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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透视061：“力争跟上时代”的俞平伯

2026年01月11日 05:36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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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时代起，从主观上就力争跟上时代的先进步伐，……

这是王湜华在《俞平伯后半生》（商务印书馆2016年4月版，第7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中对传主的一种描述。其实，这也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所谓“力争跟上时代”，就是说知识分子觉得自己落后于时代了，需要急起直追，于是不断地鞭挞自己，表现出严重的焦虑。尤其是到了1949年，许多知识分子这种感觉特别强烈。1949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不是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30周年，而是因为改天换地，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逃到台湾，共产党很快取而代之，这正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恰在此时，俞平伯已是“北平文化界著名民主人士”（第1页）。本来，俞平伯只是一个“淡泊明志，情操自持”（第147页）之人，并不关心政治，抗战期间，北平沦陷，他由于“亲老不能远离”（第147页）一直滞留在沦陷区。到了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俞平伯在他内弟许宝骙的介绍下加入了被称为“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而投入到政治的怀抱，并且参加到不断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中来，当然也接受不少政治思想灌输，进而转变成一个为中共赏识的“民主人士”。

“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奉送给其统战对象与政治同盟者的尊称，这些“民主人士”政治态度鲜明：反对国民党，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本来对政治并不感兴趣，然而他在40年代后期变了，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桂冠。再看他那个时候的表现，确实名副其实。且不说他先前加入到反对国民党的行列中来。1949年5月4日，共产党的最高报纸《人民日报》拿出十分珍贵的版面发表了俞平伯的文章《回顾与前瞻》。此前，该报记者柏生登门拜访了俞平伯，约他撰写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他欣然接受，并且很快写成了这篇“充满激情及对前途充满希望”（第1页）的文章。写了这篇文章，俞平伯感到意犹未尽，又写了《新文学写作的一些问题》，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为新文学的发展指出一条他所热衷的正确路径。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明大道呢？“为工农兵多写些他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第2页）。如果单看这句话，许多人一定以为是郭沫若或者周扬给报社所写了社论呢！如果单看标题，不少人一定将其当作是学术文章！到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俞平伯倍感激动和兴奋，他“为获得解放而感激解放者－－中国共产党”（第2页）。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有千千万万的人感激共产党解放了自己，这些人可能是贫苦的农民，可能是辛勤劳作的工人，还可能是深受压制和迫害的知识分子，而俞平伯却不是这些人的一员，他自五四时期起就是社会名流，著名的诗人，《红楼梦》研究专家，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地方与他过不去，他也不会因当前的改朝换代而在社会地位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如果说他的头上有了什么光环，大概就是“民主人士”和即将到手的“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令俞平伯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这就决定了俞平伯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以主人翁的眼光看待眼前的现实。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令俞平伯无法自已。7月1日这一天，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阵雨，心怀激动的俞平伯不顾雨湿衣衫，出席了在先农坛露天举行的纪念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晚上果然下起了大雨，而且伴着大风，但是“年近半百的俞平伯（生于1900年），和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小伙子们坐在一起，丝毫不为风雨所动……”（第2页）回到家里，俞平伯仍然难以抑心头的激动，“连夜构思出一首六十多行的白话诗，题为《七月一日红旗的雨》”（第2页）。在这首诗中，俞平伯慷慨激昂地写道：

都来听听这二十八年奋斗史吧！

可歌可泣。

怎么样从艰危里锻炼出坚贞，

怎么样从苦难里孕育着光明，

我们不久将亲眼看到，

这中华人民新国的诞生。

……

我深深地体认到群众的庄严的秩序

和那高度的觉醒。

虽是沉默啊！

比呼喊还要响哩。

确信“大时代”真快到了，

迈开了第一步的万里长征。

怎么会到如梦的会场来呢？

怎么会生活在全新的国度里呢？

这是一世纪来所没有的，

这是半世纪来所没有经识过的，

我不觉得，我还在这古老的北平。（第2-3页）

坦率地说，俞平伯的这首诗是有失水准的，既与他著名诗人的名气不相符，又与他那拥有深厚的学养不匹配，这首诗写得平铺直叙，缺乏诗情和诗意。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出他的这首诗的重要部分，就是让读者一起来了解俞平伯当时的心境和心态。诗中最突出的字眼，我以为是加了引号的“大时代”。由于幸逢“大时代”，那种空前的幸福感溢于言表，其心情当然是喜不自禁，那种溢美之词充斥于诗。如果再细细分析，可以看出俞平伯将现实称为“大时代”，显然是将现实绝对理想化了，是超级乌托邦。既然如此，那么他就要对于引领人们进入这个“大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绝对信任和无条件支持，并且表示要紧跟共产党。

那么，问题来了。俞平伯长期以来一直是搞学术研究的，很少接触到政治，也就不可能参加革命，不可能阅读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少统治者是这样认为的），像这样的情况，怎么能适应这个“大时代”呢？怎么可能跟上这个“大时代”前进的步伐呢？怎么可能成为这个“大时代”合格的一员呢？所以，俞平伯在激动兴奋的同时，那种落后于“大时代”的感觉便悄悄滋生，那种追赶“大时代”的迫切感油然而生，那种担忧拖“大时代”后腿或者被“大时代”所抛弃的焦虑也就不由得时时在心头浮现。

在这样心理的作用下，俞平伯一方面必须改变以前游离于政治的状态，改变头脑中淡漠的政治观念，必须贴紧政治，那么就必须将自己融入到现行政治中去；另一方面，他还看到了群众力量的强大，要将自己“融入到群众中”。（第5页）而所谓的群众，当然就是官方所说的“工农兵”或者“工农大众”。作为知识分子的他，要将自己“融入”到工农大众中去，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放下架子”（第5页），把自己的身份降到工农之下，甘愿做工农兵的小学生，努力向工农兵学习；另一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第5页）。

与此同时，俞平伯此时所写的旧体诗也与白话诗一样，虽然形式不同，但是跃然纸上的欣喜之情同样强烈。且看他在1950年元旦所填的词《浪淘沙令》：“开国古幽燕，佳景空前。红灯绛职影翩跹。亿兆人民同仰看，圆月新年。回首井岗山，革命艰难。海东残寇尚冥顽。大陆春生欧亚共，晴雪新年。”（第5页）如果掩去作者姓名，一般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首诗出自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俞平伯之手。如果不知情读到了这首诗，我也很可能将其视为“老干部体”，既表现出非常的乐观，又喜欢用大词，根本不会将其同民国时期就成为大学教授的俞平伯联系起来。然而，异常的激动、超常的幸福、过度的欣喜，往往都会对现实的问题视而不见，都可能对社会阴暗面熟视无睹，都可能对世界的认识十分肤浅，都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警惕。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的推动下，俞平伯才在主观上表现出“力争跟上时代的先进步伐”（第7页）的强烈愿望。作为知识分子的俞平伯，一旦陷入了“跟上时代”的焦虑之中，也就毫无疑问地丢掉了知识分子主体性而迷失方向，也就失去了对时代的准确认识和客观审视能力，看不到社会存在的问题。俞平伯的安身立命在于学术，在于研究《红楼梦》，到了这时，他的研究目的已经由以前的探索学术之真转移到了“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的新社会新时代服务”（第7页）上面来。促成俞平伯这一转变的是他遇到了这样一个“时代”。那么，“时代”究竟是什么？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社会的文化、潮流和时尚。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代都有其主导者，如果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时代的主导者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这个时代以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为主要特征，那么二三十年后，时代的主导者已经由现代知识分子转移到了执掌政权者，其时代特征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这种转变的根本就在于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基本上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作为制约政治权力的一种力量而存在，那么自二十年代后期的苏区开始，知识分子就被纳入到政治权力结构之中，并且成为为政治权力效忠和服务的一股力量。随着中共统治地盘的日益扩大，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被收入囊中，为己所用。到了1949年，中共地盘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大陆，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社会地位低下，还有就是像俞平伯这样思想转变了的，正在走向中共巨囊的知识分子。因而，这时候的所谓“时代”显然是由中共主导的，一切围绕着中共政治服务的时代。不知俞平伯这个时候是否意识到，他的“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的新社会新时代服务”不过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实际上是在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所谓的“时代”，实质上就是中共提出了各项政治要求，就是权力所提出的各项主张，落实到具体的层面，就是统治者所制定和发布的各项政策。也就是说，俞平伯的学术研究必须转移到共产党的政治需要上来。

与此同时，俞平伯为了跟上时代，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就已主动地“改造”思想。“1949年北平解放，到他写这篇文章（指《读<红楼梦>随笔·前言》——引者）的1952、1953年间，俞平伯的自我思想改造是非常认真而踏实的，应该说他基本上已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对《红楼梦》已用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观点去努力重新观察与研究，表现出来的不少新观点比以往更科学更辩证了。”（第25页）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上发表《读<红楼梦>随笔》。王湜华注意到俞平伯这篇文章的一个修改，由“进一步用进步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修改为“进一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批判它”（第43页）。王湜华接着评述道：“俞平伯在当时，是多么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武装自己啊！多么愿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重新批判和评价《红楼梦》啊！……至少俞平伯认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自己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武器，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第43页）此时的俞平伯感觉不错，然而他已步入了政治陷阱。就他先前所说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就有问题。本来，理论就是理论，一旦将某些理论贴上“进步”的标签，那么另一些理论就可能意味着“落后”，这样被奉为“进步”的理论就会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被推到真理的位置，神圣不可质疑；同时那些“进步”以外的沦为“落后”的理论则被打入冷宫，甚至被视为异端而遭到否定与铲除。后来俞平伯将“进步的文艺理论”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则已不知不觉步入了千百年前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的覆辙。既然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绝对真理，那就意味着排除其他一切思想理论，那么用它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与那些绝对信奉教主的教徒有什么区别！况且，俞平伯还不是中共党员，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以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武器”，事实上根本没有得到人家的认可，而他自以为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批判和分析《红楼梦》，人家能够承认吗？这倒有点像捐了门槛的祥林嫂。

不过，俞平伯毕竟不是政治投机之徒。到了1949年，他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就同巴金、曹禺、胡风、朱光潜等人一样，他们的政治情结确实被激发出来了，调动起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本色，或者说，他们是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投入政治。这就使他们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令权力阶层满意，他们的表现与统治者的要求总会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从俞平伯的主观来说，他确实是想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纳入到当政者的要求上来，要“为人民服务”，他在1954年所写的《<红楼梦>简论》等论文虽然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既“注意了通俗性”（第7页），又突出了“人民性”（第7页），但是他很快遭到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并未使他内心真正理解”（第7页），并且“硬要他去违心地接受强加在他头上的东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曲了他本意的东西，楞要他接受、去改，这在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第7页）显然，他所要力争紧跟的“时代”掀起的巨大风暴向他袭来，一下子将他打懵了。

许多年后，人们或许从历史的皱褶中看到问题所在。俞平伯遭到不幸既有偶然的因素，又属历史的必然。说是偶然，就在于恰恰是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文史哲》上发表后居然传到了权力最高层，进而引起了严重的注意。于是俞平伯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问题便被捅了出来；说是必然，就在于中共建政后，为了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就必须扫除自由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最大的在中共看来非胡适莫属，然而，胡适已经逃离大陆，将他拉出来当靶子批判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俞平伯虽然与胡适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并无多少交往，问题出就出在他和胡适一样都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影响巨大，于是俞平伯也就成了代替胡适挨批的不二人选。

于是，俞平伯一夜之间就由“民主人士”变成了敌人。且看影响力最大的文人郭沫若所发表的“三点建议”（第10页）：“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其次才是开展自由讨论，而最后又落实到扶植新生力量上。”（第10页）郭沫若的这番“建议”虽然没有点俞平伯的名，显然已经将俞平伯视为敌人，要同俞平伯作“坚决”的“斗争”。与此同时，郭沫若所说的“扶植新生力量”，就是要将李希凡之类的年轻人培养起来以便取代俞平伯。尤其重要的是，郭沫若已不是一般文人，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发表《斥反动文艺》时就已经成为中共的代言人，所以他的所谓“建议”实际上所发布的是中共对待俞平伯的基本态度。再看另一权倾一方的文人周扬发言的标题《我们必须战斗》，杀气腾腾。他在发言中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第10页），首先将俞平伯与胡适捆绑在一起，接着给他们扣上骇人的大帽子“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第10页），进而发布战斗令：“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就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第11页）周扬的话不仅火力强猛，而且非常明确地将俞平伯划入敌人的阵营，当然这也不是周扬的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俞平伯所要紧跟的“时代”对他的严重宣判。于是，俞平伯便沦为政治斗争的“活靶子”（第11页）王湜华不无感慨地认为：“像俞平伯这样一位中国传统爱国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前就渴望着光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全心全意想为建设事业添砖加瓦，愿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代表，却在新中国成立刚刚五年之际，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对他这年过半百，怀抱着一团爱国热情的人来说，也实在是太冤枉了。”（第11页）俞平伯怎么会想到，他倾情热追的“大时代”不仅没有认同他，接纳他，反而将他当作敌人！不仅俞平伯想不通，感到十分冤枉，就是当时的国人乃至几十年后今天的国人又有多少人能够想通！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不知他是否了解到曹操借人头的故事，反正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如今将其运用得出神入化。曹操借王垕的人头是要消除怨气以达到维稳的目的，而今毛泽东则是要通过发动批判运动，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树立其自己的绝对权威，就连身为中共党员的胡风以及后来的开国元帅彭德怀都可以挨批挨斗，那么作为“民主人士”的俞平伯遭受点不公，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曹操借人头事先是要打招呼的，而毛泽东根本就不用打招呼，只要需要，随时都可以借他人的命运来祭旗。

王湜华对于俞平伯挨批作了这样的反思：“这场运动不顾学术研究之特殊性，把政治斗争与学术观点混为一谈，结果就造成以政治观点取代学术研究的不良后果。”（第12页）王湜华的反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毕竟是就事论事。如果联系到此前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同时期对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先称“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就可以琢磨点味道。了解情况的都知道：电影《武训传》最初是由左翼人士策划拍摄的；胡风也一直都是左翼人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最高领袖就拿自己阵营的人开刀呢？稍作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些自己阵营的人士所搞的文艺与文艺思想严重干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树立。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虽然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的观点不同，有着唱“对台戏”的嫌疑，而且更严重的是，胡风很倔，不仅没有认错，而且还敢写下“三十万言书”（即《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进行抗辩。其实，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了上去，人家根本不会去看，也不会作深入的研究，而是将其视为不服的表现，于是将其抓了起来。既然胡风等那么忠诚的人都会遭到专政，何况俞平伯只是个“民主人士”、统战对象！现在需要清除胡适的学术影响，当然要树靶子，那么，冤枉一下俞平伯又算得了什么呢！

1955年2月，挨批过后的俞平伯心中感到莫大的委屈，还是做了题为《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在“经过有关领导的层层审阅之后被认可”（第50页）之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从这个标题来看，俞平伯内心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功力深厚的学者，所写的标题居然出现了“关于有关”的语义重复，不够简练，显然是巨大心理压力之下语言表达能力出现点问题。其次，这还是“初步检讨”，还要做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检讨的心理准备。

不过，上面没有再为难俞平伯，很快就让他过关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事了。实际上，没事只是暂时的。应该看到的是，这次挨批尽管不能与10多年后的“文革”中的批斗相比，然而对于俞平伯以及整个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心理影响还是巨大的。俞平伯在挨批之后虽然还编写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但是他基本上离开了这个令他锥心泣血之地。王湜华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细节。俞平伯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送给好友王伯祥时，用刀子刮去了书上《出版者的说明》中“研究”二字旁边的书名号，而且书的扉页通常都要题款的地方却留下了空白。实际上，这两本编著可能是俞平伯要将前面未做完的工作做完。工作完成后，他便转移到李白、古诗词等研究上了。或许俞平伯对于从事了三十来的《红楼梦》研究依依不舍，所以他的夫人许宝驯“惟劝其力戒谈‘红’”（第151页）。1956年，他在《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脱稿之后便去创办昆曲研习社。到了1964年，他“已嗅到政治的某些火药味而主动地解散了研习社”（第55页）到了“文革”期间，俞平伯自然逃不了劫难，先是遭到抄家，然后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学术也没办法搞了，只能偷闲写点旧体诗“自我慰藉”（第86页）。

直到1971年，俞平伯才获得“解放”，离开干校返京。上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解放”俞平伯，王湜华没有交代。不过，不妨推测一下：首先，经过多年的折腾，俞平伯的“学术权威”早已被摧毁，目的已经达到；其次，通过“解放”，可以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让俞平伯对其感恩戴德。这是一种统治术。1975年，俞平伯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他“自然兴冲冲地应邀前去，其心情之激动，自是非同寻常”（第120页），他觉得“这一年周总理又特别想他了”（第120页）。其实，这很可能是他过度解读，以知识分子的思维来想象政治家的举动。如果说周总理现在想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想呢？如果没有毛泽东首肯，周总理就是想了又管用吗？其实，最高统治者无论什么举动都有其深刻用意的，都是出于其政治需要考量的，不会像普通人那么随便。另外，我在阅读《俞平伯的后半生》时还注意到，周恩来去世消息传来，俞平伯“哀恸不已”（第122页），并且写了“字字含泪”（第122页）的诗《悼念周恩来总理》，然而到了毛泽东去世时，他到底有何反应呢？王湜华则只字未提，却叙述了紧随其后的粉碎“四人帮”给他带来的“欣喜心情”（第133页），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文革”过后，俞平伯对于这段历史“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所以干脆不置一辞。而这不辞之辞，人们至今亦仍是不难体味的。”（第157页）因而，对于俞平伯究竟怎么想的，我们不好猜测，只能认为他内心十分复杂，五味杂陈，有些东西或许已经想到，但是鉴于当时的环境，不好说出来。审视俞平伯70年代末以后的人生，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已不再积极主地地研究《红楼梦》了；二是他已经不再像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样“力争紧跟时代”了。1979年，《红楼梦学刊》创刊，由于当年的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界影响最大，所以这个刊物不能没有他，于是他被请来出席该刊创立大会。当时，俞平伯的心情怎么样？王湜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在被接到会场的车上，他和老朋友顾颉刚“并不因谋面之稀而殷切谈论”（第162页）。随后在该刊的创刊号上，俞平伯也没有提供论文，大概是出于情面只发表了一首旧作《题<石头记>人物图》。1986年，俞平伯应潘耀明之邀到香港讲学，讲的当然是《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忘年交”（第248页）的情面。除此之外，俞平伯晚年主要致力于旧体诗的创作和《唐宋词选释》以及与老朋友交往上。这个时期，中国已经启动了改革开放，政治环境日渐宽松，遭受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苦难的俞平伯既被平反，恢复了名誉，生活和学术研究也都恢复了正常。但是，俞平伯已经过了兴奋和激动的年纪，不再像丁玲、阳翰笙等人那样继续紧跟他们心目中的“时代”，而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对历史作出多少审视和反思，但是他由中年时代的贴紧令他十分感奋的“时代”转向晚年时代远离喧嚣的心灵平静，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清醒，找回到曾经因“紧跟”而迷失的自己，也很了不起。

2020年3月21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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