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36：邓拓：从宣传家到作家

2025年12月09日 12:5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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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革命作家一样，邓拓也是一个令人唏嘘和慨叹的人物。这些作家人生道路基本是早年在激情的推动下，怀着崇高的理想积极投身革命，为了信仰而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革命工作。可是，他这个忠诚而执着的革命者却不得不离开他所长期从事的革命宣传，走到了文学创作上面上来，然而，像他这样的情况，在文学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呢？又能走出什么样的步伐？这是颇有意味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912年，邓拓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前清的举人，而且为人正派，由于“对官场的一套格格不入”（庞旸：《邓拓和他的家人》，中国地质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3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而辞官还家，做了教师。按照常理，这应该是邓拓重要的文化基因，不仅涉及到他的脾气性格的形成，而且关乎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除此之外，邓拓与许多文化名人一样，少年聪颖，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且品德优秀，为他后来成为大家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所感兴趣的还是他从一个普通的少年走向革命宣传家的经历。我们注意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波及到比较偏远的福建福州。当时，名为邓子健的邓拓正在闽侯学校读小学，但是已经目睹了街上的游行集会。到了读中学的时候，邓拓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而且还接触到他父亲收藏的《史的一元论》《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宣言》等革命著作。同时，邓拓在学校里不仅积极参加演讲比赛，而且还和同学们组织起政治性社团“野草社”，自编自印《野草》刊物，发表诗文“抨击时弊，阐述革命理想，自喻在严冬中勇于抗争，以顽强的生命力迎接春天的野草”（第9页）。由此可见，邓拓在青少年时期就已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他和他的同学们常常议论“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正是这种政治热情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1929年，邓拓高中毕业，来到南京看望他的三哥邓叔群。此时，他的三哥已经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见到弟弟高中毕业很高兴，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将来还可以到国外留学，并且表示弟弟将来“一切读书费用由他承担”（第9页）但是，邓拓没有接受三哥的建议，他到上海投考了光华大学法学系。三哥听到消息后为他没有报考清华感到不解和可惜，邓拓则反问三哥：“你以为上清华和留美才能学到东西吗？才是青年人的正路吗？”（第10页）邓拓的反问单从道理上看是对的，然而他这里隐含的东西则十分明显。邓拓的心目中，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中心”（第10页），他来到这里可以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可以“系统地研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寻找挽救国家命运的真理”（第10页）。这就是说，邓拓来到上海不是为了长知识与做学问，而是为了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当时的上海确实有些所谓的大学，不是以学术为根本，而是以革命政治为指导，所培养的也不是学术和社会建设人才，而是政治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邓拓所就读的光华大学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这里，邓拓“广泛地阅读了一些经济学和哲学名著，选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第11页）在光华大学读了两个学期，邓拓大概觉得不够过瘾，于是转到了上海法政学院继续读书。此间，邓拓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这个简称为“社联”的组织并非字面上所表明的学术团体，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该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中共党团组织的秘密引导下，配合当时国际国内的斗争，发动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散发标语传单等”（第12页），而且这个组织“非常注重成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严厉驳斥一切非‘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第12页）从这里可以看出，“社联”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排它性和封闭性。当某一思想定于一尊，奉为唯一真理的时候，其封闭性和排他性则显而易见，这不仅拒斥其他一切人类思想和精神财富，而且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在这样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将失去思想，沦为他人的精神奴隶和斗争工具，无条件地充当别人的夺权炮灰。而且，这些精神奴隶还自以为是，反对一切与其不同的主张和意见，并且想方设法将他人引诱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上来。如果要追溯邓拓的悲剧根源，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悲剧命运就已注定，即使后来没有被迫害，没有自杀身亡，他也已陷入了一场悲剧，一场导致人类精神疯癫的悲剧。

1931年，邓拓由于“日夜奔波于工厂、学校，组织工人、学生参加斗争”（第13页），并且参加了抗议示威而被捕。他虽然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刑讯，但是没有屈服，从品德上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充当了政治炮灰。后来还是他的三哥邓叔群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将他保释出狱。出狱以后，邓拓仍然陷于政治之中，利用在家调养的时间，阅读了政治理论著作。1933年由于福州城发生了“闽变”（即19路军与蒋介石政府公开决裂事件），邓拓再次受到了通缉。于是，他在大哥邓伯宇的帮助下，进入了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在这个“比较安定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里”（第16页）邓拓以他的聪明才智，很快做出了成绩，撰写了近10篇论文和20多万字的被称为“扛鼎之作”（第16页）的《中国救荒史》，在学术上有所长进。如果他安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后来很可能成为令人敬慕的学术大师。然而，很可惜他没有坚持下去。

1935年冬天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再次激发起邓拓的政治热情，他于是放弃了做学问，再次转到政治运动方面来，很快就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并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不久又一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一次，由大嫂活动将他从牢中捞了出来。随后，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气候比较宽松，邓拓便通过共产党便在西安设立的办事处投奔到边区。

来到边区，邓拓本来想“投笔从戎，献身沙场”（第33页），但是由于读过大学，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便被派到创刊不久的《战线》担任编辑，开始了他的宣传生涯。由于表现突出，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刚刚创刊的《抗敌报》（1940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报社主任。“《抗敌报》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一张三日刊石印小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最早的一份新闻报纸。”（第34页），稍后改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在中共这里，所有报纸、杂志和后来的广播、电视号称“新闻媒体”，实际上都是宣传工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表面上挂着人民的旗号，那不过是装点门面，哄哄人。其根本目的就是宣传其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出中共集体与领导人的光辉形象。这些媒体虽然也有文学和艺术之类的副刊和栏目，其实不过是寓教于乐的宣传手段。与此同时，就是揭露、批判和抨击敌对方的假丑恶。邓拓担任报社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以笔作战”（第36页）。出于宣传的需要，《晋察冀日报》基本上采取的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做到，偶尔偏离这一点，就要检讨“过错”。邓拓不仅兢兢业业，出色地做好宣传报道工作，而且还注意培养一批“宣传干部”（第43页），就同党内第一大笔杆子胡乔木一样，不仅自己要做好宣传工具，还要带动和培养出一大批同类。因此，邓拓所领导的《晋察冀日报》被誉为“一所新型的‘新闻学校’”（第43页）在邓拓的主持下，《晋察冀日报》将刊登国民党官员对于抗战的时局看法的文章视为大忌。邓拓告诫他的同事：“上级规定，这类站在英美立场讲抗战的，不应登载。”（第45页）很显然，这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在他们的心目中，所有的新闻都是站在一定立场上的，而且不是自己（其实是苏俄）的立场，就是欧美的立场，既然欧美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与苏俄的无产阶级立场相对立，因而任何偏离自己立场的东西一概不能刊登。既然立场决定了一切，也就不问别人的言论是否有道理，更不会去问该言论是否有利于人类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

1942年，延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树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让延安升起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作为宣传工具的邓拓当然一马当先。他和他的《晋察冀日报》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宣传者”（第48页）。1942年7月1日，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他在社论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第48页）。邓拓传记作者庞旸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第48页）这就是说，邓拓与当年的刘少奇一样都为“红太阳的升起”（高华语）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拓这么做是不是出于和刘少奇一样的目的，我们很难下简单的结论，不过，从他的性格来看，我倾向于出于他的真诚，他的政治激情加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他的思想意识忠诚和崇拜最高领袖，他对毛泽东“十分尊敬和钦佩”（第48页）。早在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邓拓读了以后，非常激动：“《论持久战》写得太精辟了！实际、雄辩、逻辑性很强，通篇充满了辩证法，是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武器，要让边区的干部和人民很快都能读到。”（第48页）如果他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蒋百里的有关军事论述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他又该怎么想呢？到了1944年，邓拓担任主编，编辑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他在该著的《编者的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第48页）邓拓为了制造个人崇拜，居然以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向全党发出号召，对全党提出要求，其实他的行为已经僭越。如果他能穿过历史的迷雾看到20多年的厄运在等着他，他还会这么做吗？他又会怎么想呢？

尽管邓拓表现非常积极，但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1944年，邓拓和他夫人丁一岚一起进入了党校学习班，随即在这当中插入一个审查干部和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邓拓由于两次被捕过，虽然没有背叛党组织，但是他还是成了审查对象。对于这次遭到自己阵营里的人的审查，邓拓“一向对党忠心耿耿，内心深处不免会有难言的苦涩和惆怅。但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在妻子面前总是隐忍自己的心情，从来没有说过牢骚话。”（第71页）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也因家庭成分受到了审查。这是邓拓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也不奇怪。问题是他虽然是一个历史学家（著过《中国救荒史》），在面对历史时“头脑清醒”（第73页），然而在面对现实政治时，他却看不清楚，头脑根本不够“清醒”，他没有看出整风运动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实质，没有看清其背后的专制和非人性，可能以为只是个别人执行政策发生了偏差或者个别人的品德不好。既然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他只能感到苦闷，被动地等待将来政策的调整与改正，等待着领袖的英明，将来给受害者以平反，所以在平反之前也只能“隐忍”。“隐忍”之时，他不会想到自己的造神与这场运动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好在这场运动对他冲击有限，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这看似与他先前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不符，但是却符合他这个中共党员的逻辑：作为中共党员必须始终维护党的利益，而党的利益从来都不是由全体党员（或者绝大多数党员）确定的，而是由领袖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来确定，并且通过宣传和教育渗透进党员的头脑。所以，党员在党内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遭到多大的冤枉，受到多大的伤害，都不能对党组织有任何怨言，都不能动摇对党组织的信任。那么，那些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就可以利用党和组织的名义，肆无忌惮地迫害其他党员，无情地剥夺其他党员党章规定的权利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而且，事情过去之后，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错了”（当然不会认为是犯罪），也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这样，邓拓很快就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的宣传中来。1945年，为了迎接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党校决定编一个剧本配合学习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邓拓。作为任务交给作家写作，这大概是中共历史上比较早的。通常来说，作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生命体验创作，表达的是作家的思想和情感。但是，中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即根据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和观众进行教化，这样作家所写出东西往往是权力所需要的，为巩固权力服务。邓拓的这次编戏虽然有历史基础，但是与真正的作家创作相去甚远，与其说是文学作品，倒不如说是以艺术形式出现的宣传品。该戏剧虽然可能因为当权者的宠爱和助推而轰动一时，但成为明日黄花是迟早的事。所以，他的这出戏与许多官样文学一样时过境迁，很快为人们所忘却，更不会在文学史或者戏剧史上占有地位。如果不是传记中提及《李自成进京》，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我还真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一出戏。

由于在造神运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编写官样戏剧，邓拓于1949年春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被提拔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而且，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日报》被确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这就是说，在邓拓领导下，《人民日报》已由华北区报上升为中共中央的喉舌，那么邓拓也就成了第一喉舌。随着喉舌的提升，邓拓渐渐产生了自己的办报思想：“不把报社的主要力量撒出去，就不能了解党的政策在各地执行的情况，《人民日报》就不能起到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就不能改变现在的被动局面。”（第91页）邓拓还真有点务实精神，他从宣传效果出发来思考宣传方式方法的变革，换一句话说，他不仅要及时宣传方针政策，而且还要帮助搜集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便上面督促和纠正，完全替执政者考虑问题。与此同时，邓拓以拼命的精神投入工作，被称为“拼命三郎”（第91页）。“时常亲自提笔写各类文章。他要求记者‘十八般武器样样皆通’，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消息、通讯、散文、评论、诗词，样样都拿得起。20年中，他总计写了几百万字。”（第93页）借用多年来流行的一句话，邓拓该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不过，邓拓主持下的《人民日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能令人满意。而这形势实际上还是政治风头。邓拓虽然信心满满地搞宣传，但是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一介文人，这就决定了他对于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图不能全面而及时的领会，因而他主持的报纸也就不能令权力满意。1956年，领袖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双百方针”。对照这一政治要求，《人民日报》就显得“沉闷、死板，落后于生活，不能适应党和人民的要求”（第106页）。于是，在党内笔杆子王胡乔木的指导下，邓拓对《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并且提出了四条改进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习气，提高评论质量，增加各种体裁的文章，努力改进文风；增加工作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加强编辑部工作，包括加强调查研究，扩大同群众的联系和作者队伍等。”（第106页）邓拓的这四条措施可以说是和稀泥的产物，各个方面都要照顾到，然而却也是留下了隐患。从他的身份来看，他的这些举措没有搞清楚最高领袖的意图，从办报的根本来看，他没有抓到报纸存在的根本──客观而及时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只是在技术层面上作些务实性的调整，不能解决办报存在的根本问题。然而，就是这样的改版，也不能让毛泽东满意，“1957年以后，中国当代历史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却很快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第108页）口口声声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最高领袖居然自食其言，对于人民群众普遍欢迎的报纸很不满意，真是不可理喻。不过，这暗示了邓拓的改版思路完全是文人式的，他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搞不清楚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受到批评的邓拓心里一定十分苦恼，而且压力山大。不仅是他，整个报社的所有采编人员几乎都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于是产生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第108页）邓拓的苦恼还在于最高领导层意见不一，以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等人为代表的务实领导人针对1956年以来出现的冒进急躁情绪，提出了反冒进的意见。而毛泽东则提出大跃进的要求，于是发动“反‘反冒进’”。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毛泽东非常不满，特别是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十分恼火，多次对邓拓与《人民日报》提出“严厉的批评”（第110页）。更令邓拓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竟然擅自“改变‘八大’的路线和方针”（第111页），他很为难，不知是按照八大的路线和方针宣传，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宣传。他只感到“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第111页）。问题还不在担子本身的轻重，而在于他常常左右为难，不知执行哪方面指示是好，或者说报纸到底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无论怎么样，他都可能犯“错误”。而且在他所造的神的面前，他无论受到怎样的批评和羞辱，都不能辩解，所有的委屈只能闷在心里。这样，邓拓与毛泽东之间因造神而形成的“蜜月时期”（第111页）也就很快结束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措辞相当尖锐：“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第114页），“是死人办报”（第114页）。到了这地步，邓拓产生了“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第111页）荒唐念头。经过再三权衡，他觉得只能这样，“因为犯了政治错误，主要是根据领导指示犯的，错误就轻得多；如果被认为犯了什么错误，而又没有得到领导同意，那就罪上加罪，像‘反党’这样的帽子就可能被扣到头上。”（第111页）动辄挨训，工作做到这一步，实在可怜，既没有自尊，又没有自由，他可能觉得做好工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邓拓搞不清楚自己处于这样境地的原因，毛泽东则看得很清楚，批评他是“书生办报”（第114页）。所谓“书生办报”与“政治家办报”是有很大区别的。前者不善于察言观色，猜摩领导人的内心，只根据自己理解和认识去办报，老老实实地宣传自认为是最高层的思想意识；而后者则千方百计地迎合领导的喜好，并且及时根据领导的思想改变而调整自己的认识。既然如此，毛泽东的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批评便不可避免。到了这一步，邓拓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请求撤销自己的职务。

1958年8月，邓拓终于调离了《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担任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至此，他的宣传生涯告一段落。“邓拓离开《人民日报》社，如释重负，精神上也舒畅多了。”（第128页）不过，邓拓的心情绝不是“舒畅”这么简单，他担任了多年的宣传员，现在黯然离开，一定是五味杂陈，心情十分复杂。好在他很快找到了新的岗位，与文学结缘，搞起了创作。邓拓自幼就对文学感兴趣，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天赋，在读中学时他就在课堂上按照老师要求作《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后来他参加革命，虽然忙于宣传工作，但是仍然在闲暇之时写些旧体诗。此时，他离开宣传岗位，一时清闲了，可以拿出许多时间来读书，并且根据读书和思考写些杂感文章。同时，长期在报社工作形成了他的新闻情结和思维惯性，因此他的杂感大多偏重于政论。随着大跃进的严重失败，中共中央对国内政策作了一些调整，政治气候比起两三年前的反右运动时相对宽松。于是一些报刊根据形势需要，对版面作了一些调整，可以发表一些杂文。于是，《北京晚报》邀请邓拓开设杂文专栏，经商定取名为“燕山夜话”。“燕山夜话”由于表达作者的思考，并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深受读者欢迎，办得“红红火火”（第140页），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便向他约稿，希望开设类似“燕山夜话”的专栏，但是邓拓此时一方面兼职较多，另一方面还得继续给“燕山夜话”写稿，比较忙，于是他就邀请吴晗和廖沫沙加盟一道合办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于是，自60年代初以来，邓拓基本上实现了从宣传到文学的转型。不过，他的转型还很有限，还留有非常鲜明的宣传的印记。

邓拓此时的写作，由于正处于政策调整和政治环境的少许宽松时期，所以还能触及到现实社会问题，说了一些真话，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尽管他的这些真话空间与思想空间都十分有限，与鲁迅的嬉笑怒骂和尖刻嘲讽都无法相比，没有游离出主流意识形态，但很可贵，从而为他在当代文学史上奠定了一定的地位。然而，即便是温和的批评，也触犯了某些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随着最高领导人再次念起了阶级斗争的紧箍咒，极其有限的政策调整不仅中断，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也都遇到了厄运，相继夭折。与此同时，领导层大搞领袖迷信和个人崇拜，掀起了又一轮造神运动，以便为前不久因大跃进失败而脱落的油彩及时补上。此时的邓拓没有参与这一场造神运动，这不是说他的头脑已经清醒，而是他“对林彪、江青一伙大搞现代迷信，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鼓吹‘天才论’、‘顶峰论’，推行一套庸俗的作法是很反感的。”（第157页）虽然他与毛泽东有了近距离接触，多次受到毛泽东无根据的批评和羞辱，但是他没有对自己当年参与的造神进行反思和检讨，这就决定了他的认识没有根本改变，毛泽东这尊神在他的心目中仍然占据一定的地位，他所反对的只是“庸俗化”。他在同《包头日报》同志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对于毛泽东思想“既不能那么玄，又不能贴标签”（第157页），“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形而上学，不要烦琐……不要死扣字眼”（第157-158页）。其实，邓拓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供奉着他心目中的神，所不同的只是造神的形式而已。

即便如此，邓拓在接下来的“文革”中惨遭迫害。他与吴晗、廖沫沙因“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而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江青主持写作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污蔑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第164页），他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第146页）。随即，姚文元、关锋等人紧跟而上，纷纷发表文章向邓拓开火。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同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直接指责邓拓“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第165-166页）面对这样无限上纲上线、乱扣帽子、信口雌黄、随口诬陷，邓拓很想“向中央申诉”（第166页），但是谁听他的申诉呢？如果说毛泽东的批评让他感到委屈，他还能够承受，如今对他进行精神“围剿”的则是一批他看不上的家伙，而且还无处诉说和申辩。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绝望了，他只知道“文化大革命”仅仅开始，漫漫无期，不知道何时才到尽头，而且这是由他心目中高高在上的神所发动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绝望之中，邓拓自杀身亡。

邓拓怎么也没有想到，孜孜追求的革命不仅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造福于天下，而且还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给整个民族造成巨大灾难。许多人为此感到非常困惑。邓拓临死时极度矛盾：一方面，他的心目中供奉的那尊神依然巍然屹立，令他不敢正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这样的诡秘，现实如此残酷，像他这样忠诚而且驯服的人竟然落到这样的下场，他怎么能想得通。即使他离开令他左右为难的宣传岗位，转到文学方面来，他还是没有被放过。

过了10多年，邓拓得到了平反，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追悼会，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只是他的悲剧是如何产生的，根源何在？不知道能有几人予以反思和检讨，也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保留下那段惨痛的历史记忆！邓拓在天之灵在得到平反后仅仅感到欣慰和感激？他是否会反思自己的人生迷误与理想错失？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2018年7月2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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