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8：多变章太炎

2025年12月11日 06:0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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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章太炎是一个“疯子”，他也承认自己“疯癫”和“神经病”（华强：《章太炎大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71页，本文后面引用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他甚至表示要将他的“神经病”“传染与四万万人”（第120页）。章太炎获得这样的外号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行为怪异密切相关。华强在传记中叙述了章太炎的穿着不修边幅，用衣袖抹鼻涕（与辜鸿铭一样的邋遢），在课堂上时常错用粉笔和香烟，外出认不出回家的路，……等等。不过，我在读了华强的《章太炎大传》后觉得章太炎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多变，以及他的多变所体现的知错即改，而这一点要胜过他的愤激情绪和疾呼革命的独特个性。

章太炎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他的“叛逆”。他出身于江南的书香门第，青少年时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祖辈、父辈以及同辈中的长兄都在经学、史学和医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这样的家庭条件再加上他的聪颖过人，使得他自幼表现不凡。而少年聪颖并且显露出不俗的才情往往造成人的自负和特殊的脾性。青春时期的激情则在自负和脾性的作用下则使人易于走向激进和叛逆，尤其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章太炎出生于1869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倍受列强的欺侮，清政府不仅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割地赔款，主权严重受损。因而，尚为少年的章太炎就对外公说：“异种乱华，这是天下第一恨事。”（第7页）他的这番话在满清统治时期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语，当然也是死罪之言，但是他居然敢说出来。当然，章太炎最可贵的是现实的叛逆。就在周围许多人热衷于学习八股文，醉心于科举时，章太炎则无意于科举，“厌恶八股文”（第9页）。这倒不是他没有古文的功底或者就没有写作天赋，然而他恰恰后来成为一代杰出的国学大师，他只是感到八股文的格式实在有悖于自己的个性，不想受其拘束。虽然父亲利用严厉的家训将他逼进科举考场，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和要求去按部就班地写作，而是随性发挥，进而受到主考官的“大声呵斥”（第10页），并且被认为是“疯子”（第10页）并且被逐出考场。后来章太炎进入阮元所创办的诂经精舍学习，师承经学大师俞樾，然而章太炎后来强烈反满，要求变法，乃至呼吁革命，进而导致他与俞樾师生关系的恶化。章太炎虽然没有对老师有所不恭，但是他的政治理想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濡染而体现了时代的变化，而俞樾虽然也很欣赏章太炎的才华，然而章太炎的政治理想已经偏离他的预想，而且与自己的发生冲突。俞樾担任过翰林院的编修，吃过皇家俸禄，当然不能容忍弟子反满革命，所以他指着章太炎的鼻子痛骂“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第57页）章太炎非常敬佩老师的学问和人品，尊重老师。对于老师的斥责，他没有辩解，心里非常难受，十分痛苦。经过反复省思，章太炎“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第58页）。离开老师后，章太炎写下了《谢本师》一文，发表在《民报》上，表示与俞樾从此断绝师生情谊。章太炎此举实属无奈，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以极大的勇气作出了常人难以作出的决定。在具有师道尊严传统的中国，当遇到老师责罚时，绝大多数人虽然内心并不服气，但是只能沉默以对，忍气吞声。如果老师要将弟子逐出师门，学生一定会感到精神压力十分严重，几乎难以承受。主动宣布与老师断绝师生之情，不仅要虑及师兄弟们的齐声训斥和责备，而且还可能让自己将来的弟子仿效。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况，章太炎不会不清楚，但是他还是这样做了。他在痛苦中作出了决断，早就准备为其付出代价，这就是章太炎的“叛逆”的个性使然。

如果说才情使人能够洞察世界，发表深刻而独到的见解，那么自负则使人敢作敢为，易于走向偏执。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变法前，维新人士就开始创办《时务报》，大造舆论。年青的章太炎则积极投入到变法运动当中。他只身来到上海到该媒体任职。该年2月，年仅18岁的他就发表了《论亚洲宜为唇齿》的政论文章。在该文中，章太炎坚决反对清政府的联俄制日的政策，认为那是“引狼入室”（第26页），是“与虎谋皮”（第27页）的妄想，进而呼吁国人警惕俄罗斯的野心与祸心，这无疑是极有远见的。然而，后来的人们并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一再为这个北方的恶邻所愚弄和利用，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只要这个北方恶邻稍微包装一下自己，改换原来的面目，就有不少中国人投入其怀抱，心甘情愿地认贼作父，为其所用。章太炎对俄罗斯的认识是极深刻，极透彻的，但是对于日本的认识却不仅盲目，而且愚蠢。甲午之战早已暴露出日本瓜分中国的野心，但是章太炎竟然没有认识到日本的危害，居然要求清政府联日制俄，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认为是“自救”（第27页），莫名其妙地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他甚至提出“将国土主动奉献日本，以博得日本的好感”（第34页）的主张，根本没有认识到日本的野蛮和残忍，根本没想到三四十年后残暴的日军在南京血腥屠城。1907年，章太炎响应日本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辛德秋水的倡议，与流亡在日本的印度人士缽逻罕等人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亚洲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但是章太炎“心中的帝国主义似乎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第82页），主要指的是欧、美列强。然而，就在不久前，日本与俄罗斯为了争夺远东地区的利益在中国大打出手。

一代思想大师章太炎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或许在章太炎看来，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与中国属于不同人种，而日本虽然是异邦，但是与中国同居东亚，而且同根、同种、同文。这就有了内外有别，而这一区别则障人眼目，让人感觉到西方人欺负才是欺负，东方人的欺负就不算欺负，而是自家内部的事。这或许并不是章太炎的看法，但类似的看法在中国很有市场，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是必须清算的，而国内所发生的武斗和屠杀似乎不值一谈。章太炎抵制俄罗斯的同时，却又投向了日本的怀抱，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个十分睿智的人也可能由于偏执而犯下愚蠢的低级错误。当然，这对于章太炎来说，不过是智者之失，到了30多年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章太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再替日本侵略者讲话，而是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上，密切关注局势的变化，一方面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公开批评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要求他们抗击日本侵略者。面对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章太炎发起成立“光复学会”，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不能让民族文化衰亡于日本侵略，以知识分子的独特方式表现出特有的爱国情怀。与此同时，章太炎致信马宗霍，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军民投入抗战，并且对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予以激赏。1931年底，章太炎与一批文化名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收复被日本侵占的国土。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时，章太炎与夫人商量后自费筹建一座战地医院，支持抗战。在章太炎这里，认识一度出现错误，但是一旦认识到错误，他会立即改变立场和主张，并且落实在行动上。

1896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维新派报纸《时务报》，宣传维新主张。报纸上的文章大胆新颖，让人感到振聋发聩，章太炎读了，非常喜欢。随后，在汪康年的介绍和推荐下，梁启超决定邀请章太炎加盟该报。于是，章太炎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结为朋友。此时，他们的政治理念基本一致。他们共同倡导变法，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于是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是，不久他们在改良与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的意见常常发生冲突。本来，在宣传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时，章太炎曾经接受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意见，利用孔子的旗号推进变法，以为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然而，后来章太炎发现康有为居然向光绪皇帝进言，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感到不能接受，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对于梁启超等人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非常不满，十分鄙夷，进而爆发了肢体冲突。冲突中，章太炎被康门弟子打了一顿，而梁启超也挨了章太炎一个耳光。随后，章太炎离开了《时务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基本上翻了脸。不过，时间不长，到了1898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身在上海的章太炎得知了消息，没有因为与康有为等人翻脸而漠视，而是兴奋和激动。随后，随着光绪皇帝颁布一系列新政诏书，维新运动达到了高潮。章太炎则应汪康年之邀，担任了由《时务报》改成的《昌言报》的主笔。这时候章太炎与康有为冰释前嫌，重归于好。这就是说在共同的政治主张得以实施之时，章太炎与康有为等人已不再纠缠于过去的那点不愉快。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人血洒刑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章太炎则感同身受，“从震惊到迷茫，继而变为愤慨”（第38页），随即写下了《祭维新六贤文》和《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文章，讴歌维新人士，反思维新变法的失败。1898年底，章太炎也逃亡到了日本。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章太炎则写文章对该报予以支持，而梁启超则捐弃前嫌，也从一个巴掌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写信给章太炎表示敬意。

不过，随后他们之间的政见又发生了分歧，彼此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章太炎虽然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但是对他们将康有为奉为教主，并且反对康有为“中国只可能立宪，不可行革命”的主张。到了1901年，已经从改良主义转向革命的章太炎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仍然拥戴光绪皇帝，反对革命，专门撰写了《正仇满论》，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驳梁启超。章太炎的这番变化，既不是情绪的变化无常，又不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也不是迫于某种压力的自我扭曲，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政治主张的改变所作出的交际调整。章太炎为了他心目中的革命──暴力推翻满清统治──而向自己过去的朋友和同党开炮，从而引发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是是非非自有学界去评判，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03年，章太炎又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措辞激烈的文章进一步痛斥康有为的保皇立宪思想。不过，到了1929年，梁启超去世的时候，章太炎闻讯后唏嘘不已，撰写了《挽梁任公联》，他与当年的维新派之间的矛盾似乎消失了。

在与孙中山相处的几十年中，章太炎更是变来变去，一时十分推崇、拥护和支持孙中山，一时又与孙中山闹翻脸，关系紧张，如此反反复复。这在人类交际史上恐怕也很少见。1906年，章太炎流亡日本时见到了孙中山。这大概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一次见面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且，这一次还不单单是他们俩的见面，章太炎还结交了黄兴。由于他们拥有推翻清政府的共同目标，他们三人“情如兄弟，非常融洽”（第120页），在孙中山住所，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等同盟会重要文件。《革命方略》中的许多文件都出自章太炎之手，但是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对于章太炎的工作，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章太炎主持《民报》笔政的巨大贡献。但是，时隔不久，孙中山由于从事推翻清政府的活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驱逐。不过，日本政府在驱逐孙中山时觉得采取粗暴行为十分不妥，于是采取委婉的方式，要将孙中山“礼送出境”（第122页），不仅设宴为孙中山饯行，而且还赠送孙中山5000大洋作为路费，此外日本一位商人赠给孙中山1万元。孙中山考虑到革命需要经费，而且十分紧张，于是收下了这笔钱。在临行前，孙中山拨付2000元充作《民报》的经费，告别宴会花了1000元，其余的钱就带走了。对于孙中山接受驱逐他的日本政府的赠款，章太炎等人觉得不妥，即使收下这笔钱，其用项也应该由同盟会总部讨论决定。而孙中山私自决定用项，而且还将余款带走，是“受贿”（第123页）行为。当时，章太炎正在主持同盟会刊物《民报》正需要钱用，而孙中山仅仅给了2000元，章太炎“觉得太少”（第123页）于是提出解除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的职务，而且还得到了张继等人的附和。与此同时，章太炎气愤之下，竟将《民报》所悬挂的孙中山的相片取下，并在相片上写下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下”10个大字，对于孙中山充满了怨恨。不仅如此，章太炎居然将写了他10个大字的照片直接给孙中山寄去，要让孙中山知道自己对他的严重不满。在这件事中，孙中山由于被驱逐，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讨论日本政府和商人捐款的具体用法，而且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没有私吞或者挪用这笔钱，完全用于革命，没有什么不妥。章太炎则从民主观念出发，认为经费的使用应该经过集体讨论，做到公开透明。问题是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的情境下不现实。而且，章太炎的做法有些过分，因而，这事虽然有人进行了调解，但是他们的情感裂痕无法补救。孙中山在回国后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然而均告失败。此时，孙中山需要极大支持和安慰，然而，章太炎不仅没有给予孙中山以安慰和支持，反而在同盟会总部要求召开会议罢免孙中山的职务，进而掀起了一场倒孙风波。好在这一风波没有对孙中山造成重大伤害，在黄兴等人的调解下渐渐平息。但是，一波刚过，另一波又起。1907年，孙中山从日本购买一批枪支用于武装起义。此事十分隐秘，但是却被章太炎知道了。章太炎知道事关重大，于是调查具体情况，了解到这批枪支是落后武器，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于武装起义，就会“白白断送无数同志们的生命”（第125页）。章太炎以为孙中山不了解内情，于是让事情曝光，结果导致孙中山起义计划泄露。孙中山得知章太炎的行为后，“极为恼怒，认为章太炎、宋教仁是‘泄漏机密，破坏戎机’”（125-126页）。这次事件造成了同盟会内部的分裂。从根本上来讲，双方都是为了革命，没有私心，只是由于沟通不够，造成了误会。尤其是章太炎和宋教仁不了解实情，更不了解武装起义的隐秘性，以通常的方式处理非常的事情，进而无意中给革命造成损失。由于这件事，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总部和《民报》不再信任，于是冷落他们，并且在新加坡创办《中兴日报》以取代《民报》。章太炎所主持的《民报》很快陷入了困境，经费严重不足，即使章太炎和他的报社同仁们以盐笃饭为食，过着极其节俭的日子，依然举步维艰。到了这个时候，章太炎又是写信，又是发电报，向孙中山求助，希望解决办报经费问题。然而，一直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回复。孙中山由于一直忙于组织武装起义，居住地点比较隐秘，很可能没有收到章太炎的求援信件，再加上革命经费非常紧张，无法顾及他们。这也造成了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新的误会。按照《章太炎大传》作者华强的说法，“章太炎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出去筹措经费”（第127页）。章太炎到底能否筹到经费，暂且不说，他毕竟只是一介文人，可能缺乏活动能力。问题是，他也没有去试一试，他在经费问题上对孙中山有依赖，然而他却又与孙中山闹矛盾，这就是章太炎的矛盾，而这矛盾恰恰显示出他的单纯和幼稚。

大概是章太炎向孙中山求助经费无果，进一步强化了他对孙中山的怨恨。到了1906年同盟会举行换届选举时，章太炎会同陶成章联合其他人向同盟会提交文件，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一职。在这份罢免文件中，章太炎等人列出了孙中山12项“罪状”，主要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借公肥私、攫取巨款”（第136页），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将孙中山开除出同盟会。提出避免提案确实是章太炎等人的民主权利，但是章太炎的根本问题是，对于孙中山的许多指控没有依据，出于怨恨，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孙中山罗列罪名。章太炎的举动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于是遭到了强烈反击。在黄兴等人的策划下，香港和巴黎等地的华文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代表孙中山严厉抨击章太炎，指责章太炎和陶成章是“满洲鹰犬”（第136页）、“中国革命党之罪人”（第136页）、“《民报》之罪人”（第136页），他们的行为是“出卖革命”（第136页）。于是，章太炎与孙中山二人“交恶”（第137页）。双方所掌握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攻击和谩骂对方，向对方泼污水。这场口水战，总的来说，孙中山因集中精力筹划和发动武装起义而很少直接参与。他对国革命党的内讧感到十分痛心。他一方面公布经费的收支情况，另一方面让吴稚晖写文章驳斥章太炎和陶成章所加的“罪状”，黄兴则趁机公布章太炎过去致刘师培夫妇的信件，称章太炎原来是清政府的“侦探”（第138页）。当然，黄兴到底是被人利用，还是故意诬陷章太炎，这里还搞不清楚，但是说章太炎是清政府的“侦探”，显然是冤枉了章太炎。不仅如此，章太炎因信件被泄露，又与刘师培夫妇交恶，真是雪上加霜，格外孤单。然而，固执的章太炎脾气比较倔，他竟与孙中山等人“分道扬镳”（第144页）脱离同盟会，另立门户，组建“光复会”。颇有意思的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并没有势不两立，而是离离合合，彼此之间常有人员流动，而且两会的宗旨皆为种族革命。章太炎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两人对待对方的态度却不一样，孙中山到底是革命家，比较大度，而章太炎则有些“小肚鸡肠”（第150页）。出于“小肚鸡肠”，章太炎“经常与孙中山唱反调”（第150页），搞起了“两个凡是”：“凡是孙中山支持的他就反对，凡是孙中山反对的他就支持”（第150页），耍起了小孩脾气，毫无理性可言。这也是许许多多中国文人的通病。1912年四川籍的同盟会会员举行纪念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就因为孙中山参加了这一公祭活动，章太炎居然送了一副骂联，上书：“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结果让众人对他嗤之以鼻。在分析章太炎与孙中山此时的矛盾时，华强认为前者应负主要责任，原因在于他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而且他还有被陶成章利用的因素。

照常理来看，章太炎与孙中山势如水火，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到了1913年，宋教仁被刺身亡。章太炎得知消息后，立即与孙中山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议定《讨袁檄文》，同时还著文驳斥袁世凯对孙中山和黄兴等人诬陷，于是站到了孙中山等人一边。随后，章太炎积极支持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战争。讨袁战争的失败，令章太炎倍感痛心，悲愤中，章太炎写下了《告癸丑死义烈士诸君文》。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一方面祭奠烈士，另一方面则检讨自己“轻信袁氏，闹同志意气”（第155-156页），作为一个文人能够主动检讨自己的过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但是，到了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时，章太炎又转变了对孙中山的看法。他不仅对孙中山不予信任，而且还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是一丘之貉”（第156页）。这实在是章太炎的误判。而产生误判的根本原因在于章太炎不懂得政治，更没有调查研究。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在一片欢呼声中，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出现引起了争议，也令孙中山不满。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是出于对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未来的政制建设。他主张应“以西方政党政治为楷模，改造中国的政党政治”（第227页），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扩大民众权力”（第228页）。在章太炎看来，发起推翻清政府的中国同盟会只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现在革命已经成功，需要建立现代政府，必须由现代政党来执政，同盟会需要经过改造才能成为现代政党或者取消同盟会另建新党。这就是要求同盟会“功成身退”（第228页）。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对章太炎的这个提法表示坚决反对。在辛亥革命前夕，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同盟会已经一分为四，组织十分松散，纪律涣散，所以，当他得知章太炎提出这个口号以及与此相似的“军起党消”的声音，感到“惊诧”和“愤怒”（第231页）。到了1911年底，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同盟会本部会议时，没有通知章太炎出席。在孙中山看来，章太炎已经“在革命的立场上倒退”（第231页）。这次会议通过一份文件《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严厉批驳章太炎的这个口号。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推翻清王朝，而且要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为了这个目标，革命军起，革命党要兴；革命军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要兴旺，要巩固，要加强，要扩大。”（第231页）后来，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孙中山仍然认为是章太炎的口号给革命造成了“危害”（第232页），直到去世前夕，孙中山都在发表演说时，批驳章太炎。孙中山对章太炎一直心怀怨恨，由此口号归结为三点：一、“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第232页）；二、“口号的影响远远超过孙中山的预料之外”（第232页），危害性极大；三、“革命党万不能消”（第232页）。其实，章太炎的这个口号是对中国政治所作的设计，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其意义在于推动中国的社会与体制向现代转型，避免使革命落入改朝换代的旧辙，通过权力制约预防掌权者陷入专制的怪圈。而且，孙中山在领导革命，建立政党的过程中就有独裁的倾向，曾经受到过宋耀如的批评。所以，章太炎的口号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章太炎的口号比较模糊，表达不清，容易引起误解。而且，孙中山的理解也出现偏差。从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中国的皇权专制不仅拥有强大的势力，而且其思想意识仍然市场庞大，因此，要实现政治转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现实还有专制势力复辟的危险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革命党消”的口号，削弱革命力量，也就失去强大的政治力量，很难有效对付复辟势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其中重要因素就是“革命党”势力的衰弱。因而，在章太炎口号之争中，章太炎是以理想的方式看待现实，出发点是为了推动革命事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而孙中山则更注重现实，他们的分歧和冲突实际上是革命事业所面临的重要矛盾。

1916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黄兴病逝，章太炎闻讯后并没有计较前面的过节，立即撰写挽联表示哀悼。这也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章太炎情感上的转弯似乎也太快了，叫人根本赶不上。随后，他又跟随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下子又成为合作伙伴和亲密战友。到了广州后，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章太炎表示拥护和支持，则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军政府秘书长，并且让章太炎代为起草《大元帅就职宣言》。此前，章太炎对孙中山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南京临时政府也很有异见，并且发表了一些不恭言论，不敬之词。此时，章太炎觉得当初自己被人“蒙蔽”了，因而“非常惭愧”（第159页）。于是，他要“将功补过，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第159页）。1918年1月，孙中山命令滇、黔、川的护法联军北伐，然而三省军政府负责人居然为了私利而阳奉阴违，并且多方制肘孙中山。章太炎知道情况后，立即致电唐绍仪和伍廷芳，痛斥岑春煊的所作所为，支持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作为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太炎深感悲哀，与孙中山同心相连。当然，孙中山对于章太炎一直追随自己的护法心怀感激，虽然护法运动夭折，但是章太炎的劳苦还是有目共睹的。后来，总结护法运动失败教训，章太炎与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第162页）。对于这一段历史，华强总结道：“孙中山与章太炎一度交恶，但是在革命大义面前，两人肩并肩地在一个战壕里对敌人冲锋陷阵。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胸怀包容章太炎，他对章太炎的革命豪举一直十分欣赏。”（第162-163页）

1924年，孙中山来到北京，身体状况不好，章太炎知道情况后，“亲疏医方”（第163页），“希望以一己之力挽救先生生命”（第163页）。然而，孙中山还是不幸逝世。消息传来，章太炎悲痛万分，不仅担任了治丧委员会干事员，而且还撰写了两副对联。虽然此后传出了章太炎的另一副贬损孙中山的所谓“挽联”，并且造谣挑拨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关系，但是章太炎没有为自己辩解，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了解真相的。他过去与孙中山之间的隔阂、矛盾和冲突，人们都知道，如果此时辩解恐怕难以说清楚。既然说不清楚，倒不如不说。

章太炎对孙中山态度的不断改变，关系上时友时敌，时亲时疏，既不是出于利益需要，也不是遭遇巨大的外在压力，完全是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化使他眼花缭乱，搞不清问题所在，进而导致思想认识变化无常，这又牵引着他对孙中山的态度，决定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不过，章太炎虽然多变，但是心地坦然，光明磊落，只是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既在认知上相互矛盾，又不死守成见，既有偏执的一面，又能够知错即改，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2018年3月26日于扬州存思屋)

作者简介：孙德喜，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退休教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业余写诗作文，出版过文化随笔《历史的误会》与《准则》、传记《寒山碧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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