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马戛尔尼的膝盖到“格林威治时间”
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在承德拒绝三跪九叩，乾隆以“蕞尔岛夷”待之；1840 年，炮舰北上，道光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两件事常被简化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注脚，却忽略了更深层的逻辑：——大清的“规矩”是差序疆域、朝贡礼法；欧洲的“规矩”是主权平等、条约体系。
当两条时间线被强行扭进“格林威治时间”，冲突便不可避免。所谓“近代化”，首先不是技术追赶，而是“规矩”的重订：谁有权定义正当性？谁有权解释世界？
二、“文化”与“文明”的偷换：一场百年乌龙
《1840年以来的中国》把“文化”与“文明”剥开，是一记闷棍。
文化（culture）是“我们不一样”——川菜与披萨、水墨与油画；文明（civilization）是“我们大家必须一样”——不可杀人、契约必须执行、权力需要制衡。
晚清以降，士大夫用“文化特殊”抵抗“文明普遍”：
——“民贵君轻”古已有之，何须议会？
——“家族自治”随处可见，何须个人权利？
于是，文化成了拒绝文明的防弹衣，甚至把“三纲五常”包装成“亚洲价值观”，把“科举”说成“早熟的文官制度”。
百年之后，这种偷换仍然活着：
——用“国情”为审批背书；
——用“家风”为家暴开脱；
——用“集体精神”为践踏个人尊严护航。
文化一旦被祭出，文明就寸步难行。
三、语境主义的两张脸：解释与借口
语境本身没错。制度移植必须考虑历史路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问题在于，语境在中国常被当作“拒绝语境化”的终局论据：
——“自由会导致无序，所以不适合我们”；
——“选举会撕裂社会，所以慢慢来”；
——“产权清晰将瓦解村集体，所以保持模糊”。
语境从“需要被克服的约束”滑向“不可触碰的禁忌”。
真正的语境主义，是承认“普遍价值”必须经历“地方化”的阵痛，而非把地方经验永恒化。英国《大宪章》诞生于贵族与国王的封建契约，美国《宪法》脱胎于乡镇自治与清教伦理，它们都经历了“语境化”的淬炼，却从未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
反观我们，常把语境当终点，而不是起点。
四、工具理性盛宴与价值理性缺席
洋务运动喊“中体西用”，于是买枪炮、修铁路、办电报，却拒绝“用”背后的“体”——产权、市场、法治。
1978 年以后，我们干脆把“体”与“用”拆开：
——技术、管理、资本、甚至市场，统统“拿来”；
——自由、分权、程序正义，继续“防火防盗”。
结果出现奇观：
——世界最长的京沪高铁，运行的可能是世界最不透明的预算；
——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可能同时是全球假货最集中的市场；
——世界最密集的监控探头，与最稀薄的个人隐私并存。
《1840年以来的中国》提醒：“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手的主人必须拥有安全、自由与尊严，才会持续创新；否则，买来的是炮舰，买不到的是“炮舰生态”。
五、后见之明与历史粗线条：谁偷走了复杂性？
“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的命题被反复引用，仿佛启蒙一旦完成，中国就万事大吉。
可历史不是单选题：
——没有民族国家框架，启蒙价值如何落地？
——没有土地改革与扫盲，普选会不会沦为土豪劣绅的玩具？
——没有战时统制经济，后发国家如何积累原始资本？
把复杂历史压缩为“关键词”，本质是用道德判断代替因果分析。
更大的危险在于，粗线条叙事为“新极端”铺路：
——“既然启蒙被压倒，今天就应彻底清算民族主义”；
——“既然选错老师，今天就应全盘西化”；
——“既然民粹崛起，今天就应让精英接管一切”。
历史被砍成两截：过去全是错误，未来必须“一招制胜”。于是，我们永远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之间钟摆，无法在渐进中累积制度存量。
六、“规矩”撕裂的当下面孔
今天，价值观撕裂几乎成为公共讨论的日常：
——一面是“996”的程序员，一面是“躺平”的后浪；
——一面是“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一面是“小镇做题家”的个体焦虑；
——一面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面是“灵活就业”的两亿人。
撕裂的根源，仍是“规矩”的双重标准：
——对外，我们要求西方“遵守规则”，对内却强调“特色”；
——对外，我们高举全球化，对内却筑起玻璃门；
——对外，我们指责“长臂管辖”，对内却用行政手段跨界追捕。
当“普遍”与“特殊”被权力任意剪裁，社会便失去共同预期：
——不知道明天政策会不会变；
——不知道今天合法的事，明年是否会被追责；
——不知道个人努力与市场信号，是否敌不过一纸文件。
不确定感蔓延，人人成为“语境主义者”——只信关系、只信短期、只信“窗口期”。
七、走出“跪与不跪”：四项最低共识
1. 区分“文化”与“文明”：春节可以不放鞭炮，但契约必须执行；书法可以写繁体，但法庭必须公开。
2. 让语境成为“约束条件”，而非“死刑判决”：任何改革都需计算成本，但不能以成本为由拒绝改革。
3. 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打包进口：买芯片的同时，也进口知识产权法庭；建交易所的同时，也输入集体诉讼。
4. 用“可证伪”的渐进史观代替“道德化”的终结论：允许试点、允许失败、允许纠偏，让时间而非口号成为裁判。
八、结语：在普遍与特殊之间“接着写”
1840 年以降，中国历史的母题，从来不是“全盘西化”与“固守国粹”的二选一，而是如何把一个拥有连续文字史与巨型人口规模的文明，安放到现代普遍规矩的框架里。
马戛尔尼的膝盖早已风化，但“跪与不跪”的幽灵仍在：
——它躲在“特色”与“国情”的宏大叙事里；
——它藏在“后见之明”的粗线条里；
——它更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对不确定感的本能恐惧里。
走出幽灵，需要一场持续的“语境化普遍主义”：承认自由、尊严、法治是普遍价值，又承认它们在中国必须经历水土不服、试错、调试，甚至局部失败；承认历史有复杂性，又拒绝以复杂性为借口拖延制度落地；承认文化与文明可以分道扬镳，又拒绝让文化成为文明的永久人质。
只有这样，1840 年才开始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不是一个永远需要“向后看”的创伤。
我们仍在“格林威治时间”里，但时针已经指向新的整点：这一次，不再是谁跪谁，而是我们能否共同写下一份可被普遍检验、也能回应特殊焦虑的“新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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