写作进行指点。

王学忠是一个质朴的人，与他写出来的那些朴实直率的诗作一样。我与他交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快人快语和直截了当的表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11年6月下旬，雁翼文学馆、河北省雁翼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邯郸举行。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王学忠，他给我的印象与陈才生的这部传记中的描写和叙述的完全一样。这次见面，他有两点令我印象深刻:一是他在闲着的时候竟然蹲在一木栏杆上，十足的北方汉子的做派；二是他在文化参观时与我相邻而坐在大巴上，一路自然要交谈，而我们的交谈就是争论，主要是关于腐败根源和根治腐败的途径问题分歧严重。我们俩都很坦率，一路争论下来，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倒是有趣。所以，我一直把王学忠当作朋友。去年11月下旬，我到安阳去参观，他还到我住的宾馆与我见面交谈。对于王学忠成为“香饽饽”，本来我应该替他感到高兴，但是读了陈才生所写的这本评传，我感到的是担忧，担忧的是王学忠被人利用和误导进而毁了他的文学创作。

当我了解到王学忠受到那些文化名流们的影响后的情况，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他在读了贺敬之的著作后，完全接受了贺敬之关于两个制度的理论。贺敬之认为：“作家面对的制度有两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肯定；而对‘具体制度’，因为‘还不完善’，特别是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端”和“痕迹”’，可以‘暴露和批判’等等。”（第191页）贺敬之的理论很具有迷惑性，他将制度作这样的分类，其实是将“根本制度”抽象化，割断了“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切割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是引导王学忠在反腐败问题上仅仅停留于问题的表象，从而阻断了王学忠深挖腐败产生的制度性根源的努力。在贺敬之的“理论”指导下，王学忠“逐渐形成了他的诗要反映时代、为人民而歌、为无产阶级的生存发展而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第191页）王学忠的思想一下子回到了数十年前的“文革”时期，与21世纪的世界文明潮流──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相去甚远。2003年，王学忠在致雁翼的信中表示：“中国诗坛若能让老师这样的诗歌大师掌管诗歌大船的船舵，中国当代诗歌便不会背离人民的意愿，偏离航向了。”（第207页）王学忠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他所担忧的对象却搞错了，是个伪命题。首先诗歌创作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不是大海中的一条航船，因为每一条船都有自己的目标，而文学是个体的事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努力的方向，怎么能完全一致呢？而且，文学创作是各人的自由，所有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创作，怎么能由某一个“大师”来“掌管”？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受到读者的喜欢，得到读者的肯定就会在一定范围内流传下去，谁也不能以“人民”的名义来吹捧或者打压作家的创作。事实上，没有人就读者对某部作品的喜欢与否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往往都是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代表人民”去宣判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2003年1月，《南方周末》发表何蜀的文章，指出人们熟知的渣滓洞烈士陈然的那首流传甚广的《我的自白书》是由杨本泉（穆仁）代写的。本来，这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问题，如果何蜀的说法缺乏依据，你就完全可以凭证据予以驳斥，直接让穆仁本人来澄清这个问题。但是在重庆却出现了所谓的“挺何派”与“倒何派”。后来，穆仁等人居然拉着王学忠表态，而王学忠立即作了表态：“从古至今，代写的例子很多，国家把《我的自白书》编入《革命烈士诗抄》以及中小学课本，是在宣传一种英勇斗敌、不怕牺牲的精神，能为革命烈士写这样一首诗功不可没。”（第257页）王学忠在这里将作假行为置换成“代写”，如果是“代写”，必须得到被代写人的授权，否则就是冒充。对于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应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国家”名义造假，否则就是对青少年的毒害，青少年一旦了解到历史真相就会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结果适得其反。王学忠的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诗人追求真的精神，而且有损于他的个人形象。2008年，王学忠写了政治抒情诗《为了新中国，冲啊！──纪念董存瑞英勇献身60周年》。他在诗中呼告人们“不要忘记呀/生活在今天幸福的人们/每一份甜蜜，没一刻安宁/皆缘自那个年代……”（第466页）读到这样的诗句，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王学忠自从出生直到下岗后吃低保，乃至低保也吃不成，甚至还被关进太行山的训诫所接受训诫，真不知道他和他的家人究竟享受到什么“幸福”!再说他周围的那些与他一样下岗的工人，与他一样摆地摊艰难谋生的人，到底又有多少“幸福”，享受到什么“甜蜜”！如果他真的那么“幸福”和“甜蜜”，他还能写出那么多呐喊与激愤的诗作吗？他的这首诗确凿无疑地表明他已偏离了他所追求的诗歌的真实，多少有些为了政治教育而粉饰现实成分。到评传中王学忠这样的事例，我深感痛心和担忧。从刘少奇、林彪到“文革”中的关锋、戚本禹以及红卫兵造反派都无一例外地以“始用终弃”而告终，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教训太深刻了。问题是，王学忠首先应该清醒过来，以冷静和智慧战胜“香饽饽”带来的诱惑，这样他才能够早日跳出受到文化名流宠爱背后的陷阱。

2016年1月3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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