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49：花瓶冰心

2025年12月26日 04:57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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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卓如的《冰心全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了解到世纪老人冰心的近百年人生，我首先想到的是鲜花，以1949年为界，如果说此前的冰心是父母亲人、师长同学与广大读者所呵护的鲜艳的花朵，那么此后的她则成为美丽的花瓶装点着新社会。将冰心称为时代的“花瓶”，我心里感到忐忑不安，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冰心德高望重，借用现代常见的一句话，她“德艺双馨”。我如此冒昧地用了“花瓶”这个词，似乎对她老人家有些不恭，但是我根据自己的阅读，不能不对她1949年后的人生作出这样的判断。

花样青少年

冰心虽然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晚清时代，成长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的战争岁月里，但是她的人生却比较平坦，没有经受过重大的人生挫折，也没有经受苦难的磨练，一路顺风顺水，一路伴有美丽的鲜花，几乎都生活在童话般美丽的世界中。冰心出身的家庭虽然说不上是钟鸣鼎食之家，却也是名门望族，她的父亲谢葆璋是中国早期的海军军官，在北洋水师中任“海圻”舰副舰长。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就可以将家属带在身边，因而幼小的冰心自1周岁时（1901年）就已经跟母亲来到上海与父亲相聚。后来，谢葆璋虽然不时随军调动，但是年幼的冰心和母亲却可以跟随在父亲的身边。所以，少年的冰心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夏天的黄昏时分，父亲时常带着母亲和小冰心坐马车到黄浦滩去兜风，此时此刻，一家三口真是其乐也融融。冰心的父亲虽是军人，却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在家里砌花坛养花，在院子里树起秋千架，为幼小的冰心创造出良好的生活环境。他还经常带小冰心到他军舰上去玩耍，带她到海边去观看自然美景，有时还带她和她的母亲到张裕酿酒公司的葡萄园去参观。父亲带着她到处跑，既让她亲近了自然，又增长了她的见识，还激发起她丰富的天真烂漫的想象。快乐成了她早年人生的主色调。冰心的母亲不仅十分慈爱，而且很有教养，让冰心时刻感受到伟大的母爱。

冰心是非常幸运的，她虽然出身于军人家庭，但是她并没有见到战争的血腥场面；她虽然出生于民族灾难深重之时，但是她并没有见到普通民众悲惨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她早年所见到的都是人世间美好的情景和诗情画意的景象，她所遇到的都是心地善良的友善之人。她在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老师那里，她是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她的舅舅也很宠爱她，一有时间就给她讲故事，教她下围棋，带她逛书店和市场，给她买书；当她来到她父亲的军舰上时，她成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卓如：《冰心全传》（上），第25页）的焦点。几乎可以这样说，早年的冰心是在温室里长大的人见人爱的美丽的花朵。她不仅生活在温馨甜美的家庭里，没有受到外界风雨的侵袭，没有遭遇到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和彼此倾轧，而且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舒展自己的个性，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她到了哪里，她都得到友爱和关照。即使她来到大自然中，她所见到的都是大自然温顺美丽的一面，没有见到过大自然暴戾凶狠的狰狞面目。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冰心的人生运气实在是好。后来冰心到美国留学得力于燕京大学师长们的得力推荐。在美国留学期间，冰心有一段时间患了病，她被安排到风景秀丽的青山沙穰疗养院治病疗养，享受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疗养让冰心更亲近自然，得到了自然的美妙和乐趣，似乎她的生病都生出了浪漫和诗意。当年鲁迅、闻一多、郁达夫等人在外留学深切地感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作为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的悲凉，冰心并没有这种体验，她在留学期间基本上处处得到美国朋友的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生活相当温馨幸福，似神仙，如童话，着实令人羡慕。就在她获得威尔斯利大学硕士学位的前夕，冰心收到了母校燕京大学给她汇来的回国路费，她被母校聘任为教师，根本没有郁达夫等人留学回国后找工作的艰辛，一切都显得十分顺利。

华丽转身

冰心的人生辉煌主要在20年代到40年代。她早在五四时期登上文坛，以清新的笔触创作了许多“问题小说”，表达她的“爱”的哲学，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赢得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后来她的创作转到了儿童文学上来，其作品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与此同时，她给人们的印象是心地善良，心胸开阔，思想纯真。因而，她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位非常慈祥的母亲。其实，冰心并不天真幼稚，为人处事非常老练，对于世道人情都非常清楚，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她就有了漂亮而隐秘的转身。早在抗战时期，第一夫人宋美龄以威尔斯利大学校友的身份试图将冰心拉到自己的一边，然而遭到了委婉地谢绝。1940年代前期，冰心以“社会贤达”的身份被纳入国民参政会女参政员的行列，但是她对这个参政会也表现得十分冷淡。但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共产党与她接触时，她的态度明显地积极起来。新中国建立后，当中共秘密联系她和丈夫吴文藻并安排他们秘密回大陆时，身为国民政府驻日代表的他们不仅非常兴奋和激动，而且积极配合，成功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控制，经香港秘密回到北京。

冰心携丈夫一投入到中共的怀抱，就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情景就与丁玲抵达陕北时差不多。这当然令冰心非常感动，于是她在“激动、兴奋”中“以至情迸发出”了热烈的诗句：“这是我朝思暮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黑暗走向光明，/我感到眼花缭乱！”（卓如：《冰心全传》（下），第3页）激动与兴奋中的冰心并没有忘乎所以，她很清楚现在进入了新的社会，自己应该如何适应。她首先“卸下‘旧时装’，穿上双排扣子的列宁服”，她的丈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但是很快也心领神会，“穿上了干部服”，（卓如：《冰心全传》（下），第4页），接下来，他们“埋头读书”，吴文藻“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理论”，冰心“广泛阅读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作家创作的反映根据地、解放区生活与斗争的小说、散文等。”（卓如：《冰心全传》（下），第5-6页）当时，许多作家都在思想上转不过弯子，倍感苦闷，心地彷徨，情绪因抑郁而低落，而冰心夫妇虽然曾经都留学美国多年，但是转变得相当顺利，顺利得令人难以想象。当冰心见到了周恩来的时候，她的表现也就非同一般。周恩来就他们的工作安排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夫妇“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回答”：“听从党的安排。”这个回答多么精妙！当年丁玲来到陕北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她则表示要当红军。她的回答虽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但是远远没有此时冰心的回答那么高明。在冰心夫妇这里，他们所考虑的已经不是个人的意愿和志向，而是对组织和领导的绝对顺服和听从，而这可以说正中组织和领导的下怀，或者说他们的回答正是组织和领导所需要的。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冰心的表现更是突出，她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先称赞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表态“要永远和我们整齐的文艺队伍在一起，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壮大而奋斗。”（卓如：《冰心全传》（下），第13-14页）此时的冰心正如一只领头羊，以自己的巨大影响将作家们领上当局所设定的轨道。

花样年华

冰心的良好表现，给她带来了接二连三的好运。就在文艺大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之际，就在许多作家、学者受到政治批判和迫害之际，冰心的运气却特别好，那些文艺大批判运动与她似乎毫不相干，她也就没有其他人的那些烦恼和痛苦，非常轻松自在，而且还被选定为作家代表多次出国参观、访问和交流。当那些在1949年后没有实现转身的作家、艺术家遭受精神围剿并被遣送劳动改造的时候，冰心真可谓春风得意，“被卷入沸腾的友情的热海，耳边是波浪起伏不断的欢呼，面前是无数双热情的手，把大大小小、芬香五色的花环向着她套来，直套到她的眼睛被遮住了，……还有一束一束的花朵向她手中递来，一把一把的花瓣向着她洒来。……在冰心的半个世纪历程中，从未经历过如此璀璨的场面。”（卓如：《冰心全传》（下），第21页）处于鲜花丛中的冰心在一次又一次外事活动中虽然见到了许许多多外国作家，但是他们很少就创作展开深入的交流和切磋，就文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主要是谈友谊，谈和平，谈反帝。由此可见，此时的冰心虽然顶着作家的旗号，实际上应该是国家的外交使者，由于她的作家身份，她的外交活动给涂上了民间的色彩，她起到了一般政治家和外交家所起不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她很懂得在各种场合如何应付，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什么时候讲，在什么人面前讲。当日本作家和英国作家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制度，流露出对现实不满之时，她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社会的繁荣、制度的优越和人民的幸福。正是她在一次次出国访问中做了非常出色的宣传员，所以她深受当局的赏识，因而她的外事活动越来越多，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怀抱鲜花、出席宴会、发表演讲、造访古迹、游览名胜、会见名流以及接受欢迎真是热闹，令人陶醉，冰心以自己的过人心智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荣耀。

出访中如此，在国内更是如此。冰心也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她的出色表现给她带来巨大荣耀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人大代表等职务，凭着这些职务，她可以经常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当她来到基层时，她受到的都是人们的热烈追捧。面对人们的敬重和仰慕，冰心当然要讲几句皆大欢喜的话，让所有人都高兴高兴，然而就在她与在场的那些人畅怀大笑的时候，就在人们赏识她话语的机警睿智之时，我们的国家正悄悄地滑向灾难，悲剧的阴霾正向我们的民族扑来，然而大家的感觉都很好，身为作家的冰心感觉也很不错，她到处宣传“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幸福和骄傲。”既然她感到特别的幸福，自然就有各路记者纷纷上门采访，许多编辑接连向她约稿，冰心当然来者不拒，借助大大小小的媒体，不断地扩散她的幸福感，并且由己及人推论别人的幸福，特别是孩子。她对记者说：“我们的孩子从一诞生就是幸福的。他们将随着祖国的成长而成长。……他们的光辉灿烂的生活给作家提供了最好的题材。”（卓如：《冰心全传》（下），第37页）事实上，且不说当时还有许许多多儿童生活于贫困之中，更有许许多多儿童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歧视和迫害，冰心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显然，作为花瓶的她只能这么说，她不可能也想不到替那些根本得不到幸福的人奔走呼告。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人如果沉溺于幸福之中，那么他的头脑就容易变得简单而且失去思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沉溺于幸福就意味着写作的衰退乃至死亡。

然而，好景不长，冰心的花瓶人生也遇到了挫折。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首先是她的丈夫吴文藻因言论不慎被打成“右派”，吴文藻的高足费孝通、林跃华、赵承信等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接着她儿子吴平不幸也被划到了“右派”的行列，她的三弟谢为楫因为提了几条意见竟然也沦为“右派”，就连她自己如果不是周恩来“出面干预”（卓如：《冰心全传》（下），第74页），恐怕也逃脱不了被整成“右派”的厄运。那毕竟是一个非理性的年代，尽管冰心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撑起了不小的面子，为新中国的脸面增添了许多光彩，但是冰心依然会遇到这样的麻烦，老舍不也是如此吗？他因创作话剧《龙须沟》而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但是到了“文革”时期，他不也照样受到批斗和迫害，最终自沉太平湖吗？冰心好在一直以平和心态面对反右运动，没有发表任何“不当”言论，没有为丈夫、儿子和弟弟申辩，只是“劝慰”（卓如：《冰心全传》（下），第76页）他们。冰心在运动中的表现终于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因而她得到了周恩来及时的安慰。有了周恩来的安慰，她“那颗在狂风巨浪中飘荡的心舟有了依傍。”（卓如：《冰心全传》（下），第76页）

经过这一番小小的挫折，冰心变得更加老练了，大跃进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她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立马挥毫撰写了《春风得意马蹄疾》、《我们这里没有冬天》等文章，为那个狂热的时代大唱赞歌。这么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悲剧，她的家庭所遭受的冲击似乎都烟消云散，中国的一切问题似乎都得到了顺利的解决进而进入到皆大欢喜的时代。

其实，越是皆大欢喜的年代，越是容易出问题；越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越有可能开始步入悲剧的境地。冰心满以为中国从此进入了幸福的天堂，谁曾想到几年之后搅得中国天翻地覆的“文革”时代到来了。这一次运动远比当年的反右更加暴烈和残酷。数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冰心的家人虽然不幸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受到一些冲击，但是并没有伤筋动骨，而她本人虽说一时颇感痛苦，但是基本上没什么事。可是到了这次，情况严重多了，她的丈夫吴文藻落入到被“横扫”的行列，被迫劳动改造，她自己则先是遭到抄家和批斗，后来以差不多70岁高龄之身被发落到条件十分艰苦的湖北咸宁的向阳湖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这样的灾难，冰心早已学会了小心翼翼地生存，并且不失时机地唱起了颂歌。她在五七干校里摘棉花时仍然豪情满怀，写下了激情澎湃的宝塔诗（参见卓如：《冰心全传》（下），第202、204页）。从她的宝塔诗来看，她和她的那些难友们似乎都是“个个心里乐哈哈”。冰心的这些诗作，看似表达出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与臧克家的《忆向阳》中的诗作一样，仿佛十分真诚，实质上掩盖了一个时代的灾难，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涂抹金粉。也许可以这么说，老练的冰心早已将自己融入到她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她早已习惯了作为“花瓶”存在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所以，她在五七干校里虽然经受了一定的磨难，但是她对那个疯狂的时代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内心深处仍然“默默地对自己立下了誓愿：我将永远珍惜在‘干校’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我将永远向贫下中农讯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卓如：《冰心全传》（下），第207页）她的这种表态为当局提供了可作榜样的材料——足以证明知识分子接受劳动改造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既然内心都是这么想的，更何况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呢？那当然是按照官方的意思说些应时应景的“花瓶”话语。当她从干校回到北京，摆脱了苦难的时候，她又立即兴奋和激动起来，将苦难的现实忘记得干干净净，她似乎没有被下放劳动的历史，她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似乎也没有遭受过苦难，我们民族似乎不曾遭到“文革”的浩劫！兴奋与激动之中，冰心写下了《因为我们还年轻》一诗。坦率地讲，她的这首应景之诗显然无法与她当年《繁星》、《春水》中的诗作相比，其中概念取代了形象，谎言代替了真诚。她在这首诗中声称：“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年轻过！/那时，围绕着我的是：/连天的帝国主义的烽火，/遍地的封建主义的妖魔，/白骨堆成山，血泪流成河；……”事实上，冰心在1949年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鲜花丛中，她在美国留学生病，被送到风景胜地疗养，过的是神仙似的日子，哪里遭受过什么帝国主义的烽火，她什么时候看到过“白骨堆成山，血泪流成河”的社会惨象！其实，冰心的话语和诗作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表达的政治态度。中央民族学院革委会主任李力给冰心下过这样的结论：“谢冰心政治上是完全可靠的，她为党做了工作，她是经过考验的，像她这样的人出去，比我们这样的人出去影响要好得多！”（卓如：《冰心全传》（下），第221页）而她这种政治态度给她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好处。瞧，她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居所的陈设：“在客厅里，记者看到南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东墙是一幅国画《三湾之春》，西南立着三个书橱，里面摆着《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和许多书报杂志。书橱前放着一台国产电视机。”（卓如：《冰心全传》（下），第217页）记者这次采访冰心是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文革”之中，冰心家的陈设首先突出了政治，而且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准来看，已经算是够豪华的了。而这豪华显然是她政治态度合格而得到的回报。

花瓶人生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进入了新的“花瓶”人生时期，她根据形势对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文革”进行了批判和谴责，更为当局每一个举动，每一项决策而欢欣鼓舞。她虽然到了80岁的高龄，但是仍然非常活跃，不断发表文章，发表讲话，接受采访，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果拿此时的她与巴金相比，我们就会发现：比冰心仅仅小4岁的巴金不仅敢于讲真话，勇于解剖过去的自己，为自己的过失表示道歉和忏悔，而且对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革”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相比之下，冰心虽然也在痛斥“四人帮”和“极左”路线，但是她的言论更多的是官腔官调，说的是四平八稳的官话。比如她的《满目青山夕照明》，她在1978年元旦发表的《新年贺词》、她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她在讨论叶剑英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时的谈话、她在1979年发表向台湾同胞发表的广播讲话、她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而撰写的《回忆“五四”》、她在会见儿童电影《四个小伙伴》的主要演员的谈话、她在接受记者陈存诚采访时的谈话、她给中国女排队员的信、她为《语文报》的题词、她为教师节写的《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尊师》、她的《悼丁玲》、她在1986年春节香港出版社代表团的谈话、她在与茅盾“农村三部曲”的电视剧编导的谈话……读了冰心的这些文字，我们不仅读不出她的个性，而且觉得与报刊上的社论和官员的讲话没什么两样。就是她在最具个人性质的纪念散文《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她也忘不了引用《红旗》上的文章中一段话作结尾。如果说冰心晚年的写作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话，大概要算她在80年代后期所写的《万般皆上品——一个副教授的独白》、《落价》、《干涉》、《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冰心总算与六七十年前的五四精神接上了联系，敢于思考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问题，尽管这些思考并不十分深刻，但是以她身份和巨大的影响力，这些作品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如此，她的花瓶人生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因为她创作这些作品的出发点还是“补天”。

进入90年代，冰心走到了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不仅年岁很高，因而被人尊为祖母，而且由于她做了很好的“花瓶”，官方也对她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给她以很大的荣耀，因而她更是生活在鲜花的包围之中。一时间，她的寓所宾客如云，高朋满座，各方人士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如同朝圣一般来到她的身边。1995年，她95华诞之日，前来祝寿的人纷至沓来。她所住的北京医院305房间放满了祝寿的鲜花和花篮，就连最高领导人都派人来看望她，向她表示问候。面对着如云的鲜花，冰心情不自禁地说：“今天我真高兴……”（卓如：《冰心全传》（下），第441页）是啊，她怎么能不心花怒放呢？她的人生功德圆满，各个方面皆大欢喜。不知不觉中她早已化为一个神话，为世人所瞩目和仰慕。

纵观冰心的一生，她就是一盆花，粉饰着一个时代，装点着一个政权。我们无法探知成长于自由与民主环境的冰心是如何心甘情愿做了“花瓶”的，我们也无法搞清楚她在这变化过程中是主动还是被动，抑或两者兼之，我们也无法了解她在这过程中的微妙心理变化。但是，我们不必苛求于她老人家，她虽然成了遮盖一个时代悲剧和灾难的鲜花，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从卓如所写的传记中，我们了解到她在近百年的人生中毕竟没有害过人、作过恶，就是在反右斗争和“文革”当中，她也没有充当别人的精神打手去落井下石、围剿他人，她是一个温和的人，或许是她所倡导的“爱的哲学”在发挥作用吧！而这可以算是她人生的重要亮色吧！

2010年8月28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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