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7：断绝友情的萧乾

2025年12月10日 06:24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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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离香港来京前，我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同文洁若结婚之后，知道她在美国有位大姐，经常同国内的家人通信，还不时寄些钱回来。在我的劝告下，这个关系也断了。我同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一家人一度住隔壁胡同达六年之久，我们不但不往来，在街上相遇也没说过话。”（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版，第304页，以下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读到这段文字，我并没有感到不可理喻，也没有觉得萧乾的绝情，而是非常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被迫作出的选择，我还联想到从内地逃到海外的作家张爱玲，她也有类似的举动。张爱玲是在1952年从上海悄然去了香港的。她到了香港之后，割断了与内地亲友的一切联系，因为她在内地新政权治下生活了两三年，深知政治的厉害，于是在出境后不再与内地的亲友通信或者通电话，避免让内地的亲友因她而受到牵连，遭遇不幸。这就是说，萧乾与张爱玲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张爱玲所考虑的是生活在内地亲友的安危，而萧乾没有像张爱玲那样逃到海外，而是生活在内地，但是他曾经长期在欧美留学、工作和游历，结识了许多欧美朋友，他此时所考虑的是自己可能遭遇的灾难。他说：“对海外关系，我老早就怕而又怕。由于我这份谨小慎微，三十年来尽管没少承受辱骂，而当‘国际间谍’的帽子满天飞的时候，我却得以幸免于难。”（第304页）

其实，萧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在内地生活的，但是他的一念之差让他的命运陷入了灾难的深渊。1946年，作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结束了在欧美的学习与采访工作回国。但是，回国不久的萧乾由于“不谙国情”（第207页）而惹了祸。他在1947年5月的一篇社评中批评了国内文坛上“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第207页）的现象。其实这个批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根本没有触及政治问题，也不会给受批评者造成什么伤害，但是这篇社评却捅了鲁迅去世后已“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的“某权威”（第207页）的马蜂窝。不久，这个被称为“×老”的权威便在香港的左翼报刊上发表文章编造谣言，谎称萧乾参与创办的《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资办的（其实，没多久《新路》就被国民党查禁了），接受了多少多少金条”（第209页）的刊物，同时这位权威还一口咬定萧乾就是该刊的主编（其实《新路》的封面上写得很清楚，主编为吴景超）。这件事看起来是某权威与萧乾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过节，但是由于这个权威政治上的走红而使他的话一言九鼎，直接关系到他所判定的人后来在新政权治下的命运。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萧乾眼看着中国政权即将发生更替，未来等待他的可能是人生的挫折和不幸，完全可以远走他乡，虽然他并不看中国民党，不必跟随国民党流落到台湾，但是他完全可以到欧美去，即使不去欧美，留在英国治下的香港，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就萧乾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完全有理由重返欧洲，因为他当时的妻子谢格温就是中英混血儿，虽然她的父亲是中国人，但是她的母亲是英格兰人，而且她还是在英格兰长大的。萧乾这个生长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太太在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内战中受不了困苦，于是多次要求回英国，如果这个时候萧乾与太太一道去了英国，虽然是背井离乡，但是他命运就不会遭遇那么大的波折。但是，萧乾没有跟随谢格温而去，而谢格温最终一人离开中国回英国去了。这给萧乾确实以很大的打击，萧乾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萧乾留恋自己的祖国呢？其实很简单，萧乾具有浓厚得化不开的家的情结。萧乾在回忆录中讲了他对鸽子怀有“浓厚的兴趣”（第211页），而且萧乾感兴趣的不是鸽子的传递信件的神奇本领，而在于“它们对‘家’的依恋——执拗的，什么山川都无从阻挡的依恋之情。”（第211页）与此同时，萧乾还讲了一则老鼠家的故事。本来老鼠是人们痛恨的动物，一般来说，人们遇到了老鼠总是要围剿与痛打的，但是萧乾却为老鼠们那“井井有条的布置”（第212页）的窝所吸引，并且不由赞叹这些老鼠的“治家之道”。萧乾谈鸽子的恋家与老鼠的治家其实所要表达的是他自己同样有着这样一颗恋家之心。正是这颗恋家之心，使萧乾在1949年初谢绝了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回校担任终身职位的盛情邀请，坚决留了下来。在萧乾的心中，一直盘旋着的是北京（平）城这个“家”。他自离开北京城之后，就以“一燕”、“若萍”等名字来表明自己的游子身份，寄寓自己对北京（平）城的思念之情。后来，萧乾从华南到西洋漂泊流浪，他的心“好像早已深深埋在北平的城角下了。”（第214页）而今，萧乾铁定了心要回到他日思夜想的北平，他这样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所以我不管有多少顾虑，怎么犹豫，最后的抉择是注定的。我有回到北平去，在那里，我要第一次筑起自己的家，一个稳定可靠的家，并力所能及地做点有益的工作。”（第214页）对于自己的这一选择，萧乾说得很清楚，“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第214页）。

对于萧乾选择到北平，朋友们则从政治的角度来劝说他应该另作选择。有一位名叫“何伦”的捷克教授告诫萧乾：“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第213页）同时，还有几位好友也在劝告萧乾千万不要到北平去：“你别看共产党眼下对你这么笑眯眯，那张脸说变就变。共产党只容下应声虫。像你这样好发议论，去了非栽跟头不可。在那里栽跟头可不是儿戏，会闹得家破人亡，六亲都不认你，更不用说是旧时的朋友了。”（第213页）还有人替萧乾设想了未来的命运以劝阻他北行：“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再瞧吧。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委屈吗？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当庭慷慨激昂地讲一番的，碰上德雷菲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的。……”（第213页）到底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何伦教授与萧乾的这些朋友多么有预见，后来萧乾的命运果然验证了这些预言。数十年后，萧乾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回想起朋友们的这番话该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人们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从1930年代开始，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投奔到共产党的怀抱，但那大多数是为政治激情所致，他们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除了极少数因被同化而免遭灾难之外，绝大多数都遭遇到不幸，就连周扬都没有幸免。1950年代初，新政权建立，海外许多知识分子抱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只有极少数投统治者之所好或者搞核武器的命运还算不错，更多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可以说与白桦电影《苦恋》中的凌晨光一样，陨命于自己所热爱的这片土地。萧乾由于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且长期学习、生活和工作在欧美，从而成长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少年时的萧乾虽然加入过C.Y（共青团），那是出于乌托邦理想：“满以为这么一来，世上的不公正以及一切恶人恶事，就可以一举消灭了。”（第31页）后来，萧乾在燕京读国文专修班时，女共产党员杨刚（杨缤）以英文系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他身边，对他进行政治开导和教育，试图将他引上革命的道路。杨刚在对萧乾引导时以地图做比喻，说明人生最重要的应该受到革命思想理论的指导，似乎只有这个“地图”，一个人就不会“横冲直撞”（第48页），就不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第48页）但是，萧乾并没有走上革命的路途，因为他当时首先在向往着漂洋过海到南洋去，所以“对革命早已冷淡了”（第48页），而且杨刚向萧乾所推荐的苏俄革命者的著作“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第48页），让萧乾“怎么硬了头皮读，也读不进去。”（第48页）杨刚对萧乾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结果以失败告终，萧乾明确告诉杨刚，他“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第48页）。萧乾在谢绝了杨刚的指引之后，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了人生路径。他先进入辅仁大学英文系读书，后来进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深造。大学毕业后，他进了《大公报》当记者。1939年，萧乾应邀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3年后辞去教职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次年他因《大公报》老板的要求中断了研究生学业，做了战地记者，到二次大战的欧洲战场实地采访。在这七年的欧洲学习和工作期间，萧乾结交了许多欧美朋友，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深受欧美思想与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的自由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萧乾的自由主义特性决定了他在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下不会受到器重和优待。但是我们相信，拥有丰富的阅历和社会经验的萧乾心里应该很清楚。可是，他还是坚持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回到北平，因为那是他精神上的“家”。他在欧美漂泊多年，虽然没有遭遇重大的挫折，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而且还同许多欧美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他始终没有找到“家”的感觉，现在他那浓重的“家”的情结压倒了朋友的警告和劝阻，回到了他梦想中的精神之家。

在回到北平，决心在内地生活下去之时，萧乾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深知自己未必拥有锦绣前程。他在1949年9月离港来京之前就“主动通知国境以外的朋友，要求他们以后不要再写信给我，连贺年片也不要寄”。（第148页）萧乾的这个举动实为生存之道，他“不敢冒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险”（第149页），颇有几分无奈。但是他的那些海外朋友并不知道他的政治处境，对于他的这种保全自己的举措不能理解，觉得他这个人实在不可理喻，“多么无情无义”（第149页）！尤其是萧乾将受赠的书和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好友福斯特，对福斯特“可能不止是个打击，更可能让他对人性丧失了信心！”（第149页）到了1982年，《福斯特书信集》出版了，但是该书信集中居然没有收录一封萧乾的信。到了1984年，萧乾重访英伦时，朋友告诉他，福斯特的遗物中根本没有萧乾的信。人生本来就很难结交到知心知己的朋友，但是萧乾在当时情况下却与这些朋友断绝了友情，令他的朋友“怀着满腔悲愤”（第149页），然而他自己内心一定也很不平静，并且深感愧疚，尤其是他将朋友所赠的书和信原封不动地退回时，他的心里也一定很不是滋味，可以想象出他的眼里可能噙着泪水，甚至在后来的几天里，心情难以平静而无法入眠。萧乾绝不是那种绝情的人，他在战乱年代仍然将福斯特给自己的信珍藏着。到了1949年以后，萧乾虽然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他没有销毁这些可能给他招致灾难的信件，他非常担心这些信件“会像胡风那批人的私信那样被抄走，变成我的什么罪名”（第149页）。于是他想出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将书信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用这些书信向英国图书馆交换一些新书，但是人家领导不干，担心出问题，所以没有理会。后来这些非常珍贵的信件在“文革”浩劫中不知去向。浩劫过后，萧乾想起这事甚感可惜和遗憾，甚至为没有保护好这些信件感到歉疚。这些信件不仅是非常珍贵的福斯特的研究资料，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而且凝聚着他与英国作家的深厚的友谊。

萧乾虽然如此小心谨慎地低调生活，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做人”，他不仅决不轻易显露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竭力消除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和痕迹，尽最大的努力以“服水土”（第216页），他还从反胡风运动中吸取了两点教训：“一、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发信之前必先读上几遍，以防万一落到阶级斗争的嗅觉特别灵敏者之手，会被恶毒歪曲。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惹是生非的东西，更写不得。二、即便号召提意见，甚至党员对党刊提意见，也不要插进去，以免有‘乘机进攻’之嫌。”（第232页）尽管他谨慎了再谨慎，但是他并没有迎来好的运气。他虽然没有因为在欧美留学和工作而被打成“西方间谍”、“美帝特务”或者“里通外国”、“洋奴才”，但是他还是没有躲过劫难。若干年后他回顾自己的自1949年以来的人生，“多少年来，我的灾难好比是连环套，一环套着一环。”（第208页）1957年的“六月雪”中，萧乾被打成“右派”，而且“右派前边还冠以‘老’字”（第234页），在大会小会上接受批判，随后萧乾的妻子文洁若被下放，他与妻子被迫分离，他所营造的家不完整，而他的那些“懂得同党合拍才是路子的老友们”此时为了苟且偷生，根本不顾友情，“纷纷写文在报端批判”（第239页）他了。更令萧乾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孩子“睁大了眼，气哼哼”地质问他：“可你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面对着不懂事的孩子，萧乾无法回答，亲情的撕裂让他的心在滴血。1958年4月，萧乾成为被赶的“麻雀”，被驱赶到农场监督劳动，被从他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中放逐出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会到这个已经破碎的家，他禁不住问那个曾经的老友，而今的审判者，人家告诉他：“你要是表现好，十年八年也许回得来。”（第244页）这就是说萧乾从此很难回到他在北京这个不像样子的家，沦为没有被判刑的“囚犯”。就在萧乾遭殃的时候，那些领导还在做萧乾夫人文洁若的思想工作，鼓动文洁若揭发萧乾的问题，与萧乾划清界限，妄图从精神上摧毁萧乾的家，好在文洁若意志坚定，没有被领导所利用。所以他后来看到政治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家庭惨遭摧毁，他再看看自己的家庭还是完整的便感到“庆幸”（第262页）。1960年，萧乾终于被批准回北京探亲，但是，此时的文洁若不在北京，而他原先住的房子早已被征用。此时的他“已没有‘家’了”（第258页）。1961年，或许是国内在经历了大饥荒以后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的结果吧，萧乾的苦难暂时告一段落，他被调回到到北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1964年，萧乾被摘掉了“右派”的大帽子，命运似乎有了好转，但是仅仅过了两年，“文革”爆发了。萧乾再次被政治风暴投入到苦难的深渊。1966年6月，萧乾被打入了牛鬼蛇神行列，随即遭到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批斗，他感到“一只隐形的手又要来拆”他的“家”了。（第269页）经过几个月的精神折磨，萧乾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他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语言暴力的凌辱，更从1966年8月血腥的红色恐怖中感到绝望，于是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他自杀没有成功，后来想到孩子于是没有再次自杀。随着他遭到了批斗，他的家也被抄了，因为他的夫人文洁若被怀疑是美国特务。1969年，萧乾同北京文学艺术界的大批知识分子一起被赶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直到1972年由于患了冠心病才得以批准返京。可是等到他再回到北京时，他又为解决住房问题而奔波劳碌，而且这一奔波就是漫长的5年。“那五年里，我的多少心思、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个家的追求上哟！”（第293页）

1976年，随着毛泽东等人的去世，“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萧乾的苦难也终于到了尽头，他也开始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一方面可以干自己喜欢的写作和翻译工作了；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出国访问、考察和交流，并且恢复与昔日朋友的交往，恢复了当年因政治风暴而中断了的友谊，同时他过去的那些老友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有的还因为过去伤害过他而向他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些确实都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萧乾在政治浩劫的灾难过后，一方面申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顾大局，识大体，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第299页），另一方面“痛定思痛”（第301页），对这段沉痛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他在比较和对比中，举重若轻，非常清晰到指出了那个时代问题的本质，并且与巴金分别提出了修建“文革”永久性纪念馆建议（参见第307页），同时还反省了由于当年政治风暴而使自己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步步设防的精神状态”（第306页）萧乾正是以他的这些反思、自省和建议，终于翻过了历史的一页，然而我们民族如果真要翻过这沉重的历史一页，还得向萧乾和巴金等人学习。

2014年7月2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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