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7：好人茅盾

2025年12月24日 05:20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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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茅盾无疑是个好人，他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为人诚恳厚道。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他历经20世纪的风风雨雨，内心常常处于矛盾苦闷之中，但是他并不害人，总是将痛苦留给自己。与此同时，他又有点逆来顺受，很少有抗争和申辩的举动，在许多事情上显得很听话，因此我们说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

奉母命结婚

茅盾最早显示出听话特性的是他与孔德沚的结婚。茅盾虽然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是他的亲事却是由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给他订下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封建色彩。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茅盾先后读了私塾、中学，上了大学预科，后来进入全国闻名的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且在文化界崭露头角，可是从小与他订亲的孔德沚直到结婚时却还是个文盲，而且还裹着小脚。尽管茅盾的父亲早就要求孔德沚的父母让她进学堂读书，不要给她裹小脚，但是孔德沚的父母偏偏不听。按理来说，茅盾完全可以退掉这门亲事，但是茅盾考虑到如果女方的父母就此打起官司，会让母亲为难的，考虑到孔德沚同样是封建家庭无辜的受害者，因而出于体谅母亲的苦处和难处，他听母亲的话与孔德沚结婚，并且早就考虑好解决他们之间巨大差距的办法：结婚以后让妻子进学校学文化。后来，孔德沚没有辜负茅盾母亲和茅盾的期望，不仅扫除了文盲，而且还做起了中学教师。当时，不只是茅盾，包括鲁迅、郭沫若、胡适、朱自清在内的当时许多作家的婚约和婚事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的，只不过不少这样的包办婚姻产生了人生的重大悲剧，令当事人十分痛苦，而茅盾却是在结婚以后与孔德沚生活和美，长期厮守，直到孔德沚离开人间，从而演绎了一段文坛佳话。

茅盾听母亲的话，钟桂松在他的《茅盾传》中分析道：“从深一层看，茅盾受母亲教育、训导，对母亲敬爱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从小学中学至大学，茅盾所受教育，也是传统的，基本上是儒家那一套。只不过是程度深浅而已。因此，儒家的传统文化，在青年茅盾潜意识里起了很大作用。”（钟桂松：《茅盾传》，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钟桂松的这个解释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并没有说到最关键的因素，而且很容易受到质疑。我们知道，当时婚姻由父母包办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鲁迅和郭沫若曾经都“受母亲教育、训导”，而且也都同样是受传统的“儒家那一套”的教育，然而结局却与茅盾截然不同。由此可见，钟桂松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原因让茅盾那么听母亲的话呢？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茅盾忠厚、怯生、忍耐和温顺的性格以及母亲的开导与开明。茅盾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后来，他是由母亲抚养大的，其情形与鲁迅相仿佛，经历了家道衰落的过程。母亲的严格教育让茅盾学会了遇事多替别人着想，母亲在茅盾的婚姻问题上从来没有强求过他，更没有像某些父母那样以死相逼，而是以征求意见的方式表现出对儿子的尊重，让茅盾深受感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茅盾的成长经历与鲁迅的相似，而母亲包办的婚姻结果却不一样，这除了性格因素之外，很可能还有这样的原因：鲁迅在与朱安结婚之前与表妹琴姑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而且这段初恋由于长辈迷信生辰八字而摧毁了他们的爱情，琴姑因此抑郁而死，这给鲁迅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和痛苦。这也给鲁迅和朱安的结婚蒙上了一层阴影。茅盾的情况就不一样，他在与孔德沚结婚前从来就没有恋爱过，况且在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给他订了这门亲。很可能就是从那时候起，在茅盾的潜意识中，他多少觉得自己有了小媳妇，虽然这个小媳妇没有和他多少交往和沟通。这样，茅盾即使后来读了中学，进入大学预科乃至来到十里洋场到上海工作，都没有与其他的女孩拍拖。所以，当母亲向他提出与孔德沚结婚的问题时，茅盾没有表示出异议，就是孔德沚与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显得不那么般配，茅盾依然坦然地接受。后来，茅盾在日本生活期间与秦德君发生了婚外情。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知道这一情况的母亲对茅盾说：“与那女人早点分手，这个家少不了你的。况且，现在你也正要做事业的时候，纠缠在这种纠葛里，恐怕你今后的路更难走。”母亲并没有严厉地责备和批评茅盾，而是讲明道理，语重心长，茅盾自然是全面接受，立即向母亲表态：“妈妈说得对，我回来，就是和妈妈商量这件事的，既然妈妈有这个意思，我想办法尽快回来。”（第120页）

听从组织安排

茅盾早年的听话的特性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在听母亲的话的同时也很善于听朋友的意见，1927年他去日本就是因为听了朋友陈望道的意见和安排。他从日本回来后，冯乃超通过茅盾的好朋友杨贤江表示要见茅盾，茅盾虽然想到冯乃超曾经批评和攻击过自己，内心感到不愉快，但是他还是听从了杨贤江的意见和安排，见了冯乃超，并且听从冯乃超的邀请加入了“左联”。他无论到哪里，无论多么忙碌，只要有人向他约稿，他都一概答应，决不推托。

青年时期的茅盾与许多青年一样，由早年所接受的忧国忧民教育发展为一腔巨大的政治热情，而这股巨大的政治热情必然推动着关心政治、投入政治。1920年，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就在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投入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自然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此后，茅盾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随着他对政治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的政治热情渐渐地淡却，但是他又有一种不能脱离政党的感觉，于是在他人生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与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样，中共中央对待茅盾的态度也是“不大在意”（第151页）。由于某些客观原因，茅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脱离了党组织。30年代初，茅盾通过好朋友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中共中央没有理睬，似乎对茅盾不那么感兴趣。尽管如此，他遇到重大事情基本上都是无条件地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就是领导就具体的事情征求他意见时，他也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他的义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则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个体的姿态面对世界。如果一个人既是某个政党的成员，又是知识分子，那么在他身上就可能存在着自由独立与服从命令的矛盾。面对这个矛盾，茅盾最初的办法不是硬性抵抗，也不明确表示反对，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有时干脆悄不作声地不予理睬。茅盾参加“左联”以后，“左联”领导人凭着一腔热血，不顾“左联”的性质和实际情况，要求作家们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对此，茅盾并不赞同，认为这种政治狂热非常“幼稚和可笑”（第125页），因而没有参加这些过激的活动。即使有些人对茅盾的这种态度表示不满，但是茅盾仍然保持沉默，只有老朋友冯雪峰为他作解释。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影响茅盾后来的继续听话。1940年初夏，茅盾从新疆出来听从朋友张仲实的建议没有返回重庆而是去延安。到了延安，茅盾已经不再视自己是一名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了，而是党的一名战士。到了延安究竟干什么工作呢？茅盾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去了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在这里刚待了几个月，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电报希望茅盾重返那里工作，当张闻天前来与他商量时，茅盾的回答很干脆：“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在叙述茅盾离开延安时的复杂心情时，钟桂松在他的《茅盾传》中写道：“临别延安，茅盾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心已被延安吸住了，但他理智地接受党的安排，把自己想法自觉服从组织的意志。”（原文后一句有语病，第221页）到了重庆，他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给他分配了工作，他立即表示：“好的，我会按照周副主席的要求努力去做好的。”（第224页）皖南事变后，重庆的形势日趋险恶，徐冰代表党组织告诉茅盾组织上考虑了文化人的安全，打算作适当疏散，至于具体去向，希望听听茅盾本人的意见，茅盾“毫不迟疑”地表示：“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哪里都一样，请你们安排吧。”（第228-229页）茅盾是这样的听话，是多么好的同志！

或许正是因为他很听话而且在国内外具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应邀入阁，担任新中国的首任文化部长。最初，对于委以官职，茅盾婉言谢绝，表示希望一直从事创作，但是既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来做他的工作，毛泽东甚至对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第289页）茅盾也就接受了文化部长的担子。按理说，像茅盾这样听话的人应该受到赏识并且拥有一个欢欢喜喜的人生大团圆结局，然而，茅盾并没有像郭沫若那样得到荣耀，他虽然一度处于权力的中心，但是他并没有像某些权力欲强盛的作家那样紧紧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往上爬，而是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品性不适宜官场进而疏远权力，走向政治的边缘，他很想清静下来，写点东西，然而社会并不给他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文化界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批判运动，许多本来为茅盾所肯定和喜欢的作品和文化界人士先后遭到了批判和迫害，就连根据他的小说《腐蚀》改编的电影也被认为有严重问题而被打入冷宫。最初，茅盾只是感到困惑和迷茫，只能保持沉默。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逼迫着茅盾表态，他实在没有办法再保持沉默，只好被动地应差式地表态，这时的茅盾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但是他的表态不仅迟缓，而且多是检讨和批评自己，实在迫不得已批别人，他也只是笼统地批评几句，没有给人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也没有将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种冷酷，显然与那个时代的一些人积极主动地配合当局充当精神打手不一样。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以后，茅盾自知自己难以抵抗政治风暴的强大压力，只好称病，试图逃离文坛这个是非之地。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久，于是他又采取下乡搞调查的办法尽力回避。到了60年代，茅盾处境日渐艰难，就连曾经表示对茅盾放心的毛泽东都公开点名批评文化部，作为文化部长的他不仅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责备，而且根据他的小说拍成的电影《林家铺子》和《春蚕》也遭到了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委婉地要他离开文化部长的位置，他的表态是：“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第228-229页）同时茅盾还提出“调换”他这个作协主席的职务，但是周恩来没有同意。从部长的位置上下来，符合茅盾的心愿，这样他就不用代表组织就大批判的事进行表态了。从此，茅盾淡出了政治舞台。到了“文革”时期，茅盾还一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对于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他一向是冷眼对待，置之不理。他与当时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许多人不一样，他从不抗议、申辩和反击，而是长期沉默。茅盾的沉默应该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试想在那个没有理性的时代，再完美的申辩都没有人理睬，胡风和丁玲都曾为自己作过辩护，结果还不是照样挨批挨整，政治迫害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愈演愈烈。

凭良心做人

此时的茅盾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他虽然听话，但是他是有自己原则的，他很难说就没有盲从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努力保持自己的思考和头脑的清醒，他的内心因困惑与迷茫而常常陷入痛苦之中。就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茅盾虽然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随时可能遇到不幸的事件，自身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依然苦苦地坚守着他的做人的道德底线，他无力阻止别人的害人行为，只能约束自己决不伤害他人，哪怕自己多吃点苦头也不能昧着良心做人。因而回顾这几十年的人生，茅盾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这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还是非常难得的。

也许在最高领导人看来，茅盾的听话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唯其马首是瞻，他身上的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缺陷”或者说“癖性”没有改掉，缺乏他们所需要的赴汤蹈火式的巨大政治热情，因而茅盾仅仅是可以一时利用而已，但当他没有显示出所期待的价值，他就不可能被纳进最可信任的人的圈子。这对茅盾来说应该是幸运的事，因为他没有被绑在政治战车上，免于陷入更多的是非，从而保住他的好人的品性。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还是遭到了不幸，“文革”当中，茅盾的家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他的夫人孔德沚也于1970年1月28日离开了人世。茅盾自己也搞得身心憔悴，十分悲苦。好在历史终于翻过了那令人痛苦的一页，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十年“文革”终于结束了，茅盾迎来了温暖的“春天”，可惜他已经年届八旬，生命步入了晚年，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反思历史、社会和人生，就在1981年3月27日与世长辞。就在他临终之时，茅盾捐出稿费25万元，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金，促进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这是他最后做的一件好事，也是他作为一个好人划上人生最完美的句号。

2007年6月7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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