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26：传统文人柳亚子

2025年11月18日 05:5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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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但是对柳亚子一直知之甚少。以前所了解的也就是毛泽东曾经与他和了一首七律：“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未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从毛泽东的这首诗中，我了解到柳亚子是一个爱发牢骚的老头，仅此而已，别无他知。就是他发牢骚的原因，似乎与待遇有关，但也不能确定。幸有省教院老同学周广秀送我一本他所撰写的《箫剑诗魂：柳亚子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只标注页码），读了之后，我才对柳亚子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觉得柳亚子本质上是一个文人，热衷于政治，虽生活于20世纪的中国，但骨子里却是传统的，缺乏现代精神。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儒家文化影响最为深广的地方，受到儒家文化浸濡至深的中国文人大都怀有浓厚的政治情结。且不说几千、几百年前，就是在20世纪，绝大多数文人仍然十分热衷于政治。然而，这些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除了那些沽名钓誉，试图捞取个人名利的，很少懂得政治，更不了解政治背后的东西，但是就是这些不懂政治的文人偏偏纠结于政治，最终只能被政治所利用。柳亚子应该属于这种类型的文人。

柳亚子出身于江南的书香门第，祖辈以耕读传家，而且，其始祖柳琇及子嗣多擅诗文。生于这样的家庭真是幸运，既无温饱之忧，又可饱读诗书，还可沐浴到良好的家风。同许多文人一样，柳亚子从小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特别令柳亚子感到幸运的是，他幼时的老师对他并不严厉，他可以向老师提出“不要干涉自己的自由”（第11页）的要求，另一位老师不是按照通常私塾那样教他背什么《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八股文之类的东西，而是根据他的爱好教他下棋喝酒，给他讲《聊斋志异》和《隋唐演义》等故事。这当然开拓了柳亚子的眼界，培植了他的诗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宠惯了柳亚子，养成了他的坏脾气，促使他的思想和情感走向偏激与激愤。另外，柳亚子与许多作家一样，还是个仲永式的神童。他在14岁时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诗作，稍后还在某报举办的和诗比赛中“得了头奖”（第13页）。这是令人羡慕的，也令人佩服。但是，少年得志的人往往比较自负，有的人自负还十分严重，这就极易排斥和贬低别人，不容易接受他人的批评、建议和意见。所以，当文坛前辈莘庐为他可能“堕入魔障”（第13页）而表示担忧时，他则不以其批评为然，并且为自己辩解。当然，辩解是他的权利，不盲从别人的意见也是应该的，但是别人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第13页）的，而柳亚子没有细想和接受那些“有道理”的东西，则不可取。

柳亚子出生于1887年，这是晚清时期。随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化。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既是极大的不幸，又是十分的幸运。说其不幸，在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不能让人过上平静的生活，而是漂泊流浪，颠沛流离，而且还可能遭遇各种不测；说其幸运，这是说人在这样的时代可以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可以从社会复杂变化中获得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甚至可以独立而自由地思考，对人生作出多种的选择。1894年，柳亚子6岁时，甲午战争爆发，这个时候的他可以记事了，随后是戊戌变法，西学渐进，到了世纪之交，柳亚子已是青少年了，他可以通过阅读和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国家的许多大事，阅读到许多报刊杂志，而且可以渐渐地接触到西方文化思潮。康有为的改良、孙中山的革命都在柳亚子的心灵上留下印记。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柳亚子所接受的思想理论十分庞杂。周广秀对柳亚子的这种状况评述道：“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柳亚子只能自然地、盲目地接受各种知识和理论，思想是杂乱的，充满了矛盾。”（第27页）周广秀的评述具有一定批评的味道。其实，对于青年人来说，多接触各种理论并非坏事，总比迷信一种思想理论强。接受各种思想，可能使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相互矛盾，这很正常。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人们可以在比较中予以取舍或者对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修正。问题在于对于所接触到的思想理论的取舍与人的性格、经历、处境等密切相关。青年时柳亚子所接触的思想理论既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又有“义和团”的东西，既有梁启超的思想，又有龚自珍的诗文，甚至还涉猎到卢梭的《民约论》和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并且接受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为了表示对卢梭的崇拜，他改名为“人权”，号“亚卢”或者“亚庐”，意即“亚洲卢梭”（第27页）。柳亚子在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之后，也很热衷于诗界革命。不过，或许由于知识结构、阅历和所处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柳亚子对于西方的思想理论认知只是皮毛，对诗界革命也只是一时兴趣，其中或许还含有追逐时髦的成分。综合起来看，柳亚子的急躁、自负和叛逆的性格推动着他在吸收各种思想理论，偏重于激进的改造社会现实方面。

1902年，15岁的柳亚子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是一个民间团体，从名称上很像是探讨基础教育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爱国学社”，“既是学校，又具有革命团体性质”（第29页），政治色彩远远超过学术性。因此，每逢星期天，社员们便在张园“开会演说，昌言革命”（第27页）。后来柳亚子和他的同乡会员在他的家乡黎里成立了“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并且创办了《新黎里》，经常发表演讲，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随后，柳亚子以“中国教育会”会员的身份进入了爱国学社学习，成为章太炎和吴稚晖的学生。在章太炎所布置的作文中，柳亚子写了《柳人权本纪》的作文，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得到了章太炎的肯定和褒奖。

当然，柳亚子并不满足于写写文章，抒发自己的情怀，他还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倾听革命家邹容等人的演讲，阅读邹容和章太炎等人的著作，接受晚清时代革命思想。当时的革命者就中国未来的走向与所谓的“保皇派”展开激烈的争论。革命派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坚决反对“保皇派”的立宪意见。从历史来看，推翻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是必须的，依靠满清统治者是无法推动变革的，戊戌维新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保皇派”希望在皇帝的主持下立宪是行不通的。而革命派最根本的问题是将作为手段的革命当作目的，没有考虑到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历史的社会，革命者取代满清以后，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其实，革命的目的应该是立宪，立现代文明之宪，使柳亚子和他们这一代人所追求的人权落到实处。这就是说，革命不过是为建立现代国家，立现代宪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然而，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将革命与立宪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两者水火不容。从本质上讲，革命派和“保皇派”都是爱国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推动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但是他们都有致命的思想观念的缺陷，都容易将中国引向歧途。对于柳亚子来说，他不是这场争论的旁观者，而是倾向于革命派这一边，那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派的缺陷。当然，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也倾向于革命派，因此，柳亚子等人的思想观念得到了比较高的评价。

柳亚子确实参加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教育会”，并且非常崇拜邹容、章太炎、孙中山等鼓吹革命，反对满清统治者的人士，思想颇为激进，“醉心革命”（第41页），“革命激情炽烈如火，汹涌澎湃”（第45页），甚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武装暴动，就连他的朋友苏曼殊都参加过暗杀团，而他却没有。就他的交往来说，他常常与文人待在一起，吟诗唱和，再就是游山玩水，就连为那些武装斗争者出谋划策都没有。1909年，柳亚子和高旭、陈去病等组建的南社成立。就其性质来看，应该是一个松散的文人墨客雅集团体，与柳亚子高涨的革命激情似乎有些不相配，不过，再看柳亚子的行为，似乎很契合于他。因为他虽然推崇革命，时常表现出激愤之情，但是他常常参加的是诗酒唱和雅集聚会。“酒宴中，社友们豪饮畅谈，指点江山，臧否古今，逸兴飞扬。”（第76页）从柳亚子组建南社以及他的行为来看，他虽时常为革命而慷慨激昂，包括写诗作文、发表演讲，但是他只能说是革命的鼓吹者和啦啦队，而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游历和诗酒构成了柳亚子人生最重要的两项内容，而这也就决定了他只能是文人而不能成为革命家或者政治家。

既然不是革命家，柳亚子当然不会参加革命活动，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没有参加武装暴动；国共反目时，他虽然十分赞赏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之前还向恽代英提出建议除掉蒋介石），但是他没有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既然不是政治家，这就决定了柳亚子所接触到的现代政治理论只是皮毛。如果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必然要深入思考革命的理论问题，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及时提出自己的改造社会的政治理论。然而，柳亚子只是一个文人，一个激情澎湃的文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只期盼改造社会，按照乌托邦的理想建立起新的社会，但是新的社会究竟什么样，他也只是人云亦云，听从和迷信别人的描述，没有思考别人的理想王国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最现实的情况来说，柳亚子如果是一位政治家，他就应该思考革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革命决不是简单地推翻现有的政权，革命后如何实现社会的现代转型？革命所建立的权力如何确保其公平、公正？革命如何革除以前社会的各种弊端？等等，可惜柳亚子一直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当然，不只是柳亚子一个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也很少思考这些问题，倒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照搬他人的理论和所谓的“经验”，既没有认真深入地思考，也没有作科学研究，进而不可避免地为现实中的种种假象所迷惑。既然柳亚子既不是革命家，也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他只能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文人，然而，这样的文人很尴尬，因为他很难确定自己的身份。他在慷慨激昂，指点江山，激情澎湃之时，他无疑将自己摆在政治家的位置，似乎自己已经是领袖式的人物；然而他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实实在在地为政治做点什么，一有时间，不是喝酒、游玩，就是吟诗作文，似乎革命距他比较遥远，与他关系不大。有时他也去凭吊那些革命烈士，但也仅仅是凭吊一下而已。如果说他看重文人身份，他又不甘寂寞，待在书房里踏踏实实做些学问，而是喜欢参合到政治之中，颇有几分愤青的味道。

在柳亚子看来，革命“首先是群体的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其次是个人进行暗杀，除掉虏酋敌首，自然乾坤复位。”（第47页）周广秀认为柳亚子的革命观“极为幼稚”（第47页），我很赞同。柳亚子的革命观归根结底一句话：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的这种看法，是有传统的。民间有句话：“擒贼先擒王”。将王擒住，似乎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殊不知，除掉的仅仅是“虏酋敌首”，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产生新的“虏酋敌首”土壤和温床。这就是说，中国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少数几个“虏酋敌首”的问题。问题还在于，持暴力解决问题观点的不只是柳亚子一个人，当时的中国革命者和文人普遍持有这一看法。而这种普遍的头脑简单就意味着中国革命必然会出问题──治标不治本，没有走出仅仅更替统治者的历史怪圈。这就是说，柳亚子虽然接触到西方的思想理论，但是没有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深入思考下去，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只是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皮毛上，那么在这种思想理论基础上的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旧辙，那么这样的革命对整个社会来说，破坏性很大，推动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有限，远远小于对社会的破坏。

柳亚子所持的思想理论加上他那极其自负的性格，使他自己也陷入了专制的怪圈。他在执掌南社的大权之时，与社友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南社与之前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一样，既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却又具有文人社团的特征。一帮文人建立这样的社团不可避免地陷于历史的窠臼，并不具有现代政党的性质。当然，不只是南社，就是在上个世纪之交成立的各种社团组织，也都不具备现代政党的性质。虽然有些组织号称这个党，那个党，但是都存在着领袖崇拜的问题，领袖的权力不仅远远超过他人，而且不受监督和制约，拥有超越他人的特权，牺牲他人的权益，要求别人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曾经就为此受到过宋耀如的批评。由于柳亚子过人的演讲才能和巨大的影响力，他被推到了南社领导的位置上，担任书记员。南社刚刚成立不久，会员高旭就作了《诗中八贤歌》，吟咏南社的八贤，且看其中吟咏柳亚子的诗歌：“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俦。目空四海心千秋，十年磨剑愿未酬。”柳亚子诗歌确实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要说他的诗“第一流”，明显是谀词，而且还将其与历经千年的唐诗相比，称其与唐诗不相上下，不仅是夸张，而且是拍马屁拍到天上了。且不说高旭的人品如何，但就他写此谀诗，显然是看中的是柳亚子“书记员”的身份，而这身份决定着他的地位和某种权力。在1912年的南社第7次雅集上，柳亚子提出修改条例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改三人编辑制为一人编辑制，而且这一人就是由他来担任。他甚至说：“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的。”（第120页）亏他说得十分坦率，其实就是专制。人家反对他的意见，他没有反驳人家反对的理由，而是指责人家是在“报复”（第120页）。所谓“报复”论，其实是在偷换话题，替自己的专制打掩护。这是柳亚子聪明的地方，别人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他转移话题。而反对柳亚子一人担任编辑的正是前面所提到了吹捧柳亚子的那个人。至于高旭为什么由先前的吹捧转为此时的激烈反对，自有其原因。同是南社社员的郑逸梅认为：“两人都有脾气，时常闹别扭。”（第120页）郑逸梅这句各打五十大板的话确实有些道理，特别批评了高旭和柳亚子两人的极端自负，但是没有揭示出这件事本身的意味：柳亚子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比较专制；而高旭的反对虽然包含某种私心，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错误，但是作为反对意见多少还具有制约的作用，多少包含着民主的因子。可惜的是，当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后来认识到这一点的也不多。1917年，柳亚子与闻宥就诗歌问题展开争论，进而爆发一场激烈的笔战。本来，展开争论是很正常的，但是不应上火，如果能说服对方则很好，不能说服对方，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人家讲得有道理（不一定全有道理），也应该认真地倾听并虚心接受，然而他们却动了肝火似乎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就不行，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总以为自己站在真理一边，别人都是错误的。因而，争论的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如此，他们的争论还将其他人卷了进来。而那些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笔战，其实也都不一定就是将问题搞清楚，而是选边站队，以个人的关系来投入战斗。这样，朱玺和成舍我也都卷了进了柳、闻之争。更为关键的是，笔战发展到后来已经不再讨论学术问题，也不在诗歌本身，而是“除了恶俗的谩骂，就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第164页）。文人的气度没有了，劣根性完全暴露了出来。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不曾见到。像这样有讨论问题进而发展到恶意的人生攻击和侮辱的笔战，20世纪以来的中国屡屡出现，着实十分可悲。柳亚子面对着汹涌的围攻，无法冷静下来，他“已经怒不可遏，不得不以眼牙相还了，而且态度决绝，不留任何余地。”（第165页）到了这个时候，他这个“柳人权”已经顾不得别人的言论自由的人权了，只想到自己的权力。柳亚子愤怒之情可以理解，然而他自拟一份驱逐朱玺的布告刊发在《民国日报》上，利用手中的权力要将朱玺驱逐出南社。如果说朱玺违犯了南社的章程，确实需要开除，至少应该由南社组织机构来作出开除的决定，而不是某个领导自作主张，即使理由非常充分，领导个人拟订驱逐令并且登报公开，都不合程序。柳亚子此举明显是将个人私事带到南社的组织中来，其独裁专制性显而易见。柳亚子驱逐朱玺的事受到了成舍我的严厉批评：“柳弃疾（指柳亚子──引者）何以得一人之私，妄为进退！今日既能以私忿逐朱君，异日又何尝不可以逐朱君者逐他人！”“似此专横恣肆之主任，自应急谋抵制，以杜其垄断自私之渐。”“柳弃疾霸占南社，违背社章，专横恣肆，甘为公敌。”（第166页）柳亚子的行为遭到抵制和批评是很应该的，因为这是维护南社民主之举。当然。仅仅抵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措施，否则南社就可能变成私人的工具。问题是究竟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地阻止南社沦为领导的专制工具？成舍我在指出问题后不是召集大家一同讨论这个问题，而是选择了断绝与南社的关系，从而造成南社的分裂。不过，指责柳亚子“甘为公敌”实在言过其实。所以，成舍我虽然指出了柳亚子问题所在，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可取。这场笔战发展到南社一场内讧，造成了南社的大分裂。这是包括后人在内的许多人不愿看到的，有些人感到十分惋惜。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许多人没有从民主与专制上来认识，没有认识到南社的组织机制问题，从根本上说，南社的成员基本上还是传统式的文人，而很少有现代知识分子，既缺乏科学理性精神，又不能尊重不同的意见，有效地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自由表达的权利，更很少意识到对领导人的权力制约，以避免其滥用其权力，倒有不少人对于其推崇的领导人绝对的信任，进而对任何不利于其崇拜的领导人的言行一概予以批评和责备，甚至视其为死敌。还有一些人要维持所谓的“大局”，出发点似乎不错，但是总以牺牲少数者的权益作代价，更牺牲了公平正义。

经此事件，随着南社走了下坡路，柳亚子便顺水推舟，下决心不再干了。于是，南社选出了新的领导人。但是，柳亚子内心还是认为：“南社不能没有柳亚子，不能没有柳亚子威望、热情和责任心，否则，南社这座大厦就会坍塌。”（第168页）周广秀也认同这一看法。他在传记中接着写道：“如果柳亚子不是这样急流勇退，而是坚持热情、认真、负责地履行主任之职，不见得就没有绝大多数包括曾经唇枪舌剑大肆攻讦的反动派理解的机会，当然就不见得没有统一思想认识，巩固内部团结，汲纳先进学说，融入时代潮流，重振南社雄风的可能。”（第168页）其实，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不能命系于一人，其大厦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支撑的，是靠全体成员共同支撑的，否则，只能演变为独裁者的王国。南社的衰败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机制。

正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意识，柳亚子非常崇拜苏俄的列宁，自称“李宁（指列宁──引者）私淑弟子柳弃疾”（第190页），并且还在文章后面以此自署。柳亚子崇拜列宁是在五四时期。当时，确有不少人推崇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但是自认是列宁“私淑弟子”的大概也只有柳亚子，就是后来尊奉列宁思想学说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没有这样自称。且不说，柳亚子没有见过列宁，也没有对列宁的思想理论做过深入的研究，更没有到苏联作实地考察，没有接触到苏联的社会各界人士，他对列宁和苏联的认识完全来自于别人的宣传。再说列宁即使知道他柳亚子这个人也未必承认这个所谓的“私淑弟子”。而且，他这个列宁的“私淑弟子”后来虽然十分欣赏中共领导人，也非常支持中共，就是没有加入中共，只是在中共的外围打转，颇值得玩味。在盲目崇拜列宁的同时，柳亚子还特别拜服于孙中山的脚下，他在《救国救民的一条大路》中写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成绩，大家知道是列宁奋斗的结果。然而，列宁决不能一个人创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那么，共产党的拥护和联邦人民的信任，就都是列宁成功的原料了。孙先生的学问，孙先生的道德，孙先生的气魄，孙先生的才能，都不在列宁之下，为什么频年奋斗，还没有开中华民国庄严璀璨之花，那不是国民党所应该扪心自愧的事情吗？”（第194页）且不说列宁如果得知如此比较他和孙中山，会对这个自称他“私淑弟子”的柳亚子的这番话持什么态度呢？，就柳亚子这段话的历史观来看，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英雄史观，是与马克思、列宁所持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完全背离，他所要求的是人们对于领袖孙中山的绝对信任和服从，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是推动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强化领袖的独裁和专制，这与皇权专制社会要求人们绝对忠于皇帝没有什么区别。

1924年，孙中山去世，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渐激烈并且公开化，国民党内部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也在分化。作为列宁“私淑弟子”的柳亚子虽然身在国民党，却明显倾向共产党，这也是不奇怪的。他当然站出来，严厉谴责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的做法。他在《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认为：“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都是本党总理孙先生的遗训”，“借口联俄和容纳共产分子而反抗中央时，便无异于反抗总理的遗训”（第216页），与此同时，柳亚子声称：“号称本党党员，号称接受总理遗嘱的人，而对于总理联俄的重要政策，公然要反对，这真真是总理的叛徒了。”（第216页）柳亚子这一番谴责唯一有点力量的是，国民党党员虽接受总理遗嘱却违背了其遗嘱，这种行为是一种背叛。随后，他对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同样斥之为“总理的叛徒”（第218页）。然而，就柳亚子的观点来说，他既不是从国民党的党章来谈事情，也不是从国民党的根本利益来谈问题，而是以已经去世的孙中山的遗训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不仅显得僵化而教条，而且明显将作为一个人的孙中山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神的位置，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已经成为真理的化身，说到底，这也是柳亚子的最大的局限──仍然以忠于帝王的思维来看待20世纪的现代政治中的问题。

在崇拜孙中山的同时，柳亚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原因是蒋介石自1926年开始清党，柳亚子在得知情况后，直接向共产党人恽代英建议将蒋介石一枪打死：“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这个王八蛋打死了再讲。”（第221页）柳亚子的这几句话，根本不像出自一个文人之口，更不像是20世纪知识分子之言，倒像是一个莽撞的愤青之言，既粗鲁──直接骂人，又以为杀了一个蒋介石，就可以解决国共之间日益扩大的间隙和仇恨的问题，把十分复杂的政治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蒋介石后来对共产党大开杀戒固然成问题，但是以暗杀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不仅不可取，而且是在制造恐怖，还带有流氓的性质。1927年，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时，柳亚子不敢明确反对，只得流亡日本，过了一段时间的比较逍遥的日子。不过，过了1年，柳亚子就从日本回国，出席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会后，他不敢公开发表文章痛骂国民党，只能在给儿子和女儿的信中诅咒，称他所出席的这个会议是“狗屁的灵魂头会”、“断命的灵魂头会”。然而，对于柳亚子的政治态度，蒋介石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更没有以牙还牙派人刺杀他。所以，柳亚子在蒋介石身边生活得同样逍遥自在。虽然柳亚子对待蒋介石语言有些粗鲁，但是蒋介石知道他只是一个文人，不过说说而已，也就没有与他计较，不仅没有将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而且还让他到上海通志馆编修《上海通志》，希望他人尽其用，回归到文人的本位。而柳亚子也知道蒋介石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因而没有脱离国民党，逃离蒋介石的控制，也就没有投奔到苏区或者陕甘宁边区，一直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保持“藕断丝连”（第250页）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使柳亚子能够保持他那优哉游哉的生活条件，而不必遭受贫困落魄和流亡之苦。这大概也是他这个文人聪明的地方。更为有趣的是，1934年，柳亚子作诗《秣陵杂赠》30首，“从蔡元培到汪精卫、蒋介石等各以一诗相赠”（第274页）。这让人大跌眼镜，昔日痛恨蒋介石的柳亚子此时居然给老蒋赠诗，而且此时老蒋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正烈的时候。我没有读到柳亚子赠予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诗作，但是既然是赠诗，那么至少不会去骂他们，多少要说些好话，至于有没有恭维之言，那要看具体的内容才能确定。如果说柳亚子赠诗给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他的一种政治策略，以掩饰他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似乎也不合他的性格。

列宁和孙中山去世以后，柳亚子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身上。“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柳亚子竭力主张“联合苏联，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第257页），不仅如此，他还将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258页），而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将中国的抗战纳入到左的政治轨道。到了1940年，柳亚子做梦梦见自己在莫斯科谒见到斯大林，他还“劝他（指斯大林──引者）乘英德龙战之际，先定远东，遣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三省，代中国收复失地。”（第286页）柳亚子的这个梦所流露出来的爱国之情殷殷可见，但其中也隐含着引狼入室。他以一个文人的单纯去看待斯大林。数年后，斯大林确实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缩短了时间，但是在占领中国东北以后，苏联红军不仅像日本侵略者一样奸淫中国妇女，而且还掠走了中国东北大量的机器设备。不知道柳亚子后来是否了解到这个情况，如果他有所知晓，又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对于毛泽东，柳亚子得知他担任中共领袖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身在重庆的柳亚子知道毛泽东要来重庆，“惊喜交集，深为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所折服”（第327页）这次，柳亚子见到了毛泽东，“觉得他（指毛泽东──引者）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第327页）这次见面，对于柳亚子来说真是受宠若惊，他不仅随即给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而且还觉得“像是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又像是醍醐灌顶，突然大彻大悟。”（第328页）经他这么一衬托，毛泽东完全成了超越一切的神。如果他知道就在不久前延安发生的惨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又该作何反应呢？。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柳亚子经历了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他去世前大跃进运动已经开始），但是他的态度如何，内心究竟怎么想的，由于周广秀在传记中没有叙述和提及，我们无从知晓。他或许沉默，或许迎合，都很难说。由于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柳亚子盛赞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毛泽东这首词的发表，“顿时轰动了山城，并及于全国。世人从而知道了毛泽东主席不独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文学家，伟大诗人。这首咏雪的《沁园春》词无论置诸任何古今中外的伟大诗作中，也都是第一流的杰作中之杰作。”（第335页）对于毛泽东的这首词，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其中蕴藏着帝王意识，柳亚子则予以严厉驳斥。别人的批评与柳亚子反驳，都很正常，问题是批评与反驳应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述让人信服。可是柳亚子则在《答客难》中是这样反驳人家的：“他（指毛泽东──引者）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口气阔大，不同于钩章摘句的小儒，这是无可疑义的。人家看见他引了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便以为他有帝王思想，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话。……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帝皇，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示吗？《沁园春》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说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你就做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已及成吉思汗一流人的地位，还不是一钱不值，所以他要苦口婆心，叫人家不要做帝皇的旧梦吗？他是人民的领袖，他要生在十九世纪，做一个帝皇也未始不可，其如时代已非帝皇的时代，他哪里再会有落伍的思想呢？蟾蜍掷粪，不啻若自其口出，诬蔑毛润之的人，只是表示他自己脑中的不干不净罢了。要知道中国有气节有见识的文人，本来是‘非尧舜’而‘薄汤武’的，这岂又是一般浮嚣轻薄的家伙所能领会呢？龚自珍以一个浪漫主义的文人，还有‘平生志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的诗句，你也说他有帝王思想吗？当然，龚自珍不敢有帝王思想，而毛润之是不屑有帝王思想，这意义是有分别的。吠声吠影之流，可以返矣！”（第336页）柳亚子的这番反驳总的来说是缺乏力量的。首先，他不是从文本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以身份来论，而这所谓的身份完全是宣传，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其次，他以为进入20世纪，帝王思想就该消失了，完全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第三，柳亚子文章中将别人称为“浮嚣轻薄的家伙”，“吠声吠影之流”，说别人的话是“蟾蜍掷粪”，语言极其粗鲁，有失儒雅，与他的诗人身份实在不般配，倒像是泼妇骂街之语。最重要的是，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柳亚子的辩驳是错误的。

由于柳亚子亲近并支持共产党，他在共产党那里得到了一定的回报。1948年初，作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柳亚子被接到了山东烟台，然后再送到北平。一路上，共产党官员殷勤接待和安排，伺候得十分周到，然后将他安排住进了风景胜地昆明湖。于是，柳亚子开始了他的花瓶人生，为一个时代作民主的点缀和装饰。柳亚子最初心情不错，诗兴勃发，写了不少溜须拍马之作，且看他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这首诗一方面吹捧中共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表明自己与中共领导人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然而，令柳亚子没有想到的是，在接下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会上，他没有被列为“常委”，在随后的文代会上他也没有被委以重任，于是心里感到不平，于是发了牢骚。毛泽东了解到柳亚子的牢骚，于是借和诗的方式，劝他不要发牢骚。对于柳亚子发牢骚，周广秀作了一番探讨。他认为：“如果仅仅因为上面提到的一些事，其中主要是‘未列名常委’的事，柳亚子就大发牢骚，要回家隐居，也未免过于孩子气，肯定还有其他的更深层的原因。”（第364页）这就是说排除了柳亚子仅仅为“未列名常委”而发牢骚的原因。那么，柳亚子究竟为什么发牢骚呢？周广秀的意思是，柳亚子还有“‘太多’的‘不顺眼的事情’”（第364页）引发了他的不满，究竟是哪些“不顺眼的事情”，具体情况怎么样？周广秀表示“今天已不得而知”（第364页）。随后，周广秀补了一句：“但可以断定，绝不是有关共产党的军国大计，也不是有关个人的政治待遇。” （第364页）周广秀在传记中还引了陈迩冬的说法，意思是柳亚子当年建议恽代英暗杀蒋介石而没有被共产党人采纳。陈迩冬的说法似乎还有柳亚子本人的意思，其实很不靠谱。首先这事已过去二十多年，而且蒋介石已被赶到台湾岛上，共产党取得了大陆的胜利，建立起新政权。柳亚子没有必要再纠结这件事。其次，这件事现实意义不大，况且大家正忙于建立新中国，还没到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呢。如果说陈迩冬的说法确实是柳亚子的意思，那也是柳亚子觉得自己的牢骚不妥，找个理由掩饰自己的真实的意图。说柳亚子发牢骚有些“孩子气”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觉得自己一直亲近和支持共产党，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得到更高的待遇。只是每一个敬佩柳亚子的人都不愿意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牢骚。

不过，牢骚归牢骚，柳亚子还是得到了很高的待遇，在颐和园这样清静而景色怡人的地方住着，正可以读书，饮酒，作诗，游玩……这正是许多文人梦寐以求的待遇。况且，中共也没有因此慢待他，毛泽东还在工作繁忙中抽出时间与他和诗，当然令他倍感荣耀。于是柳亚子又是春风满面了。他赶紧写信，要求待在美国的儿子柳无忌赶快回国，从1949年9月到1950年2月，柳亚子先后至少写了4封信，非常急迫地催柳无忌回国。然而，柳无忌夫妇直到父母亲先后去世，也没有回国，具体什么原因，周广秀在传记中没有交代，这里不好乱猜。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柳无忌夫妇在那个时代没有回国是很明智的，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或许比其父亲更准确、更深刻。我们知道，就在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文件后不久，儿子柳无非来信告知父亲，柳亚子在家乡黎里的藏书被盗卖。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仅仅是为了几个钱吗？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这事有些诡异。或许柳亚子还没有觉察出什么。到了“文革”时期。有人抓住柳亚子两枚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的印章的事，指责他“诬蔑伟大领袖”（第394页），此时，柳亚子幸亏早已去世，否则很可能挨批挨斗，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是不会跟他讲道理的。由此我想到了胡思杜曾经非常幼稚地写信给父亲胡适要他回国，胡适非常冷静，没有按儿子的意见办。结果，胡思杜后来死于非命，而胡适却比较平静地度过他的晚年。我们看到，胡思杜写信给父亲的时候还很年青，很容易为眼前的假象所迷惑，目光当然不及父亲那么敏锐，这是很正常的。而柳亚子多次给儿子写信，力劝其回国，在对现实的认识上居然不及儿子，真让人觉得可惜。

柳亚子去世后，许多官方人士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都给他很高的评价：陈毅称赞柳亚子的诗词“回天身手。绝代风骚”（第290页）茅盾认为：“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已长期内在旧体诗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第396页）。屈武认为：“柳亚子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永存的。”（第398页）其实，柳亚子是一个非常令人可惜的人物。作为一介文人，本来他可以在学问上有所作为，但是他热衷于政治，直到晚年才想起撰修史著，他“一生的宿愿，居然最终也未能实现，空空有如此宏伟的抱负和远大的计划。”（第383页）为时晚矣！以他的条件，要做一番学问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热衷于政治，结果不能使他静下心来做学问。柳亚子本来也可以成为政治家，但是他对现代政治并无深刻的认识，他确实读过一些西方名著，但是没有作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只停留于表面，这就决定他对政治的认识十分肤浅。柳亚子创作了不少诗词，组织建立南社，然而他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却很有限，这主要还在于他没有应合时代的进步，推动南社向现代社团的转型，既没有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学原则，也没有创作出体现现代思想意识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由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没有得到一席之地。而柳亚子本人同样没有在文学创作方面留下经典之作，恐怕与他仍然是一个传统式的文人密切相关。柳亚子如果生活在纯粹的传统社会里，他也不会那么激进，或许还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因而，柳亚子的人生应该说充满遗憾。因此，这就决定着他仍然是20世纪中国传统式文人的一个标本。

2018年1月1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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