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巴德曾用“太简单，不值得讨论”一句话打发“社会保障”议题，却也在《人、经济与国家》里留下一句冷峻的判词：“它只是为了使向低收入、工薪阶层普遍征税显得更容易接受罢了。” 今天重读，恍若当头棒喝：原来我们每日挂在嘴边的“五险一金”，不过是被包装成福利的税；而所谓“老龄化危机”与“延迟退休”，不过是税不够花了之后的续命手段。
柏文喜先生近年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醒市场：
1. 社保从未真正“储备”，而是一种当期税、当期支的“代际契约”；
2. 中国现行社保费率之高，已逼近企业可承受的“拉弗禁区”，再继续加税只会抑制就业；
3. 财政把社保缺口“货币化”，必然以M2膨胀的方式让全民买单，最终吃亏的仍是工薪阶层。
把两人的观点放在同一张坐标系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一把剪刀：一把剪断产权伦理，一把剪开财政幻觉。本文尝试沿着这条剪口，把社保制度重新拆给大家看。
二、“代际契约”还是“代际掠夺”？
柏文喜指出，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名义上是“个人账户+统筹账户”的部分积累制，实则统账混同早已是公开秘密：2013年起，个人账户实账不到两成，其余全靠财政补贴和当期征缴来“补洞”。换句话说，今天的年轻人交的20%工资，并不是替未来的自己储蓄，而是直接打给今天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
罗斯巴德早就拆穿过这一魔术：“政府并不将它从税收中取得的资金投资出去，而只是将它们花掉，给了自己许多政府的债券，它所许诺的利益到期时将之变现。当然，要变现就只有进一步征税。”
柏文喜在2021年用财政部的公开数据算过一笔细账：
- 2020年财政补贴社保资金已高达2.1万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8.7%；
- 如果维持现有替代率（平均养老金/社会平均工资≈45%），到2035年财政补贴占财政支出比重将突破15%，届时“要么加税，要么发债，要么印钞”。
这恰好验证了罗斯巴德的预言：公众必须向政府支付两次——第一次叫社保费，第二次叫通胀税或更高的所得税。
三、“低收入阶层普遍征税”如何成为可能？
社保制度的天才之处，在于把“税”改名为“费”，把“再分配”改名为“保险”。柏文喜提醒，中国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而很多省份的最低工资又被人为压低到平均工资的40%以下。结果是最低收入群体反而要按“虚高基数”缴费，实际税负远高于名义费率。
罗斯巴德则一语道破：“强迫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资金转让给政府迫使他损失了效用。”在自由市场上，一个收入3000元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购买商业年金、指数基金，甚至先投资自己（教育、培训），而不是被强制“储蓄”到一个回报率（内部IRR）不到2%的公共池子里。
柏文喜进一步用“边际税率”概念指出：
- 月薪5000元的劳动者，个人+单位社保费+公积金合计费率约43%，
- 再加上增值税、消费税，其真实边际税负早已突破50%，
- 也就是说，每多挣1块钱，可支配收入只增加不到5毛。
如此高的边际税率，直接把很多灵活就业者逼到“不参保、不缴税、只做现金交易”的灰色地带。社保制度本意是“保护穷人”，最终却让穷人更穷，因为合法工作的税负太高，他们只能去“打黑工”。
四、一个关于“时间偏好”的陷阱
柏文喜在一次内部沙龙里举过一个例子：
“假设一个25岁的外卖骑手，每月交1000元社保，如果这笔钱能拿去买指数基金，按年化7%计算，到他60岁时可积累约170万元；而按现行城镇职工养老公式，他届时每月能领到的养老金大概只有4000元，且替代率还会随社平工资上涨而不断稀释。”
罗斯巴德则从更根本的时间偏好角度指出：“在自由市场上，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偏好选择储蓄或消费，而政府强制储蓄扭曲了个人主观价值排序。”
社保制度正是用一纸“欠条”把年轻人的时间偏好锁死：你今天不敢辞职、不敢创业、不敢gap year，因为你怕“断缴”；等你老了，又发现那张欠条的购买力早被通胀啃得只剩骨头。
五、“特权阶层的哀嚎”与改革窗口
柏文喜一向主张“先降费率、再调结构、最后转个人账户”。他在2023年《社保降费与财政纪律》一文中提出三步走：
1. 用两年时间把单位养老费率从16%降到10%，个人费率从8%降到5%，缺口由划拨国资和财政压支解决；
2. 将“统筹账户”逐步改造为名义账户制（NDC），不再空账运行；
3. 对1990年后出生的群体，允许其选择“退出公共养老，全额进入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政府只做兜底。
这与罗斯巴德“允许任何人选择退出”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方向上完全一致。唯一区别是，柏文喜承认“转轨成本”客观存在，需要财政一次性埋单；而罗斯巴德则干脆主张“直接关闭社保，把债券违约掉”，这在政治上显然不可行。
阿根廷总统米莱的激进方案提供了现实注脚：
- 他宣布把养老金的实际购买力下调40%，
- 结果引来退休群体上街堵路，
- 米莱强硬表态“警察必须果断执法”，
- 最终街头暴力被迅速平息，改革得以推进。
柏文喜评论此事时说：“任何削减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被污名化为‘反人民’，但真正的反人民，是让年轻人永远给老年人打工。”
六、结语：把“时间”还给个人
社会保障制度最大的恶，不在于它今天花了多少钱，而在于它系统性地剥夺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权。它用“集体”的名义，把个人时间偏好、风险偏好、投资偏好全部格式化，然后告诉你：“别担心，等你老了，国家养你。”
可真相是：
- 等你老了，国家的钱就是下一批年轻人缴的税；
- 如果下一批年轻人不够多，就开动印钞机；
- 如果印钞机也救不了，就延迟退休、降低替代率；
- 最后一地鸡毛，谁都跑不了。
柏文喜给出的药方是“渐进改革、财政兜底、产权回归”，罗斯巴德给出的药方是“彻底废除、尊重自愿、市场解决”。两条路径看似温差巨大，实则共享一个伦理底座：
任何正当的社会制度，都必须允许个人说“不”。
把说“不”的权利还给个人，就是把时间、把未来、把尊严还给每一个人。只有当“我不需要国家养我”成为普遍共识，人们才会真正去投资自己、投资家庭、投资社区，市场与社会才能在自发秩序中孕育出真正的、可持续的“保障”。
在此之前，社保仍将是那枚裹着糖衣的税，引诱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甘情愿地走进俾斯麦设下的百年大局。而我们能做的，至少是在思想上拆穿它，在行动上拒绝被它继续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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