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3：冯雪峰：浪漫纯真与命运悲剧

2025年12月18日 05:1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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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冯雪峰，是一个“出身于农民，仅读过中专，1927年就入党，经历过长期地下斗争考验，又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文汇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262页，以下引自该著的引文均只标注页码）。像他这样的经历，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极少的（据了解，参加过长征的著名作家还有成仿吾——参见周而复：《周而复文集》第21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1页），在作家队伍中应该说是革命资格极为深厚。不仅如此，冯雪峰还经过被捕入狱后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为党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按照长期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标准，冯雪峰应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然而，民间常常所说的“好人必有好报”却在冯雪峰这里失灵了，偏偏是他这样的好人却在人生的晚年遭了殃，陷入苦难之中。自从1954年下半年以后，冯雪峰的命运急转直下，先是受到批判，后来被打成“右派”，继而被开除出党，差点被发落到北大荒，“文革”中被戴上“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并且被关进了“牛棚”，还被送到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去劳动改造……

20世纪中国的许多作家常常拥有革命者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不过，有的人偏重于革命者的政治身份，比如说郭沫若、周扬、刘白羽、魏巍、陈涌等等，他们因各自不同原因投入政治，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渐渐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进而被高度政治化，进而沦为政治的工具；更多的人则侧重于作家，视写作为自己的生命，他们虽然投入政治，那都是在理想的召唤下凭着满腔的热情，希望通过参与政治以改变现状，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冯雪峰则属于后者。冯雪峰虽然加入到红军的行列，参加过长征，而且还担任过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他的人生底色应该是作家，而且更具诗人的气质和特性。且不说青年时的冯雪峰作为湖畔诗派的一员登上了文坛——以杭州西湖之畔命名的诗派本来就十分浪漫，况且这些诗人以创作爱情诗而著称——，从冯雪峰的行事方式和处世之道，人们都可以感觉到他的本质就是一个诗人。

冯雪峰传记的作者吴长华认为冯雪峰“出身于农民”（第262页），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比较宽泛的，决不是与地主相对立的阶级概念。虽然吴长华没有叙述和描写冯雪峰出身家庭的详情，但是，我们可以从吴长华的这本传记中隐约了解到冯雪峰的家庭可是在当地属于比较富有的，肯定高于当地一般的农民生活水平。传记叙述了冯雪峰1937底到1940年底在祖父家居住的事。当时，冯雪峰可以“向祖父要了几间房子”（第169页）给他和妻子儿女一起居住。1939年，骆宾基到冯雪峰的老家去看望冯雪峰，“从赤峰到神坛的路上，大约二十里左右的路程，一路上碰到的行人，都向他招手致意，行人都知道是冯雪峰家的客人……”（第170页）吴长华在这里显然是想突出冯雪峰家乡的人热情好客，与冯家关系融洽，同时也表明只有大户人家在当地才有这么大的影响。再看，冯雪峰所住的祖父提供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平房，还有阁楼，让冯雪峰有一个独立清静的读书写作的空间。正是拥有这样的家庭条件，冯雪峰才可以进杭州城的省立师范学校读书。进入省立师范读书的冯雪峰，既对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又在美丽的西湖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步入缪斯的园地，进而养成他浪漫的情调。冯雪峰与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组建起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社团“湖畔诗社”。结成湖畔诗社以后，冯雪峰与他的诗友们“日夜沉浸在诗中，他们结伴同行，或漫步，或泛舟，畅游孤山、葛岭，过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攀凤凰山、北高蜂，登南屏山、六和塔……逢雨天，他们头戴笠帽，足蹬草鞋，在桃树下写诗，在苏堤上吟哦，在青山绿水之中自由自在，纵情歌唱。正如他们在《湖畔》诗集扉页上所题：‘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栖霞岭上的大树、保俶塔小的古道、钱塘江上的波涛、紫云洞旁的轿夫、田野里的豆花、柳枝上的黄莺，他们都一一信手拈来，化作清新的诗句，喷突而出，闪耀着青春的光彩，诗情友情像甘露滋润了他们的心田，他们快乐无比。他们白天在西湖吟诗唱和，晚上就在应修人住的清华旅社里选编诗作。”（第7页）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出关于当时湖畔诗社青年诗人们的浪漫叙述，是为了让人们对冯雪峰等人的浪漫情怀有个充分、具体而直观的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冯雪峰与他的诗友们的热情、纯真、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冯雪峰的诗人气质也可以由此略见一斑。而这显然化作冯雪峰的生命底色，后来他无论被命运推到了哪里，都以诗人的方式面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诗人的冯雪峰确实是个好人，然而他偏偏生不逢时，遭遇到20世纪的政治，却不为政治所容，进而令他的人生多舛，命运坎坷，灾难频现。

或许正是诗人的冯雪峰根本没有认识到他凭着一腔热情所追求的革命政治却偏偏容不下他的诗人气质与浪漫纯真。然而，恰恰就是诗人的气质和浪漫纯真将他推向了革命政治。不仅冯雪峰如此，他的另外两位“湖畔诗社”的朋友应修人和潘漠华也都以诗人的激情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员、职业革命家”（第27页）。冯雪峰投向革命的关键是他在北京的那一段“北漂”生活。据了解，冯雪峰由于家庭困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没有毕业就辍学了，随后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从浙江杭州来到北京闯荡。当他来到北京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到了尾声，而左翼政治正在兴起，渐成时尚，冯雪峰在诗人激情的推动下与他的诗友应修人、潘漠华一样投入到革命的怀抱。他在1927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第31页）这一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遭到国民党血腥屠杀，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冯雪峰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加入了该党。就此可以说，冯雪峰对革命的真诚和执着是无可怀疑的。加入组织之后，冯雪峰尽管一时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他没有放弃信仰，而是积极寻找组织，设法与组织联系。他从北京流亡到上海，就是在没有与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系统地翻译介绍苏联的文艺理论”（第43页），创办《文学工场》刊物，自觉地为革命工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寻找，冯雪峰终于找到了组织。根据组织安排，冯雪峰“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兼做文艺工作。”（第45页）这就是说，冯雪峰回到党内以后将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所钟情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则退让到第二位。当然，组织看到了冯雪峰的特长，利用他接触鲁迅，将鲁迅争取到革命这边来，让鲁迅为革命做些组织内部的人不能与不便做的工作。1929年，中共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潘汉年在积极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着手筹建“中国自由大同盟”，以“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第53-54页）的名义，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中共中央看到鲁迅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崇高名望，自然希望鲁迅出来做这个大同盟的发起人。然而，鲁迅最初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于是，潘汉年与冯雪峰受命做鲁迅的思想工作，最终达到了目的。在1930年2月13日的该盟的成立大会上，鲁迅和冯雪峰等人都出席了由潘汉年主持的成立大会，而且他们都成为该同盟的发起人。后来，冯雪峰由于身份暴露，只好奉命撤退到苏区去。冯雪峰到了苏区之后，由于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中，红军军事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红军的一员，冯雪峰参加长征，从而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少数参加长征的几个人之一。或许有了这样的革命资历，并且与上海文化界的关系密切等因素，就在长征结束后不久，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奉命来到上海，就连周扬、夏衍这些在上海的老资格党干部对他都有几分嫉妒。

不仅如此，冯雪峰在抗战期间还被国民党关押进上饶集中营，而且他在狱中表现出英勇气概和不屈精神，善于团结一同被关押的同志，与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冯雪峰的这些表现得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的肯定。

冯雪峰不仅拥有这样辉煌的革命历史，而且他一度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密切。据吴长华叙述，1933年底冯雪峰到达苏区。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融洽，几乎无话不谈”（第122页）。当时，毛泽东正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斥，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就连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都没有参加。但就在此时，冯雪峰还是十分敬佩毛泽东，在毛泽东靠边站的赋闲期间，“与毛泽东交往频繁，经常触膝谈心，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第123页）在谈鲁迅的同时，毛泽东还与冯雪峰谈起他对三个儿子的思念。长征结束后，冯雪峰作为特派员来到上海开展工作时，还特别帮助毛泽东打听其儿子的下落，并且找到了毛泽东流落在上海的三个儿子。因此，冯雪峰与毛泽东应该说是知心朋友和患难之交。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患难之交必将与生死相连而永恒。既然如此，毛泽东后来走向了权力的最高峰，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总应该罩着当年的故友冯雪峰，多少给予一定的照顾，况且冯雪峰一直都是非常崇敬和爱戴毛泽东，根本没有对友情的丝毫背叛，然而就是在毛泽东这颗红太阳升起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冯雪峰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遭到政治迫害，陷入厄运。且不谈他与毛泽东的私交深厚，就是他对红色政权的忠诚与贡献，他也不该命运乖蹇。

冯雪峰的命运发生逆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个年头。“1954年，在冯雪峰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厄运正悄悄地向他袭来。”（第251页）这一年10月，冯雪峰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被解除了《文艺报》主编的职务，自此，冯雪峰在新政权下的厄运开始了。冯雪峰陷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政治风暴完全是不知不觉的。据吴长华在《冯雪峰的传奇人生冯雪峰》的叙述，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受到了李希凡和蓝翎的批评。李希凡和蓝翎的批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于是毛泽东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本来这是《人民日报》的事，与主编《文艺报》的冯雪峰没有关系。但是，《人民日报》的胡乔木、邓拓、林默涵和林淡秋等人却开了个会，便把这事交给了《文艺报》，而冯雪峰不知深浅，竟然将这烫手的山芋接了过来，并且在转载的时候加了个“编者按”。尽管这个“编者按”经过了中宣部的审阅，但是仍然给冯雪峰招来了灾祸。显然，冯雪峰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因而他所撰写的“编者按”与毛泽东对俞平伯的批判意见有了一定的距离。然而，就这一点点的距离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冯雪峰交上了华盖运。首先向冯雪峰发难的是袁水拍。他不仅写出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而且还将文章交给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第258页）。紧接着，周扬禀承圣意以黎之的名义发表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此时的批判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但是所指十分明确。冯雪峰不得不在全国文联会议和《人民日报》上作检讨。对于冯雪峰的检讨，毛泽东非常重视，而且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革命精神，在当年的老朋友冯雪峰的检讨书上批注，严厉地指责冯雪峰“嗅觉很灵”（第259页），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第260页），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260页），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第260页）有了这一番圣批，冯雪峰本来只是一般的认识问题现在变得非常严重了，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不仅抓住冯雪峰在转发李希凡、蓝翎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问题不放，而且还翻出冯雪峰过去创作的“旧帐”，进一步火烧冯雪峰。他在开展了对冯雪峰的批判时，亲自找出冯雪峰以前所写的作品《火》、《三月五日晨》、《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子》、《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与《火狱》等分别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等政治巨头和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文化寡头，并且附信特别要求注意《火狱》的严重问题。“毛泽东与冯雪峰曾经是好朋友，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瑞金和长征途中更是亲密无间，但是从1954年开始，冯雪峰就成为一个主要的批判对象。”（第261页）吴长华在叙述了冯雪峰遭到批判，命运陡转之时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同时也在暗暗地发问：这究竟是为什么？也就是说，此时的毛泽东为什么要与昔日的老朋友过不去，拿坚定的革命者冯雪峰开刀？对于这个问题，吴长华也作了深入的思考，他在《冯雪峰的传奇人生》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批判冯雪峰并不是孤立的，只不过是一系列批判当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第262页）“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改造，即使像冯雪峰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农民，仅读过中专，1927年入党，经历过长期地下斗争的考验，又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他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改造、批判。”（第262页）吴长华在这里可谓一语中的。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毛泽东确实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其改造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而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威，为了自己及其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他对所有（无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无论是有理的还是没理的，无论是过去故交深厚的还是没有交往的）触犯他的权威和利益的人都毫不留情，一律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整治，而且不只是对知识分子如此，就是对他的同僚和战友也都如此。丁玲曾经与毛泽东散过步，聊过天，还得到《临江仙》一词的赞誉，彭德怀为他打下红色江山“横刀立马”，刘少奇、林彪都曾在将他抬上神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怎么样？还不都是遭遇横祸，而且多为灭顶之灾！相比较之下，冯雪峰与毛泽东的那点私人友谊以及他对革命所作的贡献就算不了什么啦。即使毛泽东当年与他触膝交谈过，谈得非常投机，而且还肯定过他的写作，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这就是说，当年的冯雪峰不仅没有影响到毛泽东的权威，而且还给困境中的毛泽东以某种同志式的温暖，而今则不同了，他那转发李希凡、蓝翎文章时所加的“编者按”显然没有与毛泽东的意图合拍，令毛泽东感到非常不满，于是便有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毛泽东需要将他拉出来整治以杀鸡儆猴，震慑他人。

冯雪峰尽管在革命的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但是由于诗人的气质而对政治缺乏敏感，从而使他没有觉察到毛泽东早就对他有些看法了。早在1940年代中期，当冯雪峰走出上饶集中营来到重庆的时候，他虽然接触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是由于没有周扬等人非常灵敏的政治嗅觉，所以感觉不到毛泽东这个讲话的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在1946年学习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之后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他“主观上认为他那篇文章是遵照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而实际上因为他这篇文章在论述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时论及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力或主观作用……”（第212页）冯雪峰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被人发现了严重问题，“在当时就受到批评，认为他是提倡‘唯心论’，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反对毛泽东讲话中所提倡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第212页）到底都是受到鲁迅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冯雪峰的文艺观点居然与胡风的不谋而合，而且他们两人的性格也非常相似。实事求是讲，他们决没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任何意念，只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认识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们甚至还可能天真地认为，即使自己的意见与领袖的存在一定的差异，领袖也一定会有足够的雅量予以包容。然而，他们确实太天真了，或者说他们的诗人气质和知识分子的天性总是将问题看得那么单纯，根本想不到自己的文章会遭致灾祸。而且，冯雪峰在40年代中期所写的文章虽然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些不一致，但是由于那是在国统区的重庆，因而在受到某些批评之后“也就不了了之”（第214页），“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的这些观点，实在是在劫难逃。”（第214页）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天真浪漫的冯雪峰即使在胡风受到批判以后，他也没有感觉到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他逼近。对于批判胡风及其文艺思想，冯雪峰没有像舒芜那样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反戈一击”，而是“持保留态度”。当别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围剿胡风的行列中时，冯雪峰还没有转过思想的弯子。当他被要求写文章批胡风时，“他苦苦思索，稿纸换了一张又一张，还是写不出，最后只好由别人去写”（第264页）。既然如此，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5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同时还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文章的权利，就连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中也删去了他的名字，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大会小会上，他受到了“紧锣密鼓地批斗”（第266页）。特别恶劣的是，“周扬、夏衍为了给冯雪峰致命的打击，不惜歪曲事实，捏造罪名。在拨乱反正以后，这种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但奇怪的是，夏衍却还对冯雪峰揪住不放，一而再地写文章重复他的错误观点。”（第267页）十年“文革”当中，冯雪峰一方面加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另一方面被关进“牛棚”，被逼做检讨。“他在文化大规模中写的材料超过有百万字，他的精力和时间都化（应为“花”——引者）在写交待材料上了，写呀，写呀，写得右手食指、中指的上端都弯曲变形了”（第284页）。到了1969年，已是66岁的冯雪峰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接受思想改造。

持续的政治迫害与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地摧残了冯雪峰的身体健康。尽管他在1972年拖着病残的身体回到了北京，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变，生活条件也略有好转，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康复，不幸在1976年1月底去世，他虽然后来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给全国造成浩劫与灾难的“文革”的结束，更没有来得及对他走过来人生道路的反思和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刻思索。

2013年7月19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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