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5：李健吾：书生的政治情结

2025年12月20日 06:05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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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吧，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怀有浓郁的政治情结，出于良好的愿望关心政治、指点政治以至投向政治，但是由于每个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识不同，对政治的态度也不一样，因而各人投向政治的目的、方式也各异，其结果当然大相径庭，有的很浪漫，将残酷血腥的政治理想化，以飞蛾扑火的方式拥抱政治，结果被政治毫不留情地吞噬；有的很功利，将政治视为可以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跳板进而利用，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得到某些好处但也付出不小的代价；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一不小心被卷入政治，身不由己，面对强大的政治无能为力，只能无可奈何地随波逐流;有的对政治怀有一定的兴趣，但是他所理解的政治与政治本身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而不时被政治所排斥，搞得十分尴尬……几乎每个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交集都有各自的故事，情形和结局也各不相同。如果对某位作家的政治遭遇作具体的分析其意义不可低估。在读了韩石山的《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准注页码）之后，我就产生了要对政治书生传主的人生作一番探讨的冲动，希望通过重温这段他的个人史以加深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及其与政治相纠结的了解与认识。

李健吾的政治情结与许多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并不那么浓厚，如果追溯其源，除了传统文化中儒家入世文化的影响，大概与他父亲的影响分不开。李健吾，山西运城人，其父李岐山在晚清时期就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政治活动，1905年利用自己开设的回澜公司作掩护，“商讨革命策略，传播进步书刊”（第2页），后来还参加了同盟会，筹划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李健吾的父亲又组织武装力量积极投入打击清军的战斗。民国建立以后，李健吾的父亲在政治斗争中两度入狱，最终在1920年中秋节前夕被害。父亲的政治斗争与被害不管怎么说都会在李健吾的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李健吾的父亲参加政治活动，直接影响到他的家人正常生活，因而，李健吾的童年基本是在战乱中过着“逃亡”（第15页）生活，直到1916年，他们一家人到了北平团聚，生活才安定下来。但是，在北平的15年间，“李健吾经历了父亲的惨死，姐姐的出嫁，母亲的去世,……”（第16页）不过，李健吾是个比较内敛的人，父亲的政治因子在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平时很少显露出来，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在有所流露。然而，他早年的这些遭遇对他是一大磨练，培养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因而，李健吾虽然经历了这些磨难，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仍很出色”（第19页），他的作文“经常受到国文教员王老师的夸奖”（第19页）。

进入小学高年级，李健吾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戏剧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它以白日梦的形式表达了大众对于政治的态度与诉求。虽然戏剧作品未必都与眼前的政治联系密切，但是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暗喻和隐射政治，因而，许多政治家都非常善于利用戏剧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方针与主张，攻击敌手的政治行为，为自己的政治造势，乃至利用戏剧形式煽动民众的感情为自己的政治服务。我们虽然不能夸大戏剧对于李健吾的政治意义，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他的政治梦想还是有可能的。少年时的李健吾就同少年时的曹禺一样，由母亲带着经常到剧院看戏。最初看戏，对于李健吾来说，与绝大部分青少年一样，一方面大概是看热闹，另一方面在模仿中取乐，基本上是娱乐，还谈不上与政治的关系。不过，正是对于戏剧的浓厚兴趣令李健吾与戏剧结缘，从而推动他走向戏剧的创作与排演。如果谈到李健吾演戏，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小学五年级时就响应老师的建议参加演戏，到了1921年，他读中学时就参加了陈大悲等人的北京实验剧社的戏剧演出。

不过，李健吾进入北师大附中读书以后，很少参加戏剧演出，他将更多的精力花在文学创作上。这可能是戏剧演出在该校不那么兴盛的缘故。在北师大附中，李健吾结交了后来均成为著名作家的蹇先艾和朱大枬。特别是李健吾和蹇先艾成为“终生不渝的好朋友”（第23页），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二人最初相识时，彼此看到对方都有些实力，都不服对方，于是二人暗暗地较上了劲，希望在学业上超过对方。他们虽然心底下不服对方，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因此这种竞争可以说是难得的君子之争，这在充满嫉妒心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问题不在于谁在一时占了上风，也不至于后来谁的创作成就更突出，谁的名气更大，而在于他们相互尊重，友谊深厚，彼此促进，共同进步，令人羡慕的是，他们都在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他们的君子之争还表明他们才是真正的书生。

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李健吾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与蹇先艾和朱大枬组织建立文学社“曦社”，自己出版刊物《爝火》，既锻炼了组织和编辑才干，又在交流中提高了创作的自信心和水准。与此同时，他们在征得老师同意之后，邀请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来作演讲。从他们当时文学活动来看，他们都还是笔调单纯的文学爱好，并没有多少政治因素，这可能与北师大附中政治氛围淡薄有关。

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期间，李健吾只是偶尔的参加一些政治活动，而且在政治活动中也只是一般的参与者，而没有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可能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但是，这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完全根据自己的秉性走适合于自己的人生道路，除非为环境所迫而不得已。在李健吾这里，他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首先是文学，是普通人的爱情和生活，只要生活平静，没有出现大的波折，或许他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书生，不会投入政治，如果说他父亲可能给他遗传某些政治因子，但是与他的秉性相比还是弱小的。

中学毕业以后，李健吾进入了清华大学读中文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清华大学虽然有些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活动，但是总体来说是自由主义大本营，许多教授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无论是中文系的朱自清、杨振声，还是王文显、吴宓、叶公超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更何况外文系还有不少西方来的教授。他们虽然不能完全超脱政治，但是至少没有投入到党派政治斗争之中，因而书卷气十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健吾的个性相契合，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李健吾。因而，在清华读书期间，李健吾除了像曹禺一样热衷于戏剧的编排和演出，创作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剧本，还有翻译诗歌及文学评论文章）。就李健吾当时的文学批评来说，他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是从党派政治出发，而是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理解与认识来批评作家和作品。这就决定了他的自尊和独立。1927年，好朋友蹇先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朝雾》，李健吾很是高兴，在写了书讯之后又写了书评《蹇先艾先生的<朝雾>──读后随话》。在这两千多字的书评中，李健吾没有跟风跑，非常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作品，有人说好，他却以为不好，甚至很不好，如《狂喜之后》；有的作品，别人不注意，他却认为是最好的，如《水葬》和《旧侣》。”（第56页）对于当时文坛现状，李健吾也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正当走红的几位作家，显示出他的书生直言的巨大勇气。最令人佩服的是，李健吾所针对的不是政治主张，不是关系的亲疏，不是现实的利益，而是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他的这些批评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没有失误，但是是学理性的，是以理服人的，与那个时代文坛上经常出现的谩骂和人身攻击完全不同，显得十分可贵。

作为书生的李健吾在日常生活中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蹇先艾、朱大枬和滕沁华四人游览中山公园的情景，当时的朱大枬给李健吾的印象是“那委琐的样子，头发乱乱的，长长的，衣服似在泥中染了一道。脸色仿佛正从烟窟熏出来，毕恭毕敬，唯唯诺诺，……”（第58页）文章中写的是朱大枬的“委琐”形象，而朱大枬正和他们走在一起，那么李健吾以及另外两位朋友的形象也不会光彩照人，估计差不多，古语云“物以类聚。”既然大家走在一起，形象肯定差不多，否则就不那么协调了。而且，他们这还不是在居室，而是在游公园，由此可见，他们四人的生活态度了。他们大概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了。

1931年到1833年，李健吾到法国去留学，他既不是去混洋文凭的，也不是赶时髦，搞所谓的勤工俭学，而是为了学问。因而，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只是做书生分内的事：读书、求知、搞研究。他到巴黎后首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法语，解决语言问题。在掌握了法语之后，他就转往巴黎大学文科旁听，并且到图书馆广泛地读书，从而为他后来对福楼拜展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还广泛接触法国学者和到法国游学的中国作家与学者。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李健吾不仅翻译出版了福楼拜短篇小说集，而且还写出了具有很强学术性的《福楼拜评传》，从而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他后来不仅被暨南大学聘为教授，而且还成为外国文学研究权威，同时还是著名的戏剧文学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如果不是日本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李健吾或许就一直待在书斋里，以一个学者和作家的身份自由自在地生活，最终成为成就卓著的一代大师与学界泰斗。但是日本发动的全面对华侵略战争改变了李健吾的人生轨迹。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国土，使他的学生流落而不知下落时，李健吾的内心无法平静了。后来他得知不少朋友和学生去了大后方，投入抗战，他也特别想去，但是他“因腰腿有病，无法远行”（第178页），只好作罢。但是，他的内心却澎湃其一股难以抑制的救国热情，他在街头遇到了伤兵，“就像有人迎面揭发自家的隐私，心头激起一股惭愧和感谢的热情。想到他（指伤兵──引者）是为了保卫我和我的梦而受了伤，真恨不得要过去吻遍他英勇的伤口。”（第178-179页）李健吾的爱国热情是很感人的，不过他的心理却是诗人式的，显得书生气十足。他潜藏在心底的政治情感被激发出来了。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立即敏锐地发现他的政治激情，于是将触角伸向了他，先是利用他“政治色彩不那么太鲜明”的有利条件办起《离骚》杂志，以此作为纽带将滞留在上海“孤岛”的一批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为其工作。可惜的是，《离骚》刚出刊不久就被租界当局查封了。随后，中共地下党员于伶利用李健吾浓烈的戏剧爱好的特性，将李健吾引出书斋，参加其组织的青鸟剧团。该剧团与前面所办的《离骚》一样，也是中共联结上海“孤岛”爱国知识分子的纽带。由于李健吾本来就是戏剧迷，他当然积极参加，更重要的还是他的身份，有利于为剧团提供掩护。同时，通过编排戏剧，让李健吾不久走出了书斋，而且还可将他拉入党的队伍。《黄花》和《草莽》是李健吾在“孤岛”时期创作的量个最重要的剧本。对于《黄花》这个剧本，李健吾说得很清楚，他是要“控诉”（第194页），他表示：“一股热情压抑着我，一种忿怒激逗着我，一腔郁闷噎窒着我。我用小机会倾泻出来。”（第194页）李健吾虽然说的是创作剧本时的情感状态，而且没有具体说明具体的情感来源，但是其政治因素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是国家危亡与侵略者的骄横跋扈，因为他身处“孤岛”之中。至于《草莽》基本上取材于作家父亲和其他革命者的经历，同样寄寓着一定的革命内涵。

李健吾虽然在激情鼓荡之下走向政治，并且替中共地下组织做掩护，帮助其做工作，但是他的本质仍然是个书生。而中共方面对这个书生只是利用，还没有将他视为自己人，这大概是书生气太重，而且生性耿直，具有某种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显然与党的要求存在比较大的距离，因此他只能被当做同路人，按照党内的政治标准，他只能是“友”而不是“己”，以后还要看他的表现，如果表现好，符合党的利益就可以转变为“己”；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敌”。1941年，于伶受党的派遣去南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临走前与李健吾等人告别，但是没有将实情告诉李健吾。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健吾才知晓。其实，就他们之间的感情来说还是深厚的，他们对李健吾的工作和友情也都评价不错，认为党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他的热情的全力的支持，从选剧目、管理剧团，特别是同上层人士打交道，李健吾都出了许多好主意，参加奔走，打开局面。更难得的是他肯直言无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坦率地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第207页）尽管如此，“不管怎样热心，怎样卖力，在这个地下党控制的文艺团体内，他只是被当作‘诤友’，以避免‘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第207页）这就是说，李健吾只要没有成为圈内人，无论怎样忠诚，无论作出多大的贡献，始终成不了自己人，都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总是与他们隔着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且还难以言说，这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和悲凉。由此可见，就在李健吾接近政治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被政治接纳，他仍然是一介书生，只不过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已。

1941年冬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孤岛”也沦陷了。中共地下党员大多撤走了。李健吾“做了李龟年”（第210页），进入“蛰伏”状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翻译福楼拜的作品上，他立志将福楼拜的全部著作翻译介绍给国人。但是，就在他“蛰伏”期间，还是有事情找上门了。1945年4月19日，日本宪兵闯进李健吾的家，将他抓了起来，并且对他动了刑，因为他被怀疑是共产党，但是由于日本宪兵没有抓到证据，也没有从他的嘴里获得口供，很快就将他放了。这事虽然来得突然，去得也很快，但是日本宪兵的刑讯还是在他心底留下了阴影。

抗战结束后，李健吾经朋友推荐，由国民党上海党部聘任为宣传部审编科长。一向比较超脱政治的李健吾似乎要弃文从政，确实有些为难，但是朋友的盛情不能推却，更何况在上海光复以后许多国民党机关搬了回来，许多国民党大员也纷纷回来了，从而提高物价，进而使李健吾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他需要稳定而比较高的收入，但是国民党的腐败他也有所耳闻，当然不想玷污了自己，因此李健吾感到有些纠结，感到矛盾，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找到信得过的朋友郑振铎商量。郑振铎觉得国民党的机关“有个自己人担任此职，对进步文化事业或许有益……”（第230页），于是建议他接受任职。李健吾上任后，果然在进步书刊的审查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不过，李健吾心里还是有些犯难，他任的是国民党的官，端的是国民党的饭碗，又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还要替共产党办事，觉得对不起举荐他的朋友，因而自嘲自己“当了特务了”（第230页）。他这话立即遭到了李健吾“没好气地训斥”（第230页）。这个“训斥”没有让李健吾思想疙瘩解开，他只工作了一个月就辞去了这个职务。过了一段时间，李健吾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我已经说过我对政治一向是不求甚解，在敌伪时期我做的也只是一个民族立场（太太吃苦耐劳，理性又强，帮我坚定了不少我的立场）。但是一碰到政治问题，我就不肯深入一步考虑。所以，我从日本宪兵队放出以后不久，胜利光临上海，像我这种根本不在政治是非上坚定自己立场的书呆子，自然就盲目地乱兴奋一阵。所以国民党市党部约我帮忙搞文墨，我就以为‘大义所在，情不可却’，明知自己和他们毫不相干，答应了帮忙一个月。”（第230页）李健吾的这段话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表于1950年5月31日《光明日报》）说的，肯定受到一定的政治压力，不过他承认自己是书呆子倒是符合实际。

不过，就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就在国民党大员纷纷来到上海招兵买马的同时，中共党组织也在迅速向李健吾伸出手来，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斗争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帮助。首先是老朋友夏衍从重庆飞到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便来看望李健吾。这是他到上海后看望的第一个朋友。”（第231页）夏衍这么快来上海，当然不只是找李健吾叙旧的，他是受周恩来的派遣到上海来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后改名为《建国日报》），占领舆论阵地的。同时，夏衍还带来两份文件《慰问上海文艺界书》和《调查附逆文化人的决议》，交给李健吾。这样，李健吾就成为上海文艺界的代表性人物，表面看是对李健吾的信任，实际上是利用李健吾在上海文化人中的地位和影响，在上海文艺家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争取上海知识分子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很快，在李健吾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成立。这个协会基本上网罗了当时上海的文艺界名流，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与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又为1949年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提供了组织经验。这个组织成立后随即发布针对国民党的三个提案《要求政府迅速开放言论自由》、《请求保障作家权益》和《组织特种委员会，检举附逆文人》。这3份文件如果说前2份是向国民党提出要求，那么后1份则是对国民党文化人的警告，他们有可能被指控为附逆文人而受到处罚。大概是李健吾为中共在上海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受到了重视与回报。韩石山在叙述李健吾当时的情况时突出了传主的心态：“最为得意的，或许是由袁水拍引领，去马思南路的中共办事处，拜会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夫妇。”（第235页）此时的李健吾颇感到受宠若惊。李健吾虽为知识分子，但是他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怀有某种程度的君王崇拜心理。周恩来虽然不是中共最高领袖，但是毕竟是领袖之一，能受到他的接见，大多会感到无限荣幸和骄傲。同时，韩石山还写道：“可以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是李健吾人生最得意的时期。”（第235页）紧接着，韩石山意味深长地写道：“从来好景不长。一年后，他就渐渐体味出，自己实际上处于怎样一个尴尬的境地了。可叹也可贵的是，他的热情并没有随处境的尴尬而成比例地减弱，仍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反比例地增加着。”（第235页）“他不愿意承认现实，──这个现代的堂吉诃德！”（第235页）韩石山的目光特别敏锐，他看到了事物表象背后某种很难让人觉察的东西，更是传主所忽视而直接影响其命运的东西。

大概是李健吾感觉不错，他的主人翁意识被激发出来了，于是和著名演员石挥发生了争论。石挥是当时年青的著名话剧演员，他对话剧演员的待遇十分不满，写文章表示自己的激愤，而李健吾则以长者的身份对石挥提出了批评，同时为官方抽上演税和导演税辩护，并且具有抬高剧作家而贬低演员的倾向。至于这里面的是非曲折，这里不作辨析，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李健吾的书生气，没有嗅到辩论中的某种政治气息。随后，李健吾又与田汉讨论戏剧艺术的大众化的问题。田汉本来与李健吾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他曾经是左翼作家，具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情结。田汉刚刚从大后方来到上海，李健吾就向他提出旧剧改革的问题。根据李健吾的理解，旧剧的改革主要在于“文人给旧剧以新的思想，音乐家赋以相应的心的音乐形式”（第249页）。且不说，田汉如何看待李健吾的意见，就李健吾的主张来看，他的旧剧改革根本看不到政治的影子，完全是书生之见。而这在当时的境况下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不可避免地受到田汉的批评。田汉则非常明确地指出：“改革旧剧的内容使适合现代需要是我们的政治任务。”（第250-251页）对于李健吾与石挥、田汉的争论，韩石山一眼看出了对后来李健吾人生的影响：“从与石挥的争论到与田汉的商讨，李健吾日后的处境，多少露出一些端倪。正在风头上，眼下他浑然不觉，得等到《女人与和平》演出后的那一场大论战，他才意识到那难以逆转的窘况。”（第251页）

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也可以说是“身在庐山中”的原因，李健吾当时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由于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亲切接见，李健吾觉得自己还是有分量，有影响的人物，忽视了政治的厉害，也忽视了在政治高悬的时代约束自己的必要，于是在国民党所办的《铁报》的《旁敲侧击》专栏上连续发表短文。也许在他看来，他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替国民党说话，这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他的行为犯了大忌。李健吾既然与中共方面走得很近，怎么能在敌对的国民党所办的报纸上发表言论的呢！而这些文字在当时确实没有给他带来大的麻烦，至多是受到某些朋友的冷淡和批评，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就可能成为他怎么也甩不掉的极其丑陋的政治尾巴，成为别人揪住他整他小辫子。既然李健吾不够清醒，左翼文化人觉得有必要对他敲打一番。怎么敲打他呢？左翼人士选择了李健吾新改编的话剧《女人与和平》作为靶子。李健吾根据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妇女公民大会》改编的这出戏，主要不是为了宣传政治，而是为了解决剧院方面的经济困难。但是左翼人士先是要求李健吾“采取打倒独裁者的主题”（第259页）。接着《文汇报》连续发表两篇左翼人士的文章，对《女人与和平》提出了“明确的批评”（第259页）。就在《文汇报》发表批评文章之后，作为左翼人士的田汉则鼓动李健吾写文章“作出自己的回答”（第259页），玩起了引蛇出洞的游戏。李健吾不知深浅，居然按照田汉说的去做了，他觉得自己很坦然，自己的行为问心无愧，于是“毫无遮掩地把家底全抖出来了”（第259页），幼稚和天真在这里暴露无遗。李健吾的“回答”招致更严厉的攻击。在以楼适夷为代表的某些左翼文人看来，李健吾“太猖狂了”（第260页），居然不服代表真理的左翼人士的批评，于是从根本上否定李健吾是“进步话剧工作者”，将李健吾定性为“封建独裁政体下的文人”（第260页）直接将他划到敌人的阵营，其严重性可想而知。随后，署名“荒野”的人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则向李健吾发起凶狠的攻击：“如果我们不安心受骗或者安心装聋装瞎的话，李健吾给楼适夷的《敬答》，就是真正接受了他的批评吗？老实说，以李健吾以前在批评他的人的面前的嚣张一世，气焰万丈来看，要得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不是那样的容易的。”（第261页）除了，荒野之外，还有曰木、安尼、一农等戴着化名面具的人也都写文章参与到围攻李健吾的行列，荒野等人是否是文人，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文章不是以理服人，就问题谈问题，而是以火药味十分浓烈的语言去攻击李健吾，并且还以暗示的方式恐吓李健吾。这样的文章早在20年代后期的左翼文人就写过，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文革”时期诛心之术，文痞写作的绝招。其实，这些家伙也很可悲，他们在攻击他人时可以逞一时之快，显一时之威风，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所热捧的政治的伤害，尤其是他们的文风后来成为整治他们的利器，不知时过境迁之后究竟有几人能够好好地反省。

这一次文字角力，令李健吾深感悲凉，他在与左翼文人的争执中实在是势单力薄，于是在心境黯淡中退守书斋。好在这是在1940年代后期，而且还是在国统区，他还有书斋可退，可以去做他的学问，保持一个书生的清静。但是，李健吾不同于那种不问世事的纯粹的书生，用韩石山的话说，“李健吾不是个淡泊的人。从来不是。他是个单纯而又热情的人。没有世俗的经验，却有着世俗的热情。”（第264页）韩石山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李健吾一方面继承了他父亲留给他的政治基因，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十足的书生，这决定了他的这种尴尬的人生，从而也决定了他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代里自己的命运。对于李健吾的这种状况，韩石山以他锐利的笔进一步作了具体分析：“父亲参加政治活动被人暗杀，李健吾成年后厌恶这种，躲避政治。而父亲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息的精神，又时时鼓舞着他，从父亲延续下来的血脉，又时时激励着他。几十年的书斋生活，他不谙熟政治，父亲的丰功伟绩，又让他自己以为可以领袖群伦。……他的政治热情是一种怎样的热情。”（第265页）韩石山还借李健吾的这一特性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以为喜欢埋头书案的知识分子必定脱离政治，走的是所谓白专道路，这是一种好心的误会。书呆子不关心政治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如此……例如健吾，不但不缺少政治热情，有时嫌过多，但对实际政治十分隔膜，却是事实，这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第265页）韩石山的论析是非常透彻的，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重要根源。既然他们对现实政治实际非常隔膜，又十分热心于政治、参与政治、指点政治，那必然在这巨大的偏差中沦落到尴尬的地步，必然因这种偏差而被政治看成是严重的干扰、捣乱乃至破坏，也就必然沦落到挨斗的境地，而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委屈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搞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到了1949年，李健吾所偏安的书斋似乎也不宁静了，他想躲着政治，但是政治通过缝隙向他袭来。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他过去所建立的实验剧校由军管会接管。这时，李健吾很可能要为他当时与左翼人士的论争后悔，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因而内心十分苦闷，“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第268页）。虽然，他心头的阴云一度被一些朋友的友情和新中国成立的新气象所冲淡，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扫清，因而，他“小心翼翼地步入新社会”（第271页）新中国成立以后，李健吾的心情虽然不像他的老朋友沈从文那么糟糕，但是仍然有些矛盾和纠结。“对李健吾来说，这新中国，虽则陌生，又透着亲切，也不能说没有他先前理想的成分。不同之处在于，理想是空的，而这是实的，虚实之间必然会有差异。其为‘新中国’则是一样的。”（第271页）“然而，现实却在不断地提醒他，你不过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新中国的诞生，你李健吾并无尺寸之功。岂止无尺寸之功，还有一些招人非议的污点。”（第272页）要说李健吾“并无尺寸之功”，可能冤枉了他，他还是给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些事情，只是他所做的那点事情，与那些被人抓住的把柄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几乎等同于没做。不要说他的那点事了，就是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彭德怀与林彪，都曾为抗日和建立新政权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当他们遭到批判的时候，不也被一笔抹杀了吗！

矛盾和纠结中的李健吾深知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和时代。于是他又必须在保持读书人的自尊与调整妥当他与眼前处于主人地位的那些真正政治文人的关系中取得平衡。1949年12月，《小说》编辑部举行欧阳山小说《高干大》座谈会，李健吾应邀出席，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韩石山的《李健吾传》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这个座谈会中李健吾的发言，并且对李健吾的发言作了细致而深刻的分析：“他在发言中，一方面尽量迎合冯雪峰、靳以、周而复诸人，一面又想坚持自己对于作品的真实看法。这样一来，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第276页）这个时候的李健吾是多么尴尬而又可怜啊！抗战胜利之时的慷慨激昂与激情澎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卑、不知所措和难以言说的苦涩。在这种状况下，李健吾为了适应形势，“学会了自我批评”（第276页）。如果单纯看“自我批评”这个词，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人的自我纠错的体现，应该值得肯定。但是如果将其与具体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如果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和政治文化语境中来看，这个词语意味着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人的某种灵魂扭曲，为了卑微的生存而自我作践，自泼污水，而不是出于认识的改变和内心觉悟而痛改前非。1950年春天，在整风运动中，李健吾成为整风的对象，为了尽快摆脱挨整的境况，李健吾写了数千字的长文《学习自我批评》。在这篇检讨式的文章中，李健吾给自己扣上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意识，再加上唯文学观”和“不尴不尬的知识分子”（第277页）等帽子。到了文章末尾，他又可怜兮兮地哀求道：“盼望大家帮助我，像医生一样，一点一点治好我的病，让我尽快成为一个可能健康的人……”（第278页）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知识分子究竟从何时开始自我作践的，但是我们很清楚，知识分子的自泼污水是从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趋于高潮的，到了“文革”时期与狂热的造神运动一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本来应该最珍视尊严的知识分子将尊严扔在地上毫不吝惜的蹂躏之时，一个国家和民族有何尊严！

就在自我作践的同时，一代书生的理性没有了，思维变得紊乱起来，写出的文章出于迎合的需要，既抛弃了逻辑，又疏远了逻辑，于是他们的笔下所呈现的必然是空洞的口号和“声嘶力竭，乱了章法”的文字。李健吾写于同时期的《我有了祖国》该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单从题目看，似乎表达的是爱国情感，但是他难道一出生就没有祖国吗？或者他何时失去自己的祖国？就是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祖国依然存在。哪怕退一步讲，日本侵占了中国领土，但是到了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他从这个时候就该有了祖国，怎么会到数年之后才“有祖国”呢？更何况在他的这篇文章中，除了标语口号就是奉承文字，到后来估计他自己都不愿意再提这样的写作。

李健吾的积极表现并没有给他带来处境的改变，因为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得到信任。“无论怎样勤勉地工作，无论怎样积极带表现，对这位有点历史舞台，又性格直爽，才华外露的教授，从解放区过来的党的负责同志总是不太信任。这让李健吾很是苦恼。消沉了是抵触，积极了又是假的，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真不知该怎样活着才好。”（第285页）这就是书生型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普遍遭遇，而这种遭遇不仅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作家改造成平庸而委琐的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时代。

非常可惜的是，就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底，李健吾就不幸去世了。虽然在他去世之后，官方和朋友给了他比较高的评价，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反思他的尴尬书生的人生，给历史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2015年9月14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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