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0：滑入炼狱的乔典运

2025年12月27日 11:4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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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典运的父亲给乔典运起这名字本来是希望包括儿子在内的全家人能够有个好的运气，然而幼小的乔典运在4岁的春节这一天却没有配合父亲的呼喊。他的父亲在春节的早晨一语双关地喊到：“运起来没有？”这句话既是问“乔典运起床了没有”，又是在问“运气来了没有”，希望儿子能够给予肯定回答。可是顽皮的乔典运却回答道：“运没起来”。（大雨：《乔典运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4页。以下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谁想，乔典运的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不仅他的家庭日渐走向了败落，而且他还不由自主地踏进了人间炼狱，受尽了苦难与折磨。

天真选择

乔典运虽说在国共内战中就已经遭受到一定的磨难——由于战乱与同班同学谷巍歧逃难，忍受了饥饿与劳累之苦，但是他交上华盖运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乔典运虽然在国共内战中一度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但是这与他的人生灾难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虽然是个作家，但是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党”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他在“文革”前的写作基本上与那个时代亦步亦趋，然而他步入了人间炼狱。他是自己一不小心撞上灾难的。1947年，来自山沟里的年仅18岁的乔典运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青年军，但是很快就被解放军俘虏了。由于他当时在战火中受伤，于是被解放军释放了。没想到他又撞上了国民党军队，并在镇江非常幸运地阅读到了《哈姆雷特》、《战争与和平》、《复活》等西方文学名著，从而为他后来步入文学殿堂奠定了重要的基石。不久，乔典运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分崩离析，他又加入了解放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解放军这边“得到了两次喜报，受到三次嘉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33页）乔典运的立功与加入共青团显然为他的历史作了有效的漂洗，至少他参加国民党青年军的历史后来没有成为被人揪住不放的辫子。而且，从乔典运的思想状况来看，他基本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他在治疗肺结核期间，开始阅读被革命青年奉为“圣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受其影响，他要“把英雄保尔树为榜样，像保尔那样，他也立志成为生活的强者，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第36页）肺结核病愈后，乔典运怀揣着“带病回乡军人证”复员回到了家乡。回乡后，他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表现。当看到村里修水利工程缺少资金时，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800元钱，超过了部队发给他的复员费的五分之四。但是，乔典运的积极表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遭到了地方干部的公报私仇，从而渐渐地滑入了人间炼狱。

遭遇报复

最早报复乔典运的是住队干部老李。他看中了乔典运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块手表，便要乔典运卖给他，但是乔典运不愿意。这倒不是乔典运待价而沽，而是其中凝聚着病友的深厚情谊。乔典运在复员前曾经在福州军区医院住院时，同病房的病友黄光感动他的真诚，临别时送他一块英格纳手表做纪念。由于没有买到乔典运的手表，这个老李便恼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权力报复乔典运，他抓住乔典运的家庭成分问题，将乔典运划到地主的行列以便整治。乔典运确实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父亲乔太西“算得显赫一方，家有200多亩土地，长工使女，骡马成群”，（第6页）但是并不是地方的恶霸，没有血债和劣迹，而且因为“肚里颇有些学问，又生性豪爽，很受当地人的尊敬。”（第6页）更重要的是，自从乔太西被儿子乔典运的顽劣气死之后，乔家一落千丈，很快败落了，结果，乔典运的母亲需要起早摸黑地织土布以“贴补生计”。（第15页）乔太西去世时，乔家虽然还有十几亩田地，但是欠了许多债务。因此，准确地讲，到了1949年，乔家已经不能算是地主了。然而，乔家还是被划定地主成分，成为专政和斗争的对象。对于老李将自己划到地主一边，乔典运不服。他辩驳道：“我是转业军人、共青团员，凭啥叫我开地主会？”（第48页）这事闹到工作队，工作队的梁队长竟然袒护老李，批评乔典运“当着群众面顶撞老李”，并责问乔典运“他以后还怎么工作？”（第249页）老李有了上面的支持便有恃无恐，“乔典运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只要我在这儿住队，早晚他得参加地主会。”（第49页）老李代表的是组织，但是报复的是私仇，然而愚昧的村民则迷信于领导也就相信了国家干部老李的话，开始疏远乔典运，远远地躲着他。幸亏稍后老李被调走了，乔典运才没有遭罪。

其实，老李的报复对于乔典运来说只能算毛毛细雨，真正的灾难来自乔典运家所在北堂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天。这位书记并不姓天，“因为他在北堂大队一手遮天，所以群众都喊他老天。”（第103页）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在当代中国根本算不上多大的官，连芝麻绿豆都算不上，但是在他统治的地方却是地地道道的土皇帝。他能够将乔典运推入人间地狱。要说他与乔典运有多深的仇，根本谈不上。他之所以残酷迫害乔典运，纯粹出于嫉妒，他“武大郎开店，不要比自己个子高的。在北堂，谁比自己强，找机会叫他露头的椽子先朽。”（第103页）其实，乔典运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人，从来就没有显摆过，他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有问题，一方面积极表现自己；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夹着尾巴做人，决不张扬。但是，他偏偏叫老天给盯上了，就因为乔典运对文学的爱好，能够写点东西并且发表在报刊上，而且上面的人到村里来，常常先到乔典运家坐坐而没有到老天家，这就引起了老天的嫉恨。在老天的思想意识中有一个“大婆小婆的理论”（第129页）。在老天的眼里，乔典运是上面领导的“小婆”，而他自己则是“大婆”，而上面的那些领导到北堂大队来不是先到他这个“大婆”家坐坐，而是先到乔典运这个“小婆”家，那显然是宠了乔典运这个“小婆”而“降低了”他“大婆”的“身份”。（第192页）在整乔典运的目的中，老天还有这样的“小九九”：“看着其他大队的支书被红卫兵整倒了，自己可不能坐以待毙，算计过来，北堂没有给老天叫板的人，就乔典运有点能耐，先按下乔典运，没人夺权再说。虽然乔典运根本没有想过要在大队掌权，但老天还是害怕这个知识人一旦有想法就麻烦，秦始皇不是就焚书坑儒吗？我老天得把乔典运搞臭！”（第105页）为了将乔典运推进灾难的深渊，老天还动了一番心思，设计了一个圈套将乔典运牢牢套住。“文革”初期的一天，老天装着心事重重的样子来到乔典运家对乔典运说：“啥叫‘文化大革命’？光砸砸旧东西烧烧旧书就算‘文化大革命’了？红卫兵们为这个不依我哩！”（第104页）看样子，老天似乎要乔典运配合一下，借他乔典运做道具表演一下给人看算是向红卫兵交了差。而乔典运毕竟太老实了，虽然心里有些不乐意，但是他想：“过去老天对我特别好，平日县里来了领导在老天家吃饭，总是叫我去陪。在珠影厂改电影时，老天天天去我家问冷问暖，关怀得无微不至。受人之恩不可不报，成年想报答没机会，现在可有了，为了让老天当好红脸忠臣的角色，咱就让群众批一场。”（第104页）乔典运想得太单纯太幼稚太天真了，根本没有看出老天的祸心，没有看出这是为他挖的一个坑让他往里跳。等到乔典运“发现自己看错了秤，钻进了老天设的圈套”，（第105页）为时已晚，他想跳出火炕已经不可能。最初对他的批斗确实没有伤筋动骨，就“连恶眉瞪眼都没有”，（第105页）然而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无法收场了。随后，由于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被老天调动了起来，有关他的大字报与谣言铺天盖地向他扑来，他“深感不妙”（第105页）却无力摆脱。虽然有一段时间，乔典运得到了县兵役局的马局长的庇护而轻松了一些日子，但是好景不长。诡计多端的老天先是派乔典运到山沟里放牛。待到初冬时节，乔典运放牛结束。老天再次设计谋害乔典运。而乔典运却以他的天真幼稚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一次，老天将他的几个马仔与乔典运一同召到自己家，假惺惺地表示要大家给自己写大字报，批评自己“心慈手软，对阎某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是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第113页）。不明就里的乔典运傻乎乎地“还心存感激，以为好久以来老天都把他当外人看，忽然间召见他，觉得很受抬举。”（第113页）他甚至由此产生了“我不相信老天相信谁”（第114页）的想法。“他这次又自觉地扮演了飞蛾扑灯的角色。”（第105页）随着县兵役局马局长被揪了出来，乔典运失去了保护伞于是直接暴露在老天的鹰爪之下，成为任人宰割的刀砧上的肉。到了这地步，乔典运学会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对老婆说：“城里揪了那么多人，上至国家主席，下到脖子上挂破鞋的女人，人家能当反革命，我为啥不能？说革命群众是汪洋大海，如今反革命多得也成了汪洋大海，党需要我跳到哪个汪洋大海里我就跳到哪个汪洋大海里，淹死算了，也算为党献身了。”（第117页）乔典运的这话看似英雄豪迈，实际上荒诞而无奈。“北堂大队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乔典运立即成为老天所唆使的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开炮的对象，很快地打成了“三反分子”，（第119页）押到大会上接受批斗。接着，乔典运又被“封为全世界帝修反的总头目”。（第117页）残酷的迫害迫使乔典运一度逃亡深山。然而，在这“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乔典运怎能逃脱呢？不久，老天的魔爪就伸到了乔典运躲藏的地方，迫使乔典运寻找新的出路——到省城上访。谁料，上访竟然是自投罗网，他被押回到老天的天下——北堂大队。乔典运一回来就挨了批斗，而且成为老天天下重点批斗对象。由于北堂大队一直是县委的工作重点，所以对阶级斗争也就抓得特别紧，批斗乔典运也就“斗得狠斗得欢”，于是“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来参观，”（第136页），参观的主要内容就是批斗乔典运，于是这就成为这里天天不可缺少的项目，“参观的少了，一天斗一场，有时参观的多了，一天斗十场八场。”（第136页）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乔典运不只是天天挨批斗，而且还要遭到各种别出心裁的折磨。其中最别致的就是老天命令每个挨批的“牛鬼蛇神”在接受批斗时抱着或者扛着刘少奇的木雕。这些木雕轻的五六十斤，重的一百多斤。除此之外，老天想出折磨乔典运的花样，在将乔典运五花大绑之后“挽起他的裤子，让他跪在石尖上”。（第143页）而那些疯狂的批斗者似乎不甘落后，同样要将乔典运往死里整。后来，对乔典运的批斗升级到县里，这一次他虽然只是个陪斗，但是还有吓得他半死的陪赴死刑刑场。在老天的淫威下，“乔典运觉得脚下的土地在下沉，眼前一片漆黑。夜晚他躺在床上，像个神经错乱的人，颠三倒四地想，这回运动怎么这样长？我的罪何日受到头？我过的什么日子啊，连鬼都不如。活个人这么苦，这么难，我为什么还要赖在这个容不下我的世上？”（第144页）身陷炼狱之中的乔典运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乎无法承受，不由想到了死，觉得只有死亡才能得到解脱“才能使灵魂和皮肉得以解放”。（第144页）但是，乔典运想到了还有妻儿老小，才挣扎着活了下去。即使到了这个地步，老天仍然没有放过乔典运，见到被批斗得血肉模糊的乔典运，居然还要训斥他：“你为啥不出工？昨天斗你一下，你就寻死觅活碰得头破血流，想来反咬革命一口？想用这来逃避劳动改造，你这个阴谋诡计别想得逞！你别想拿自己碰出血来威胁革命别再斗你，只要你活着，革命就不会停止，斗争就不会停止！”（第144页）对于老天迫害乔典运，我们觉得这不单纯是简单的公报私仇的问题，也不单纯是“极左政治”的祸害，而是这两者在特定条件下的结合。老天之所以成为一手遮天的老天，固然有他的权谋在起作用，从根本上来说1949年后建立的政治观念将全社会硬生生地撕裂成相互对立的群体，并且制造和鼓动仇恨，强化对立，从而为歧视和迫害所谓的“阶级敌人”提供了依据，同时强化了老天为非作歹，斗争他人的政治氛围，并且给老天等人提供了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限制人的自由，主宰人的命运，将人送进地狱。

受到嫉妒

令乔典运陷入火坑的还有所谓的“革命群众”。那些“革命群众”同样与乔典运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就是出于嫉妒。乔典运热爱写作，早在50年代就已经成为作家，不仅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而且还加入了武汉作协（当时乔典运所在河南省没有作协，只有中南大区才有），成为他的家乡不大不小的文化名人。更让人眼红的是，乔典运靠写作先还可以领到稿费，后来应邀到珠影厂参加电影改编。当听到乔典运讲了城里人的生活，他们“唯独对城里人天天吃白馍感到莫大的愤慨，说：‘天天吃白馍还不资产阶级？划个地主都不亏，再不革命革命，他们还敢顿顿吃肉哩！’”（第101页）所以，乔典运从广州回来赶紧让老婆将他的洋头剃了。但是，看似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实则嫉妒的“革命群众”竟把乔典运的回乡看成是有问题，觉得其中一定有鬼。接着就传出了谣言：“‘文化大革命’一革命就查出乔典运是个地主，不叫他写稿子了。”（第101页）“乔典运写的东西犯了大法，被广州公安抓起来关到监狱了。”（第101页）“广州好下雨，这天夜里风大雨急，站岗的被淋得睁不开眼，乔典运就翻过墙头偷跑回来了。”（第102页）当红卫兵抄了乔典运的家时，这些“革命群众”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心，反而幸灾乐祸，到处传谣，说乔典运“问题大得很”。（第103页）随着谣言的传开，那些村里人“看见他就绕道走了，再也不叫乔典运跟着革命了。”（第103页）对于村里“革命群众”的这种行为，乔典运认为：“当群众处在愚昧状态时，他们力量虽然巨大，却是一种盲目的力量，更容易被统治者利用。”（第105页）乔典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这无疑只是一种理由。其实，这些村里人参与对乔典运的迫害，既有被统治者利用的一面，又有讨好、顺从统治者的一面，还有嫉妒的一面和公报私仇的一面，甚至还有以迫害他人求得自保的与满足其幸灾乐祸的变态心理等因素。有一天，乔典运家里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本来都是乔典运的本村朋友，他们有的得到过乔典运的帮助，有的与乔典运谈得非常投机，有的还显示出“浩然正气”，（第118页）。“平日他们几个常来常往，互相视为知己。已经多天不见他们了，近日见了分外亲热，多少心事想对他们吐露。”（第118页）然而他们三人这次来不是来叙旧的，更不是诉说衷肠的，而是要将乔典运押去批斗的。他们见乔典运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跟他们走，就召人来动手。在老天的教唆和统治下，这些原本亲密的朋友此时变成了一条条恶狗扑向乔典运，充当起老天的打手。北堂大队的治安主任也姓乔，乔典运以往还叫他九哥，他批斗乔典运时决不手软。县革委会接待室的老李过去与乔典运比较熟识，关系也不错，但是当挨批的乔典运来到这里找县领导时，他也换了一副面孔，严令乔典运“老老实实站着！”（第134页）一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本来是很讲亲情的，而且中国农村的血缘文化更是讲究温情，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裹挟与冲击下都变成了疯狂乱咬的狼。乔典运面对着老李的剧变并不怨他，“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一定像以前一样老实。可悲的是他变得太快，变得太彻底，说变就变得绝情绝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怨绝情绝义，都怨我自己，啥年代了，还一个心眼相信上级，都没想想，千千万万人挨打挨斗，哪一宗不是上级叫干的？”（第134-135页）还有村里一个不到20岁的民兵，为了入党入团，在老天的诱使下，在批斗乔典运时为了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仇恨，竟然对乔典运“破口大骂，踢上一脚，还扇一巴掌，使他踉跄着差点跌倒。”（第142页）村里的民兵营马营长是乔典运的堂妹婿，而且还是乔典运做的媒，在乔典运挨批前经常到乔典运家做客。但是自从乔典运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就与乔典运断绝了来往，他“怕沾亲带故误了锦绣前程”，（第143页）在批斗时故意表现积极，“他没发言就先狠狠踢了一脚，乔典运毫无防备，一头栽了下去，恰好碰在一块尖石上，脸上顿时血流如注。”（第143页）更令乔典运感到锥心之痛的是，有一次，乔典运被队里派到其他村与人冒着严寒连夜一道抬回打谷的机器。谁知在半路上，乔典运不慎跌入河中，“浑身上下棉袄棉裤全湿透了”，（第153页）。此时的乔典运但是希望人们能够发发慈悲。有人担心出事就叫乔典运回去换换衣裳，但是立刻遭到一位姓李的青年的严厉驳斥：“为啥叫他回去，又不是谁把他推到河里的，他跌交他愿跌，他回家了他那份活谁替他干？对这个反革命分子比对个妈还关心，我们也冷得很，咋办？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第153页）“文革”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淹没了人性，将人扭曲为没有情感，没有同情心，没有慈悲情怀的动物。湿了棉衣裤的乔典运在这隆冬季节不得不继续跟着走，“没走多远，乔典运的棉衣我们就结了冰，走动时，互相摩擦出刺刺啦啦的响声”。（第153页）到了目的地，由于当地的谷子没有打完，于是他们就得在一边等。这时，那些“革命群众”可以钻进机房生火去暖，却不让乔典运进去，继续让乔典运在外面“独自承受风雪的袭击，人和结了冰的衣服冻成了一块。”（第153页）而那些在屋里的烤火取暖的人发现“自己比别人（指乔典运——引者注）强，还有人不如自己”，（第153页）于是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开心极了。这让乔典运身心倍感寒冷。20世纪的世界进入了现代文明时代，然而此时的中国对于乔典运来说恐怕已经退回到极其黑暗的中世纪，甚至连原始社会都不如。这样的村民，这样的制度，这样的社会为乔典运设置了人间炼狱。原来，所谓的“革命群众”并不是统治者所鼓吹的“英雄”，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是尼采所说的“群盲”。他们既没有主见，也没有情感，完全是老天等人玩弄于股掌的工具，他们的愚昧、无知、冷漠、麻木与鲁迅笔下的愚民们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非常可悲的人群，既是统治者的奴才和附庸，又是他们的帮凶和帮闲。

受骗上当

我们常常将设置人间地狱的罪恶归结为作恶多端的撒旦，其实也有沉入地狱的受难者自己的份。乔典运的不幸遭遇同样有他自身的原因。根据乔典运的情况，他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受到迫害，然而他的弱点将他推进了苦难的深渊。乔典运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而且还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但是他参加了解放军，并且立了功，进入了共青团，足以将他的身份漂白。但是，他这个有些知识和写作能力的青年凭着满腔热情贴紧政治，根本没想到政治的厉害。他在治疗好肺结核之后怀揣“带病回乡军人证”复员回家，完全可以凭借着这个本子住进当地荣军所或者到当地的兵役局要求安排工作，但是他一竿子回到家乡农村，并且将部队发给他的近1000元复员费和医疗费捐出了1800元，从而使家庭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好在他有着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从而使他拥有写作的一技之长，帮他摆脱了困境。他不仅陆续发表文学作品，不时拿到一些稿费，加入了武汉作协，而且还被调到西峡报社工作，应邀参加珠影厂的电影改编。如果就在报社一直待下去，根据乔典运的情况，他在“文革”中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不会像他在北堂受了那么大的罪。就乔典运的“文革”前的写作来看，他的作品虽然具有比较浓郁的乡土色彩，但是其思想感情基本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而且思想比较单纯，做人比较低调，没有权力欲，既不会得罪人，也不会积极造反斗人。然而，乔典运以他的单纯而幼稚的想法看待政治，把复杂的政治想得太简单了，将残酷的政治想得太纯洁了。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成就卓著的作家，本该洞穿社会，识透人心，但是包括乔典运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却对政治表现出十分迟钝，而最要命的是实在不懂政治还偏偏怀有一腔政治激情，20世纪初以来，田汉、老舍、曹禺、陈白尘、沙汀、艾芜、胡风、李广田、何其芳……实在多得数不胜数，个个都热衷于政治，结果都被政治搞得灰头土脸。1957年反右斗争中，乔典运的好友李文元因为创作被打成了右派，“弄得家破人亡”（第53页）。乔典运虽然一时感到兔死狐悲，“仿佛明白了‘文字狱’的厉害”，（第53页）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根本没有思考“文字狱”的本质问题，——如果他思考了这个问题也不枉做一个真正的“右派”，可惜他还没有这个觉悟和认识。感到恐惧的乔典运为了避免重蹈李文元的悲剧，特别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随后到来的大跃进中，乔典运跟着当时的政治形势跑，当别人放了“卫星”之后，乔典运根本没有去想一想这股浮夸风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问题。同样是农民作家的赵树理则比较冷静。而乔典运却觉得自己“落后极了”。（第55页）大跃进的放“卫星”令乔典运眼花缭乱，非常激动和兴奋。他觉得搞小说创作已经表达不了“内心狂热的激情”，（第56页），于是改行写作所谓的民歌。而这个大作家所写的“民歌”其实与那个时代所搜集到的“民歌”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十足的大跃进腔调，头脑发热的狂妄呓语。由于乔典运表现积极而且小有名气，他被推举为县人民委员，并且被安排到西峡报社工作，吃上了国家供应的商品粮，在取消了稿费以后仍然不愁吃的。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乔典运适应了报社的写作模式与操作方式。就在乔典运在报社干得得心应手之际，没想到，跟随大跃进的失败而来的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报社根据国家要求决定精简工作人员。当领导作动员号召时，乔典运不清楚自己是否属于精简对象，也担心被精简，——担心回去没有度命的东西，——但是他还是要表现出积极，于是向领导表示“自己想回去搞创作”，（第73页）乔典运回去后果然尝到了大饥荒的苦难。到了1964年，乔典运的命运才有了好转，他被邀请到珠影厂改编电影剧本。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乔典运一度参加了珠影厂的“文化大革命”，他“虽然不是厂里的正式干部，却比正式干部还正式，觉悟得很，积极得很”，（第99页）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他的内心那种激动与自豪，“认为自己用实际行动批判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第99页）谁想到，他所参与改编的电影剧组很快就解散了。他不得不离开了广州。此时，他已经回不了报社，只好回到了家乡北堂，没想到落入了老天虎口。本来乔典运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是完全可以逃脱老天的虎口，但是他的天真幼稚与轻信葬送了他，经不住老天的忽悠，他就上了人家的圈套，而且还不是一次中了老天的诡计。

当历史翻过浩劫的一页，乔典运终于走出了炼狱，回到了人间，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当他到北京出席了第四次文代会，看到了“一些老文艺工作者直言不讳‘极左路线’对艺术家的迫害，甚至点名批评毛泽东，有些言辞过激，但中央领导都能听得进容得下。”（第213页）乔典运便深切地感觉到“言论自由了！文艺自由了！真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到了。”（第213页）1983年，乔典运看到农民告别了饥饿，又是激动起来，他将龚自珍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改为“避席何畏文字狱，著书不图稻梁谋”，并且声言：“因为政治清明了，丰衣足食了。”（第230页）经历过炼狱磨难的乔典运在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定非常敏感于社会的些微进步，而且也对历史和现实作了一定的反思。作为一个一贯跟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的乔典运大概只能做到这一点。然而，他的这种感受与有限反思能否与他那么多的苦难对称呢？我们的读者会给出合适的答案。( 2013年2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

补记：2020年3月2日，阎纲先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他的文章《临终前的忏悔谁人续写乔典运》。阎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乔典运生前托人给他捎了“自述传体文字《命运》”。他从这本未完成的著作中读了乔典运的觉悟与忏悔，更看到了“《命运》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还原了历史的政治斗争，用真实的细节诠释了绝顶荒唐的历史，也给辈知识分子画了像，为中国文学留下‘前改革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苦闷历程的缩影。”我读了该文后为乔典运感到庆幸，他最终觉悟了，他忏悔了，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精神，而且救赎了自己的灵魂。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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