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7：快乐王蒙

2026年01月07日 05:4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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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命七羊”

王蒙将他的自传第三部的书名定为《九命七羊》，其中的“九命”来自民间的“猫有九命”的说法，表示他有许多种活法，多项工作和兴趣爱好；“七羊”的意思就是逢凶化吉，事事处处都“是吉祥”，都“是希望”，都“是快乐”，都“是健康”。（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38页。）人们从这里看到的或许是王蒙这老头真是运气好，不仅命大，而且走运，于是情不自禁地羡慕他。其实，就王蒙的人生来说，他虽然没有像一些人大大小小的灾难接踵而至，身心俱受摧残损伤，却也不算平坦。1950年代，王蒙的命运上下颠簸，一度春风得意，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获得成功，使他一举扬名，随后他又因此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被置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之上，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有限肯定，他很有可能遇到灭顶之灾。大灾虽无，然而小灾难免，他还是被打成右派。后来随着政治凶险越来越显著，王蒙自我疏离政治中心，远走天山，到偏远的伊犁乡村落户。1970年代末，新时期到来，王蒙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不仅在创作上迎来了持续多年的旺盛期，而且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1989年秋，王蒙即使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的创作才华还是不减当年。到了1990年代，他创作了煌煌巨著“季节系列”，新世纪里还推出了《青狐》与三卷本“我的自传”。如果对王蒙这几十年来的人生有了足够了解，我们就会看到他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几乎没有一个人几十年的人生都一帆风顺，特别是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因为历史有时总是要把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置于政治和文化的旋涡之中）。然而，面对着现实中的某些风浪，王蒙并不回避，也没有许多知识分子常常露出的忧郁和凝重的神情，而是面带微笑，坦然处之，他总是显得非常快乐。

快乐，不只是王蒙的表情，更是他的心态，是他的人生态度。当然，世界上乐观的人确实不少，但是乐观的境界却大不相同。有的人看上去乐观，其实不过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凭幻想寻找某种开心事来回避现实的失败；有的人对人生并没有深刻的认识，遇到暂时性对自己有利的事，没有弄清楚其本质就乐观起来，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还有就像王蒙的快乐，他是在洞察人生的情况下，以自己的高度智慧战胜各种困难，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很快摆脱困境，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功。因而，他的乐观可以说是智者的乐观，是胜利者的乐观。

尴尬处境

19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过去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被以经济建设、和平发展的路线方针为中心所取代，社会人文环境也大有改观，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但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并不意味着在某些时候就没有小小的反复、倒退和挫折。就在人们欣喜地迎来新时期“春之声”之际，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而及时转变，特别是某些身居要职的官僚缺乏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不时掀起极左的风浪，一会儿发动运动清除“精神污染”，一会儿假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面临危机的名义反对讨论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一会儿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借口，大搞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不信任、怀疑甚至否定的目光看待知识分子和作家，试图通过这些运动令知识分子和作家服膺他们的权威，顺从他们的意志。然而，这些官僚总是不可一世、颐指气使和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高明，习惯于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自然引起了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反感和厌恶。于是，在官僚与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隔着一堵墙，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情绪。而王蒙此时既是一位作家，又是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员（80年代后期出任了文化部长），看上去他双方都沾，然而实际上他却两边不讨好。对于王蒙的这种尴尬处境，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具有政治色彩的王蒙在80年代处境却是十分尴尬的，他既没有按某个政治人物要求的那样“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第79页。）也没有按照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只感觉到：“被描写为已经官方化、组织化的同时，又被攻击为自由化。这几十年，这样的例子绝无仅有。在我被批评为极左的时候，有人嫌我左得不够，攻击我太右，说明我至少还没有那么‘左’。在我被视为对立面的时候，又碰到了攻我为官气十足、‘党性特强’（港刊语），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比他差远了。”（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第156页。）对于这种状况，王蒙还作了绝妙的比喻：“我好像是一个界碑，这个界碑还有点发胖，多占了一点地方，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觉得王蒙通吃通赢或通‘通’，或统统不完全入榫，统统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统统都可能遇险、可能找麻烦。”（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第二部）》，第175页。）何以如此尴尬呢？这是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一方面知识分子虽然具有天生的政治热情，但是在思想意识中对官场和权力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对于知识分子往往比较警惕，总担心知识分子会坏了自己的事情，或者多少有些桀骜不驯。因而，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之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这种情形正如美国一位学者所言：“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一向是相互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48页。）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知识分子特别是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是有思想的，有自己见解和主张，并且崇尚独立和自由；而权力阶层需要的是服务和服从，强调的是纪律和大局。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进入官场必须面临着选择：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本性，保持自己的独立自尊和心灵自由还是逐渐消除知识分子的这些本性而将自己融入官场？如果选择前者就可能被官场淘汰而最终不得不离开官场；如果选择后者，那就意味着他最终实现由知识分子向政治人物的转型。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两种身份是熊掌和鱼不可得兼，但要协调好这两者关系是极需智慧的。即便像王蒙这样高智商的人有时也会觉得难以妥善处理这种关系。（孙德喜：《知识分子的政治化与政治化的知识分子——论〈王蒙自传〉》，《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

处于这种夹层之中，许多人难以处理好双方的关系，常常弄得里外难做人，因而也就感到郁闷、烦恼不断，而王蒙却是以过人的智慧拓展了自己的人际关系空间，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八九风波过后，王蒙由于没有按某些“左爷”的意志行动，于是被他们看不顺眼，特别是《中流》与《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物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等文章，向王蒙发动攻击，将王蒙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试图对王蒙进行政治批判。（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211页。）王蒙当时深知，虽然极左的阴风不时吹来，但是国家毕竟经过了10余年的改革开放，不再是“文革”时代了，不再像过去某些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了。因而他采取了文化部一位领导的意见，不予理睬。这里的不予理睬，并不是简单的回避，（在反右斗争和“文革”中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是对这些左爷的极大的蔑视，而是在深刻认识到社会和人际关系复杂性，洞穿人性之后采取的一种高明的态度。王蒙坦言了自己的认识：“我不是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噩运、阴毒、陷阱、争拗、不忿儿，和一切出于羸弱与差距过大、由于贪欲和自我膨胀的偏执所产生的近乎歇斯底里的阴暗心理，我见识过了看透了所有的人性恶，我消化了，克服了至少疏离了、避开了、淡化了与柔化了这种恶的锋芒，我从中学习到了反求诸己，学习到了人类的伟大与渺小，成就与夜郎自大，能力与荒谬，理性的清明与丧失了任何现实感的躁闹。我为自己找到了老师，我完全明白我本人与我所不取的各种缺陷之间相差不过一步之遥，我一不小心，就会走进、滑进相同的辙印里。截然对立的两方，如果一直是针尖对麦芒，恶骂对恶骂，片面对片面，怒火对怒火，抹黑对抹黑，就不是没有可能使双方的风格与路数、方法与心态进入越来越趋于类似的地步。这样的内部斗争趋同原理，是我的一个发现。”（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140页。）由于有了这一发现，王蒙对待别人刺过来的锋芒，采取了非常理智的态度——“淡化”和“柔化”，也就是面对别人捅过来的拳头，王蒙玩起了太极，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并且进而化解。王蒙的这种智慧可以说是人际关系新思维。

超人智慧

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王蒙摆脱了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斗斗斗的人生哲学，并且主张“不与任何人结私人的梁子”，“不设防”（参见孙德喜：《政治：王蒙散文的一个情结》，孙德喜：《在自由中逼近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论集》，东西文化事业公司，第70-79页），提倡宽容和“费厄泼赖”（fair play），赞同求同存异乃至和而不同，容许他人有不同意见和奇特的个性。他的这种处世态度不仅有效地化解人际之间各种紧张矛盾，而且赢得了人们的赞赏。香港画家姜丕中先生送他“直钩去饵五十年”和“一笑了之”的印章，表示对他的赞赏。他家近邻的“小朋友”小路同样将他倡导的“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大道无术”、“大德无名”、“大勇无功”刻成印章送给他。

人的快乐既需要化解各种矛盾，缓和人际之间的紧张，而且还在于工作的顺利和事业的成功。而工作的顺利和事业的成功不仅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需要能力和才华。而能力和才华的取得不仅需要天资，而且需要勤奋和努力。王蒙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这与他的勤奋和刻苦分不开的。王蒙自然不好在自传中夸耀他的勤奋用功。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的发表和出版情况可以看出来。单1993年、1994年这两年里，王蒙就发表了散文（含创作杂谈）74篇，中短篇小说27篇，共计101篇。（王蒙：《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10-213页。）1994年和1995年这两年，他发表了散文110篇，出版了小说集5部，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1篇，并且发表诗歌10首。当然，一个作家的成功与否，不能以数量和字数来衡量，但是一定的数量至少可以表明其勤奋和用功。1980年代前期的王蒙虽然是作家，但是还兼任领导工作，既需要处理工作事务，还要常常到全国各地走走，有时还需要出国访问。到了1990年代，王蒙兼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事务活动依然不少，但是他的创作还是甚丰。他的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不少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受到学者们的热评。创作的成功而且长期保持旺盛，同样给王蒙带来了人生的快乐。进入21世纪，王蒙虽然到了70岁的高龄，但是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在搞长篇小说和传记创作的同时，还被海内外许多大学聘为教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讲座教授，被包括大学、学会、图书馆、电视台在拿的多家单位邀请去作讲座，发表演讲，让他忙得不亦乐乎。这里虽然有不少单位有着跟风跑，追名人的意味，但是如果王蒙没有才干，没有提供给人们的“干货”，单靠名气是不可能一直这么讲下来的。

人生快乐还来自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一个人如果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就必然得到许多快乐，因为在兴趣爱好中，人的身心感到某种满足和愉悦。王蒙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本来他由于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而担任共青团干部，但是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非常喜欢读书，而且他读的书并不限于某一类，不是根据别人的要求去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其中最多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而这一阅读，将他推向了文学创作。他从共青团领导岗位转到文学创作方面之后，仍然对政治怀有极大的热情。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就是一篇激赏生命激情的作品。小说通过刘世吾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的叙述给人们提供了对生活失去兴趣和爱好而导致生命的萎缩和干枯的反面镜子，同时赞赏了青年人林震的富有青春感的朝气和活力。他在1980年前后创作的《最宝贵的》和《布礼》以及1990年代创作的“季节”系列乃至最近呈奉在人们面前的三卷本自传无不激荡着他对政治浓厚兴趣。在文学创作中，王蒙也不局限于某一方面，小说、诗歌、散文，样样都来。小说方面，他既写百十来字的微型小说，又写数千字的短篇小说，还写了不少一两万字的中篇小说，更有数十万的长篇小说，甚至写了百万多字的系列长篇。仅他创作的诗歌来看，也是五花八门，古体律绝，新体白话，甚至打油诗，也都是写得得心应手，手到擒来，不仅如此，他还搞过翻译，搞李商隐的诗歌解读，搞《红楼梦》研究，而且样样都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这些让人们不得不为他的才气折服。这种创作的庞杂让人眼花缭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138页。）不仅如此，王蒙还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喜欢游泳，乐于养花种草，常常外出旅行。这些各方面的兴趣爱好不仅丰富了他的生活，而且让他体验到生命的美妙和生活的充实。

王蒙的快乐来自他的智慧，来自他对智慧的长期不懈地坚执追求。在他的心目中，“有了智慧才有了理解，才发现了世界与人间的美好。才镇定了在恶意与灾难面前的自己。”“有智慧的人不再愤愤然，不再急赤白脸，不再冤屈窝囊，不再抱怨仇恨。”（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338页。）他在1980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中表达了梁有志因拥有智慧而受到压抑，其兄梁有德因愚钝而受到欢迎的悲哀，鞭挞了传统文化中反智倡愚的痼疾。尽管身在梁有志所处的文化语境之中，王蒙有时也有受压抑的感觉，但是他在追求智慧中感到更多的是乐趣。智慧不仅帮他化解了压力和紧张，消除了矛盾，而且赋予他洞穿事物和处理各种复杂事物的能力，帮助他调整了心态，领略到人间和生活的美好，推动他走向成功和辉煌。当然，智慧不是耍小聪明，也不是工于心计，不是施展权谋权术，而是在看穿识透感悟人生真谛之后一种豁达大度，是跳出小聪明后获得的一种大海一样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帮助王蒙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坦然地面对官场升降沉浮。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升了官，飞黄腾达，满心欢喜；一旦被贬了职，罢了官，或者正常地从官阶的位置退下来，找不到人生新的奋斗目标，更有失去权力被冷落的感觉，心理很难平衡、平静，失落感和寂寞感很重，感到非常郁闷，有的甚至在抑郁中丢掉性命。而王蒙则不以升官为喜不以退官而悲，因为他早就将自己的身份不是视为官员，而是作家。所以当他在不再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他很快从文学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仍然感到生活很快乐，很充实。其情形正如莫言赠给他的诗所言：“跳出官场鱼入洋，笔扫千军如卷席。”（王蒙：《王蒙自传·九命七羊》，第49页。）

王蒙快乐，快乐王蒙，从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总是面带笑容，而这笑容非常自然，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着读者，当我们阅读他的自传，看到他的照片时，我们不仅分享到他的快乐和幸福，而且可以从他的人生中得到了许多启迪，获得很大的人生收益。

2008年6月29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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