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绑架的“剥削”话语
在中国，任何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似乎都必须从“剥削”二字开始。仿佛只要不引用《资本论》里剩余价值的公式，就失去了谈论公平的资格。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一边是民营企业平均每家每月利润不足4000元，一边是“血淋淋剥削”的道德审判。这种话语的吊诡之处在于，它用19世纪的逻辑裁剪21世纪的现实，把复杂的分配问题简化为资本对劳动的掠夺，进而把一切经济病症都归咎于民营老板的原罪。
然而，现实的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叙事。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总利润2.34万亿元，却要承担9.14万亿元的税收，税负是利润的3.44倍。如果这也能叫“剥削”，那资本家的“剥削效率”未免太低了。更严重的是，这种话语掩盖了真正的矛盾：不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是财政与市场的失衡。
二、权力才是分配的主角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公式（W = c + v + m）假设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其中m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但在中国，这个公式从一开始就被改写：商品价值W的大部分并未落入资本家的口袋，而是通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社保缴费等渠道被财政切割。2021年，全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高达26%（部分统计口径认为接近40%），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最大占有者不是资本，而是财政。
更关键的是，财政的分配逻辑并非中性。土地出让金、专项债、产业补贴……这些工具使得资源向行政体系及其关联领域集中，而非通过市场机制流向居民。其结果是：企业税负沉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续下滑。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仅43%，低于全球平均的60%，更远低于北欧国家的70%。这哪里是资本剥削劳动？分明是权力挤压了市场。
三、财政的“三重挤压”
1. 对企业的挤压：以2023年为例，民营企业每赚1元利润，需缴纳3.44元税收，同时还要承担社保、残保金、工会费等隐性成本。许多小微企业实际税负超过50%，利润稀薄到难以覆盖融资成本，更遑论扩大再生产。
2. 对居民的挤压：财政收入中仅约3%用于社会保障，而北欧国家这一比例高达30%。中国居民被迫通过高储蓄自我保障，消费自然低迷。2023年居民储蓄率仍达34%，而消费率仅38%，形成“越不敢花钱越储蓄”的恶性循环。
3. 对市场的挤压：财政支出中行政开支占比畸高。据财政部数据，2023年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26%，而教育、医疗、养老合计仅占28%。这种结构下，市场资源被行政体系虹吸，民营资本只能“沉没”。
四、米莱式改革的镜鉴
阿根廷总统米莱的“电锯改革”虽争议极大，但其核心逻辑值得借鉴：通过削减行政开支，将财政资源从官僚体系转向居民福利。中国若将行政开支占比从26%降至全球平均的10%，可释放约3.5万亿元资金；若将社会保障支出从3%提升至30%，可新增6.7万亿元居民收入。两者相加，相当于每年向居民“输血”10万亿元，是2023年个税总额的5倍。这笔资金无需“刺激”即可直接转化为消费——这恰是北欧国家消费率高企的根本原因。
五、改革的路径依赖
问题在于，削减行政开支的阻力远超经济学计算。财政的分配权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任何“自我革命”都需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当前的政策选择更可能是：继续通过专项债投资基建（2024年新增3.9万亿元），以投资拉动GDP，但这会进一步挤压居民收入份额；或是加大国企分红比例，但国企利润上缴财政后，能否转化为居民福利仍是未知数。
真正的破局点在于建立“财政民主”——让税收的使用接受人大实质性监督，让社保支出与财政收入的联动机制法定化。例如，可立法规定：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行政开支占比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用十年时间完成结构转型。这种渐进式改革虽不如米莱的“休克疗法”激烈，却更符合中国国情。
六、结语：超越立场的经济学
回到开篇的争论：我们是否需要继续用“剥削”叙事绑架改革？答案是否定的。当财政成为分配的最大变量时，再纠结于劳动与资本的零和博弈，已沦为“黑板经济学”的文字游戏。中国经济的矛盾不是资本家太贪婪，而是财政体系太臃肿；不是资本在剥削劳动，而是权力在挤压市场。
真正的“爱国”不是维护某种立场，而是承认现实并寻求变革。当民营企业的微薄利润被税负吞噬，当居民的高储蓄源于社保缺失，继续挥舞“剥削”的大棒，只会让资本加速逃离，让消费持续萎缩。走出迷雾的路径只有一条：让财政回归“分蛋糕”的本分，让市场重新成为“做蛋糕”的主角。否则，我们只能在“血淋淋剥削”的幻觉中，眼睁睁看着经济闭环走向失衡。
经济是系统的艺术，平衡才是最高的正义。任何用19世纪理论解释21世纪问题的企图，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刻舟求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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