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游筑堤，不如上游修闸。”在11月13日农业农村部于楚雄召开的“乡村工匠培育暨脱贫人口务工就业‘两稳一防’工作会议”上，副部长江文胜再次强调：必须把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从会议列出的“乡村工匠”、“帮扶车间”、“公益岗位”等工具箱看，部委的意图清晰——把最后的兜底防线筑在乡村。然而，柏文喜老师早在两年前就提醒：“如果民营经济的发动机持续熄火，任何乡村层面的‘堵窟窿’都只能是悲壮而低效的。” 面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就业冲击，我们有必要重述并延伸这一判断：真正决定数千万脱贫人口会不会“洪水般”返乡的阀门，不在农业农村部的“下游堤坝”，而在城市民营经济的“上游水闸”。
一、悲壮筑堤：农业农村部的“最后100米”
“两稳一防”是过渡期内巩固脱贫成果的核心KPI。过去四年，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始终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工资性收入已占其人均纯收入的六成以上。此次会议把“乡村工匠”单列为一项国家级工程，提出“规范化、年轻化、集群化”三大方向，并配套品牌打造、财政奖补、金融授信等一揽子政策。从乡村公益性岗位扩容到就业帮扶车间“提档升级”，再到返乡回流人员“百日攻坚”，政策设计者试图用“工具包”思维把风险就地化解。
但必须看到，这些举措的宏观底色是“被动防御”：
1. 岗位体量有限。全国公益性岗位总量不足500万个，且福利属性远大于效率属性；就业帮扶车间虽有3万多家，但平均用工仅12人，利润薄、订单波动大。
2. 产业层级低。无论是手工编织、农产品初加工，还是乡村旅游配套，均处于价值链底端，市场容量与价格弹性极其有限。
3. 财政依赖度高。楚雄会议上披露，多数车间60%以上收入依赖政府采购、补贴或税收返还，一旦地方财政吃紧，最先压缩的就是这类“柔性支出”。
柏文喜指出，这种“乡村兜底”模式在2020—2022年全球疫情外需骤降阶段确实发挥了“缓冲垫”作用，但其前提是城市就业“只是暂时休克”。当“上游”民营板块出现趋势性、结构性熄火时，“下游”任何精巧的堤坝都会被指数级增长的返乡人潮瞬间击穿。
二、上游告急：民营经济“就业心脏”缺血
数据不会撒谎。全国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的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创造，其中制造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居民服务四大行业又吸纳了62%的农民工。然而，2023年以来，这些行业同步遭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1. 需求端：外需订单向东南亚转移，1—10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仅0.3%，低于2022年同期的12.8%；国内消费复苏慢于预期，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速仅为4.1%，不足疫情前一半。
2. 成本端：工业用电价格较2020年上涨22%，部分中小制造企业的能耗费已占产值的9%—11%，高于东南亚同业4—5个百分点。
3. 资金端：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9月民营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达5.62%，高于国企的3.41%；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拉长到66天，比2020年增加11天。
柏文喜特别提醒，比“宏观数据”更可怕的是“合成谬误”带来的预期崩塌：
——环保、安全、数据、社保等多条线“运动式”督查，让中小老板把“不被关停”当成首要目标；
——教培、互联网平台、医药集采、金融反垄断等行业整顿，数百万人“瞬时失业”，加剧了“进城无岗、回乡无地”的恐慌；
——“国进民退”的叙事自我强化：2024年A股新增银行贷款中，国企占比首次突破70%，民企债券净融资连续12个月为负。
当“上游”水位因预期恶化而骤降时，农业农村部再怎样加高堤坝，都无法弥补3000万脱贫岗位的巨大缺口。
三、回到常识：修复民营信心就是守住脱贫成果
柏文喜一贯主张，中国的现代化治理必须完成从“保留退路”到“筑实前路”的范式转换。“退路”是农村土地、公益岗位、帮扶车间；“前路”则是城市提供可持续、有尊严、可向上流动的就业机会。要让“前路”畅通，当务之急不是再出多少“部门文件”，而是把“民营经济=就业心脏”这一常识写进所有宏观政策的“第一行代码”。
1. 产权与竞争中性：尽快推出《民营经济促进法》，把“法无禁止皆可为”落到行政、金融、招投标、要素定价等细部环节，用法律语言替代“暂行的意见”“阶段性的通知”，一次性对冲“所有制歧视”预期。
2. 政策影响评估：任何涉及市场主体的新规，必须同步公布“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对可能一次性造成1万人以上失业的“关停并转”事项设置6—12个月缓冲期，并配套专项稳岗基金。
3. 金融与税收“定向滴灌”：把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新发放民企贷款利率两项指标，纳入对省级政府的“乡村振兴考核”，从机制上逼出“竞争性的金融供给”；对吸纳脱贫人口超过员工总数5%的民企，给予社保费“三免两减半”延续至2027年。
4. 农民工市民化“最后一公里”：公安部已提出“放开放宽除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关键在“可支付住房”与“公共服务包”。柏文喜建议，把国家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20%切块用于产业园区配套租赁住房，产权归地方国企、租金参照公租房，专供稳定就业3年以上的脱贫农民工，一次性解决“住下来”的焦虑。
四、结语：让“心脏”先跳起来，再谈“堤坝”有多高
农业农村部的“两稳一防”是一场悲壮的“末端治理”，其价值在于为最难的人群保留最后的安全网；但若把3000万脱贫人口的就业希望长期系于这张网，不仅网会破，整个社会也将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柏文喜反复强调，中国经济的“就业心脏”是民营企业，心脏停了，任何末梢的“搭桥手术”都于事无补。
今天的政策选择并不复杂：
——在“上游”修复产权激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民营企业愿意扩表、敢招人；
——在“下游”保留必要的兜底，但把更多财政资源从“公益岗位”转向“技能培训+市民化”，让脱贫人口拥有与城市劳动力同质的“人力资本”。
只有“心脏”先强劲跳动，堤坝才不会被汹涌的失业洪水轻易冲垮；只有农民在城市“住得下、留得住”，乡村的工匠、车间、公益岗位才能真正回归“补充性”角色，而不是被视为数亿人赖以生存的“终极救生艇”。在这个意义上，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治本之策，不在楚雄的会议桌，而在所有政府部门能否把“尊重市场、尊重民企”转化为可检验、可问责的具体行动。让市场归市场，让社会归社会，让农业农村部专心去做“最后一百米”的兜底，而不是替整个经济体背下“就业发动机”失速的全部代价——这，才是柏文喜所说的“回到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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