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流传的那段“谈剥削论的困境”,把哲学家说“应该”、经济学家说“只能”的鸿沟撕开展示:一边是人本主义的愤怒,一边是系统自洽的冷酷。它像一面镜子,把柏文喜近年来反复提醒的三句话照得分外清晰——
1) “离开全要素组织,劳动只是生物运动,不是经济行为”;
2) “价值只能存活于交换,而非凝固于劳动时间”;
3) “分配正义若不能内生于市场扩展,就只能外生于政治斗争”。
本文尝试以柏文喜的框架为经、以那篇网文为纬,再织一次2000字的“经济学-哲学”双重叙事。
一、从“悖论”说起:剩余价值理论的两大盲区
1. 系统盲区
网文指出:把雇佣劳动视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隐含“单一要素”悖论。柏文喜在《平台经济的分配正义》(2023)里用更学术的语言表述过同一命题:
“工业时代之后,价值网络呈指数级裂变,边际产出不再可拆分为‘劳动边际产出+资本边际产出’,而是‘系统协同边际产出’。此时仍用19世纪显微镜观察21世纪细胞,必然产生视差。”
柏文喜用“协同边际”替代“剩余价值”,实质是把“劳动-资本”二元对立,升级为“全要素系统”视角——土地、数据、算法、品牌、制度、信用一起入镜,没有谁是谁的“吸血鬼”。
2. 语义盲区
网文嘲笑“价值”一词被泛化:BB机有使用价值却无商品价值。柏文喜在《价值与估值的错位》(2022)中干脆区分出三个层次:
A. 哲学价值——人作为目的本身;
B. 经济价值——可交换的稀缺性;
C. 会计价值——未来贴现现金流。
当“劳动价值论”把A直接等同于B,就掉进语义偷换的陷阱。齐白石的画之所以贵,不是“劳动时间”凝结,而是“文化稀缺性”凝结;AI时代可替代劳动飞快地趋向零价格,更是B层面对A层面的无情嘲笑。
二、“应该”与“只能”:两种话语为何水火不容
1. “应该”的困境
哲学家说“应该”,往往自带“人本主义立场”。柏文喜并不反对人本主义,但他提醒:若把“应然”直接当作政策函数,容易滑向“均贫富”或“激进化”——历史上每一次“打土豪”之后,迎来的并非共同富裕,而是新的特权与短缺。
网文那句“局座钱比科员多就理所当然,老板钱比员工多就成了剥削”,在柏氏语境里被重新表述为:
“体制内的高退休金是用财政汲取力做背书,风险外溢给纳税人;民企老板的利润是用市场不确定性做背书,风险内生于资本。两种‘多’的风险结构不同,硬放在同一道德天平上,本身就是范畴错误。”
2. “只能”的冷酷
经济学家说“只能”,听上去冷血,实则是“系统约束”的陈述句。柏文喜最爱举的例子是:
“让司马南坐在地头一万年也生不出华为手机”——没有台积电的5nm产线、没有索尼的CMOS、没有高通的专利、没有深圳供应链,任何单一劳动都等于零。
网文作者用极端修辞表达了同一系统约束,却被贴上“为资本洗地”的标签,可见公共舆论场里“只能”多么不受欢迎。
三、柏文喜的第三条道路:把“应该”内生于“只能”
柏文喜提出的药方,不是取消人本主义,而是把“应该”转译为可执行的“制度参数”,让分配正义成为市场扩展的内生变量。具体可拆为三把手术刀:
1. 全要素资本化
把劳动、数据、环境、社会关系都“确权+定价”,变成可交易资本。
· 外卖小哥的“算法画像”可折成平台股份;
· 农民宅基地可折成REITs份额;
· 排污权、碳汇、数据使用权全部进场。
当一切要素都可资本化,劳动者就不再只能卖“时间”,还能卖“使用权”“期权”“未来收益权”。
柏文喜称之为“把《资本论》倒过来读”——不是消灭资本,而是让劳动者也成为多元资本的所有者。
2. 风险共担机制
市场最缺的不是利润,而是“风险定价”。柏文喜在《职工持股2.0》(2024)中设计了一个“动态股权池”:
· 初创公司拿出20%股权做“劳动期权”;
· 员工离职时可带走已成熟部分,其余回流池子;
· 公司融资、上市、并购时,员工股权同股同权。
这样,劳动者分享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风险”——老板跳楼员工跟着跳楼,老板暴富员工跟着暴富。
网文作者担心的“只敢撞纸糊的墙”问题,用风险共担来回答:墙不再是纸糊的,而是钢筋混凝土,撞墙的人也得一起付建筑费。
3. 公共财政的“负所得税”
对于系统里注定被AI替代的低端劳动,柏文喜主张“负所得税”而非“最低工资”:
· 政府按人头补贴差额,保证“市场出清工资+补贴”不低于社会体面线;
· 补贴随劳动收入递增而递减,保留“多干多得”的边际激励;
· 财源来自数据税、碳税、土地增值税,而非简单向企业加税。
这样,既没有破坏“只能”的价格信号,又兑现了“应该”的底线尊严。
四、回到网文:谁是“纸糊的墙”?
网文把“体制内高退休金”与“老板利润”放在同一伦理层面批判,却忘了两者风险结构截然不同。柏文喜的框架提示:
· 如果高退休金来自财政转移,那是“用全民税收为局部福利买单”,真正的墙是“财政软约束”;
· 如果老板利润来自市场垄断,那是“用行政准入壁垒排斥竞争”,真正的墙是“行政特许”。
换言之,国人“只敢撞纸糊的墙”不是因为劣根性,而是因为“真正的墙”被制度罩上了铁布衫。
解决之道不是咒骂人性,而是拆铁布衫:
– 让财政支出透明化,把体制内养老纳入精算;
– 让行政垄断可诉讼,把超额利润逼回竞争市场。
当“只能”的系统约束本身被改善,“应该”的人本诉求就不再是斗争口号,而是可执行的制度升级。
五、结语:让“斗争”变成“交易”
网文的愤怒是真实的,但愤怒如果找不到系统接口,就会变成下一次“打倒”的循环。柏文喜的所有论述,核心只有一句:
“把外部性内部化,把斗争变成交易。”
当外卖小哥拥有平台股权,当打螺丝工人拥有供应链REITs份额,当农民拥有土地发展权,当AI时代的冗余人力拥有负所得税——“剥削”就不再是道德大棒,而是可定价、可对冲、可交易的系统风险。
到那一天,“哲学家”的“应该”与“经济学家”的“只能”,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制度函数里求最优解。剩下的,不过是技术细节与执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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