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是国家的，国企反而是个人的”——这句反讽式口号像一枚钉子，把当下公众对企业公共性的困惑钉在了舆论墙上。它之所以刺痛人心，并非因为逻辑周延，而是因为它把长期被遮蔽的“风险—收益—责任”不对称撕开了一条口子：民企老板亏损时倾家荡产、赚钱时却要将近一半利润以税、费、社保等形式上缴；国企高管盈了可拿高薪、亏了却由国家兜底。这种“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全民”的观感，让“公共”二字在国企身上显得可疑，而民企倒被戴上了“公共”的高帽。
然而，情绪不能替代学理，口号也无法建构制度。本文试图在三个维度上拆解这个命题：第一，企业的公共属性究竟由什么决定？第二，风险与收益的错配到底是所有制之弊还是委托代理之病？第三，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未来，我们如何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各得其利，从而真正兑现“人民的企业为人民”？
一、公共性不是出身标签，而是功能与后果
企业因何而“公共”？传统教科书给出的答案是“产权归属”。全民所有的国企似乎天然姓“公”，私人控股的民企天然姓“私”。但真实世界远比所有制复杂：
1. 外部性规模决定公共影响。一家年营收千亿元的民企，其就业、税收、产业链、技术扩散的“正外部性”丝毫不亚于同量级国企；反之，一家偏僻县城的小型国企，其公共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2. 资源占用的公共程度决定公共责任。国企大量占用行政特许、低息贷款、国家信用，这些资源来自全民，自然要对全民负责；民企若依赖政府补贴、公共资源（如数据、频谱、土地），同样应承担相应公共义务。
3. 风险外溢的范围决定公共关切。一旦大型民企“大而不能倒”，其流动性危机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公共部门不得不介入。此时，民企虽在产权上姓“私”，却已被公共风险“公有化”。
因此，公共性不是非黑即白的身份标签，而是一个可度量、可调节的“光谱”。它取决于企业对公共资源占用的多少、对公共利益影响的大小、对公共风险外溢的强弱。
二、风险—收益错配：委托代理的“大企业病”
回到文章开头那幅不对称图景：
· 民企老板：盈了交税、亏了跳楼；
· 国企高管：盈了拿奖、亏了调任。
这种错配感真实存在，却并非所有制原罪，而是“委托—代理”链条中激励约束失衡的通病。国企高管并非股东，仅是代理人，若要求其承担无限风险，就需要匹配对称的收益权（股权或长期激励）；否则就只能以党纪国法、业绩考核、终身追责等行政化手段作为替代。同样，在大型民企、上市公司里，职业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并不鲜见：高管为了短期市值套现、大比例分红或盲目并购，最终把风险甩给市场和投资者。
因此，“风险个人化、收益社会化”或“风险社会化、收益个人化”的病灶，根源在于：
1. 信息不透明、激励不兼容、约束不硬；
2. 市场退出机制失灵，“僵尸企业”僵而不死；
3. 公共治理工具箱单一，过度依赖行政干预而非法治化、市场化手段。
三、让公共性看得见：制度补位与工具创新
要医治上述病灶，必须跳出“所有制之争”，转向“制度补位”。以下四项改革建议，既适用于国企，也适用于占有大量公共资源的民企。
1. 公共成本内部化：建立“公共资源占用税”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一旦占用稀缺的公共资源（如行政牌照、无线电频谱、城市数据、金融牌照），就应按市场评估价缴纳“资源占用税”，纳入公共预算。此举可让企业的真实成本显性化，避免“隐性补贴”扭曲竞争。
2. 公共风险资本化：引入“双底线”考核
借鉴国际经验，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不分所有制）实施“双底线”监管：
· 经济底线：资本充足率、杠杆率、ESG评级；
· 公共底线：就业保障、供应链韧性、关键基础设施安全。
一旦触碰公共底线，监管可强制要求企业以优先股、可转债、风险准备金等方式，向公共风险基金注资，真正做到“风险事前共担”。
3. 公共收益透明化：全民分红与全民持股
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已逐年提高，但“钱去哪儿了”公众仍无感。建议：
· 将部分国有资本划转至“国民主权基金”，每位公民拥有不可转让的虚拟份额，每年按人头分红；
· 建立手机APP查询端口，居民可实时查看分红金额、基金投向、项目收益；
· 对大型平台型民企，探索“数据红利”返还机制——当企业利用公共数据获得超额收益时，按一定比例以消费券或数字人民币形式返还给数据贡献者（用户）。
4. 公共治理多元化：董事会的“利益相关者”改造
传统董事会只对股东负责，未来应强制要求具有重大公共影响的企业设立“利益相关者委员会”，成员包括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上下游中小企业代表、社区代表、环保组织等。委员会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通过多元制衡，把“社会公地”嵌入公司治理，而非靠外部运动式监管。
四、各归其位：让国企更“公”，让民企更“民”
国企的未来不是“做大”，而是“做公”。其主责主业应聚焦市场失灵、公共性强、投资回收期长的领域：基础研究、尖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国防安全。在这些领域，国企要敢于承担长期亏损、超前投资，用“公”的优势补“私”的短板。
民企的未来不是“原罪”，而是“原动”。其优势在于市场嗅觉、效率激励、应用创新。国家要做的是：
· 以竞争中性为原则，拆除所有制歧视的“玻璃门”；
· 以法治化为底线，防止“运动式”监管、“一刀切”关停；
· 以公共政策为杠杆，引导民企在解决“卡脖子”技术、吸纳就业、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民企的“私”动力真正服务于“公”目标。
结语：从“谁的企业”到“为了谁”
“民企是国家的，国企反而是个人的？”——这句反讽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颠倒黑白，而在于提醒我们：公共性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安排转化为可感知、可验证、可问责的具体权利义务，那么任何所有制都会被污名化。
让国企更“公”，就要让全民真正享受到资产收益、治理参与和风险监督；
让民企更“民”，就要让企业家在公平竞争中获得合法财富，同时对其占用的公共资源和造成的公共风险承担对称责任。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姓国姓民”的零和叙事，迈向“人民的企业为人民”的共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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