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8：糊涂周作人

2025年12月25日 05:3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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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 月18日，周作人给哥哥鲁迅写了一封信，“没有别的话”，只要求多年来与他及家人同住八道湾的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由此引发了他们兄弟失和。不到一个月，鲁迅离开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弟弟，带着他的挂名夫人朱安从八道湾搬到了砖塔胡同。事情过了将近1年，鲁迅到周作人居住的八道湾取回他的书籍和其他物件。一向显得比较平和的周作人见到了鲁迅竟然怒不可遏，操起身边一只铜香炉向鲁迅猛砸过去，幸亏有人接住香炉，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谁也没想到，曾经情同手足，常常一同出入书店与各种社交场合的兄弟现在反目成仇，让所有了解和关心周氏兄弟的人都感到非常诧异。对于兄弟俩的严重冲突，他们俩后来谁也没有说明具体情况，均保持沉默。熟悉他们的人虽然了解某些蛛丝马迹，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实情，就是许多专家学者到现在恐怕也没有找到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但就这件事来说，对周作人有所了解和认识的人都可能认为这是周作人的糊涂，而他的这一糊涂不仅断送了他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而且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兄弟反目

周作人（櫆寿）生于1885年初，比兄长鲁迅（树人，樟寿）小4岁（鲁迅生于1881年）。他们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是松寿（周建人），一个是椿寿。椿寿不幸在6岁时夭折，周建人比周作人小了几岁，相比较而言，周作人更多地乐意与大哥相处。少年时代，周作人与鲁迅“既是兄弟，又是密友”，“他们一起捉迷藏，一起看图画书，一起编讲故事。稍长，又在一起读‘闲书’，一起惩罚塾师癞胡，一起在三味书屋读书”。（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上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鲁迅到南京读书，周作人后来也来了，都进了水师学堂。在这里，兄弟俩先后阅读了《天演论》、《原富》、《名学》等西方学术著作，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同时，周作人在思想上接受鲁迅的影响，萌发了反封建思想意识。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周作人随后也来到了日本。在日本，周作人虽然在性情上与鲁迅有些差异，不时受到鲁迅的敲打，但是他们兄弟俩还是有了很好的合作，他们一道读书、翻译文学作品，共办《新生》、《河南》等杂志，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课，相互砥砺与切磋，共同探讨问题，发表文章。渐渐地，在他们兄弟周围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文人圈子。在长期的共同读书、生活和交往中，周作人在思想上与哥哥非常接近，对于许多问题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刚从日本回国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倍感寂寞和孤独，周作人1911年从日本回国时也深有同感，他“和他的大哥的心毕竟是相通的”。（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66页，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他们之所以感到寂寞和孤独，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远远走到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少有人理解和认同，得不到应有的回应。在家乡绍兴待着的时候，周作人受到鲁迅的启发，搜集当地的同乡著作。而鲁迅写文章编书有时“执意署周作人的名字”，把他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看作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产物的”（第166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兄弟俩面对封建复古势力和封建思想意识，并肩作战。如果说鲁迅着眼于改造国民性劣根性，批判封建礼教及其卫道士，那么周作人则偏重于女性解放和关注儿童，提倡“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从个人本位出发着力于新文学的建设，他们的思想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因而，他们俩成为五四文学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直到分裂前夕，周作人和鲁迅来往还十分频繁，关系非常亲热。仅1921年，鲁迅写给周作人的信就达17封（参见《鲁迅全集》第11卷，《目录》第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占当年通信总数近四分之三。就在1924年上半年，周作人还和鲁迅一同游公园、出席学生“所集之文学会”，“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至东安市场”……（《鲁迅日记》（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版，第388页、390页、394页）这真是难得的一对兄弟。

然而，就是这样亲密的兄弟，竟然在一夜之间翻了脸，不仅外人感到难以理解，就是他们自己也始料不及。他们兄弟反目，显然是周作人首先给鲁迅递交了那封绝交信，也就是说周作人首先挑起了事端。周作人这样一个向来平和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要与曾经给他很大帮助而且拥有很深感情的哥哥决裂呢？主要是周作人听信了他太太羽太信子的谗言。羽太信子在他们兄弟反目前夕与究竟与周作人说了些什么，周作人没有透露，羽太信子也从来没有与别人讲过，因而不好猜测。不过，从周作人的反应来看，羽太信子一定讲了鲁迅的坏话，而且说得非常严重，让周作人不能不作出激烈的反应。这就是说，周作人本来与鲁迅没有什么矛盾，发生冲突是由羽太信子挑起的。其实是羽太信子对鲁迅十分不满，于是向周作人告状，而周作人根本没有调查与冷静的思考，不明事理，失去理智，稀里糊涂听信了太太的话，不顾兄弟情谊，将鲁迅从八道湾的家里赶了出去。对于这一点，鲁迅心里非常清楚。周作人不仅用香炉狠砸鲁迅，而且还写了一篇题为《“破脚骨”》辱骂鲁迅以泄恨，但是，富有强烈战斗精神的鲁迅却一直对此保持沉默，没有反击，只是对羽太信子产生了怨恨，从1924年到1935年10多年间，多次以“宴之敖”、“敖者”、“宴敖”、“敖”等笔名发泄心中的怨恨。（冯光廉、刘增人、谭桂林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520页）那么，羽太信子怎么会与大伯哥鲁迅产生矛盾呢？周作人周围的人看得比较清楚。老母亲认为鲁迅对周作人太太当家有意见，原因是“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借”（钱理群：《周作人传》，第286页）。他们兄弟俩的好朋友许寿裳透露，羽太信子患有歇斯底里病，“她对于鲁迅貌似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第287页）同为他们兄弟朋友的郁达夫、章廷谦（川岛）也有相似的看法，认为，羽太信子“对鲁迅有失敬之处”，“挥霍得不痛快”。（第287页）。

对于这些，周围人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周作人独独那么糊涂呢？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身在庐山中”的缘故，还是旁观者清。周作人到底是不是“当局者迷”？我们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周作人对太太患有歇斯底里症应该是了解的，他们毕竟是夫妻，到这时候在一起生活了10多年（他们于1909年结婚）。而且太太用钱大手大脚，他也不会不知道，虽然周作人通常不管经济上的事，对钱财不那么敏感，但是太太的这一特性，他也应当了解。当太太与鲁迅发生了矛盾时，周作人多少有点感觉，只是因为他性情比较温和而柔弱，无力调解，只是一味地回避。然而，羽太信子却不干，她不能容忍大伯哥对她的不满和经济上的约束，于是下了狠心要把大伯哥赶走。当然，作为一个妇道人家，羽太信子是不好出面的，只有让周作人出面。如何让周作人赶走他的哥哥呢？羽太信子一方面在周作人面前把鲁迅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令周作人感到蒙羞和激愤。而周作人对哥哥多少还是了解的，不一定相信羽太信子的鬼话，但是他经不住太太的歇斯底里的发作的折磨，他想保持生活的平静，只有向太太屈服，按照她的意思将鲁迅赶走。

深刻思想

周作人这一赶，实在是糊涂得很。他们的弟弟周建人认为：他的两个哥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第286页）周建人说得很对，他们确实不是因为政见和观点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分手恰恰造成了他们后来政见、观点的巨大分歧，而且对周作人后来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20年代后期，鲁迅的思想开始左转，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周作人则偏向隐逸。更令他们当初想象不到的是，周作人在日本侵占北平后竟然出任伪职，与侵略者握手言欢，沦为被世人唾骂的文化汉奸。当初，周作人与鲁迅融洽相处，并肩战斗，互助合作时，他是多么的伟大！可以说他是20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1900年，年仅15岁的周作人在阅读清人李小池的《思痛记》时，随即联想到《扬州十日记》，由此敏锐地发现中国国民性中包含着“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等恶劣的品性。他在南京求学时，在鲁迅的推荐下，他阅读了西方思想理论著作以后，思想很快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日记中不时流露出激进的言论，大胆地追求自由平等，敢于对作为封建专制的代表慈禧太后表示“蔑视”（第90页）。1902年，周作人在日记中表示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与八股尊神绝交”（第91页），标志着他不屑于步传统知识分子仕途的后尘，努力走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的道路。1903年，鲁迅在他的“断发照相”题写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周作人读后“顿感热血沸腾，连日深夜不眠”（第95页）。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与鲁迅都曾对无政府主义怀有浓厚的兴趣，关注中国的社会变革。当然，他们兄弟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有些差异。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鲁迅一样，都敏锐地发现，这场革命，实际上只是改了名而实未变，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第165页）与此同时，周作人对中国“以暴易暴”的历史进行了反思，特别可贵的是他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律和人权的高度来思考，远远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就是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1913年，周作人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时开始思考儿童问题，在他看来，儿童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由此他提出了“顺应自然本性”和“尊重独立个性”的命题。（第170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周作人不仅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口号，否定“非人的文学”，而且还从性的角度思考妇女问题，为现代妇女的真正解放寻找理论依据。在探讨人的问题时，他强调人的是个体性和自然本性。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周作人对群众运动进行了观察和思考，发现了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群众运动有冲破理性堤坝的可能，有群体施暴的可能，更容易产生一股强大的裹挟力量，甚至实行群众专制。周作人将他的担忧通过诗歌《小河》表达了出来，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担忧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觉。然而，半个世纪后席卷全国的“文革”充分验证了他的忧思。1922年，周作人一方面表示，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要求保护少数人的民主和权利，反对以多数压制少数，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第249页）。在面对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的冲突时，政治家总是要求人们为维护国家民族自由而牺牲个人自由，周作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要求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再次打出了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旗帜，然而在社会思潮日益左倾化的现实中，他的思想很难让人理解和接受。试想，如果没有个人的自由，那么国家与民族的自由就会被架空和抽象化。如果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国家的自由就很可能仅仅成为当政者和掌权者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对于绝大多数国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中国的几十年历史再次证明周作人当年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个人自由遭到漠视和践踏的时候，正是独裁专制盛行之时，其本质与封建社会没有什么不同，其时必然是国家和民族遭受灾难和浩劫。与此同时，周作人还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已经写进了宪法，可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宗教信仰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信教者被诬为“走狗”，宗教被认为“与人类不能两立”，是“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第252页），更为严重的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人竟然包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社会名流。然而，周作人毫不畏惧，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依据法律精神，由维护信教自由进而推论到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随着对思想自由的思考，他越来越认识到一个隐秘而重要的问题：“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第257页），并且他还从陈独秀视自己的意见为“敌对思想”中，觉察到“与封建专断主义极为类似的陈旧气息”。周作人虽然受到了许多人的谴责和批评，但是他仍然坚定信念，他相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不享有掌握真理的优先权。后来，周作人对爱国主义同样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看到了某些人打着“爱国”的旗号，宣扬维护本国反动统治的国家主义。如果仅仅了解周作人的后半生，我们很难想象当年的他会有如此的英雄气概，思想是那么的敏锐、犀利而超前。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周作人这一次糊涂，导致他后半生误入歧途，他的前半生的光辉也就被无情地遮蔽了，这使我们对于他的光彩和伟大了解甚少，几乎一无所知。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周作人后来的堕落，我们总是以狐疑的目光看待他前期的思想而不能认识到他先前思想的伟大。

躲入书斋

与鲁迅断交以后，周作人的思想明显地走上了比较狭窄的道路。由于思想超前，他不仅倍感寂寞和孤独，而且面临着重大的压力，与鲁迅的分手更使他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持，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左右不定的摇摆之后，他只好选择了隐退，从严酷的社会现实退回到他的书斋里去。当社会现实激起他的义愤时，他还会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他大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野心。女师大学潮中，他虽然并不赞成学生们的行为，依然公开谴责杨荫榆“丧心病狂”。对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要求家长约束学生的非常命令，与会的周作人当即发言表示抵制，惹得部长大人十分恼怒，拂袖而去。他向假道学和旧礼教宣战，坚决反对封建禁欲主义，他的思想有时还是那么敏锐。他提醒人们注意，民间语言虽然蕴藏着人民的力量，却也存在着“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情意”（第322页）的根本性弱点。这也不失为真知灼见。1926年底，周作人根据他对国民的考察，看到了“专制的迷信”的严重危害，由此预感到，“中国的大地上将要发生一场全民族的大残杀”和“专制主义的复活”（第334页）后来中国的几十年的历史实实在在地证实了他的预言的准确。与此同时，周作人常常寄情于花鸟虫鱼，他对“喝茶”和游“乌篷船”等闲情逸致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最终，他躲进了他的苦雨斋，虽然偶尔探出头来看一看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是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在苦读书和钻故纸堆上。到了1929年，他突然有了一种彻底的幻灭感。而他的幻灭感既包含对“政党政治”的幻灭，又包含对一直寄予希望的“民众政治”的幻灭，还包含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幻灭。其实，中国现代的“民众政治”不过是“政党政治”的延伸，离开了政党，根本就没有“民众政治”。幻灭加速了周作人的退隐，1929年他直接提出了“闭门读书论”，进而将苟全性命于乱世作为他第一要紧的事。这样，先前他的那种大义凛然，一身正气，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周作人日渐蜕变成一只可怜虫。更糟糕的是，1929年冬，爱女若子的病故给了处于精神困境中的周作人以致命的一击。此后一段时间里，周作人基本上躲在书斋里享受平静，只与古人作精神的对话，对于窗外的世界基本上不闻不问。这样，他的思想开始黯淡下来，越来越没有先前的鲜活而富有朝气，更失去了以前那种战斗的锋芒。尽管如此，在闭门读书的岁月里，周作人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不能说没有价值，即使他不再推崇愤世嫉俗的阮籍、嵇康等人，而是景仰陶渊明和颜之推，他的思想还是不时闪现出某种光彩。他在这一时段的某些见解仍然给今天的我们以某些启迪。30年代的他“反对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也绝不试图构制自己的思想体系”（第400页）。他反对策论，而洋八股就是策论，其要害在于会变成公论，其后果就是“思想杀人”和“宗教杀人”。如果就此打住，周作人虽说开始有些黯淡，但是他仍然不失其伟大。

堕落投敌

然而，历史总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有时分明让人难堪，置人于尴尬的境地。就在周作人开始躲进书斋闭门读书的时候，他陷于痛苦之中，因而没有意识到自己越来越糊涂——他正悄悄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不仅一点点失去了先前的伟大，而且在一步步滑入罪恶的深渊。等他觉察到自己陷入悲哀的境地时，他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而且身不由己，只能听任自己的沉沦。早在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之前，周作人因为中国的海军大大地落后于日本而对抗战持悲观的态度，进而非常糊涂地由反日转为亲日，因而当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以后，他拒绝了许多同仁要求他离开北平的劝告，继续留在那里。他既不想投奔共产党，也不想随国民党南迁，他认定了留在北平。最初，他或许抱着糊涂念头：自己不过是一介文人，不介入政治，就可以闭门读书，做着他继续享受“淡泊宁静”的美梦。他似乎忘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日军的铁蹄已经蹂躏了北平，怎么可能让他安然无恙地闭门读书。如果周作人仅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倒也罢了，日本占领者或许因为他没有利用价值而不会注意到他，可是他偏偏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家，而且还留学过日本，对中日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声名极为显赫，日军哪有不利用他来装点门面的道理！这样，深知他具有非常重大利用价值的日本占领当局自然要他出来合作。最初，周作人或许由于某种顾忌，也可能由于日方所给的条件不能满足他的期待，并没有马上接受。可是在日军进一步威逼兼丰厚的条件利诱下，周作人再也把持不住自己，终于下水了，沦为可耻的汉奸。到这里，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周作人没有犯糊涂与鲁迅闹翻了脸，他虽然不一定走与鲁迅完全相同的人生道路，但至少在关键的时候，当他步入危险的歧途的时候，鲁迅当然会义不容辞地及时加以提醒和劝告。如果他与鲁迅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兄弟之情，而且鲁迅还活着的话，鲁迅无论如何不会让他继续待在北平，很可能像在日本东京时那样，“挥起他的老拳”（第128页），在他的头上敲打几下，令他警醒，也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他堕落成汉奸，毁了一世的英名，也毁了周家的声誉。

就在周作人堕落成汉奸的同时，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渐渐背叛了过去那个伟大的周作人，就像鲁迅笔下的“狂人”、吕维甫等人一样，后来走向自己的反面。自从出任伪教育总暑的督办之后，周作人完成了从“学者文人”到“政治官僚”的角色转变。他由过去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转到了与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们“亲善”；他过去强调教育应该独立和自由，反对政治强迫教育，现在则要求教育担负起中日“亲善”的重要使命，并且主张对学生实行严格的“思想管制”，对权力扼杀学生的自由再也没有异议。1941年，周作人发表广播演讲，竟然赞同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为侵略者灭绝人性的屠杀充当吹鼓手，彻底背叛了他当年对人类嗜杀性的批判。五四时期，周作人坚决反对溥仪重新称帝，为此他还与胡适发生过一场论战，然而到了1942年春，他居然“谒见”作为傀儡的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过去，他曾经不遗余力地推崇和赞赏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而现在他则将独立、自由连同人格一同出卖，非常可悲地充当了日本侵略者美化侵略的工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伪政权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痛苦婚姻

前边讲过，周作人与鲁迅失和的根源在于他的太太羽太信子。而羽太信子却是一个患有歇斯底里症，而且喜欢摆排场，用项不知节俭的人，人们不禁要问，周作人在日本求学期间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并与她结婚呢？在叙述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时，钱理群在他的《周作人传》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喜欢谈论自己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我们也不便多所臆测，只能暂付阙如。”（第144页）资料翔实、写作严谨的止庵的《周作人传》对于周作人的结婚仅仅写了如下寥寥文字：“一九0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一，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2页）这两本相差20年先后写作的传记都没有提供较为具体细致的周作人婚姻材料，从而使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婚恋显得扑朔迷离。据了解，周作人来到日本，首先对一个叫乾荣子的少女怀有浓厚的兴趣，主要是周作人最初见到她时，她竟赤着双脚。但是，周作人究竟是不是爱上乾荣子，他自己从来没谈，只是某些文章中露出点“蛛丝马迹”（第116页）。周作人究竟是什么原因由爱乾荣子转向爱羽太信子？这一直是个谜，这其中是不是周作人犯了糊涂，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结婚可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大失策，因为她没有给周作人带来幸福。且不说她竭力唆使周作人将鲁迅从家里赶出去，导致周作人后来人生误入歧途，也不说她在周作人堕落为汉奸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就其日常生活来讲，她也常常给周作人带来巨大的痛苦。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步入晚年的周作人并没有因为被判汉奸罪而遭殃，他的运气还不错，既没有继续坐牢，也没有受到批斗和整肃，然而他的晚年生活并不清静，而是在日记中时常写到他“甚不愉快”和“不快”。此时的周作人心情不快，并非因为当过汉奸而受到迫害。相比较而言，直到“文革”前夕，中共对待周作人还是十分宽容的，尽量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他的“不快”根源主要还是他与夫人的矛盾冲突。他们夫妇之间的矛盾，“1959年以后，就逐渐激化而不可解，到1960年达于极点，几乎闹腾了整整一年。”（第567页）一向平和的周作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晚年还常常陷入与夫人的激烈争吵之中。羽太信子的病态让周作人实在难以忍受，他觉得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不是夫人而是“恶魔”，由此甚至产生了“破釜沉舟”的念头。（第569页）羽太信子与周作人闹矛盾，其实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说到底就是她只能与周作人共享富贵，而不能共渡难关。当周作人经济宽裕的时候，羽太信子与周作人的生活可以说风平浪静；一旦出现经济困难，生活陷入窘境，她则犯病大闹。从根本上说，羽太信子并没有真正地爱周作人，她爱的是丰裕的物质财富。面对羽太信子的劣行，周作人没有像他的弟弟周建人那样勇敢，毅然地与羽太芳子离婚，是他的软弱和糊涂令他陷入痛苦的婚姻中不能自拔。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周作人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最后走向堕落和沉沦，也都是他性格中的严重缺陷所造成的。

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聪明和警觉，一时糊涂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问题是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犯迷糊。“吕端大事不糊涂”。一旦在大事上犯了糊涂，那就意味着毁了自己，还可能伤害别人，危害祖国和民族，周作人以他的过人的聪明和他杰出的成就，是不该在重大问题上出现如此失误，可是他却没有避免，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2010年2月26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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