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8：“纯文学”才女林海音

2025年11月22日 06:0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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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称为“纯文学”才女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他在台湾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和《纯文学月刊》；其次，她长期从事“纯文学”创作。什么是“纯文学”？通过搜狗搜索我们所得到的解释是:“纯文学包含三种含义，第一种是与古代‘文学’概念相对的现代独立的文学学科观念；第二种是指与工具论文学观相对立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观；第三种是与商业文化相对抗的文学观。”（http://baike.sogou.com/v23214.htm）就林海音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与创作来看，她的“纯文学”应该着重在第二种含义，同时也含有第三种意义的意味。

林海音是由新闻转向文学的。早在1934年，16岁的林海音就到成舍我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就读，并在成舍我的《世界日报》担任实习记者。到了台湾以后，她于1951年参加台湾青年文化协会主办的“夏季乡土史讲座”，开始接触文学界。1953年她受聘担任《联合报》副刊主编，标志着她正式步入文学界，1955年，林海音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标志着她正式登上文坛。林海音踏入新闻界到转到文学界期间，正是中国政治氛围非常浓厚，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时代，而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士还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抑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与政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主动投入政治，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旋涡，但是林海音似乎是个例外，她与政治相间隔，即使政治偶尔波及到她，也很短暂，没有给她造成重大的伤害。这倒是令我们感到新鲜，觉得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品味。

林海音籍贯台湾，出生于日本大阪，成长于北平。因此，林海音在北平生活期间就有寄居他乡的感觉，这使她与现代类似的作家不同。比如朱自清，籍贯浙江绍兴，出生于连云港的东海，成长在扬州，然而他对扬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既没有声称自己是绍兴人，也没有说自己是连云港人或者东海人，而是写文章自称是“扬州人”。而林海音尽管对北平怀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她没有以“北平人”或者“北京人”自称。这或许是她的家乡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缘故，自己的家乡愈是沦落于异族统治之下，就愈是强烈地视自己为那个家乡的人。所以，林海音一直把台湾视为自己的根。1920年代，不少台湾人不愿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殖民之下，来到大陆生活。林海音一家就是这样，他们生活在北平，但是就是在北平，他们却不能公开声称自己是台湾人，如果别人要了解，只能屈辱地说自己是福建人或者广东人，原因是说自己是台湾人，担心引起日本领事馆的注意或者受到别人的歧视。这样的现实令那些流落到大陆的台湾人多少有些自卑。身在这样的情况下，林海音多少产生了某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尽量避免出头露面，况且她那时还是个女孩子。那时，北平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林海音由于台湾人的身份而处于边缘化，所以她没有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很不幸的是，林海音的父亲于1931年去世，这个时候林海音才13岁，她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而她在兄弟姐妹中最大，因此，她得和妈妈将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支撑起来。为了帮助妈妈抚养弟弟妹妹，正在翊教女中读书的林海音放弃了继续读中学将来读大学的机会，报考了由成舍我刚刚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目的是既可以免除学费，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又可以在读书期间到报馆实习，“将来有机会进报社工作”（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3月版，第51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注页码）。在北平新专读书期间，林海音非常用功，成绩优秀，于是和另外3位女学生被誉为“四大金刚”（第52页），成为成舍我的高足。林海音从新专毕业后进入了《世界日报》，在成舍我手下工作，受到成舍我进一步栽培。与此同时，有着“萧伯纳”美誉的成舍我夫人也很关心和支持林海音的工作，她那“与世无争，事事容让，也毫无傲气”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着林海音，培植了林海音的贤淑与儒雅，也使林海音在事业上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

林海音在《世界日报》工作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她在这里找到了爱人夏承楹。夏承楹，原籍南京，出生在北京，他的家庭是一个以忠厚传家的书香门第。林海音进入《世界日报》工作，被安排与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就是这张办公桌连结着他俩，并且使他们日久生情。他们的恋爱是十分甜美的，“常去北海溜冰，听音乐，看电影，吃小馆”（第63页）他们结婚以后过着非常甜蜜的白领阶层生活，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当然不会管那些政治上的事情。

大概是林海音的家有着日本的背景，即使在日本人侵占北平期间，林海音的白领生活也没有被打断，一切如常。其时，虽然《世界日报》不得不关门，但是林海音很快就在公公的介绍下，进入了师大图书馆工作，生活似乎没有受到打扰，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因而在日本侵占北平期间，林海音先后生下了夏祖焯（1941年）、夏祖美（1945年春）两个孩子。如果说抗战取得胜利让林海音感到高兴的话，那就是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她可以和家人回到日思夜想的台湾了。

1948年初冬，林海音一家乘飞机离开北平，在上海稍许停留后便乘船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台湾。这使她与当时许多人去台湾的情况与所不同。1948年冬天对于身处北平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很迷茫的时期，国民党节节败退，北平很快就将失守，他们到底是与国民党离开，还是留下来，颇费心思。如果跟国民党走，国民党非常腐败，将来的前途怎么样很难说；如果留下来，共产党能否容得下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而林海音去台湾，显然与政治无关，就在台湾光复以后，林海音的“娘家人就一直希望她能回台湾。已先赴台的二妹夫陈祥霖也来信劝他们赶快走，并说台湾有房子可以住。”（第85页）

到了台湾，林海音首先与丈夫一道进入《国语日报》工作，她担任编辑。《国语日报》是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一份报纸，因此，报纸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台湾推行国语，因此与政治关系不大，业务性比较强。后来，对文学创作产生浓厚兴趣的林海音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散文与小说，于是给《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和《妇女周刊》投稿，于是接触到谢冰莹、张秀亚、徐钟珮、琦君、张漱涵等一批女作家。而这些女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关注政治，在她们看来，政治似乎只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没多大关系。当年的台湾虽然处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但是国民党没有按单位组织所有人参加政治学习，要求所有人都来关心政治，参与政治，那么就不能实现对所有人的精神控制，因此它的专制也就不那么十分严密，这就给林海音与她的朋友们疏离政治留下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不仅如此，作为林海音等人发表作品重镇的《妇女周刊》由于“报纸缩张，数度遭到停刊”（第113页），喜欢打抱不平的林海音居然写下了万言文章《一个抗议》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这种公开抗议如果发生在泛政治化的社会里，所产生的后果一定非常严重，即使没有公开反对，就是发几句牢骚，都可能被打成右派，而且还可能受到无情的群众专政。然而，林海音的“抗议”发表以后，不仅没什么事，而且很快见了效果，被停刊的《妇女周刊》很快就复刊了。当然，就林海音的“抗议”来说，基本上就事论事，并不涉及政治。

1955年，林海音的第一部书《冬青树》出版了。这是一本散文集，收录了林海音自1950年至1955年间所写的作品。根据文学评论家司徒卫的说法，这部散文集中的“我”“几乎全是贤惠又健全的主妇，一种新形态的贤妻良母，她们是快乐家庭的中心，家庭和谐安乐的原动力。”（第120页）可见，《冬青树》所写的应该就是林海音自己的甜美幸福的生活。当作家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快乐和幸福之时，那么他/她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慢慢地享受和品味，而不用去管外面的政治风云，好在当时台湾的政治风云也没有顾及林海音的家庭个人生活，因此，林海音与政治在当时颇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味道。也许会有人认为，林海音沉浸在个人的幸福之中，使自己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不够宽广，对于生活的认识不够深刻，但是各人有各人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人生的渠道与方式，不必苛求所有的作家都要写出史诗性作品，也不必要要求他们都成为深刻的思想家，只要其作品能够让读者了解到某种生活，感受到生活的某种趣味和意义就可以了。因此，林海音受到司徒卫等评论家的肯定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从她这里看到了一个温馨而和谐的“家”，一个浪漫而不受政治侵袭的“家”，一个与巴金等人完全不同形态的“家”，一个现代人梦中追求的“家”。因而，《冬青树》被认为是“家的文学”（第120页），又被认为是“以小女人写家”（第121页），所以说，林海音在爱的港湾中开创了她的“家庭散文”（第122页）。大概就是她的这种性格与写作，著名作家钟肇政认为，林海音“很明显地是个自由派，她不管反共不反共，或白色恐怖，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很纯洁的、很纯正的。自由派的人士大多是政治警觉性不够。不过她的关系很好，朋友之间的来往很好，这对我可能也产生了一些保护作用。”（第153页）老舍的儿子舒乙也持相似的看法：“林先生（指林海音——引者）是个自由派，她对政治没兴趣。她谈的都是人、历史、文化、人情世故，她对文坛什么派别也没兴趣，有些人林先生根本不接触，她是个非常纯的作家。”（第153页）在这里，不论是来自大陆的舒乙，还是台湾本土作家钟肇政都不约而同地将林海音视为“自由派”人士，然而，她这个“自由派”人士很容易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混淆，但是林海音并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般具有浓厚的政治情结──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干预，所以，林海音的“自由”是疏离政治乃至避开政治所获得的某种自由。

文学与政治虽然并不一定联系密切，但是有时两者还会碰到一起。林海音虽然无心过问政治，但是政治有时还会过问她。1963年，林海音遇到了“船长事件”，结果导致她辞去《联合报》副刊的职务。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春季的一天，林海音在编《联副》的时候，发现所编的稿子未能填满版面，版面空了一小块，她于是便从抽屉里找出一首短诗填补上。恰巧她找到的是风迟的诗《船长》。没想到这首只有14行的短诗却惹来祸端。诗歌发表的当天早晨，台湾的“总统府”就给《联合报》打来电话，认为该诗有影射“总统”“愚昧无知”的嫌疑。这在国民党专制时代，可是不小的罪名，林海音虽然不是该诗的作者，而且她也没有“影射”最高领导人或者讽刺当局的意图，但是她作为该诗的编辑，是有责任的。然而，她既没有为自己的编辑“失误”作辩护，也没有埋怨作者给自己招惹了麻烦，而是“当即向报馆辞去职务”（第146页）。林海音的辞职确实是很委屈的，但是她觉得无论如何不能给报馆造成损失，自己多承担点，问题不大。该诗作者其实也没有“影射”“总统”的念头，但是他遇到了文字狱，结果关押在“军法处”，坐了4个多月牢，接着又被送到台北土城生教所关了3年多时间。林海音当时幸亏生活在台湾，她辞职以后没有遭到政治迫害，生活与工作如常；如果是在另一专制社会里，那她不仅免不了牢狱之灾，而且还可能交给群众专政，让她“永世不得翻身”，还可能“遗臭万年”。林海音毕竟是在台湾，她刚从《联副》辞职，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到自己的报刊社上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征信新闻》邀请她担任副刊主编，只是她考虑到要为丈夫和公公编印文集而没有就任。可见，“船长”事件虽然令林海音辞职，但是对她的人生影响并不大。

离开《联副》之后，林海音没有马上就业，看来她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他可以拿出充裕的时间替公公和丈夫编印作品集，到美国、日本访问，并且继续搞自己的创作。林海音出访美国，虽然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但是她的访问却是非政治的。她出发之际，到机场给她送行的没有官方人士，是她的20几位女作家朋友。她来到美国，既没有要人陪同，又没有要翻译，而是“万里独行”（第160页）。她在美国主要造访了大都会博物馆，参观了马克·吐温故居，并且到了洛杉矶的著名明星住宅区转一转，既了解美国人的生活状态，又看到了美国儿童读物的丰富。4个月的美国之行，林海音除了写了大量的书信之外就是创作了《作客美国》，可谓成果丰富。林海音访问日本，那是寻访她的出生地，带着情思。所以，他这完全是一个作家的出行，是一个女性的访问，尽管那是一个全球处于冷战的时代，但是她的远行与政治没有牵连。

1960年代中期，林海音的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她在这个时期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其中包括代表作《城南旧事》。就这个时期的林海音创作来看，主要写的是她在童年时所见识的社会现实，其中最突出的是姨太太现象，思考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虽然林海音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谈到了五四运动对她的影响，也提到她的父亲曾经帮助过一个青年学生，让他与一个姨太太“携手做了革命情侣”（第179页）的事，甚至她在创作中不乏“批判社会的意识”（第179页），但是她就是没有写出政治性的小说，这倒不是她胆小惧怕政治，而是觉得写社会边缘人的困境、写“在旧道德伦理的桎梏中痛苦挣扎的新、旧时代的女性”更有意义。而这就使得她的创作避免了党派政治的控制和由此而带来的庸俗化、肤浅化、概念化、功利化与工具化，从而走向纯粹的文学。因此，林海音的作品虽然未必能够成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典，但是还是那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当那些党派文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因时过境迁而失去价值的时候，林海音的作品却能够以其纯粹的文学味道打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人们的心。

林海音曾经表示过她对前辈作家凌叔华十分敬佩。凌叔华曾与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的通信。而在通信中，维吉尼亚·伍尔芙给了凌叔华教诲:“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很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给中国读者的。”（第188页）林海音读到她们的通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在她们通信四十年后的今日读到这几句话时，心中惊喜地想，它怎么跟我一向对小说写作的把握，是这么接近呢？”（第188页）同时，林海音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感受，说到底她不受什么理论指导，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感觉，崇尚的是“舒服”和“自然”（第189页）。她所说的“舒服”是指自己感觉不错就行；她所说的“自然”就是跟着感觉走，不扭曲自己，也不装腔作势摆架子。因而，她的作品能够给人以美感，让读者既见真诚，又感亲切获得纯文学所带来的美的享受。

除了创作小说和散文之外，林海音人生最辉煌的算是创办《纯文学月刊》。当初，林海音并没有打算以“纯文学”为自己的刊物名号，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为了避免与人家的重名。她创办该刊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推行“高水准”（第217页）的文学，提高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这话虽然稍许有些大，但是她确实在这个方面作出很大的努力。她这个刊物的工作人员虽然不多，只有3个人，但是联系的基本上是当时岛内最高水平的作家，余光中、於梨华、梁实秋、张秀亚、琦君等当即就给林海音送来稿子，只是由于台湾与大陆处于敌对状态，与香港的关系若即若离，因此约稿作家只能局限在小小的岛内。该刊不仅发表台湾作家作品，而且还请人翻译介绍日本文学。当时，虽然不能向大陆作家约稿，但是林海音的目光没有局限在蕞尔之地，而是放眼全中国，她从第二期开始设立了“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她这里所说的“近代”与我们大陆所指不同，我们所说的“近代”是指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段历史，有时候只指上个世纪之交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约20年时间；而林海音所说的近代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她之所以称这个时间段为“近代”而不是“现代”，大概是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因为这个时间段对于此时的国民党当局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不过，林海音在这个专栏所选的稿件有关庐隐、凌叔华、苏雪林、郁达夫、俞平伯、朱湘、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戴望舒、沈从文、朱自清、梁实秋、和老舍等，他们当时基本上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后来，这个专栏的许多文章与原作家作品以《中国近代作家作品》为书名结集出版，并且在两岸关系正常化之后赠送了一本给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林海音的《纯文学月刊》在出版4年后（1971年）停刊了，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位“立法委员”不知出于何故，诬陷林海音先前编的《文星》与这个刊物都是受美国人出资资助的。林海音没有申辩，也没有坚持办下去，而是果断地宣布停刊。所幸的是，虽然《纯文学月刊》停办了，但是与该刊连成一体的纯文学出版社还在继续运行，那么林海音可以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出版社的经营上。纯文学出版社与《纯文学刊物》的编辑宗旨基本一致，都是以发表和出版纯文学作家作品为己任，只是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其实，儿童文学虽然主要是给少年儿童阅读的，但是依然在纯文学的范畴之内。

纯文学出版社在林海音的主持下存在了27年，最后作了完美的谢幕。当时，林海音已经年届77岁高龄，明显感到精力不济，于是主动给她经营多年的出版社“画下完美的句点”（第330页）。本来，林海音可以将出版社交给别人打理，让年青人接班经营，但是她没有，而是自己将其终结。在结束出版社问题上，林海音主要需要解决的是版权问题和书库里的存书。而版权和存书是可以卖出得到一笔不菲的经济收入的。然而，林海音却把存书捐给了图书馆、学校和慈善机构，将著作版权交给作者。这在商业化比较高的台湾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搞纯文学的人往往将金钱看得很淡，将精神看得很高贵，因此，所有受益者都会对林海音的这一举动铭记于心，她的温和、儒雅、高贵与美丽的形象也将铭刻于人们的心间，而她的这一形象是由她远离政治、远离铜臭，追求文学和精神的纯粹联系在一起的。

2014年12月1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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