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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透视025：冲破规训的顾准

2025年11月17日 06:1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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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较大适中

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投入中共怀抱都必将受到严格的思想和行为规训，到了1949年以后，整个大陆的中国人都要通过改造思想，接受规训，纳入到革命的思想轨道上来。许多人被规训得中规中矩，四平八稳，最终变得非常平庸。但是，也有一些人最初接受了规训，但是其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促使其最终冲破了规训，成为具有独立的思想者，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顾准、林昭、张志新等都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高建国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以丰富翔实的材料叙述了著名思想家顾准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了传主由一个忠诚于组织到冲破规训，走向思想独立的具体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意味是极其丰富的，值得我们思考。

出身贫苦

顾准出身于上海的一个破落家庭。本来，顾准的先辈家庭条件不错，但是顾准的祖父陈仰峰（顾准随母亲姓顾）本来经营作坊，但是由于染上了鸦片毒瘾，不仅败了家财，而且在四十来岁就撒手人寰。后来，顾准家虽然得到母亲娘家的资助，但是几经波折，仍然只是勉强维持生计。等到顾准上小学的时候，“他家的生活已相当窘迫。”（第19页）到了1924年，顾准父亲所经营的（棉）花行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为了维持生计，顾准父亲不得不“把珍爱的自备的包车和一些奢侈品卖掉了；家庭每有急用，还得抱着家什跑当铺”（第21页）。两年后，顾准父亲的那个小花行终因亏损严重而不得不关闭，家里的存钱也渐渐枯竭了。而且他们家人口众多，有8个未成年的孩子，负担极重。“为了维持生计，只有不断的变卖和典当。他们家贫寒的生活，已经接近城市贫民的凄凉状况，毫无体面可言。”（第28页）顾准家的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想到了鲁迅当年的家境：由小康人家走向靠典当维持生计的败落。这样的家境对少年顾准出生的心理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令他遭受到生活的磨难，培养了他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令他早早懂事，发奋读书，同时使他“憎恨这个黑暗的社会”（第31页），也为他后来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奠定了情感基础。后来，顾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条件上，由高干被贬受处罚，由在上海出入豪门与高档会所到根据地的艰苦生活，由京都到河南信阳的劳动集中营，他都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天壤之别的巨大变化。

聪颖少年

与许多杰出的人士一样，儿童时期的顾准就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他在幼年时就跟着父亲每天朗诵《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等儿童启蒙读物。1923年，8岁的顾准进入私立小学读书。此时，他颇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古文和数学成绩都非常出色。其实，顾准幼时的这些表现在许多名人那里都算不了什么，就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跳级，提前小学毕业可能也大有人在。令人称其的是，他由于家庭贫困而在读中学时不得不辍学，居然在学徒时靠自学得到了“中国现代会计学一代宗师”（第35-36页）潘序伦的赏识。很快，他的会计学天赋得到充分展现──他这个没有读过高中，上个大学的年青小伙子竟然编起了大学教材，甚至走上大学讲台给那些比他年岁大的大学生讲课，成为上海滩上屈指可数的会计学专家。有一段时间，顾准连续为潘序伦捉刀著书。他著的书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几个特点，传记作者高建国作了总结（参见第108-109页）。由于在会计学理论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被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聘去讲学。而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年青人居然“同时使用英、日文的外语水平，流水行云一般流畅的专业讲述，时时妙语如珠的出众口才，都使不肯轻易说人好话的圣约翰学生深为折服。”（第119页）随后，上海著名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大学沪江大学、上海乏学院等相继聘任顾准为讲师或者兼任教授。以顾准这样的才华，如果没有遭到政治迫害或者生活在比较稳定的西方国家，他完全“可能成为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华裔经济学家”（第523页）。

投身革命

顾准虽然取得的成就非常可观，但是与他本来可以成长为世界级的大师，从而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相比，还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他由于在青少年时期家境的窘迫贫困而痛恨现实，希望改变现实。就在他读小学的时候，顾准就受到黄炎培等人所宣传的 “崇尚民主与科学”（第32页）及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从孙中山的“反对专制君权”（第32页）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从而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真正将顾准领进政治的是甘绩瑞。甘绩瑞是顾准所就读的中华职校的老同学，比顾准年长6岁，他在北伐军裁减后，来到劳动大学读书。而劳动大学则是上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无政府主义“以沸腾激越的斗争热情，控诉专制暴君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鼓吹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共产主义”（第40页），因此对社会底层的青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顾准在甘绩瑞的影响下，很快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通过阅读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开始思考“怎样才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万人的安乐’，怎样才能不当资产阶级的奴才”（第41页）等问题。此时，顾准年仅12岁，他虽然未必能够弄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但是他“已经燃起的革命热情，却在日益发展。急剧膨胀的革命愿望，期待着一个宣泄口。”（第43页）1927年11月，潘汉年等在家乡宜兴举行暴动，但是失败了。消息传到了上海，顾准知道了非常激动，表达了对暴动的赞成，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欲望。在这种强烈的革命欲望的推动下，顾准开始主动地寻找共产党，并且寻找革命理论著作来阅读。顾准之所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他“对祖国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有着切实的感受，外敌入侵，国土沦丧，人民大众贫困，专制独裁政权下几乎没有民众的幸福和自由，更没有民主和法制可言……”（第61页）与此同时，顾准还阅读了不少描写苏联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基本上都以极大的热情和浪漫的想象将苏联描写成“充满无限生机，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氛的无产阶级新世界。”（第61页）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顾准的思想急剧左转。到了1932年，顾准遇到了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夏增寿。夏增寿是顾准的好友夏星寿的哥哥，他在南京秘密加入了中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但是他由于被捕过，此时已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顾准见到夏增寿，了解到他的身份，非常高兴，于是向他打听党组织的情况，与他广泛讨论哲学和经济学问题。通过与夏增寿及其他朋友的秘密讨论，顾准认识道：“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希望”（第63页），并表示“我必须投入其中的革命斗争”（第63页）。尽管一时还没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是顾准等人在夏增寿的指导下，秘密成立了马列主义团体进社。1934年，经过艰难寻找，顾准终于和上海左联接上了关系，进而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于是，顾准与他所在的进社一同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顾准参加了革命，不仅全身心地投入，而且还争取到母亲的支持，将进社的地下印刷机关设在自己的家里。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命令左联会员及基层工作人员上街贴标语，散发传单，举行飞行集会。而顾准既然参加了革命，他当然要积极投入。1934年的盛夏，天气非常炎热，“顾准却好似火烤不化的铁金刚，天天一下班，便冒着酷暑，马不停蹄地为革命奔波忙碌。在他的策划下，进社编写、印刷了许多宣传抗日救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传单，由社员伺机在公共场合秘密散发，或在一个临时宣布的夜晚，乘着浓浓夜色集中行动，把红红绿绿的传单和标语，张贴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唤起民众。”（第70页）1935年2月，顾准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关头，别人纷纷退党，顾准却用自己年轻的臂膀，冒死举起了不倒的红旗。”（第81页）从顾准这个时候入党与他所接受的考验来看，他是以理想信念加入中共的，而中共当时虽然具有强烈的冒险主义倾向，但是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得到顾准的认同的。

忠诚革命

既然顾准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投入革命，那么他对革命的忠诚就毫无疑问，而且他的忠诚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经受住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而这些考验在很多时候都来自于革命内部的领导与同志。参加革命以后，顾准以他过人的才智很快显示出他杰出的领导才干，这无疑是他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理应受到赞扬和表彰，但是，某些领导出于思想认识的不同与猜忌，对顾准表现出一定的戒备心理。1936年，顾准“以党的负责人身份”（第94页）领导着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他“别出心裁（实际上是富有创建性）地在上海银行界、洋行界，建立起一般职员都能接受的外围组织……极大地扩充了基层的抗日队伍。”（第94页）他还以“‘高级的领导艺术’，‘不具形式（“具”，疑为“拘”之误。──引者），又不留痕迹的’的巧妙方式，在救国会各项工作中传达党的声音。”（第96页）但是，胡乔木却告诫徐寒雪：“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第96页）胡乔木也是一个才智过人的人，是中共党内的一支不可多得的笔杆子。此时，他正在上海领导着顾准等人的工作。以胡乔木的聪明是应该充分肯定顾准的工作，包容顾准的个性，但是他却认为顾准“自傲”，“会看不起”人，进而让人疏远与顾准的关系。胡乔木的这番告诫或许是出于好意，但是流露出他潜意识中的嫉贤妒能。像胡乔木这样有才干的人都嫉贤妒能，更何况那些身居高位而庸碌无能之辈。

顾准虽然在上海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既巧妙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又为新四军筹建了不少物资，但是以刘长胜为代表的中共江苏省委却认为顾准领导的职委“存在一条错误的‘顾准路线’”（第133页），从政治上否定顾准工作的方式方法，否定顾准建立的抗日组织形式──联谊会。其实，顾准搞联谊会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比较可行的工作方法，而且富有成效，当时刘长胜这个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却坚决反对，多次提出要纠正顾准的“错误”，对顾准提出了批评，并且将顾准调离。顾准这次遭遇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挫折，当时人们不难看出中共党内所谓的正确与否是由权力决定的，掌握了权力就意味着正确，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处置别人，而没有权力的人即使能力强，但是也得服从，根本没有民主可言。不过，对于刘长胜的批评和调动，顾准没有反感，毫不犹豫地执行，体现出他对党的忠诚。

1940年，顾准受到“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热火朝天的抗敌活动”（第143页）的感召，多次向党组织要求离开上海到新四军根据地工作。顾准离开上海到根据地工作，意味着他为了他心目中的革命事业必须作出巨大的牺牲，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会计学和高教事业，放弃了每月可以获得四百块银元的金饭碗。他从金字塔上，朝着充满危险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根据地，毅然走去……”（第146页）当然，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确实有不少革命志士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参加革命，他们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可以牺牲的东西，为革命奉献出一切，既包括优越的生活条件，又包括与母亲、爱妻和子女的分离，乃至生命，而且以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革命路途上任何艰难险阻和各种挑战。

接受规训

顾准以他极大热情投身革命，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人生必然走向苦难。首先，他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而革命队伍所需要的恰恰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服从和听话的人，是有些本领而又绝对听从指挥的人，任何一个有思想、有主见、有个性的人，特别是才能突出的人都会因“功高盖主”而形成对某些领导的官职的威胁，都可能因为意见分歧而不那么服从，并且还会带动其他人，进而极大地损害到自己的权威。所以，掌权者必然出于嫉妒和恐惧而拼命地打击和压制；其次，顾准最初是以会计学方面的天才而闻名上海滩的。而他的会计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西方，是西方现代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早期的意识形态来看，这些理论既是资产阶级的，又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与无产阶级政治必然发生冲突。不过在顾准看来，会计学理论是客观的，科学的，无产阶级也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因而在他的意识中，会计学与革命并不矛盾。再次，顾准在上海滩崛起是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为依托，后来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与上海滩上的资本家与社会名流打交道，“那些在鹅黄色灯光映照下绅士淑女云集的欧美情调聚会，外籍乐手用深情的萨克斯伴奏的高级西方餐馆，高楼大厦中仆役用镂花银盘往桌上恭送蜂蜜咖啡和沙利文点心的商务活动，只要把电话拨盘一叫就到的美国轿车……都已成为顾准生活中的一部分。”（124页）这更何况还在基督教的教会大学任过教，思想怎么会纯正呢？对于组织来说，无论什么人在加入组织后，都需要通过严格的政治规训来矫正其行为，通过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将其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质是体现最高权力的领袖思想）武装他的头脑，像顾准这样的情况更需要严格规训。

如果说刘长胜批评顾准的“错误”的“联谊会路线”，只是上级领导对顾准规训的开端，那么真正算是严厉的规训是在顾准来到了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之后。其实，顾准由上海调往新四军根据地工作，虽然是应他自己的要求，但是毕竟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如果不是刘长胜代表组织清算顾准的“错误”路线，他也许不会要求调动。从组织上来看，对于顾准的规训比他在上海充分发挥作用可能更重要。顾准来到了新四军根据地，很快就受到了谭震林的批评。顾准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对于江南的东路根据地的民运工作提出了不同意见，并且引证斯大林的文章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进而遭到谭震林的严厉批驳，并且责令顾准做检讨。在这里，谁的意见更有道理，更可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领导。此后不久，新特委突然召开面对面的斗争会，严厉批评顾准的所谓“严重错误”（第159页）。那么，顾准的“严重错误”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有两条：“顾准担任二区专员时，‘……过分强调政权机构的作用，有对党委闹独立性的倾向’”（第159页）；顾准“擅自”修改谭震林的文章，既没有请示，也没有报请审查，体现了“上下级关系中的不正常行为。”（第159页）我们注意到，对于党内同志所谓错误采取的是开“斗争会”的方式，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维护上级领导权威的问题，是作为下级的顾准不够听话的问题。由于上级所认定的顾准这些“严重错误”，并没有被顾准完全承认，新特委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严肃的斗争会”（第160页）1941年7月，顾准因“严重错误”而被调离苏南根据地，他的内心感到“十分委屈”（第160页）。

顾准离开苏南根据地，实际上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被撤职处分。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处分。作为上级组织上，在这件事上，显然不够光明磊落，有些遮遮掩掩，给人以暗箱操作的感觉。而蒙在鼓里的顾准来到了苏北则被晾了一段时间，大概是要他思过。而顾准经历了党内的斗争，同时也可能听到了解到其他人所遭遇的党内斗争，因而在读到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时感慨颇深，“对刘少奇的许多观点赞叹不已”（第168页），并且党内“尖锐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有些难以接受” （第168页），对于刘少奇“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则十分赞成。”（第168页）此时，顾准赞同刘少奇的意见。而刘少奇虽然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此时他的意见还没有在党内成为主流意见，更何况刘少奇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和意见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局限，其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说是规训党内同志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具有极左的色彩。但是，顾准那时还是接受了刘少奇的观点，自觉接受某些规训。

尽管顾准在主观上努力按照刘少奇的理论去要求自己，但是他仍然在没有得到上级的信任。1942年11月，顾准在涟水高沟检查工作时遇到了日本鬼子的扫荡，在扫荡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于是住在当地的一个开明绅士家里避险。这时，顾准收到了组织上托人转交给他的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大致是，“此次扫荡，敌寇径直突击到张圩子，区党委、行署突围西去，一部分人员分散埋伏，现在局势混乱，你在原地住下去，待局势略为稳定，会通知你回去……”（第174页）顾准便将这纸条当作是上级的指示，于是在绅士家待了一个多月。但是他仍然没有接到上级要他回到行署的通知。结果，等他回到行署后遇到的一片冷漠。顾准渐渐意识到领导已经将他视为逃兵。他也觉得自己在这一个多月里没有主动寻找组织是错误的，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是他“终身的耻辱”。其实，这只是一个误会，顾准并没有当逃兵的主观意图，而领导没有及时通知顾准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在中共党内，上级永远不会在下级面前认错或者承担责任，并且很少会设身处地地为下级着想。虽然顾准接受了规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上级领导觉得对他规训还得继续下去，于是决定给予他严厉的处罚：离开苏北根据地，徒步去延安学习，让他在步行途中以及延安的环境中进一步接受规训。顾准接到了让他步行去延安的通知，默默地接受了，就像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必须接受九九八十一次磨难一样，每经历一次苦难都意味着他在规训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或者救赎自己的“罪孽”。

经过8个多月的小长征，顾准终于来到了延安。所幸的是，他来到延安的时候，一场十分惨烈的“抢救十足者”的运动已经过去，从而令他免去了被“抢救”的灾难。如果他碰上了这场运动，“凭他在上海的复杂经历，《无锡日报》的诬陷等等，他和延安其他‘特务’一样，经受一番捆、吊、打为主的‘逼供信’肉刑大战……绝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第189-190页）顾准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他来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其核心就是“彻底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第190页），“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第190页），从而对顾准实行最高规格的规训，也是最彻底的规训，其目标就是将每一个革命者规训成一切行动听指挥听指挥，毫无保留地执行上级每一项政策和指示，丝毫不容质疑那些政策与指示的错误，丝毫不容冒犯领导的权威，就是要清除顾准在上海时最初追求的民主与平等思想。中共中央党校给包括顾准在内的党员干部所学的材料主要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指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候倒比他们多一点。”（《整顿党的作风》）顾准虽然没有上过高中，读过大学，但是他在大学当过教授，出版过不少著作，编过大学教科书，肯定是个知识分子，而他的那些知识，对照毛泽东的说法，根本不能算是“知识”。与此同时，延安的整风文件还明白无误地指出，“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者比臭狗屎还不如。”（第192页）作为官方文件，竟然以如此粗鄙的语言否定所谓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就是指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对知识的尊重和敬畏，表现出对知识的仇视与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鄙视。“顾准通过疾风暴雨式的学习讨论，内心震撼异常。他猛然发现，自己虽然参加革命多年，却和毛主席的要求差一大截子。”（第192页）他将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了对照，“深感问题的严重”（第192页）他于是“连连反问自己：你究竟有什么知识？你写的那些会计学专著，对革命究竟有什么价值……他初步认为，自己其实就是‘最无知识’的‘所谓知识分子’”（第193页）随后，顾准非常虔诚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觉得毛泽东所说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原来就是针对自己这一类人的，他“痛苦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难道不正是这副对联所描绘的一副丑相吗’？他决定在整风学习中深挖灵魂，变丑为美。”（第193页）他还“决心重新学习‘知识’，自觉地进行脱胎换骨，改造成真正符合毛主席要求，对无产阶级革命有用的人。”（第195页）经过这一番思想改造运动，顾准在重新学习之后，与他的许许多多同学一样，“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有想不清楚的问题，便下意识地说：‘听毛主席以后怎么说呗！看马列著作呗！’”（第200页）按照官方的说法，通过规训，顾准等人不仅严格遵守各种纪律（至于这些纪律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合乎人性，是否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没人思考，更无人过问），而且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

冲破规训

顾准虽然一时接受了规训，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都努力适应规训的要求，但是他毕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顾准与那些读了几本书，能够耍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不同，也与那些以“知识分子”作幌子的投机钻营者不一样，更不同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是以自己的信仰投入革命的，信仰的力量虽然在规训中被遮蔽或者压抑，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推动着主体冲破规训而回归到原先的轨道。当许多人在规训后让自己变成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甘愿充当别人的工具、打手和帮凶的时候，顾准却是“让思想冲破牢笼”，冲决了规训所设置的精神藩篱。离开延安以后，顾准重回淮苏中地区，并辗转山东等地，以其财经方面的知识为解放区稳定财政，为前方解放军对国民党作战提供强大的后勤支援。在实际工作中，顾准没有机械教条地按照党内的意识形态要求去做，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好因素，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因而，华东局和有关军领导都“异口同声地说，顾准为党和人们立了大功！”（第222页）但是，远在华北的以薛暮桥为代表的负责中央财政工作的领导们却“一致认为，顾准在渤海区的做法，客观上是一种‘资敌’（资助敌人）的行为，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第235页）为此，薛暮桥给顾准发来了“申饬电报”（第235页），对顾准提出了告诫和批评。但是，顾准“很不以为然”（第235页），于是通过华东局给薛暮桥发去了辩解电报。与此同时，有领导对顾准的用人方面不满，批评他“政治上不成熟”（第236页）此外，康生也对顾准印象不好。由于那是战争时期，顾准又表现出杰出的才干，对党作出的贡献可观，所以他的某些出格的举动没有给他带来严重的灾难。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此时的出格还不算太突出。

由于顾准在经济领域表现出的突出才干，他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受到了重用。就在解放军刚刚攻进上海之时，顾准作为军管会的官员进入上海，代表军管会接受了国民党上海市的财税大权的移交。随即他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税收制度。从这一制度的制定出发点来看，顾准没有按照所接受的那些思想改造的文件去做，而是如何尽快让上海工商业恢复经营与生产，让上海经济尽快复苏，如何利用税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让上海市的财政摆脱战争带来的危机。与此同时，顾准还和在苏中地区工作时一样，“公然网罗了多名民族资本家、资方代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他管辖的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和上海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作为经济工作参谋或项目负责人。”（第283页）顾准这样做显然冲破了阶级与身份的界线，这当然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严重不符，因而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和争议。

如果说上海刚刚解放时顾准以自己的政策制定与用人方面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界线，只是出于工作需要的话，那么他到了1950到1970年代的思想解放则是他彻底冲破了规训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精神自由后的结果。而顾准的这一壮举是与他的人生灾难分不开的。顾准在上海广揽人才，聘用不少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权，是一种阶级投降行为”（第297页）；顾准在统计私营企业的账面资本额时使用的是人民币币值与物价，以此作为税收的根据，被认为是“帮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大忙”（第290页）；顾准的税收政策没有按照解放区的做法搞“民主评议”（第298页），而是搞“轻税重罚”（第299页），中央有关部门则认为顾准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了方便之门”（第300页）。这些看法对于顾准的不满显而易见。有关部门这次对顾准不再是“批评教育”了，而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指责他“思想恶劣”、“与党对抗”（第321页），将他定为“思想老虎”（第322页）给予打掉。当今，不少身居高位的官员因贪污腐败被称为“老虎”或者“大老虎”，而顾准在1950年代却被定性为“思想老虎”，者就是说，有了思想的人居然成为吃人的“老虎”。可见，思想在当局那里变得如此可怕，这是怎样的心态啊！实事求是讲，顾准此时可能已经有了某些思想的萌芽，都是他的思想并不突出，他还没有从规训的樊笼中走出来，实际上他只是“不听话”（第330页）而已，具有冲击樊笼的倾向。然而，一位领导运动的高官直接说：“再不听话，不给他饭吃！”似乎顾准是白吃他家的饭，是他供养着顾准，其颟顸、傲慢、狂妄与偏狭已经若揭无疑了。

顾准因“思想老虎”被撤职，他一时没事可干，于是待在家里“闭门‘学习’”（第336页），这倒促使他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从而为他冲破思想牢笼奠定了基础。在家赋闲的顾准没有去学习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种种材料，而是渐渐地迷上了“具有客观主义特征的高等数学”（第338页）。由客观主义的高等数学，顾准转向研究经济学，并且突破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进而向国际通行的“数理经济学”挺进。不过，顾准的这一挺进，只是他思想突围的一小步。然而，随着他的思想解放，他的人生也就一次又一次地遭遇灾难。而他人生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屈服和放弃，他在抗争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坚持不懈地研究中外历史和社会，他不再受研究领域的限制，广泛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探寻中国社会的出路。在思想大解放以后，顾准非常富有预见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他身在政治运动的风暴之中却能够对从历史到现实的政治运动展开深刻的反思；他就中国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伟大设想；他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打通展开开创性的研究。他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就敢于反对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反对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并且深刻反思大跃进问题，在中国第一个勇敢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第507页）当他喊出这声音的时候，那些束缚着他的东西都被他勇敢地甩开；他已看到“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并明确表示“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570页）；对于人们奉为最神圣的红宝书《毛选》，他没有像人们那样摆出极其认真的样子去学习，而是大胆地写下了“逻辑不通”、“脱离实际”与“错误”（第587页）等评语。他还对“雅典民主”、“斯巴达精神”“集团英雄主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他深入揭示了“追求直接民主、绝对真理和‘至善’理想，与集权民主、极权政治、专制暴政”（第666页）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他对革命阵营理论界提出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史官文化”“是阻碍中国人‘放手发动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批判”（第689页）；……经过不断地解放思想，顾准的思想出现了三次高峰（分别参见高建国著《顾准全传》第三十章、第四十二章和第四十九章），他在中国当代思想上创造了奇迹，他也因此成为1950至197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术大师。

惨烈代价

顾准在思想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此他负出了惨烈的代价，这是因为他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生活在一个需要统一思想，用别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极权专制社会，生活在一个残酷打击和迫害任何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的才俊的现实中，生活在一个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和主张的时代，生活在以整人为乐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当中。进入1950年代以后，顾准的人生灾难可以说就接二连三，接踵而至。《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则借用俗语指出：“厄运只要开了头，便难以躲开。”（第344页）。顾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作为“思想老虎”遭到了撤职处分，随后便灾难不断。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打成反党集团，有人造谣称顾准是同时被揪出的“陈正人派”的“四大黑金刚”（第341页）之一，顾准于是受到了审查。稍后，顾准在被发配的洛阳工地上由于替人承担责任，进而受到了党组织处分。面对着无法申诉的处分，顾准“联想到今后的岁月必将更加黯淡无望，五内俱焚，眼前一阵天旋地转，旋即变成漆黑一片，竟差点跌倒在地上。”（第346页）顾准的预感是对的，他后来果然因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而一步步走进人间地狱。

顾准由于敢于思考，敢于直言，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理所当然被打成右派，遭到了批斗，随后被流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强迫劳改，“开始了长期艰苦烦躁的体力劳动”（第427页）。在《顾准全传》中，高建国叙述了顾准劳动的惨痛细节：“最初两个月，顾准用河北短柄小锄头锄地时，由于腰部僵硬，不能像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蹲在地上运作，只能被迫将双膝跪在泥里，一边锄地，一边以手支撑着爬行前进。不久，他的双膝破损，臂膀剧烈地红肿，手掌上也血肉模糊一片，不仅难以正常生活，也完全握不起笔来了。”（第430页）其实，强迫高强度的繁重体力劳动固然是当局惩治知识分子和“犯罪分子”的一项手段，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既伤了肉体，又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科研与思考，更让他们人格上受到侮辱，还使他们不得不与家人、亲友分离，忍受某种精神的折磨。

在劳动改造期间，顾准看到了从上到下的浮夸与蛮干，禁不住提出了批评，于是受到了报复，被严加管制。他“过着‘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改生活。既没有人身自由，页没有做人的尊严。他的内心积满了忧虑还愤懑。”（第436页）此时的顾准虽然不是罪犯，没有受到司法机关的逮捕与审判，但是他同全国数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一样，过着连罪犯都不如的生活，罪犯尚且还有犯人的辩护权和人格尊严，还有被判的刑期，刑满即可获释，而他们这些右派全没有，他们是现代的农奴。

1959年春，顾准被遣送到河南信阳专区的商城县去劳动改造。这里的领导干部为了防止顾准反对和批评大跃进，作出了一个“残酷而不可更改的政治决定。决定一传达，顾准便被撵出农场，坠入如同人间地狱般的集中营”（第443页），进而对顾准实行“更严厉专政”（第443页）。随后，顾准就被送到该县专门建立的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为了管制顾准等右派分子，商城县委专门派来了“凶神恶煞的”（第444页）沈万山。由于顾准生性耿直，没有配合沈万山的暴虐式管理，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沈万山见到顾准如此无视他的权威，又拒绝‘进步’，便亲自组织对他的激烈批斗，并狠狠加剧他的劳动强度。”（第446页）“顾准经常在半夜二三点钟，便被沈万山手下的人喊起来，逼迫下地劳动……一口气干到次日太阳落山……每天强劳动十五─十六小时”（第446页）。“顾准在铁佛寺集中营，天天过着非人的生活。他受尽折磨，唾面自干，内外有伤，恶梦连着恶梦……”（第448页）像顾准这样的处境，在那个时代并不罕见，从张贤亮被劳改，到林希被送进养殖场，再到乔典运挨“老天”的整治，……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部血泪史。

尽管顾准自己生活在地狱之中，但是他没有只沉陷于自己的痛苦，他更关注当地农民的苦难，更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在顾准受难之际，信阳专区的西平县农民“由于不同意县委‘发射’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超级‘卫星’，竟被活活打死三百多人，打逃七千多人，批斗一万多人。”（第464页）西平县的做法得到了商城县委的呼应。顾准面对着惨烈的现实，显得很无助，很很无奈。他只能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见闻与思索。现在，顾准当年的日记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罪恶下灾难的历史见证。1960年初，顾准获准回京过春节，他看到了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庆典而建造的“十大建筑”，不由想起他在目睹的“信阳和商城活活饿死在公路上的无数老百姓”（第479页）惨景，“无法接受这样大兴土木，这样粉饰太平”（第479页），不禁悲愤地立誓：“我永远不进这个人民大会堂！”（第479页）整个中国，大概也只有顾准一人立下此誓。

“文革”爆发以后，顾准自然少不了惨遭批斗，拳打脚踢之下，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但是他没有屈服，他仍然以锐利的眼光穿透时代的迷雾，直击这个时代的本质：“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第570页）

更令顾准痛苦的是，由于他被打成了右派，导致他的家庭由生活条件恶化，到走向解体，最后惨烈的家破人亡。在古代社会，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到了现代社会，从法律上讲，一人做事一人当，犯什么法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虽然没有株连九族的处罚，但是一个人如果被扣上右派或者其他什么帽子，被打成阶级敌人，那么他的全家人都将受到牵累，亲戚朋友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官方还以政治教育要求家人与被认为是坏人的人划清界线，断绝关系，而且还美其名“大义灭亲”，“阶级立场坚定”。1958年年底，顾准获准回家。他回家后发现母亲因为顾准烦神不慎摔伤了腿，落下了终身残疾。不久，顾准的岳母在上海去世，妻子由于没能将母亲接到北京来住而抱憾终身。顾准因此而感到十分内疚，他坚定这些不幸都是由自己的“倒霉所造成”（第438页）的，但是，顾准决不后悔。他知道这是自己为坚持真理而付出的代价，他在照顾家庭或者坚持真理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个选择是不可回避的，极其残酷的，令他感到撕裂的痛苦。到了“文革”前夕，顾准不仅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而且由个人的灾难蔓延及他的整个家庭。一直深爱着他的妻子汪璧得知丈夫再次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沦为“犹如印度不可接触种姓‘阿丘特’一般的‘罪人’”（第554页），“痛苦不堪，精神上简直无法接受。”（第554页）顾准被强行遣送到北京郊区房山强迫劳动后，他的家人也陷入了厄运之中。汪璧面对着“‘要党还是要丈夫’？‘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丈夫’”的残酷的两难选择的问题，她实在忍受不了亲人的分离痛苦与强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她的共产党员身份与“极右派”家属的身份发生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迫使她在痛苦中向顾准提出了离婚。顾准虽然同意了离婚，但是他深爱着他的妻子，她理解妻子的难处与痛苦，他决定让妻子从政治压力下解脱出来。而汪璧尽管与顾准离了婚，但是还是受到顾准的牵连，既被开除出党，又被扣上“走资派”和“右派的臭婆娘”（第580页），遭到了批斗。她受不了精神的折磨，难以承受家庭撕裂的痛楚，最终自杀身亡。就在与爱妻离婚的同时，顾准的子女们由于受到政治洗脑，在当局的鼓惑下全都与顾准断绝了父子或父女关系。出于父亲对子女的关爱，顾准在不能与子女见面的情况下，不断地给子女写信，还从自己极其有限的生活费中节省下钱和粮票，留给子女。然而，他的子女没有给他回复只言片语。最令他感到撕心裂肺之痛的是，1974年冬天，顾准病入膏肓，到了临终之际，非常想见一见几个子女，见一见风烛残年的母亲，一方面被困在所住的大院里无法出来，另一方面母亲年事已高，无法行动，不能来，不能与儿子见上最后一面。而他的几个子女尽管获得了父亲病危的消息，但是由于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绑架，没有一个到医院来见父亲作临终告别。

顾准在失去爱妻，子女绝情中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一个正直而充满智慧的人，一个无比热爱他的祖国的人，一个学术造诣精深，思想敏锐深刻的人，却为了自己的信仰与思想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所幸的是，顾准在“文革”浩劫之后得到了平反昭雪，他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在他去世后的20年开始化为现实，他的思想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他的理论与思想贡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赏。只是，我们还缺少一个向顾准的道歉，是我们的国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深深地残害了顾准，我们到底有几人深刻反思那个残害人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还没有成为历史。

2016年9月1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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