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4：大彻大悟的牛汉

2025年12月05日 09:1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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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汉在晚年谈到著名作家严文井时，称赞其“大彻大悟”，（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第256页，以下所引出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因为严文井看透了历史和社会，他的“内心没有被驯服”，“个性始终没有消失”，到了晚年，“不参加任何活动”。（第256、257页）不仅是严文井，在牛汉看来，聂绀弩、阿垅、艾青等人到了晚年也都有了一定的人生省悟。牛汉在评论他身边的这些诗人、作家的同时，其实也表现出晚年的他同样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

跟定共产党

牛汉出身于山西农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廪生）；父亲在太原教育学院读过书，到北京大学旁听过课，担任过小学校长；母亲是县里第一批女学生，会背唐诗宋词。本来，他可以好好地读书，将来一跃而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然而，就在他14岁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真正的炮火不久逼近牛汉那位于雁门关和五台山附近的家乡。正在读中学的牛汉不得不与父亲一道逃离家乡，过起了流亡生活。流亡中的牛汉不仅饱尝了人间的艰辛，目睹并体验了人间的苦难，而且离开了父亲开始了艰难的独自谋生。他边谋生，边求学。“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地彼岸了。”（第32页）在谋生与求学之中，牛汉不知不觉地接触了政治，或者说当时席卷全国的政治狂飙波及到牛汉身边。当时，正是国难当头，青年人最容易倾向于激进，并走向左倾。就在牛汉在甘谷国立五中读书的时候，他不仅被《论持久战》、《政治经济学教程》、《新中华报》、《大众哲学》等左翼书报所包围，而且还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就在他周围活动。其中的李森介绍他加入党的地下组织“三人小组”。更重要的是，牛汉的三舅牛佩琮也是中共党员，他一直对牛汉非常好，在牛汉幼小的时候，就送给牛汉不少供儿童看的书刊，还教牛汉唱歌。后来，牛汉知道了三舅是中共党员，心里就想：“三舅那么好，他是共产党，我就跟定了共产党。”（第47页）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之后，年青的牛汉一方面继续学习，并对文学特别是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投身政治斗争，为中共组织搜集国民党活动的情况并向组织汇报。于是，牛汉被这个时代卷进了政党斗争的风浪之中，他的诗歌创作理所当然地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将“写诗与战斗融为一体”（第48页），他发誓：“不能抛头颅洒热血去抗战，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般地去写诗”（第53页）。他的一千二百行的长诗《走向太行山》，写的是八路军走向抗日前线的几个故事，可惜的是稿子寄给《诗创作》，由于其早已停刊而丢失。在西北大学读书时，牛汉参加了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组织批准成立的“真理卫队”，其活动就是配合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这样，牛汉既是求学的青年学生和坚持创作的诗人，又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热血青年。为此，他和许多要求民主的热血青年一样，被国民党当局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牛汉和他的难友高唱《囚徒歌》表示抗议。经过严峻的考验，牛汉终于加入了中共，后来他根据组织安排，潜伏到崧县伏牛山搜集国民党和土匪的军事情报。此间，他还写了首讽刺蒋介石的长诗，以诗歌作为与敌人战斗的武器。1940年代的牛汉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令他感到激动的是，1949年春，牛汉受组织命令，带着二三十个青年学生打扫天安门城楼，而且是他第一个打开了天安门城楼。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牛汉满腔的政治热情，组织上派人跟他谈希望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看起来这是组织上对他的绝对信任，许多人如果得到这样的机会都可能感到非常荣幸，但是牛汉却犹豫了，他觉得自己“有点自由主义，怕不能胜任”（第53页），同时，成仿吾也劝他别加入，因为中共在对敌斗争尖锐激烈的同时，高层内部斗争也十分复杂而残酷。于是，牛汉以自己有“个性强、浮躁、冲动”（第93页）等缺点谢绝了。在这件事上，牛汉表现得相当理性，否则，他的“个人的命运就完全改变了。”（第93页）后来，牛汉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调到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工作，成为一名军人。两年后他回到了北京继续从事文学编辑工作。

牢狱中醒悟

1949年以后，文艺界的政治斗争伴随着宗派矛盾不断展开，本来都是革命同志的相互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在这种矛盾斗争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充当清闲的旁观者。即使是决不拉帮结派的人，可能由于说几句公道话而被卷进旋涡之中。1955年5月14日，牛汉由于被扯进胡风集团案而被捕。他的被捕的表面原因是，他与胡风关系的密切。1940年代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诗垦地》、《希望》等文学期刊和丛书，都让年青的牛汉十分喜欢和仰慕，于是牛汉便将自己的诗作投给胡风，胡风发表了他的好些作品。随后，牛汉与胡风相互通信，彼此十分坦诚地谈论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问题。于是，他被牵扯为“胡风分子”而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而这受迫害是不是还包含他没有参加“保卫毛主席”这个核心绝密组织而受到惩罚，也未可知。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人不是自己人就一定是敌人。牛汉既然不愿意加入到这样的组织中来，按照当时的逻辑，那他一定会走向敌对面，就一定是敌人，有必要对他进行整治。更何况他在批胡风的过程中，不仅没有积极配合，甚至在审判会上为胡风辩护。这对于那些领导来说，牛汉的行为直接触犯到自己的权威，严厉地惩罚他理所当然。

牢狱之灾确实是人生的不幸，没有人喜欢人生中的苦难。然而，从某种角度看，牢狱之灾和苦难往往是最好的醒脑剂。它们能够促使人头脑冷静下来，理性地思考现实、社会和人生。张弦小说《记忆》中的秦慕平在被打成“反革命”之后才醒悟到自己当年将电影放映员方丽茹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是个人迷信和领袖神化造成的个人的悲剧。周扬从秦城监狱中走出来后才开始思考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比较充分而深刻的认识。1955年，牛汉被捕，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来虽然走出了监狱，但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让他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惩罚。经过这一番苦难，牛汉同巴金、聂绀弩等人一样，进而对社会、历史和人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或者说晚年的牛汉大彻大悟了。

他通过反思，对胡风集团事件有了自己的认识。牛汉回顾了胡风事件的始末。早在1947年，胡乔木、乔冠华、林默涵等就开始在《大众文艺丛刊》上接二连三发表文章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原因是胡风的文艺思想产生于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统区，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影响，与在解放区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如此，毛泽东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是将鲁迅树立为文化旗手，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包容了鲁迅的文艺思想，而是因为“1942年整风后，延安的文艺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文艺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第116页）当鲁迅被作为中共的文化旗手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写作过《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鲁迅了，也不是那个长期坚持“改造国民性”，坚持反对封建礼教和专制的鲁迅了，而是被改写成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左翼文化运动，乃至虚心做毛主席好学生的鲁迅了。然而，牛汉透过种种复杂的现象清醒地看到：“在一些人看来，鲁迅影响下的一批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反着的。胡风成为主要的批判打击对象，决非偶然。萧军1948年在哈尔滨已受到批判。鲁迅身边的战友、朋友不少被打倒：雪峰、胡风、聂绀弩、黄源、刘雪苇……都没有好下场。”（第116页）他肯定“胡风上世纪40年代”是“鲁迅的战友和继承者”（第117页）。然而，胡风却在1950年代遭受了最严厉的批判和最严重的迫害，连同胡风的许多朋友和交往者。

思想敏锐而深刻

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审视过程中，牛汉首先从阿垅那里感受到敏锐的思想，进而开始反思自己。诗人阿垅在抗战期间，因病到国民党统治区治疗，同时奉组织之命搜集机密情报。1955年在胡风事件中竟被打成特务而被捕入狱。1965年6月23日，阿垅在“文革”中所写的一份申诉材料中表现出他的独到的发现和睿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这样做法，是为了造成假象，造成错觉；也就是说：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这里的着重号系原文所加，第138-139页）阿垅的这些话振聋发聩，给了牛汉以极大的震撼。“文革”结束以后，牛汉读到了阿垅的这些犀利的真知灼见，觉得阿垅“完全超脱了”，同时他自我审视到：“像这样的文章，我没有写过。我没有像他这样看得全面，把这个斗争，彻底否定。”（第141页）因此，牛汉对阿垅表示极大的敬意，非常敬重阿垅的人品和文品，并且从阿垅那里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进而让自己也开始大彻大悟。

大彻大悟让牛汉对于事物看得深，看得透，从而令他的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他的观点和看法充满真知灼见。他由阿垅诗歌的选本问题想到了当前的许多文学选本，通过思考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现在所有的选本，所谓的经典，都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经典。受体制的影响，市场的影响，不能代表历史。……大学里的一些人，不愿在体制内活得安稳的，都走了。体制不容他们存在。他们的观点受到限制。”（第143页）1938年，萧红与萧军在西安分手，萧红去了香港，萧军去了延安，本来是情侣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牛汉认为：“萧红不愿意到延安。她头脑很清楚，对政治有自己的选择。幸好她没有去延安”，在牛汉看来，“萧红不仅有高贵的东西，也有极富个性的创作。萧红强调个人自由，她清醒、坚定，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去延安。”相比之下，许多作家“到延安去要接受改造”，他们的作品大多失去了可贵的个性，而“萧军的经历很悲壮。”（第198页）

真知灼见

大彻大悟不仅让人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而且给人以胆量，勇于摆脱各种束缚，敢于讲真话，反映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决不回避难堪的历史。作为“胡风分子”的牛汉在叙述胡风及其朋友的时候，牛汉对胡风并没有因个人感情而隐去其某些缺陷。比如，胡风曾经非常喜欢路翎，认为“即使到1955年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作家”，“只要给我起码的条件，我要为四个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鲁迅、路翎、柳青。”（第111页）在这里，胡风将路翎与曹雪芹、鲁迅并列，显然有拔高的嫌疑。路翎在文学创作上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曹雪芹、鲁迅相提并论。可是，另人费解的是胡风后来竟然批判了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不仅批判路翎，就连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阿垅他也批判。我们虽然不能弄清楚胡风在1949年以后批判这两个人的前因后果，但是我们至少了解到胡风这个人的复杂性。胡风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偏差。他居然对曾卓在抗战时期的诗作“太强调个人的情感”（第150页）表示不满，在他编的“七月诗丛”中竟然没有收录曾卓的诗。1952年，曾经受到胡风十分信任和赏识的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同时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来他将胡风等人与往来的信件交了出来，进而在批判胡风运动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共产党是把他当‘胡风集团’的‘起义’分子看待的”。（第118页）牛汉不仅交代了当年的这些历史，而且还叙述了1983年舒芜想见胡风而遭到拒绝的事，从而让我们看到胡风梗直的性格。更有意味的是，当年那些被难的“胡风分子”到了80年代平反以后，竟然“各走各的路，分道扬镳。”（第119页）对此，他觉得这是“正常”（第135页）的，本来，所谓的“胡风集团”就不存在，即使大家与胡风建立某些联系和私人感情，那也不等于他们结成了类似于党派的政治集团，况且就是同一党派的人还有不少同床异梦，甚至还存在着你死我活的血腥残酷的斗争。牛汉当然为几十年后的“胡风分子”们的分道扬镳并不感到惊讶。而且他还看到了，有些“胡风分子”到80年代“走政治的路，当官去了。许多人原先跟我好，他们政治上‘进步’了，后来就‘超越’我了”，同样不稀奇。然而，“有的人当了官就不敢讲真话，这是一种堕落。还写什么诗？！”（第135页）对于“文革”前萧乾爱打小报告，牛汉也没有回避，不仅具体叙述了他打小报告的行为，而且还提到了他的狡辩——“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第159页）。同时，牛汉还毫不客气地指出“萧乾人缘很不好。”（第159页）在牛汉看来，“楼适夷很少写什么。楼适夷一生的作品（创作、翻译），基本上没有可以留下的东西。”不仅如此，楼适夷的人品也有问题，他“在批冯雪峰的会上却那么激烈，骂冯雪峰‘你吃鲁迅’！没见他做过检讨。”同时，牛汉还提到许广平“也那样粗暴地批雪峰”（第194页）的事。牛汉既谈个人的事，也谈群体的事，道出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极左和专制。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被粉碎，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牛汉则常常到天安门广场去走走，他不是去感受十月胜利的欢乐气氛，而是在思考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他在思考中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共产党总的体制不会有改变，上层会有些变化，但不会改天换地，总的体制不会变。”（第191页）30多年过去了，历史完全验证了牛汉当年的这个认识。1979年9月，在韦君宜等人帮助下，牛汉与王元化、曾卓、刘雪苇被批准恢复党籍，有关领导要求他们检讨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对毛泽东“讲话”的态度，以表明他们服从党的领导。此时，牛汉觉得自己“没有变，到现在坚定不移”（第193页），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1984年底，牛汉与丁玲等人创办《中国》杂志，拒绝作协的“操纵”，于是受到了刘白羽和张光年的阻挠和扼杀。然而，《中国》杂志还是办起来了，作协于是办了个《中国作家》与《中国》“对着干”（第214页）。后来，《中国》杂志还是在作协唐达成等人的绞杀下被迫停刊。此后，牛汉当面对唐达成表示他的严重不满：“你知道《中国》是被迫停刊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决不会原谅你。”（第217页）牛汉如此直言不讳，直接点出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是要得罪人的，甚至可能给自己惹来麻烦，但是他既然一切都想通了，那就什么都不必顾忌，由此可见，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他觉得只要对得起历史，还原历史，揭示历史真相，这样做，值！

大彻大悟让牛汉对于文学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追求。牛汉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我一生写诗，早年受父亲（旧体诗）的影响，追求永恒的宁静，清明的心灵感受，没有外加的，诗外的，有功利目的的宣传，我从不空洞地歌颂革命。”（第176页）牛汉虽然没有道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以自己的创作纯粹而足以感到自慰，感到无愧无悔。这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结论，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作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早在1969年“文革”正处于狂潮之际，身处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牛汉就觉得，文学应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心灵”，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真的很难”（第183页）。在牛汉的文学观念中，自由是创作最重要的条件，然而，专制剥夺了他的自由，因而自由对于牛汉来说十分珍贵。有了自由，作家就应该发出心灵深处的声音，写出自己的个性，“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个性语言”，“必须从当年的那种虚伪的歌颂体和暴虐的大批判的时间音域中突围出来”（第183页）。创作的纯粹让牛汉感到诗歌已经化为他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与每一首诗相依为命。没有读者，也没有上帝，既不想发表，更不想讨好谁，自己写自己读。”（第187页）这种纯粹非功利的诗歌创作将牛汉推到了一个“获得净化之后的透明般的单纯”的人生境界。

大彻大悟让牛汉最终回归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从牛汉的人生道路来看，他虽则是一个诗人，但他长期以来既是一个革命者，又是领导干部，当然也写作诗歌，作为一个知识人存在。当年他在求学之际就为政治所裹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就是创作诗歌也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气息，甚至将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和政治工具，讽刺蒋介石。经过“胡风事件”的磨难，牛汉恢复了党籍，他也感到高兴，但这不是回归政治组织的激动和兴奋，而是他因此而恢复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自从经过了咸宁向阳湖的磨练，牛汉创作诗歌虽然没有与政治隔绝，但是他不再把诗歌视为工具，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视政治，特别是思考了政治与个人的关系，对个人的影响，他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姿态批判现实、面对政治。他说：“我总是思考国家的命运。因为我的命运受国家命运的牵制。我不是好自由、很安静的人。到现在还是忧国忧民，还是盼望着国家有彻底的、体制上革命性的变革。各级官员、干部都是上级委派的，连刊物的主编都是上边任命的，……这种生存环境其实是相对落后的。各个国家，美、日都有它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没有健全的民主法治。”（第277-278页）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牛汉继承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强调个体本位的人。有人曾经教训和批评他只强调“小我”，要他去写“大我”，其实也就是要他像过去那样充当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阶级的代言人，而牛汉没有接受，他表示：“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是有血有肉，真正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离开个人还有诗吗？还有什么个性？所谓‘大我’，是人写的诗吗？中国这几十年不是养育诗人的时代，离开个人的苦难是空洞的。我最恨那种摇身一变，变成‘大我’了的人了。”（第279页）他以个性与个我作为衡量优秀诗歌的标准发现，曾经给过他很大影响的诗人田间在1942年毛泽东发表“讲话”以后，“就极少有独具个性的作品了”，他“最好的诗作都在1942年之前。”（第272页）他以这一标准观照臧克家的创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30年代的臧克家在闻一多带动下写的诗很朴实，有泥土味，《老马》等还可以。到‘文革’中写五七干校生活的《忆向阳》就很虚假、很荒谬。”（第273页）

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和痛苦的磨难，真正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虽然还有不少人顶着知识分子的名号，实际上不过是些犬儒化的以知识谋生的可怜的动物，他们不仅没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血性和耿直，良知和思想，更没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像牛汉这样经历了历史磨难而大彻大悟，升华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在太少，因而牛汉不仅赢得的是我们的敬重和钦佩，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典范。

2009年12月16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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