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0：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

2025年12月14日 04:32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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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声明，“翻越人生大山的路遥”这个标题是从厚夫（原名梁向阳）的《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中套用来的。该著第7章标题为“翻越《人生》这座山”，以“翻越”大山来比喻传主路遥通过创作小说《人生》实现了创作瓶颈的突破。其实，就整个路遥（原名王卫国）的人生来说，何尝不是翻越了一座座大山从而走向成功!

路遥之所以要翻越人生的大山，是因为他出生于社会的最底层，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通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从社会底层中挣脱出来。厚夫的《路遥传》第一章的标题是“苦难的童年生活”（第1页），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标题是“与苦难为伍”（第3页）。就从这两个标题可以看出，路遥一落草就伴随着苦难，而这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普遍遭遇。如果不了解情况，我们可能以为路遥一定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然而，路遥出生于1949年12月初，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两个多月了，而且他所出生的地方还是长期以来被誉为“革命圣地”的陕北延安地区（绥德地区清涧县），临近延安。且不说自从1935年冬开始，这里就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成为“解放区”，那里的天也应该是“晴朗的天”，就是从胡宗南进犯延安失败，陕甘宁边区重获“解放”的1947年12月算起，路遥的家乡进入“新社会”也有2年时间了。可是，路遥自出生之时，没有感受到“新社会”的幸福，却很不幸，落入到苦难之中。如果按照当时的政策，被划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到了“新社会”沦为斗争和专政的对象，堕入贫困之中，也不奇怪，然而，路遥的祖父王再朝却是在1940年春积极响应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由有着“米粮川”（第19页）之称的延川移民到延安一带“开荒种地”（第3页）的农民。因此，路遥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新中国”的花朵，理应受到共产党、毛主席的阳光照耀和雨露滋润。但是，路遥幼小时的家庭却落入贫困。当然，这绝不是路遥这一家，而是具有普遍性，“贫穷是陕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生活的代名词。”（第7页）统治者总是自夸自己的领导如何如何英明正确，所建立的制度怎样怎样优越，但是在其执政之下，作为它的革命依靠对象──同盟军的农民据说翻身当了主人，却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就路遥家来说，他父亲的身高在一米五左右，其原因就在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第7页），──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可能由于贫困导致其营养不良。由于贫困，本来应该享受美好童年的路遥却享受不了，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不得不承担起照看弟弟妹妹的重任，还要割猪草，砍柴禾，成为家里不可缺少的小劳力。不仅如此，幼小的路遥“就是个爱吃的”（第9页）孩子，而他的“爱吃”不只是儿童的天性，更在于他是“在饥饿中成长”的（第9页），比他年轻几岁的莫言童年时的情况同样如此。生于1955年的莫言和他的伙伴甚至还有以极大的享受吃煤块的经历。在中国，养儿防老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那么父母往往特别疼爱孩子，总是竭力让孩子吃得好一点，然而无论是生长在比较富庶的华东地区的莫言，还是生活在陕北革命老区的路遥，却都经受了饥饿的折磨。这不是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孩子，而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这些翻身成为“新社会”主人的农民其实也生活在十分贫困之中。就连路遥的奶奶后来都“离开正在‘拖累大’的‘水深火热’中煎熬的他家”（10页）到80多公里外的路遥的伯父家去，其实路遥的伯父家比路遥家强不了多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都会产生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都希望尽快地摆脱贫困，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脱贫改变命运的道路上横亘着一座座大山，要翻越这一座座大山谈何容易！

1949年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农村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城里人，不仅如此，当局还以农业合作化的方式与户口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捆绑在集体化的土地上，既失去了职业选择权，又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自由迁徙权，沦为20世纪的现代农奴。这样，中国农民要改变贫困的现状比登天还难，因而在绝望中逐渐变得麻木。不过，农村的青年人不想在贫困落后的农村过着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奴般的生活，还是抱有翻越人生的大山，离开养育自己的故土到城市去闯荡的幻想，他们要竭力挣脱系在自己脖子上的锁链。路遥首先离开了他所出生的清涧县。由于他的伯父没有子女，他便被过继给伯父到新家“顶门”，从而像奶奶那样离开他原来那“水深火热”的家。伯父家所在的文安驿川被誉为当地的“米粮川”，伯父家的条件当然比路遥的父母家要好一些，但是所谓的“好一些”也是相对而言，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是路遥能够被送到村小学里和城关小学读书而已。然而，在城关小学读书期间，路遥因伯父家经济条件十分有限，成为这里的“半灶生”，常常需要从家带“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干粮”（第26页）填肚皮。不过，正是由于路遥能够进学校读书，而没有成为农田里的劳力，他才为后来的翻越人生大山奠定了基础。因此，路遥被过继给伯父“顶门”可以说是冥冥之中命运对他的巧作安排。

正是由于进了城关小学读书，路遥才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才点燃了他翻越人生的大山，到外面世界去闯荡的欲望。在城关小学，路遥虽然是一个标准的贫困生，但是他了解到黄土地之外还有城市（尽管只是陕北的小县城）的存在，还可以通过到县文化馆和新华书店读书看报（不过，传记中所说的路遥到新华书店读书不可信，当时的书店不像现在可以让读者自己直接取书，而是由营业员递给读者，仅仅让读者简单地浏览一下而已，不可能让读者长时间阅读）而了解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1963年，路遥小学毕业。这时候，他的伯父不准他考初中，这不是伯父吝啬钱财，而是实在无力供养路遥上学，无力承担路遥读书的各项费用。“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第31页）。在这个“极端贫困的时期”，如果没有外力帮助，任何一个农民，无论他怎么勤劳节俭，都无法摆脱贫困的纠缠，路遥伯父家无力供养路遥上学读书也就不奇怪了。路遥却十分倔强，坚决要参加升学考试，继续读书的愿望非常强烈。而路遥的伯父王玉德也很坚决，表示“这学肯定不能上，天王老子说了也没用！”（第32页）路遥则以自己的智慧和坚执，几经周折，到底如愿以偿升学读书。这是路遥第一次自己做主，抓住机遇，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或许是路遥可能意识到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走出黄土地，获得翻越人生大山的条件。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路遥走出黄土地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虽然生活极其艰苦，穿着一身“破烂的”，“寒碜”的衣服，“时常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第35页），但是他拼命地学习。他深知只有靠自己的拼搏，才有可能跳出农门。他立下雄心壮志，要考上中专校。经过刻苦学习，他的成绩在全班的拔尖，“他的语文成绩出类拔萃”（第38页）。到了1966年，路遥“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第45页）。这对路遥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眼看着自己就要“脱离农村这个苦海”（第45页）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的伯父及其所在大队的人们都替他高兴。路遥当然不由自主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开始设计与规划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第45页）。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中国，无情地将路遥的就在眼前的幸运给冲毁了。由于“文革”的爆发，“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毕业生留在原校就地闹革命，即使已经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要返校参加劳动。”（第46页）路遥虽然已被录取为中专生，但是根据规定他不能进入新的学校学习，只能回到他所就读的中学参加轰轰烈烈的“文革”。路遥返回延川中学，在短暂的小心翼翼的探试之后，便积极投入到“文革”的运动中来，很快拉起了队伍，打出了旗帜，成为造反派的头头，而这不仅后来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污点，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某些人揪住他不放的把柄。对于路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造反有理’的革命狂欢中”（第47页），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厚夫在《路遥传》中总结出4点原因（参见第47页）。笔者觉得厚夫的解释确实有道理，但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路遥由于即将到手的中专生身份一下子被冲毁，跳农门的梦想一下子落空，他的心里多少感到憋屈，现在领袖搞起的这场以整人斗人为核心的政治运动多少可以缓解他憋屈的情绪，他可以将内心的怨恨（而这种怨恨无法直说）转移到斗争对象身上。另外，以路遥的聪明劲，他还可能想通过参加“文革”运动试图闯出个模样来，将来说不定混个一官半职，从而以另一种方式跳出农门，也就是说路遥要通过投入“文革”翻越他的人生大山。至于说路遥当时是“被裹挟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中”（第49页），确实有一定的成分，但也不完全是。要说路遥迷信于当时官方的忽悠：“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异”（第49页），似乎不太可能；如果路遥完全相信这样忽悠人的说辞，他就该老老实实在农村待一辈子，不会有逃离黄土地的非分之想。

由于路遥在“文革”中成为当地造反派的头头，他果然得到了好处──被“结合”进县革命委员会，“被协商成革委会副主任”（第53页）。路遥的这个“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实权，而且他还是学生身份，“连政籍也没有”（第55页）。最关键的是他没有跳出农门，根本没有转为城市户口，吃到皇粮。到了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号召全国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意味着那些城市青年都要下放农村，更何况他这个本来就是农民的子弟怎么可能钻到城里呢！此时的路遥“有一种被政治游戏所戏弄的感觉。一心想跳出‘农门’的他，又一次灰溜溜地背着铺盖卷回到郭家沟村。”（第56页）此时的路遥正像他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被赶回到农村一样，心情十分沮丧。不过，后来人们可以看出经历过“文革”风暴对于路遥的人生来说意义不小，这不在于他好长一段时间为造反派的身份所纠缠，而在于他既在政治运动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组织才能、写作能力和演讲水平），又给延川县的领导干部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他所领导的“红四野”（即“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简称）保护了张史杰等老干部的行为，对于路遥后来翻越人生大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过，当时路遥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其他人也未必能够有此先知先觉。特别是路遥最初的女友林虹如果预见到路遥将来成为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大作家，或许就不会甩掉他。

路遥从县城造反后回到了农村，但是他并不甘心在黄土地上生活一辈子。一方面，他利用到县城拉大粪（生产队安排他的劳动任务）机会“抽时间到县文化馆阅览室里翻阅报纸”（第57页）；另一方面他通过活动担任了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初步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且增加一定的收入。但是，他并不满足。到了1969年冬天，年满20岁的路遥报名参军，他要通过参军提干以达到跳农门的目的，然而他由于在造反时得罪了某些人而被这些人死咬着不放，于是他这个“革委会副主任”政审不过关。这条通往城市的道路行不通，路遥便开辟与到陕北插队落户的北京女知青恋爱的途径。他先是与北京女知青林虹恋爱，在被林虹甩掉之后又与另一北京女知青林达谈恋爱。对于路遥的这种恋爱，厚夫认为：路遥的“心理是征服者的心理，恋爱好比征服，只有从都市来的北京女知青才能激起他的恋爱欲望。”（第62页）厚夫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路遥希望通过联姻让自己与城里人挂起钩来也很有可能。不过，这样的说法可能遭到质疑，理由是路遥在拿到铜川市的一家保密工厂的招工指标时，没有自己用，而是送给了当时的恋人，而且在后来被甩也不后悔。对于这个质疑也好解释，路遥将招工指标送给恋人，不难理解。对于恋爱到“昏天黑地”（第62页）的男女来说，不用说一个指标，就是奉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至于路遥是否考虑到先让林虹招工离开农村，然后再由林虹拉他一把，一同走出黄土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他没想到林虹居然在进厂后不久，就给自己寄来了“绝交信”。林虹的绝交，确实令路遥陷入了痛苦与绝望之中，他产生了“想死的念头”（第63页）。然而，路遥没有自杀，他以坚强的毅力挺了过来，而且他认定要与北京来的女知青恋爱，坚决拒绝本地的姑娘。

就在与北京女知青林达恋爱的同时，路遥还选择了另一条跳出农门的道路，他搞起了文学创作。或许人们以为那是路遥一种强烈的爱好。其实，爱好文学与跳农门并不矛盾，而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教书先生还是作家，只要是舞文弄墨，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都可能“学而优则仕”。这样的思想意识尽管在1949年之后受到了政治风暴的冲击，但是在民间仍然还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当时文坛上走红的作家炙手可热，地位相当高，对青少年影响十分强烈，还有一些文化人通过在报纸上发表作品而改变命运，这些文化人尽管数量十分有限，但都是实实在在现实生活中的事，对于路遥具有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青年人要想通过写作很快崭露头角，就必须投靠师门，必须有人扶持。十分聪明的路遥于是找到了“老镢头”诗人曹谷溪。尽管曹谷溪与路遥当年造反时分属于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曹谷溪属于“红总司”），两派之间发生过大规模的武斗，而且曹谷溪还被路遥领导的“红四野”关押过，彼此之间当然有些过节，但是路遥很快以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感化了曹谷溪，收下了他这个徒弟。

路遥在曹谷溪的指导下开始踏上文学写作的征程。一方面，路遥在县文化馆创办的不定期的油印刊物《革命文艺》发表诗作，另一方面他在时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帮助下，利用“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第71页）调入县通讯组参加培训。后来因无法留人，于是曹谷溪又与县文教局联系，让路遥以代课教师的身份担任文教局新成立的“延川县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编剧。随后，路遥还在曹谷溪的带领下，经常下乡采访，并且经常到曹谷溪那里借书苦读。由于刻苦用功，勤奋好学，路遥的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他的作品开始走出延川，在整个陕西都产生了影响。他也成为诗集《延安山花》和文艺小报《山花》的“骨干作者”（第78页）。

由于路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可观的成绩，到底为他上大学提供了重要条件。1973年夏天，全国高校在停止了数年招生后开始恢复招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学招生实行的不是统考制，而是推荐选拔制。所谓的“推荐选拔制”，就是由上级将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给各个县，再由县指导各公社推荐被认为政治合格的优秀青年，再由有关领导审批。这对于路遥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得抓住这个机会。从文化考试来说，路遥的总成绩并不理想，倒是语政成绩非常突出，取得了“83分的高分”(第90页)。因而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老师对他很感兴趣，但是由于路遥在“文革”初期担任过造反派的头而犯了大忌，招生老师表示“爱莫能助”(第90页)。同时在延川招生的陕西师范大学也拒绝录取。但是由于路遥在延川被视为人才，更重要的是他当年造反时保护的老干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了。于是，延川县教育局的领导积极主动帮助路遥，他们为路遥上大学的事“绞尽脑汁”(第91页)，他们甚至请县委书记出马与延安大学协商录取路遥。经过多方的努力，路遥终于进入延安大学读书，终于跳出了农门，翻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座大山。

路遥读大学已是24岁的年龄了，心智更加成熟。他深知进入大学读书只是他人生奋斗的重要一步，并不等于大功告成，还需要继续奋斗，他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辉煌还有一些大山需要翻越。于是在进校以后，他一方面努力学习，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继续刻苦写作，积极向《陕西文艺》等期刊投稿；另一方面加强与文学界的联系，他利用担任班长职务的便利，多次邀请省内有影响的作家前来作文学讲座，既让这些作家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又增进了个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他还利用参加座谈会的机会结交了负责筹办《陕西文艺》的知名编辑董墨，并在董墨的帮助下来到《陕西文艺》“实习”“帮忙”（第104页），从而在这里混个眼熟。当路遥毕业临近分配之时，他之前所发表的作品与结交的人缘充分发挥了作用。按照当时大学毕业的分配政策，大学毕业生从哪里来就分配到哪里去，对于延安大学的学生来说，是应该分配到延安和榆林地区的，根本没有分配到省城工作的指标。但是，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在中国这个关系社会里，任何政策在具体执行时都是具有弹性的，可以通融的。路遥于是在《陕西文艺》的几位负责同志的鼎力帮助下，打通了省地有关各部门的关节，最终翻越了人生的另一座大山，跨越了地域与城市差别的界限，进入了省城西安工作。这同陕西另一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毕业分配情况十分相似。当年。贾平凹也是被推荐上的大学，大学毕业时他们班同学同样被要求回到各自家乡工作，而贾平凹却留在了省城，也是因为他在创作上有了一定的实绩。

路遥从1979年开始写了数万字的小说《人生》。这部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路遥人生的镜像。小说的主人公叫高加林，他同当年的作家本人一样也有一个梦想，逃离黄土地，到城里去。由于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高加林不能到城里去打工谋生，更没有机会被招工或者应聘进城工作，就连上大学他也没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叔叔回到家乡探亲给他带来了机会，当地干部为了巴结他那位有权势的叔叔，进而通过走后门帮他进了城，让他进入县广播站当记者。就高加林的进城来说，确实犯了“走后门”的错误，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当时的社会体制剥夺了青年人自由选择职业与迁徙的权利，堵住了他通往自己梦想的道路。进了城以后，高加林抛弃了一直爱恋他的刘巧珍，爱上了城里人黄亚萍。他的恋爱确实夹杂着一定的功利──希望攀上黄亚萍的高枝，跳出大西北到繁华的大都市南京去工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翻越人生大山的资本十分有限，人家一个举报就非常轻易地摧毁了他美梦。他的结局令人唏嘘，他怀着失去恋人和丢掉了城里工作的巨大痛苦灰溜溜而且十分沮丧地回到了令他愤恨的黄土地。其实，就高加林的才干来说，他虽然不能说是出类拔萃，至少与许多城市同龄人相比毫不逊色，他在广播站的工作还是十分出色的，但是那个时代的城里却没有他的位置。

路遥在翻越了人生大山之后进入省城工作，脱离黄土地的梦想如愿以偿。但是他看到在农村还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怀揣梦想的青年被捆绑在贫困而落后的农村，他们很难像他一样幸运，他的弟弟王天乐就是其中的一位。于是作为兄长的路遥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弟弟王天乐。路遥帮助王天乐从煤矿调出来，确实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显然，这是影响社会公平的“走后门”行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整个中国的社会就是由关系网织就的，单凭个人奋斗努力是很难成功的，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农民变成城里人，由社会底层通往上层社会的路径几乎是堵塞的，很难行得通，必须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解决问题，否则一事无成。再说，中国还是个亲情社会，任何个人在走出家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都必须帮衬兄弟姐妹一把，不能置家人于苦难中不顾，否则将受到普遍的舆论谴责和情感的歉疚。然而，正常渠道的帮衬是不可能发挥作用，只有利用人脉关系才能将事情办成。正是由于路遥“不惜动用全部关系为这位‘喜爱写作’的文学青年调动工作”（第168页），王天乐才能够从煤矿里调出来，进入报社工作，从而翻越了他的人生大山。

路遥毕竟只是个作家，而且从他所从事的写作来说，应该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公正，然而在他的乡亲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于是不少牵上这样那样关系的远近亲戚都来找他办事。实事求是讲，亲戚们找路遥所办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既包含某些合理的成分，当然也不乏非分之想。这些亲戚们看到路遥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自然也想通过路遥的门路让自己或者子女也能够实现这一梦想，跳出苦难的现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路遥的成功有着他的天时、地利、人和，既有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又有许多人的搭手，所以像他这样的成功是非常稀少的。这些各路亲戚找上门来要路遥帮助办这些事，真令他烦不胜烦。路遥感到十分无奈，只能漫无目的地发一通牢骚，只好躲避。其实，乡亲们遇到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社会不公造成的，那些口口声声喊着消灭“三大差别”的人恰恰通过制定各项政策不断扩大“三大差别”（这其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并不突出，但是地域差别却不小）。因而，任何个人面对这些多如牛毛的问题都无力解决，不用说是一介文人。

路遥成功地翻越了他的人生大山，并且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创作了《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优秀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从他的小说中读到了励志，增添了精神力量。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横亘在自己面前的人生大山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又该如何搬去，而不是绕道或者翻越等等问题，着实应该警醒！

2015年6月1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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