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1：从怀疑出发的林昭

2025年11月30日 05:5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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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林昭被平反以来，她的名字渐渐成为20世纪中国反抗极权，追求自由的象征。她对20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让我们得到了思想启蒙；她像谭嗣同那样以一腔热血献中华的精神令人敬佩；她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催人泪下。因而，林昭成为当代中国人心中的一座丰碑。然而，这座丰碑并不是天然矗立的，而是有她的奠基和浇筑的过程，而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阅读了赵锐女士所著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http://www.zijin.net，因没有纸质文本，无法注出所引原文页码，本文所引文字均出于该著），我们发现，林昭走上“圣女”，“女性苏格拉底”之途是从怀疑出发的。

林昭，原名彭令昭，出身的家庭虽然复杂，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的父母都是同情或者支持革命的。她的父亲彭国彦不仅为人正直，为政清廉，在他为官的地方落得不错的口碑，而且在共青团员金家凤即将遭到逮捕之际，时任县长的他巧妙地为其通风报信。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早年思想左倾，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共青团苏州市（县）委员，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脱离革命，但是她的大哥许金元为了革命牺牲后，她就“与国民党有了家仇血恨”。“1928年至1929年，为报仇血恨，许宪民在镇江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并担任该派常熟县行动委员会主任，策划一系列反蒋活动，一心夺取政权。”抗战期间，许宪民“与中共地下党来往密切”，以致“国民党三战区负责人冷欣认定她是共产党，下令逮捕她。”抗战胜利后，许宪民由史良、李宜文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地下组织，任民盟苏州临时工委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名为民主党派，实质是中共的一个分支，不仅在政治诉求上与中共一致，而且接受中共领导，其中的许多盟员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加入了民盟，基本上等于加入了中共。由于许宪民1949年前为中共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苏州汽车公司副经理，民盟苏州市委会、民革苏州市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林昭深受父母的影响是不用置疑的，况且她成长的那个时代也让她对革命怀有极大的热情。成功的革命宣传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感召着她，1949年，18岁的林昭（按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所考证，林昭出生于1931年而不是她墓碑上所称的1932年）中学毕业，没有像母亲期待的那样报考北大或者清华这样的名校，而是冲破母亲的阻挠，投奔共产党所创办的苏南新专。当时，母亲阻拦林昭读苏南新专，主要是希望女儿能够进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将来可以多学点东西，本来，林昭父亲彭国彦就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许宪民才嫁给她。而林昭并不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却是激情满怀，就像三四十年代的许多热血青年怀着崇圣的心理投奔延安一样，非常迫切地要求投奔革命，为此，她甚至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她觉得：“从现在起，那个具有小资情调的旧彭令昭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彭令昭！这个彭令昭已经同过去决裂，她摆脱了腐朽的家庭、落后的父母，她正在按照革命者的要求重新塑造自己！”为了表示与家庭决裂，她将自己的名字“彭令昭”改为“林昭”。其实，林昭最初所理解的革命仅仅是人们的宣传，她的认识不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极左的色彩，而且表现出简单而冷酷。她为了表示与“反动官僚家庭”一刀两断，一连几个月没有给母亲写信，后来还是在队委和一些师生的多次劝说下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家信。1950年代初，新中国对知识分子发动了思想改造运动，青年学生当然也是思想改造的对象。尽管组织上并没有认为她的家庭存在多大的问题，但是林昭还是觉得家庭成为她精神上的十字架，因此，她必须加倍地进行思想改造。她的自我改造远比人们想象的更认真、更执著。她要缩短自己与革命群众的距离，她每一天都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为了表示思想改造的坚决和革命的彻底，她积极参加土改运动，不仅苛刻地要求自己，而且“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对‘敌人’残酷无情”。据说她为了惩治地主，竟逼迫地主在严冬季节呆在水缸里，冻得地主彻夜嚎叫。地主的痛苦并没有让林昭产生恻隐之心，反而令她感到痛快。所以，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林昭在日记中表达了她当时的痛快心情：“前些日子在（太仓）城镇，‘五一’枪决了十多人，其中一个是我负责的街上的汉奸恶霸地主，我从收集材料，组织控诉，直到提起公审，是我出了一分力送了他的命。枪决后有些人不敢看，我是敢的，我是一个个看那些伏了法的敌人，特别是那个恶霸，看到他们这样死了，心里和直接受害的人民一样扬眉吐气。”由此可见，1950年代初的林昭还是个十足的愤青。

作为愤青的林昭，当然对领袖非常崇拜。她从心底里涌起一股对于领袖的热烈的爱，将领袖视为自己至亲的“父亲”。她在给好友倪竞雄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它却在北京或莫斯科（不从地理上来说），但它并不拒绝将它的光辉指引我。每一想起它，我便感到激动，我常使自己从它取得力量。五反运动开始时我便在心里默念着我们伟大领袖——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而写下了我的誓言。”她的这种崇拜领袖的情感与十几年后的红卫兵们的狂热几乎毫无二致。此时的毛泽东，在林昭的心目中，就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非常神圣而崇高。出于狂热的领袖崇拜和革命的理想化于浪漫化，林昭与她的好友倪竞雄积极努力，相互鼓励和鞭策，争取入党。

如果历史就沿着惯性一直发展下去，林昭就可能由一个热血愤青成长为“文革”中戚本禹、王力之类的人物，在“文革”时代呼风唤雨。然而，林昭最终不仅没有成为戚本禹、王力，而是成为觉醒者和反抗者。她的历史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林昭的人生大转折是从1951年底的一次会上。在这次会议上，林昭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严厉批评。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陈部长在会上点名批评她“一贯思想作风恶劣”。这无疑是给热血沸腾的林昭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她那样异常投入地参加革命，她像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对革命热情似火，对敌人严酷无情，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然而她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遭到如此批评。领导的批评让林昭的好友倪竞雄“脑子‘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倪竞雄对林昭太了解了，林昭早已将她的一颗心都献给了党，她为革命不惜抛弃了一切，然而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批评。这决不是那种善意的指出缺点的批评，而是将其视为敌人。早在这个会议之前，林昭根本得不到信任，组织上一直对她的历史问题穷追不舍。其实，林昭本人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问题，她的所谓问题就是家庭出身，她的父母尽管曾经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过职，但是基本上是倾向革命，同情革命，乃至支持革命的，林昭的舅舅为革命而献身，况且林昭出于革命激情已经与她的家庭决裂，但是她仍然被当作敌人，这太冤枉她了。林昭这些不成问题的历史为什么竟然成了问题呢？林昭遇难以后若干年，倪竞雄终于弄明白了：“林昭啊林昭，你想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心不可谓不诚，志不可谓不坚。你追求进步之愿唯天可表！你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总觉自己改造世界观方面做得不够好，为此你常常自责、苦恼。可你知道吗？你的问题不在于别的，正在于你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你的自我是什么？是嫉恶如仇，是敢爱敢恨，是从善如流，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革命要求的又是什么？是唯命是从，是统一思想，是完全交付，是成王败寇顺昌逆亡。你与革命其实从一开始就南辕北辙！况且，你是那么一个感情丰富、思维活跃的纯真女子，而革命却是那么一架简单生硬、冷酷果敢的暴力机器，不把你磨平碾碎才怪呢！”实质上，林昭的问题并不是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是她鲜明而突出的个性，这与丁玲的遭遇非常相似。1930年代，丁玲不幸不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然后软禁在南京3年。后来她的这段历史经常被人当小辫子揪住不放，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是还是将她当作叛徒，到了50年代甚至将她打成右派，1970年代初竟然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丁玲的遭遇在林昭这里重演了，其原因也一样，都是她们的个性无意中触犯了官员们的威严，进而不能为体制所容忍。因而，她们都受到了无情的精神围剿，而且在这精神围剿中，任何申辩的权利都被剥夺，被围剿的对象只能是刀俎下的肉任人处置。

从此以后，林昭不再得到组织上的信任，一系列好的工作与她无缘，在苏新学习结束以后，她只能进入一家民营小报工作。命运的转折并没有令林昭一下子觉醒。等她到了《常州民报》工作几个月，在一次全队的集中检查上，林昭的队长痛哭流涕地承认，对林昭一直以来有打击报复的成份。于是，组织上便给了林昭几句安慰。这就像传统家庭里的母亲打了孩子之后给这孩子揉了揉一样，孩子立马忘了疼痛，甚至还有点受宠的感觉。组织上“几句稍微温暖一点的话就让林昭感激涕零精神焕发，她迅速抱定重投组织的怀抱”。其实，组织上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没有就此向林昭道歉，更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杜绝此类的事情继续发生。或许，组织上根本就没有想到杜绝此类的事情继续发生，适当的安抚本来就是一种治人的策略。早在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和抢救失足者运动结束时，毛泽东不就对受整的艾青等人表示安抚吗?然而过了10多年，到了反右运动时照样对他们这些人进行严厉的“再批判”。当年那些人到中年并且人生经验比较丰富的艾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有20来岁的年青的林昭怎么能认识到这些呢？况且林昭当时所受到的这些委屈与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委屈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她虽然受到了无情的精神围剿和点名批评，虽然得不到应有的信任，但是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个社会的和平景象与国家建设的大规模展开所给予人的兴奋和激动很容易将她的这些委屈冲淡。而且，在革命的思想教育中，当个人与组织发生冲突时，组织总是正确的，虽然组织不是抽象的，组织的意见和行为也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决定和执行的，组织的意见和行为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具体人的情感、意志和利益，所以，受冤屈的人往往以为这是革命历史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失误，自己应该为了革命大局着想，不应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所以，尽管这一时期林昭还会经常忍受这样那样的个人委屈，她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以至于经常抱病工作。”1953年斯大林去世，林昭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发辫上扎着两朵白花以示纪念，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仍然占居着林昭的思想意识。

林昭的思想转折是在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全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0年代的北大虽然遭到了思想改造和政治大批判的风雨，数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精神还没有被彻底荡除。才华横溢的林昭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民主与自由的精神的存在，后来她参加了《北大诗刊》和《红楼》的编撰工作，自由精神渐渐地向她的思想意识中渗透。真正对林昭具有思想启蒙的是，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1957年春，林昭的同学、中文系归国华侨陈茂强受命翻译了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一个嗜杀狂，是一个独夫，是淫棍，他把列宁时代的党中央委员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清洗、杀害了98%；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赫鲁晓夫勇敢地剥除了斯大林脸上那光彩夺目的油彩，还其本来面目。被洗去油彩的斯大林很快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他的神话也随之破灭。林昭了解到斯大林的历史后，头脑开始清醒了，理性思考渐渐取代了天真的盲目崇拜。她“渐渐发现自己的爱与恨是一盆浆糊，甚至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出现了混乱。”于是，土改时有人曾逼迫她揭发父母的问题，而她被迫写了一些无中生有的材料的种种情景浮现在眼前。她想到了思想改造的“洗脑”，教育，想到了周围人的口是心非、上纲上线，无情围剿他人的恶劣行为，……总之，她想了许多。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林昭的心目中开始对过去所崇拜的革命，对她所追求的理想产生了怀疑：“难道革命就是要把人变成非人吗？难道共产党就是要推行强权政治吗？难道共产党人就是错了也是对的吗？”从此，林昭踏上了一条探求真理的不归之路，她开始对斯大林、对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她由斯大林的暴戾联系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得出了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她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令人震惊的结论。

当林昭对于周围的许多东西产生怀疑，特别是质疑现实政治的时候，她实现了思想上的巨大飞跃，而这一飞跃既令她的精神和灵魂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又令她因思想认识的超前而倍感孤独，同时又由于政治的高压和思想改造运动使她不能痛快地表达出来而令她倍感压抑。一段时间内，抑郁一度攫住了她，她由过去的活泼变得沉默寡言，“羸弱的身体越发显得单薄，脸色经常是病态地苍白”，这使她越来越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了。抑郁中的林昭常常孤单地一人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徘徊，或者以酒浇愁。林昭的这种变化在组织、领导和“进步青年”与“积极分子”的眼里，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于是，他们一方面以正统的思想意识来“帮助”和“教育”林昭，另一方面对林昭的倾向提出严重的“警告”：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对他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她已经在疏离党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就在林昭感到极其苦闷之时，1957年春天到来了。这个春天是个极不平凡的春天。大概是毛泽东看出了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涌动，开始实施了他伟大的“阳谋”计划，他要通过提出人们期盼的“双百”方针以引蛇出洞。然而，不知内幕的知识分子满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春天，于是纷纷向党组织提意见，抨击时弊，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在具有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北京大学沸腾了。1957年5月19日，人们激昂的情绪达到了高潮，纷纷通过大字报的形式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和对国家社会体制的设想。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以为现在到了言论自由的时代。5月19日，林昭与她的许多朋友都卷进了这种言论自由的浪潮之中。林昭在兴奋和激动之中，积极投入，以一颗赤子之心表达她的政治信念和思想观点。当时，有人在北大饭厅的山墙上贴出一首诗《是时候了》，诗人愤激地写道：“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歌唱真理的弟兄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很快，有人贴出诗歌大字报《我们的歌》予以反击。林昭看了之后连夜写出反驳《我们的歌》的长诗《这是什么歌》，第二天一早就张贴上墙。随后，林昭与倾向于自由与民主的思想的张元勋、谭天荣等同学组织了“百花学社”，出版《广场》刊物，该刊宗旨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

1957年这个不平凡的春天很快就过去了，紧接着酷烈的夏天就来临了。就在人们真率地追求民主与自由，追求真理的时候，“阳谋”开始收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屠杀开始了。林昭等人很快就落入了反右运动的巨大罗网。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就在这一天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有预谋的围剿右派分子的大幕拉开了。北京大学的反右运动就在这一天同时展开。当天，北大饭厅的墙上有人刷了火药味十分浓烈的标语：“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随后彭真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北大秘密组织反右斗争，北大校长陆平亲自坐镇对“右派”师生的镇压。林昭与北大一、两千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她被开除团籍，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同时她被从北大的《红楼》编辑队伍中清理出去。对于当局肆无忌惮的政治迫害，林昭第一反应就是“彷徨”和“苦闷”，她虽然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思想启蒙，开始走出领袖崇拜的阴影，但是她仍然从中共立场出发看待当时的形势。在6月10日的日记中，她仍然将党视为自己的母亲，她虽然认为“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但是她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现行制度，，而是觉得“它年轻，它有伟大的生命力”。在她看来，向党提意见，并无恶意，只是出于对党“爱的深沉”，目的就是“帮助母亲清除毒菌”。与此同时，她预感到“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装头、在劫难逃了”，并认为反右斗争是“历史的悲剧”。此时的林昭日记显然存在着两种话语，一方面由于没有意识到现行政治的极权专制的本质而仍然对执政者抱有幻想，其语言仍然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下运行；另一方面她已认识到民主与自由将遭到扼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正在上演，其语言多少开始接续五四文化精神。所以，当她被打成反革命“右派”时，她几乎崩溃了，她的潜意识中，“反革命”是一种罪恶。这就是说她在认同现行政治中所持的仍然是屈原式的忠诚意识，只不过此时她心目中的明君已经由“党”代替了领袖。被打成右派的林昭，虽然怀有屈原那种忠君的情结，但她决不妥协，她要与屈原一样自杀，但被人救了下来。面对着疯狂的政治迫害，她表示“决不低头认罪”。针对林昭顽抗的对立态度，组织上加重对她的处分：将她劳动教养三年。她天真地跑到团中央去责问有关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像当年的蔡元培校长那样保护学生，殊不知共青团与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等组织一样正是现行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能维护现行体制而不可能去保护青年学生。此时，她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迫害完全是极权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摧残，而只是一些左派人士的作恶。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林昭发现整个反右斗争决不是几个左派分子作恶的问题，也不只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她决心认真探究悲剧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林昭觉得自己当“右派”并不冤枉，她就是要当名副其实的右派，她对好友赵雷说过：“我当右派不冤枉，但干的右派活动太少有点冤枉。要想改造社会，不干则已，干就要往大里干，绝不低头屈服！”她已经由屈原情结转向改造社会，她要以鸡蛋击石的精神与现行体制作战。于是，林昭开始将牢狱之灾乃至生死置之度外，她非常坦然地面对着可能降临的一切不幸。林昭的战斗不是武装暴动，不是街头抗议，而是走向成熟的思考。她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工作期间，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深入的思考。接下来的严酷的现实——大跃进运动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将中华民族推进苦难的深渊。这既让林昭忧心如焚，感到非常痛苦，又令她作出更深入的思考。她从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想到了以“自由、民主和博爱”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思想意识，她深知自从反右斗争以来我们国家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因而她要通过自己的思考肩负起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要为我们民主走从灾难探求道路。此时的她尽管被打成了右派不仅被剥夺了公民的许多权利，而且还要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政治迫害随时可能会降临，但是她已经顾不了个人的安危得失。她对同被打成右派的刘发清说：“我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整天以泪洗面。人们说我在流泪，其实我心在流血！我甚至曾经自杀！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就在林昭处于郁闷和痛苦的时候，她幸运地接触到了基督教，她从这里不仅让自己的灵魂获得了拯救，而且得到了新的理想信念，从而让她获得了战胜一切苦难的精神力量。她开始检讨自己过去的冷漠和绝情，为自己过去说过的“不义之言、诡诈之语”而感到愧疚并为之忏悔。同时，她看清了极权专制的嘴脸及其用心：“你越作贱自己、作贱亲人，他们越高兴；你越颠倒黑白、口是心非，他们越满意；你越不要尊严、放弃真理，他们越认可。他们要的就是奴才！就是太监！就是没有人性的机器！”从而确立了自己与极权专制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从今以后，我以我的良心发誓：‘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历史的思考，林昭惊人地发现：“这共和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是每个人都获得了解放？还是只有一部分人得到了解放？我怎么感觉这共和国只是某些人的遮羞布？他们把老百姓当成了炮灰，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了不穿龙袍的现代皇帝！”她的这一发现捅破了蒙在封建专制外面的那层格外光鲜的纸，揭穿了“伟大领袖”及其极权政治的本质。既然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林昭决意以“鸡蛋碰石头”的精神走上历史的祭坛，她要像拯救人类的耶酥那样以自己的苦难来承担人类的苦难，以自己的巨大磨难来唤醒人们。1960年11月底，林昭被捕入狱，受到了非人的虐待和折磨。1962年3月，经过母亲的多方努力，林昭获得了保外就医，她的身体虽然很差，但是没有停止斗争。她与朱红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以自由、民主宪政的精神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这些政治主张就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大胆而富有建设性的，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1962年11月，林昭再次被收入监狱。这一次被捕后，她遭到的酷刑堪与赵一曼、江竹筠相比。狱吏们使尽浑身解数，百般折磨摧残她的肉体，迫使她就范，但是她这个看上去十分单薄的弱女子却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战斗，决不屈服。林昭的反抗令那些专政工具们非常吃惊，就像长篇小说《红岩》中所描写的当年渣滓洞、白公馆里的特务们想不到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一样，根本想不到他们面前的这个“黄毛丫头”竟然令他们无可奈何。酷刑令人痛不欲生，林昭有时想到了自杀，想了却自己的一生，但是她最终没有选择自杀，她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

林昭从怀疑出发，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深刻地审视中国社会现实和政治体制，并且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引领这个思想的先驱，上升到系统的思想理论，从而使她的思想成为照亮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一盏思想的明灯。然而就在这个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因残酷的反右斗争而失去了思想或者在强权的思想与劳动改造中逐渐放弃了思想，成为极权政治下一只没有思想的温顺的绵羊，只能在混沌的泥淖中为了生存而痛苦地挣扎。只有林昭经历了地狱般的淬火磨炼而升华，令她超越了那个时代。直到数十年后的20世纪末，人们才领略到林昭思想敏锐与超前。然而，林昭早已被极权政治所枪杀，成为共和国祭坛上的牺牲。虽然，她的案件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了平反，但是她所反对的极权政治还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林昭反对极权的思想和精神仍需要21世纪的人们继承下来并付诸行动。

2010年5月1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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