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3：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丁玲

2025年12月03日 05:5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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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下囚”的申辩与不容申辩

1970年4月3日晚上11时过后，以戴罪身份正在黑龙江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的丁玲此时已经在一整天的劳累后上炕睡下了。突然，一群身穿军装的人来到了她的炕头，将她从睡梦中叫醒，催她穿好衣服后，就给她戴上手铐押走。数天之后，她就被关进了中国最高监狱——北京秦城监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阶下囚。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丁玲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自从50年代初，丁玲与她的老搭档陈企霞在文联内部就开始受到批判（参见胡国华整理：《陈企霞谈丁玲——真诚坦白的心灵》，《瞭望》1986年第11期）。自此她交上了华盖运，一步一步地走向人间炼狱。1955年，她与陈企霞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了批判。1956年夏，中宣部组织成立了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她历史的专门小组。1957年春，丁玲的命运似乎有了好转，但是到了夏天，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先是《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为她的问题作了定性，接着她就被划为“右派”，受到了开除党籍、撤消工作的处分，并且被她所最为崇拜和景仰的毛泽东列入了“再批判”的名单。1958年她就被遣送到地处偏远，气候酷寒、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在这里，丁玲的身心经受了长期的折磨和煎熬，遭受的苦难和屈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使她对于被捕关进秦城监狱倒是觉得自己“得救了”（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68页）。

如果把时间回溯到1949年以前，丁玲虽然在延安一度受到过无情地批判，但是经过参与土改运动并且创作出受到广泛好评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的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竟然落到“自己人”的阶下囚的下场。从她的内心来说，对党一直忠心耿耿，从不曾有三心二意，就是在整风前她写的那些后来受到批判的文章，她也是出于善意，所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她转得比较快，据她后来的丈夫陈明回忆，“她自觉地全身心投入延安整风运动，运动中她写下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封面的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遣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已佚失了。”（陈明：《丁玲在延安》，《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由此可见，丁玲对共产党还是忠心耿耿的，从来就没有二心。到了50年代中叶，她不仅被认定是反党分子，而且被指责为“反党集团”的头目。当她被逼承认反党时，她感到天大的冤屈：“天呵！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丁玲：《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她觉得实在是太冤枉了，太受委屈了。就在1955年，中共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后，她先后于1956年8月9日、16日、17日分别向中宣部党委会递交了《辩证书》和信件，给时任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的李之琏写信为自己申辩，在《辩证书》中，丁玲非常认真而详细地列举她所能想到的种种事实根据，反驳对她的种种诬陷和指责，在致中宣部党委会的信中，丁玲既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又详细叙述了10多天来作协党组会议上自己所遭到的斗争情况，极力为自己的历史辩解，诉说自己对共产党的赤胆忠心，申诉自己心中天大的委屈。

可是，哪一位领导能够听取她的申诉呢？那些真正对她的申辩有点当回事的人不是没有权力，就是被晾在一边靠边站，管不了她的事。因而，时过一个多月，中国作家协会还是在上报最高领导层的报告中将她与陈企霞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并且提出了十分严厉的处理意见。接着，既然代表最高层声音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为其作了这样的定性，既然毛泽东要求对包括她在内的一批人“再批判”，哪有她丁玲辩白的余地！即使有像徐刚和徐光耀等正直人士仗义执言，试图为丁玲澄清事实，但都是无济于事。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他们所处的原来是一个不容申辩的时代。

沦为“阶下囚”的原因

丁玲的历史虽说有一段比较模糊，但是总的来说并不复杂。按照有关方面对她的指责，她虽然出身于一个封建世家，但也不成问题，据说她还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后裔，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况且她后来背叛了那个封建家庭，并且一度与向警予、杨开慧等人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此时都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20年代创作的著名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主人公莎菲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当玩具。”而且，作者“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1933年5月14日她与冯达一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后被软禁了3年，直到1936年9月18日她才逃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就是她的这段被软禁的历史外界了解很少，因而被怀疑此间她背叛了革命，于是这就成为别人抓住她的把柄，她被视为可耻的“叛徒”。其实，这些都不过是打击她的借口。至于她从延安整风以后的积极表现——踊跃参加解放区的土改，创作出体现共产党土改政策而且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对最高当局的一片忠心到了这个时候都被视而不见。然而，当年红极一时的姚文元尽管有一个背叛过革命的老子姚蓬子，就是没有人找他的麻烦，“文革”中照样大红大紫。所谓的“家庭成分”和“历史问题”说到底不过是用来对付心腹同党之外那些人的一种手段。

最关键的问题是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期间不仅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一系列具有民主意识、独立、自尊和自由意味的文章，而且还亲自撰写了《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等批评封建落后思想意识的文章和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具有批评的锋芒，但是语气还是温和的，其基本立场还是推动解放区社会进步的，但是其根本问题在于不合领导人的意志，游离于权力监控之外，不利于维护当政者的权威。这就惹了大祸，为后来挨整挨批挨斗埋下了祸根。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对他们这帮人敲响了警钟，只是他们这些人的态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而且当时火候未到，除了王实味态度没有根本性改变而丢了性命，他们暂时被放了一马。

到了50年代，情况不同了。许多知识分子在新政权的统治下一下子不那么适应，特别是他们的思想意识还不能立刻统一到官方的意识形态上来，即使党内的知识分子都在不知不觉中与最高层的思想意识仍有偏离，更何况还有不少人在“鸣放”时期提了许多意见，这令最高统治层很不高兴，进而对未来的统治深感忧虑，因为这样的局面实在不利于树立统治的权威，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这就需要拿党内的作家、理论家开刀，最先倒霉的是编导电影《武训传》的孙瑜，接着是胡风，下面便挨到了丁玲等人。这时到了狠狠收拾她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的丁玲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她满以为这是周扬出于宗派主义要整她，把她搞垮。何止是当时的丁玲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也这样认为，将这看成是人事上的“复杂错综的微妙关系”（李之琏：《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当然不排除出于某种原因，他故意往这方面转移视线的可能性）。到了80年代，大家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我们不否定周扬在整丁玲的过程中包含某些宗派主义的因素，试想如果没有得到最高层的旨意，就算他周扬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去整曾经颇受毛泽东青睐和重视并且被拜为中共中央座上客的丁玲。

“座上客”的荣耀与天真

其实，细细推敲起来，导致丁玲的厄运的根本原因是不难看出来的。想当年，她从国民党的监控中逃出之后，满怀激情地奔赴延安，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当她历经艰辛，几经周折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时，她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到场看望她。为了看望这位来自国统区的著名女作家，毛泽东那天特地刮了脸，周恩来见了都说：“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她刚到陕北的头3天，外交部专门请她吃了“好饭”。这饭现在看来非常简陋，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贵宾的待遇。接着，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她专门开了欢迎会，毛泽东亲自到场活跃气氛。随后的一些天里，毛泽东还常常来到她的住处，找她海阔天空地聊天。后来，毛泽东还将自己专为她写的《临江仙》一词抄给丁玲作为留念。丁玲到了陕北仅仅一周，这里就召开了“文艺座谈会”，紧接着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此前已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作家、艺术家早在这里，可是直到现在才成立这样的组织，显然这是专为丁玲的。可是丁玲似乎没有领会到上层此举的深刻意义。当毛泽东问她“想做什么事”时，她如果回答是“一切听候安排”或者“坚决服从分配”，那自然是正中领导人的下怀，可是她的回答却是：“我想当红军。”这个回答虽然谈不上十分令人满意，但是也还说得过去，毕竟说出了丁玲的心声和真实愿望。根据她的要求，领导人安排丁玲随杨尚昆等人奔赴前线，既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又是为了让她接受锻炼，但是实际想法还是希望她回到中共中央驻地做宣传工作。所以，就在丁玲在前线“看打仗”之际，毛泽东还是惦念着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在紧张的领导全党工作，指挥全军作战，特别是处理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的时刻，抽出非常宝贵的时间专为丁玲填了一首《临江仙》，并通过军用电报传发给她。作为一个作家，得到这样的待遇在整个中共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此时的丁玲毫无疑问是中共高层的座上客。为什么丁玲会如此受到重视呢？作为著名作家，丁玲不远千里，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到陕北，不仅可以给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而且由于她的榜样作用可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前来陕北，在壮大革命队伍的同时，更有利于宣传革命，扩大革命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丁玲倍受器重。丁玲当然为此深受感动，同中国历史上那些受到器重和礼遇的知识分子一样，联想到在国民党那里所受到的严密监控，知遇之情在心底油然升起，一辈子都对毛泽东充满感激，即使后来遭受天大的委屈和非人的折磨，这种感激都不曾改变。

但是，丁玲毕竟是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丁玲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激荡下，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参加反对反动军阀的游行示威并发表演讲。根据丁玲自己的回忆：“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丁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丁玲文集》卷五）丁玲的这个回忆固然有谦虚的成分，说的却也是实情，五四的新文化精神感召着她，令她觉醒，推动着她参加学生运动。此间，丁玲还先后结识了瞿秋白、李达、沈雁冰等文化名人，尤其是因同学王剑虹的关系与瞿秋白交往密切。丁玲之所以拿出勇气解除与表兄的婚约，就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指导下，丁玲创作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和《韦护》等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却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人的觉醒，表现个人情感，追求女性解放的精神，因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到了陕北，丁玲最初在兴奋与激动之中工作和生活，稍后便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四处奔波忙碌做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后来回到陕北，到了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丁玲日渐由一名宣传员回归到作家的身份，她试图以一个现代作家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这里的一切，一度被疏离了的五四新文化精神重新在她的心头升起，于是她与王实味等人发现延安并不是理想的天堂，这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突出的是妇女在某些时候受到歧视，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延安的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等级制度；宗派主义色彩浓厚，封建的思想意识颇有市场；还有一定的腐败现象；等等。着眼于解放区的社会进步，丁玲与王实味等人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性和作家的良知提出了这些问题，不想却严重触犯了最高当局。在最高当局那里，我们之所以热烈隆重地欢迎你丁玲来到陕北，是想让你来宣传这里的“光明”，做一个忠实的宣传员，可是你却来挑刺，要“暴露黑暗”，这不是给我们的脸上抹黑吗？况且有了你丁玲带了这个头，还有一批人跟在后面批评这指责那，我们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呢？我们的领导权威岂不是败在你的手里？

与此同时，丁玲的直率性格在无意中冒犯了毛泽东的权威。有一次，她竟然对毛泽东说她非常钦佩史沫特莱热情忘我的工作作风，“每当我看到她工作时，不免总有内愧，觉得自己常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了，有时冥想太多，显得散漫，缺少现代人应有的紧张”。恰恰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找她聊天，虽然丁玲无意去批评他所崇敬的毛泽东，只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说得毛泽东非常尴尬，“一变他平日的幽默、爽朗，深沉地说道：‘要向她学习呀！’”（周良沛：《丁玲传》第382-383页）还有一次，丁玲出于知识分子的梗直，为了“西战团”的顺利演出，立志破除旧习，不许任何人在节目正在演出时从台口上下，恰恰毛泽东就在演出进行中来了，她竟然没有允许，显然这也是令毛泽东非常扫兴的。只是毛泽东的城府极深，没有立即向她发作。更让毛泽东感到没面子的是，他与江青结婚，给她发了赴宴请柬，但是丁玲因为女儿祖慧生病，以为是一般的请柬，于是没有到场。后来她去毛泽东那里想解释，毛泽东见她进来，就像没看见她一样，不理她。江青赶紧出来招呼。毛泽东看也没看她一眼就走出去了。可见，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对丁玲多少有些失望。这些虽然不足以成为后来她受迫害的首要原因，但是至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丁玲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如此骄傲，竟然在他面前翘起了尾巴。

“阶下囚”的醒悟与迷误

于是，丁玲接下来遭到批判和整肃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来不成问题的3年软禁历史现在便成了问题，专以整人见长的康生就抓住丁玲的这个问题不放，气得丁玲直接去找毛泽东，要求澄清历史，此时的毛泽东大约对她也是失望，没有直接给她答复，只是要她找组织部长去作书面结论，让丁玲碰了个软钉子。在丁玲的一再要求下，中组部到底给她这3年历史做了由陈云和李富春签名的结论。尽管如此，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她的这个疮疤还是被人揭开，她就像捐了门槛的祥林嫂，满以为中组部下了结论就没事，谁知还是有人一直抓着她的这根辫子不放。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丁玲并不知道，她在延安时期躲过了初一，现在却躲不过十五，现在到了她该为当年的那些写作还帐的时候了，可她总以为是周扬与她过不去。因此她极力为自己的历史、为自己的言行申辩，甚至迫不得已越级申诉，她相信事实可以说明一切。但是，她恰恰看不清楚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实都是苍白无力的。既然要整她，拿她开刀，任何事实都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她受批判的这块试金石面前，各人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比她早些时候的胡风虽说拥有比她更为丰富的人生经验，比她对于社会现实有着更为透彻的理解与深刻的认识，然而他也没能看出这一点，洋洋洒洒写出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他的文艺理论观点和主张，反驳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的批判，呈递上去以后，结果怎样？谁去理会他的那种认真得有点迂执的态度？又有谁去仔细研读他的那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辩诬文字？又有谁体谅到他那颗屈原一样的赤胆忠心？不久，他的30万言书竟被当着反面教材公开接受更加严厉的批判，接着他被关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被剥夺了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犯人应有的申诉权和人格尊严。在统治者那里，任何试图为自己洗清罪名的申辩，任何对于横加罪责的反驳，都被视为是与其权威的对抗，是没有臣服的表现。既然如此，谁承认他/她的忠心耿耿！丁玲与胡风一样，以知识分子的思维看待自己的不幸，总以为事实有着无穷的力量，真相可以澄清问题。这也未免太天真了，结果自然是用墨水洗脸——越洗越黑。既然事实和真相都变得无能为力，那么逻辑还有什么用！为了打垮丁玲，那些精神打手可以挖空心思，罗列罪名，就连丁玲的“写一本好书”的要求也被指责为“一本书主义”加以批判，其本领远远超过了指鹿为马的赵高与“莫须有”的秦桧，将丁玲的所有言行都往“反党”方面扯，已由中组部下了结论的历史问题又给拉了出来，进而指责丁玲“拒绝党的领导，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引自周良沛《丁玲传》第36-39页）。根据这些指责，人们感觉那些年中共有关部门及其领导似乎一直在睡大觉，直到丁玲搞“反党活动”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们才清醒过来，找她算帐。既然连逻辑都给一脚踢开，那么，凭借着权力就可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深文周纳，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荒唐的事情和荒谬的结论不能出现！

作为当事人的丁玲，到底在1958年看到了她所熟悉的具有千钧之力的“再批判”三个大字，她才有所醒悟，进而“彻底绝望了”（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第321页）。丁玲应该记得当年毛泽东明确告诉她：“《‘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你批评了是好的。”（孙琴安等：《毛泽东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45页），可是现在毛泽东改变了对她的态度，亲自发动了对她的这些文章的批判，并且指责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人民和共产党，”是个“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孙琴安等：《毛泽东与著名作家》，第250页）。既然是钦定的案件，她还有翻身出头之日吗？丁玲怎能不感到绝望！此时，丁玲的绝望是否还包含这样的成分：当年她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软禁时，尚有鲁迅、宋庆龄、胡适、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严重关注，并且成立了“丁、潘（梓年）营救会”，实施营救，还有国际知名人士巴比塞、罗曼·罗兰、久古里等人发来声援电。然而，20多年过去了，她受到了更为严重的迫害，被发落到北大荒，直到后来被捕入狱，受到非人的待遇，却没有一个人关注和营救她，就是替她说几句公道话的人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曾经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的宋庆龄此时虽然还在国内，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保持沉默。总之，丁玲是“彻底绝望了”。

在绝望中，丁玲就同后来的刘少奇哀求毛泽东允许自己过平民生活一样，一度产生了退出作协的想法，希望到乡下去，住在村子里写作。这种想法既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又是整她的那些人所希望看到的，不过，整她的人并不要她离开，那样就失去了猫戏老鼠的乐趣，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她因失败而哀求逃避，因而就说她这是“分裂文艺界的大阴谋”，还故作姿态表示“团结”她，以便进一步戏弄她，将她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最终达到摧毁她的意志和知识分子的傲气的目的。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丁玲还是离开了京城，到北大荒与丈夫会合，一起接受劳动改造。然而，人家还是没有忘记她，就在召开第三次文代会之际，她被召到了北京。当然她不是被邀来作客的，而是被召来听讲“反对丁玲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的报告的，是作为反面人物当场示众的。

在这次文代会上，丁玲见到了她非常熟悉的身影——毛泽东。当毛泽东出现在她的眼前时，丁玲的心“砰砰”地跳速加快，她确实产生一股冲动，想与老人家握握手，但是这个想法很快为内心涌起的悲哀和自卑所打消。她只得呆呆地在偏僻的一隅望着接受众人欢呼的毛泽东。至于她当时到底想了些什么没人知道，但她的内心一定充塞着难言的痛楚，流下点点滴滴的鲜血。她或许认为自己就是20世纪的屈原，明君依然是明君，自己的被贬被疏被斗被批的遭遇都是奸佞小人构陷的结果。

时移世转，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屈原情结依然在丁玲的心里非常牢固，她与不少人还是将历史的大劫难看成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问题。与她同时代的那些作家如巴金、杨绛、韦君宜、柯灵等人劫后余生都能认真地反思历史，反省自己，寻找民族悲剧的根源。可是，丁玲对于人生的劫难却是这样认识的：“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周良沛《丁玲传》第782页）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表面看来是非常豁达的，其实质是回避历史，没有正视历史，就算她不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她也该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整个国家的历史悲剧去思考，作为一个作家，她没有任何理由不面对历史，反思历史。她的这种局限决定了她不能从自己几十年的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过程得出这样的认识：她的所有不幸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作家身份，而不是充当别人喉舌的宣传员，只是为了维护知识分子的一点有限的独立和自尊，也只是为了保持一点尚未消磨殆尽的个性而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她所付出这些代价仍然没有催醒她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她的眼睛已经为毛泽东“伟大”的身影所遮蔽，她只能一直在屈原情结里徘徊，直到去另一个世界见她所崇敬和爱戴的毛泽东。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非常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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