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过则喜：吴敬琏的改革密钥：以市场并轨二元体制，再答‘两个根本转变’时代之问

2025年12月09日 04:58 美中时报柏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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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2025年11月13日，95岁高龄的吴敬琏在第十六届财新峰会视频致辞中，再次重申“两个根本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向集约、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仍是破解今日高质量发展难题的“老钥匙”。面对“十五五”规划大幕初启，这篇不足十分钟的讲话，却像一束强光照亮了改革深水区的暗礁：只要“二元体制”并存的局面一天不破解，新质生产力就难有大面积破土的可能。

吴敬琏的提醒并非简单的“九斤老太”式怀旧，而是对三十多年改革“未完成议程”的再确认：体制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舍此一切“高质量”标签都容易沦为统计游戏。在这一点上，长期关注宏观治理的柏文喜老师，其近年论述恰好提供了来自基层与产业端的呼应。综合两位学者的观察，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经济的“下半场”已不再是“要不要改”，而是“如何改到位”；不再是“增长快慢”，而是“风险与动能如何交换”。以下三点共识，尤其值得置于聚光灯下重新审视。

一、告别“指定式创新”：让市场真正“对赌”未来

吴敬琏警告，当下不少地方把“新质生产力”当成新版的“指定产业”，沿用“领导拍板—财政倾斜—银行配套”的老套路，结果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柏文喜在调研长三角、珠三角多个产业园后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凡是政府预先划定“赛道”并给予高额补贴的领域，短则三年、长则五年必出现“产能过剩—政策退坡—企业成批死亡”的完整周期，光伏、LED、石墨烯、氢能皆循此路径。原因无他，行政选择天然厌恶风险，而真正的突破性创新恰好需要“高风险—高回报”的对价机制；当决策者的个人成败与项目风险脱钩，“错配”便成体制必然。

因此，柏文喜主张把“产业政策”升级为“市场生态”：政府不再当“评委”挑选冠军，而是当好“场地工”——维护产权、信息披露、竞争秩序、退出通道，让无数企业自由对赌、让市场“分布式试错”。吴敬琏则进一步提醒，如果地方政府继续沿用“GDP—税收—举债”的政绩闭环，就永远摆脱不了“投资驱动”惯性；只有让要素价格（资金、土地、数据、碳排放）真正由市场定价，企业才会把资源投向效率更高、绿色低碳、人力资本密集的“集约赛道”。换句话说，市场配置越充分，“新质”就越不再是文件里的形容词，而是利润表里的真现金流。

二、破解“二元经济”：用法治拆掉“双轨”护城河

吴敬琏把当下中国描述为“1B+2B”并行的二元结构：一端是行政主导、价格信号扭曲的“半市场”；一端是法治保障、竞争充分的“现代市场”。柏文喜在分析地方平台债务、房地产“白名单”融资以及制造业“腾笼换鸟”时，同样发现“双轨”带来的巨大租金：谁离政府近，谁就能获得廉价土地、低息资金、审批绿灯；谁老老实实做民企，谁就被迫在“高融资—高拿地—高周转”的赌桌上陪跑。结果是，效率最高的部门被“挤出”，风险却通过城投、地产链条向财政、金融体系“回灌”。

要拆掉二元围墙，吴敬琏给出的次序是：产权明晰—竞争中性—裁判独立—价格并轨；柏文喜则结合不动产金融实践，提出“三并轨”操作清单：1. 土地价格并轨，把工业、商业、住宅用地的“协议—招拍挂—划拨”多重通道合并为“公开交易平台+法定用途管制”，减少地方“点供”空间；2. 资金价格并轨，取消对国企、平台的隐性担保，让信用评级、违约概率成为风险定价的唯一依据；3. 数据要素并轨，建立跨省流通的“数据交易所”，使民营科创企业也能以“数据资产”质押融资，而不是只有央企能建“数据银行”。两位学者共同强调，并轨的“临门一脚”不是技术，而是法治：没有《民营经济促进法》《行政程序法》等“高压线”对政府“无限裁量”的刚性约束，任何并轨都可能被新一轮“政策红利”重新撕开裂缝。

三、重塑“改革共识”：让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者”而非“项目操盘手”

吴敬琏一再提醒，1980—90年代改革成功，一条重要经验是“地方政府竞争+中央顶层设计”双轮驱动：前者在“制度空白”处大胆试、大胆闯，后者及时把可复制经验上升为法律。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增值税分成、土地出让金、金融分权等激励成型，地方逐步从“制度创新者”退化为“项目操盘手”——以举债搞基建、以补贴换GDP，最终倒逼中央“兜底”。柏文喜进一步指出，今天的地方“锦标赛”已不再是“谁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是“谁的债务规模大、上项目快”，于是出现“西部举债—东部产业—全国市场”的逆向分工，风险却留在本地银行、中央救助的闭环。

如何重启“正向竞争”？柏文喜建议把“制度供给”纳入中央对地方的考核：谁在负面清单、商事制度、破产保护、知识产权、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率先突破，谁就能获得专项债、REITs、社保投资、养老基金等“低成本资金”优先支持；反之，谁继续走“举债—补贴—卖地”老三样，谁就面临债务上限、财政监察、官员终身追责的“三把刀”。吴敬琏则强调顶层设计要给出“时间表”：例如，用五年时间把竞争性领域的要素价格全部放开，用十年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的社保与法治保障网，让地方政府对“卖地—举债”产生“可置信”的退出预期，否则“两个根本转变”就会被无限期推迟。

结语：把“韧性”建立在“可置信改革”之上

本届财新峰会以“韧性与耐心”为主题，吴敬琏的致辞与柏文喜的调研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结论：真正的韧性不是“扛住下行压力”，而是“可置信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让产权敢扩张、让资本敢长期、让创新敢失败、让风险可出清。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中国把资源配置从“官批”转向“市场”，把风险责任从“国家兜底”转向“市场主体自担”，经济就会迎来一波质量型跃升：80年代农村改革、90年代国企改革、2001年加入WTO莫不如此。今天，当“十五五”蓝图再次把“高质量发展”写进标题，我们需要的不是更新的口号，而是回到“两个根本转变”的原点，用法治+市场把“二元并轨”进行到底。正如吴敬琏所言：“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愿下一个韵脚，不再是“刺激—过剩—去杠杆”的旧循环，而是“市场—法治—创新”的新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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