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5：“刀尖上跳舞”的程树榛

2025年12月06日 06:3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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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人员来到黑龙江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要将该厂年轻技术员程树榛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拍成电影，以便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献礼。这在那个文艺（文学）创作被当作政治大事的“文革”时代，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革委会当然积极配合，立即将程树榛召到革委会的办公室向他宣布了组织上交给他的重大任务：参加电影《钢铁巨人》创作组的工作。经过1949年以来多次政治运动冲击的程树榛在接到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后，首先感到的不是受宠若惊、激动和兴奋，而是惶恐。他回家后将这消息告诉了他妻子郭晓岚。郭晓岚得知消息后，也没有高兴，而是“叹了一口气”：“这就像是要在刀尖上跳舞啊！”（程树榛：《坎坷人生路──程树榛自传》，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本文后面引用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1920年代，著名诗人闻一多说他的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现在程树榛的情况看似有些相似，但是实质上完全不同。闻一多所说的“镣铐”完全是诗歌创作时形式上的自我约束，没有外界的巨大压力，而程树榛则完全是外部政治运动令他产生的心理恐惧。

按照程树榛的人生经历来说，他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出身虽然有些复杂，但是不能算是敌对阶级。如果追溯程树榛的家族史，他可是名人的后代。父系先祖是宋代大名鼎鼎的理学家程颐与程颢，而母系的先祖更是历史久远的颜回。就是到了他的祖父这一代，程家仍然是书香门第。但是到程树榛父亲这一代，家庭却败落了，主要原因是程树榛大伯父闹分家，言语不当，气死了程树榛的父亲，于是程树榛只能由年轻的寡母含辛茹苦抚养大。虽然，程树榛后来可以进小学和中学读书，但是到了1949年，程树榛的家庭已经沦落到贫困的境地，为了供他读书，家里的土地已经典当得所剩无几了，而且他的母亲不得不给人家当家佣，去干又脏又累的粗活。如果按当时的阶级成分来看，程树榛的家庭则是前地主家庭，此时已经转化为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应该归为劳动人民。再看程树榛本人，他虽然读了赫赫有名的省立徐州中学，但是他只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贫困生。当程树榛来到徐州中学报到时，许多新生“衣冠楚楚，神气十足。或将小轿车直接驶入校园内，或乘坐黄包车在门前傲然而下……”（第16页），而他则是由母亲送过来的，报到前由于没有钱住酒店，他与母亲只好借住在亲戚家的“小仓房”（第16页）内。报到时，程树榛的母亲还找到他的班主任老师，“冒着对方的不快或嫌弃，详细讲述了我们家境的艰窘和对我少小离家的担忧”（第16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程树榛虽然家庭贫寒，但是没有辍学，主要是他“从初中三年级起，便享受了人民助学金，而且免收学杂费”（第20页）。这样的家庭与经历必然使程树榛对共产党心存感激。不仅如此，程树榛的伯父担任过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被视为开明绅士；大哥虽然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但是和平起义了，被改编成解放军的一员；二哥也投入革命队伍，成为一名医生。因而，程家可以说是“革命家庭”（第28页）正是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境遇，程树榛在当时形势的感召下，积极要求进步，并且很快加入了共青团。

加入了共青团，程树榛当然满怀信心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况且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上名列前茅，展现在他面前的当然是灿烂的锦绣前程。可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事情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0年暑假，程树榛回家度假，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将团组织关系转到老家，到开学后再转回来。到了暑假结束时，家乡的团支部书记以为程树榛反正要回原来的学校学习，而且他就是在这学校入团的，大家都很了解，于是就自作主张免了转来转去的繁琐手续。程树榛则觉得家乡的团支书说得有理，于是没有将团组织关系转回。没想到这事却给程树榛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和麻烦。返校后，程树榛最初没有受到批评，而且正常参加团组织各项活动。可是不久，换了新的团支书，而且这个同学与程树榛有些“芥蒂”（第30页），于是要求程树榛按照他所说的复杂程序（“要从村里团支部开介绍信，经过乡的团组织、区团委、县团委，再到咱们的市团委；经由市团委再转到咱们的校团委，最后由校团委转到我们的团支部”，第30页）转关系。当时，程树榛正忙于学习，根本没有时间按照这样繁杂的程序转关系，同时觉得这是“借故刁难”（第30页）自己，于是没有按照要求去做。结果，程树榛受到了“自动脱团”的处分。这事在程树榛的人生道路上虽然算不得什么大事，却使他的心头长期飘忽着阴影。从这件事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团支书这样的基层小官都可以公报“私仇”，而这“私仇”根本算不上什么矛盾，提不到台面上，而他却能够利用权力整人。另一方面，有关机构设置的工作程序十分繁琐，完全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作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体制本身的弊端，但是很少有人察觉到问题的所在，特别是连绵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刚刚结束，新政权的建立带来的某些新气象遮蔽了人们的眼睛，很难让人思考更深层次存在的问题。

其实，一个团支书刁难一个普通的共青团员，在宏阔的社会生活中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基本上没有人去关注，更谈不上有人出来纠正。然而这恰恰是体制出了问题，而这体制形成的背后恰恰是绞肉机性质的极权政治。尽管程树榛毫无与政治顶撞的意图，但是他的人生却充满坎坷，不时受到冲击和迫害。最初让程树榛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初恋情人被迫与他分手。由于程树榛爱好文学，文笔好，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响应号召给志愿军写慰问信，而这信落到了志愿军的一位女文工团员的手上，于是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他们打算在战争结束时“两情相订”（第42页）。但是，令程树榛意想不到的是，姑娘后来“奉组织的要求”（第43页）与一位领导结婚。权力肆无忌惮地侵犯私人生活领域，以婚姻的名义霸占美女，造成个人爱情的悲剧，给程树榛造成了精神伤害。

到了工作单位，程树榛当年的那些事还是被人当作辫子揪住不放，他的创作被工厂保卫处的官员认为“泄露国家机密”（第70页）程树榛当时的创作都是以他所在的工厂生活为素材，写的是身边的人和事，但是并不涉及国家机密，特别是在他的作品发表之前，已有国家级期刊发表过宣传该厂的文章。况且，程树榛长期以来笼罩在心头的阴影还没有散去，他怎么会涉密自找麻烦呢？但是该厂的保卫处的干部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是抓住程树榛不放，既责令他“写检查交代”，把“过去发表的文章，包括最近投递出去的作品，都要老老实实交代出来”（第73页），并且下达死命令：“此后再也不能随便给报刊投稿了”（第75页），不仅如此，还给程树榛投稿的报刊发去公函，要求人家“不得随意发表程树榛的作品”（第75页），将程树榛发表文学作品的途径都给严严实实地堵上了，就是要扼杀程树榛的文学创作。至于这位保卫处的科长到底与程树榛有多大的矛盾，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程树榛的写作？程树榛在自传里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过，从程树榛的性情来看，他没有必要得罪这位科长，而且他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阴影而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怎么可能自找麻烦？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程树榛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引起了这位科长的嫉妒。当然，这背后还可能有人指使保卫处的人封杀程树榛，其原因在于某位领导要将程树榛这样有才华的大学生整服贴。而这科长的行为明显滥用权力，居然没有人纠正，就是主管保卫工作的厂党委副书记也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替程树榛说句话，让他过了关。作为公民的程树榛的创作权利就这样被无情剥夺了。

如果说这只是某些个人利用权力伤害了程树榛，那么后来程树榛的遭遇则是政治运动伤及了他。1957年反右运动中，还是大学生的程树榛本来在运动中并无什么不当言论，但是由于他在实习时在所办黑板报上提出了“不平则鸣”，便被人抓住把柄，遭到严厉的责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只有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才会感到不平；你程树榛有什么不平的？”（第54页）于是，程树榛受到了“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第56页）这个处分确实比扣上右派帽子轻一些，但是仍然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后来揪住他的“辫子”。就是由于受这一处分的影响，程树榛在大学毕业时没有留在科研高教单位，而是被发落到偏远的黑龙江富拉尔基。这个叫做“富拉尔基”的地方是当时程树榛从未听说的。来到这里时，程树榛确实感受到这里的落后而荒凉，生活条件非常简陋，简陋得令人难以想象。当时一同分配来这里的一共有4人，可是那个姓刘的同学，当天夜里就因条件艰苦而不辞而别。而程树榛则觉得自己在反右中犯了错误，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本来，程树榛是搞技术工作的，但是他却爱好文学，喜欢写点文章。其实，他在读中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文学，上高中时作文就写得不错，在大学里他还是文学社团的负责人。现在到了工作单位仍然热爱文学，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诗、散文和小说。而且，他的作品还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就他当时的创作来看，他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歌颂劳动，歌颂工人，反映火热的生产生活，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基本上是在当时的主旋律范围之内，思想上没有越雷池半步，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他的创作是以讴歌新生活的方式在为社会主义文艺添砖加瓦。但是，在那个极左政治横行的年代，即使是这样的创作仍然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成名成家”（第82页），被扣上各种帽子。1963年底，程树榛根据先前创作的话剧《草原上的钢铁巨人》改编写成长篇小说《钢铁巨人》。该小说所表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像巨人一样直立起来了。”（第88-89页）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在政治上应该说没任何问题。但是，工厂领导在得知出版社要出版者部小说时，竟然组织一个由政治觉悟特别高的人组成的领导班子，专门审查这部小说。他们“坚持审查从头做起，作者本人首先成为审查对象。从家庭出身到社会关系；从个人历史到现实表现；从政治思想到工作态度；从道德品质到生活作风──由表及里、从根到梢，彻头彻尾，又拉一次全面‘大检查’。”（第89页），不仅如此，他们还“对书稿本身进行逐字逐句地审查”（第89页）。结果审查超过了两个星期，才得出结论，称该小说“歪曲了现实生活，不能允许出版。”（第89页）然而，同样政治挂帅的出版社却认为这部小说不存在政治问题，于是小说出版作了解释，极力与工厂方面沟通，但是工厂方面还是没有松口，“任凭出版社怎么恳求，审查者也无动于衷。”（第89页）本来，一个工厂的领导就一部小说出版成立审查组就很荒唐，但是这在严重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便是很正常的事情，看似个案，实则是极权专制对于文学创作的钳制。

经过多次挫折，程树榛成了惊弓之鸟，一遇到风吹草动他就胆战心惊，就怕斗争的烈火烧到他的头上。文学在那个年代就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常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前沿阵地，那么，搞文学创作的往往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因此到了19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了又紧之时，程树榛不能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文革”的风暴席卷到富拉尔基时，程树榛一下子就沦为人们斗争的靶子。工厂里首先贴出的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炮轰他“炮制了《钢铁巨人》这株‘大毒草’，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流毒全国”（第93页）。看了大字报，程树榛内心的恐惧、紧张和不安是可以想象的。他“绝对不敢乱说乱动的；一切言行总是规规矩矩，小心翼翼，拉出一副等着挨整的姿态。”（第93页）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被人抓住把柄，程树榛还秘密地将他写的那些日记全部烧掉。

谁知到了1971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竟然看中了他的小说《钢铁巨人》，要将其搬上银幕。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林彪事件后政治形势的需要，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拍摄故事片“以填补一下早已成为空白的银幕”（第104页）。在当时的形势下，长影方面当然知道政治红线，必然慎重行事。他们选中程树榛的小说，当然会以锐利的目光对改编对象及其作者作政治审查。因而，他们选中程树榛的《钢铁巨人》在政治上应该认为是保险的，不会有什么问题。而程树榛本人得知要将他的小说搬上银幕，没有激动和兴奋，他深知自己的身份，更有多年来挨整的经历，因而，内心感到非常忐忑。当他回去告诉他夫人时，他夫人也意识到这是在“刀尖上跳舞”。当时上命难违，只好谨慎从事。好在长影厂与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联合组成了创作组，还有许多领导把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无论是长影厂方面，还是程树榛所在的工厂，抑或程树榛本人，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居然发生了巨大风波。就在电影行将拍摄竣工之际，竟然有人从电影的一个细节上发现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电影叙述了一位中央首长到工厂车间视察，而这个中央首长被认定是刘少奇。而刘少奇在“文革”前期已被打倒，不仅被扣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和“工贼”等大帽子，而且还被开除出党。他曾在1961年来到程树榛所在的工厂视察，因而，由程树榛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便被认为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遭到十分严厉的责问：“长影厂居然把这样一部小说搬上银幕，居心何在？意欲何为？”（第118页）与此同时，那帮人还斥责：“以正面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另一部电影《钢铁洪流》，也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钢铁巨人》岂不是和《钢铁洪流》唱对台戏吗？南边歌颂毛主席，北边歌颂刘少奇，一南一北，双峰对峙，立场鲜明，这是何等严重的政治事件！电影《钢铁巨人》的炮制者的用心何其毒也！……”（第118页）人家的这一棍子一下子就把包括程树榛在内的整个创作组都打懵了。长影厂不得不组成调查组就此事展开十分细致的调查。经过一番折腾，调查组从可靠的证据中证实程树榛在小说中所写的首长视察的细节与刘少奇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结果没有对程树榛不利，但是在那些调查的日子里，程树榛精神的高度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他不知道投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什么时候落下来。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程树榛的这种事本来应该成为历史，但是他还是遇到了别人的“告状”。1980年，程树榛在《当代》上发表了报告文学《励精图治》。作品突出的是他所在的工厂新领导宫本言的改革与整顿。但是，有些人了解到这篇作品后则给省、市党委和“一机部”的领导写控告信。还到《人民日报》上访，到《当代》编辑部去斥责，指责程树榛“对宫本言进行了无原则的吹捧，以改革之名，行‘砍旗’之实，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大毒草’。”（第160页）“一机部”的领导接到控告信后，没有建议这事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是派了一个调查组专门就此展开调查。调查虽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形成对程树榛的什么不利意见，但是仍然对他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程树榛在1950-1970年代搞文学创作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决不是他个人的际遇，而是整个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共同命运，也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共同遭遇。陈白尘就是在那样的时代总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经验：“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其战战兢兢的心态可见一斑。贵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受到敲打，随时都有被打倒的危险，直到他去世以后，就连对他的悼念都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就在程树榛的身边，既有同学被打成右派的，又有同事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的。“文革”爆发后不久，程树榛所在处的处长马员生，就因为曾经对“大跃进”反感，并且替彭德怀鸣不平，厌恶个人崇拜，被揪出来批斗，给他扣上的大帽子是“老托派”，而程树榛则跟着被陪斗。程树榛的同学刘西戎，爱好文学，并且有记日记的习惯。到了“文革”时期，他的家被抄，他的日记便落到了“积极分子们”（第95页）的手上，于是被当作罪证，“对刘某的批斗也就更加严厉、更加频繁了。”（第95页）对他的批斗“不仅狠狠地触及他的灵魂，也狠狠地触及他的皮肉了。”（第95页）刘西戎实在不堪凌辱，爬到数十米高的烟囱跳下自杀身亡。这些人的不幸就发生在程树榛的身边，既令他心惊肉跳，又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必须在刀尖上将舞跳下去。

在刀尖上跳舞跳久了，看起来似乎是技艺高超的问题，其实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及时向领导汇报，善于听取领导的指示和意见，以确保政治上不出问题。1976年春天，程树榛应邀去北京参加改稿会，他一回到厂里，立即“把北京改稿情况向领导作了详细汇报，领导听了甚为满意。”（第146页）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程树榛这样做可以理解，既可以得到领导的支持，又可以政治上过关，确保政治不出问题。当时代发生了变化，他那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处事方式仍然保持而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文革”时代终结了，但是程树榛并没有像巴金、王蒙、周扬、张贤亮等人那样勇于解放思想。因而，在新时期的创作中，程树榛以报告文学《励精图治》、小说《春天的呼唤》等而著称，重在对改革家的热情歌颂，突出的是改革家的改革勇气与能力以及显著的效果，符合主旋律的要求，这与他在1960至1970年代的代表作《钢铁巨人》基本上是一个套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当年的阶级斗争话语转换成改革时代的话语，削去了阶级斗争的情节，强化了纪律和制度建设。这就使程树榛的创作缺乏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苦难和悲剧的回避，表现出他那一贯的小心翼翼。所以，他在面对无法回避的历史时，只能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没有作认真的思考。1980年代初，程树榛到庐山去开会，他看到了毛泽东的《登庐山》，他所想到的是，“不管这位老人晚年犯过多大的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灾难，功过如何评说，但是，他的一些诗词值得称道。”（168页）。在法治社会中，一个人如果哪怕是过失伤人，给他人带来一定的损失，造成一定的伤害，都要负法律责任。在这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多少灾难”不仅不是犯罪，只被认为是“犯了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竟然可以为文学创作的光彩所掩盖。1995年，程树榛到他出嫁到德国的女儿家住些日子，这期间他与女儿、女婿以及亲家进行了交谈。交谈中，程树榛盛赞德国人的“忏悔意识”，痛斥日本人在侵华历史问题上的“死不认账”、“千方百计进行抵赖”、“歪曲并篡改历史”等丑陋行为，但就是没有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民族灾难进行反省。就程树榛本人来说，他也没有认真反思共和国的历史，他在叙述历史时，虽然触及到某些历史悲剧，但是往往一笔带过，根本没有深挖悲剧背后的某些东西。徐州一中校庆时，程树榛与许多同学回到了母校，但是也有同学没有到场。到场的同学中李凡典的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令许多同学的“心酸楚而痛”（第333页）。他们仅仅表示迫害李凡典的“这样的时代永远不再来了”（第333页）。随后他们还想到没有到场的另外两位同学“可能比李凡典的遭遇还要凄惨”（第333页）。程树榛与他的同学仅仅是想到这些同学而已，根本没有深思造成“这样的时代”的根源。

在日常工作中，程树榛一直将听话作为自己的做人的准则。他很坦率地总结了自己的特性：“我这个人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一向听从党的决定，……”（第178页），“我是个组织观念比较强的人，对组织的话从来照办不误。”（第141页）“我们这一代人，受党的教育，对组织的信任，往往变成生活的自觉信条：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常常超过个人得失的选择……”（第243页）他在主持《人民文学》时要求大家必须具有“政治意识、精品意识和市场意识”（第305页），并且将“政治意识”放在第一位。而所谓的“政治意识”，说到底就是领会领导的意图，听从领导的指示，办好领导交待的事情。好友孙友余对他很了解，便邀请他参加“一机部”的会议，他心领神会，这是“为了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思路，了解上头的精神”（第181页）。当“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之风刮起之时，程树榛经过反思，“觉得我的所有言行，没有什么‘出格’的问题，而是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第182页）既然那么听从领导的指示，而且组织纪律性特强，怎么可能会说“出格”的话，做“出格”的事。须知，一个没有“出格”言行的人必然是平庸之辈，真正杰出的人物要有所作为就必然会做出某些“出格”的事，没有“出格”的思想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文学大师。不知道，程树榛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以他的聪明，是可能意识到的，但是，为了人生的平稳，他很可能会将那些“出格”可怕念头扼杀在萌芽状态。由此可见，程树榛过去多年在“刀尖上的跳舞”已经彻底地铸造了他，将他规训成一个非常听话的螺丝钉。

对于这枚闪亮的螺丝钉，领导非常满意，也很器重，程树榛于是从富拉尔基的重型机器厂调到了黑龙江省文联；在文联与作协分家的时候，领导又将作协主席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1990年，他又被领导看中，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人民文学》的主编。与此同时，程树榛还善于接近领导。他在黑龙江文联时就常常拜访省委书记孙维本，而且给书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他首先与元老级人物马烽和刘白羽等人多次交谈，许多事情都向他们汇报，并努力听取其意见。因而，程树榛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14年（1990年至2004年）间，程树榛虽然遇到一些人的挑战与制造的麻烦，但是他都能够化险为夷，巧渡难关。

正是由于程树榛听话而善于向领导汇报，所以他自1980年代以来，虽说不免遇到这样那样小小的挫折和麻烦，但是总体来说顺风顺水，因而他的人生颇为春风得意。那么，他在自传中不时流露出他的得意之情。他花了不少笔墨写出了自己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后到处采风、参观、出访，出席各种联谊会、参观名胜古迹、观赏自然风景，……他刚调到《人民文学》时，领导还给他配备了厨师，没有让他像许多人那样吃食堂。他率团外出参观与采风都得到人家的接待与陪同，他在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时与茅台酒厂“联姻”，于是跑到人家酒厂“品尝了保存了数十年的陈年佳酿”（第384页）。就在程树榛好不得意之时，他似乎忘记了他们这些人的出行，花了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他虽然提出了“贴近时代，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第306页）的口号，但是他所接触的大多是上层人士。他到瑞士旅游见到了不少中国人，便认为他们“多半是普通的老百姓”。程树榛去瑞士是在世纪之初，虽然中国人经过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能够到欧洲旅游的肯定是有权人或者有钱人，而大量的下岗工人生活都很困难，怎么可能到欧洲旅游！程树榛的这一判断不是简单的失误，而是他的“人民观”的具体体现。

正是怀着春风得意之情，程树榛写作他的自传。如果说他的自传前半部分写的是他在困厄中的奋斗──虽然充满苦难和挫折，“在刀尖上跳舞”，但是突出了他才华四溢，并且在夹缝中取得成功，──后半部分则以流水账的方式记述自己成功后的高就与出游。他那些游记式的文字虽然不乏文采，但缺乏思想，不少地方基本是炒冷饭，说些人们基本了解的人和事，整体来说，四平八稳，没有一点“出格”的思考。因而，人们从程树榛的自传中看到的确实是他的成功，但是如果深思，还可以发现他成功背后的一丝悲哀。

2016年8月25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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