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6：可敬可鄙的周扬

2026年01月06日 05:23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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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理想信念

1927年4月，国共两党闹翻了脸，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搞得全国腥风血雨，一片恐怖。不少意志薄弱的革命者或者投降了国民党，或者脱离革命，隐匿起来。然而就在这一年，年仅20岁的周扬以巨大的勇气，冒着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危险，在上海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显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共，既不是为了升官，也不是为了发财，纯粹为的是理想信念，这理所当然让我们敬佩不已。

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周扬，从小就被称为“二少爷”。虽然他的父亲在他两岁多的时候就不幸去世，家庭开始走向衰落，然而从童年到青年时代，周扬的生活虽说谈不上锦衣玉食，但还算是比较优裕的。1923年，16岁的周扬与当地官宦人家的千金吴淑媛结婚，其婚礼的场面非常阔气。据罗银胜的《周扬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5月版）描述：“新娘坐的是8人抬的大红轿子，接亲的队伍站满一条街，嫁妆中的首饰珠宝就有一抬盒。陪嫁的丫鬟都戴金耳环。”（第6页）结婚以后，周扬拥有十分丰厚的家产，“40担亩产和一些财物”（第7页）。后来，周家确实走向败落，周扬母亲过40岁花了不少钱，后来陆续卖田，竟将手下的40担田全卖了。尽管如此，周扬仍然没有破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因为他“太太的娘家有的是钱，田地多，金银珠宝多，在益阳城里还有偌大一个公馆。”（罗银胜：《周扬传》，第7页）诚然，太太娘家的财产不能算是周扬本人的，但是太太在娘家却是掌上的明珠，现在周家渐渐破落了，娘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总得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周扬凭着这样雄厚的经济基础生活下去，虽然不一定非常奢华，却也相当不错，过起小康日子一定不成问题，再加上他的聪明过人，才智超群，安安稳稳地做个读书人，也一定会有所成就，成为顾炎武那样的大学者不能说没有可能。然而，周扬抛弃了优裕的生活，到上海求学，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并且让妻子吴淑媛当掉首饰以资助他革命。吴淑媛毫不犹豫地一次一次当掉母亲给她陪嫁的首饰，表现出十分贤惠而慷慨，而周扬则更是视金钱如粪土，为了革命贡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一切，确实都很了不得，令人称赞，也令人感动。

抛弃贤妻

此时的周扬令人敬佩，却又让人感到非常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做出了忘恩负义的事情。周扬与吴淑媛结婚虽然是家庭包办的婚姻，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鲁迅和朱安的关系。鲁迅从来就没有爱过朱安，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爱情，而周扬与吴淑媛就不同了，他们婚后“感情特别好”（罗银胜：《周扬传》，第7页）。这就是说，他们先是由家庭包办结了婚，婚后产生了爱情。如果没有爱情，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就不会“特别好”。周扬到上海参加革命，娴淑的吴淑媛毫无保留地给予全力支持，就是卖掉自己陪嫁的首饰也毫无怨言，显示出相当宽阔的胸怀。特别是周扬为了掩护女革命者而与其假扮夫妻，在一起另租房子住了许多天，吴淑媛十分坦然，“不假思索欣然同意。”（罗银胜：《周扬传》，第8页）这是多么贤惠而大度的妻子呀！可是周扬却在送其回湖南老家分娩后将她遗弃了。就在吴淑媛回湖南分娩之时，周扬悄悄地和美女大学生苏灵扬同居并结婚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扬在送走吴淑媛时还交给她一本印有飞翔鸿雁的浅绿色的信笺，嘱托妻子以后给他写信。随后，吴淑媛格外认真地用那信笺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寄给周扬，却久久不见回音。后来，吴淑媛虽然收到了周扬寄来的一封信，没想到周扬在信的末尾竟然责备她：“你怎么老不给我来信呢？”（罗银胜：《周扬传》，第9页）至于周扬到底有没有收到妻子吴淑媛的来信，只有他本人心里最清楚。退一步讲，在那白色恐怖的乱世，没收到信很有可能，这一点周扬应该很清楚，他却责备妻子显然是不应该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信的末尾这么说是为自己开脱。如果真是这样，年纪青青的周扬这么工于心机，实在不厚道，其道德品质则令人鄙视。吴淑媛收到了周扬的来信，当然是喜不自胜。然而，她不过是空欢喜一场。为了迎接丈夫的归来，她不仅在家安心地抚养孩子，还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给周扬做他最喜欢吃的甘草梅子，她那期盼着周扬回来享用的心情多么强烈！然而，一年过去了，周扬没有回来，那坛甘草梅子没人动过。到了第二年，吴淑媛又做了第二坛子甘草梅子，周扬虽然偶尔来信，但是人还是没有回来。就这样，吴淑媛给周扬连续做了4坛甘草梅子，仍然没有等到他回来。1938年，吴淑媛收到了周扬从延安寄来他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在信中，周扬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罗银胜：《周扬传》，第10页）。吴淑媛接到信和译著，天真地相信周扬还爱着她，将来是会与她团聚的。然而，此时的周扬早已成为苏灵扬的丈夫。当周扬给吴淑媛写下“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的时候，周扬到底是什么心态呢？他为自己说谎是否感到脸红，感到羞愧呢？我们无法弄清楚他真实的心态。但就凭他这样公然对她忠贞贤淑的妻子撒谎，人们有理由唾弃他。数年的望眼欲穿的苦苦等待，吴淑媛等来的竟是周扬背弃了她与别人结婚生子的消息。这个消息给了吴淑媛以难以忍受的打击，她一下子觉得“天塌了”，“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罗银胜：《周扬传》，第10页），从此陷入了极大的悲哀之中。悲哀很快将她击垮。几年之后，吴淑媛在长期病痛的折磨下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吴淑媛死时，周扬当然不在身边，只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围在身边。她的后事还是周扬的哥哥帮助料理的。1980年，周扬回到老家探望时，本来打算到吴淑媛的墓前吊唁一下，然而他半途改变了计划。据说当时下了一场小雨，然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周扬改变了主意呢？看来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漂洗婚姻

同是20年代到30年代的周扬，一边是毫无畏惧地面对白色恐怖，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一边却背叛一直爱着他的妻子，甚至以演戏的方式与妻子周旋。这一边是可敬的周扬，另一边则是让人鄙弃的周扬，这真是人的矛盾与复杂！不过，仔细考察当时的周扬，我们还是能够找出隐藏在这现象背后的某些原因。1926年，不到20岁的周扬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他先进入国民大学，后转到大夏大学学习。此间，他接触了尼采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而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人，不能没有理想信念，不能没有信仰，否则无异于行尸走肉。然而，理想多种多样，信仰形形色色，有些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境界，有些可能将人引入歧途，引人走向偏执，有些还可能将人推进血腥的屠杀和争斗。年青的周扬在上海国民大学读书时首先对尼采的“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的哲学观怀有浓厚的兴趣。而尼采的这种哲学最容易激发青年人的叛逆精神。接着，周扬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丰富，当时传到中国的主要是经过苏联过滤的阶级斗争思想观念。近现代的中国一方面备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和侵略，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尖锐激烈。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帮国家摆脱危机，帮民族走出困境，为了解决国内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心怀焦虑，总希望寻找到一条捷径，他们很快从苏俄的巨大社会变革中找到民族复兴之路。然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了解的苏联，基本上是公开的宣传，对其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就是那些到苏联作过实地考察过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戴上意识形态的眼镜而看不清其独裁专制的本质，忽视其存在的问题。这样，中国知识分子所奉为圭臬的左的思想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隐患，只是不为绝大多数人所觉察，即便有少数人觉察到并提出了警告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年青的周扬就是凭着青年人的一腔热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而探索，他由尼采转到了苏俄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信念存在着一定的偏执和隐患，进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左的泥淖。这就使他为了革命而疏离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吴淑媛。尽管吴淑媛毫无保留地支持他革命，不惜卖掉首饰支持他的工作，为他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他对妻子吴淑媛还是很有感情的，但是吴淑媛毕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是“吴公馆深闺里长大的娇小姐”（罗银胜：《周扬传》，第8页），与她生活在一起，不仅影响到他革命的纯洁性，而且可能影响到他的革命斗志。而他所爱上的苏灵扬就不同了，她不仅出身贫寒，而且还是大学生，文化高，左联成员，坚定的革命者，确实是周扬理想的革命伴侣，更有助于他的革命事业。再说，周扬自己的家庭出身也是地主，按照当时的政治理念来看，也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现在所能做的大概只能是疏离“娇小姐”的妻子，并通过与苏灵扬的结合来漂白自己的出身。可是妻子没有做一点对不起他的事，而且他对妻子还有一定的感情，这就决定了他采取回避的方式离妻子而去，他无法面对一直深爱他的妻子，因而他对妻子的态度十分矛盾，这就令他不能痛下决心离开妻子。

为极左所害

周扬与当时许许多多革命者一样为了追求理想而投身革命，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战斗。然而，他还是与许许多多的革命者一样，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想信念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20年代末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在战斗中四面树敌，竟然把矛头对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和茅盾等人。大概受同样思想文化的影响，周扬在30年代担任左联领导人期间同样与鲁迅、胡风、冯雪峰等关系搞得很僵。固然，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很难说谁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从周扬方面来说，他可以将原因归咎于恶劣的政治环境、自己的年青和缺乏社会经验。但是，从根本上看，周扬或许没有注意到他所信奉的政治理念就是斗争的哲学，如果对他人有所妥协和谦让，就可能被认为是“右倾”，哪怕是在左翼文化阵营的内部也是如此。与此同时，革命阵营在斗争中一直非常重视抓领导权，而革命者在革命内部也总是力图抓到领导权，甚至不惜为争夺领导权而血刃相见，因为领导权不仅意味着可以抓住话语权，表明“真理”在握，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指挥和命令别人，甚至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年青的周扬深受这种政治氛围的影响，他于1930年底从日本返回国内，来到上海，1931年1月参加了“左联”，1932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常委和中央文委委员。周扬在党内提拔之快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周扬不仅表现出非凡的组织能力，而且善于活动抓权。周扬成为“左联”领导人，潜意识中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己就是党的化身了，总是指派别人做这做那，显得颐指气使。这对于那些没有地位和影响的“左联”作家来说，只好默默地无条件服从。而一向不愿听人摆布的鲁迅则十分反感。他不留情面地称周扬是“工头”（鲁迅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的信）、“元帅”、“奴隶总管”（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49页）。鲁迅的这些称呼固然含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是确实反映了周扬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家长制作风。

由于周扬在“左联”解散问题上没有谦虚地征求鲁迅的意见以及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与鲁迅关系搞得很僵，他在上海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领导工作几乎做不去，于是他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上海来到了延安。红军长征以后到40年代的延安对于革命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许许多多青年学生和文化人冲破艰难险阻来到延安，投奔革命，因为延安的政治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早就被理想化了。周扬同样是带着革命的理想信念来到了延安。他一到延安就抓文艺创作，由于他的思想意识非常契合延安的意识形态，因而他很快抓出了成效。他所改进和推动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具有巨大的娱乐性，活跃了延安的气氛，而且赋予其革命思想教育意义，因而深受人们的欢迎。于是，周扬开始一路走红，颇受中共最高领袖的器重，进而成为诠释领袖文艺思想的权威。权威一旦树立以后，周扬便产生了舍我其谁，君临天下的感觉，以睥睨一切的眼光看待一切作家作品，从而形成了他那种“动不动以‘我们’的姿态出现的批评习惯或训导式批评文体”（罗银胜：《周扬传》，第112页）。正因为春风得意，周扬觉得解放区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坚决反对王实味、丁铃、萧军等人的“暴露黑暗”，极力倡导歌颂光明。为了批判王实味，他发表了大批判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违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自由精神，充当当局的精神打手。或许由于周扬此时的表现令领导人比较满意，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任命为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后来任中宣部副部长），成为文艺界的重要主管。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60年代，文艺界沦为极左政治风暴的重灾区，一轮又一轮的大批判运动和政治批斗将文艺界搅得昏天黑地。作为文艺界主管的周扬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他必须在各种大批判运动中有所表现。1951年，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周扬了解到这一政治动向后，立即找到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夏衍写文章检讨自己的过失，随后，他自己写了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给电影《武训传》扣上一顶又一顶骇人的大帽子。可是，令周扬摸不着头脑的是，尽管他非常卖力的工作，也很配合领袖的战略部署，但是他还是不时受到领袖的敲打。1954年，李希凡和蓝翎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经江青传到了毛泽东这里，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要利用这篇文章作为起点，发动对学术界的整肃，特别是要消除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当时主管《人民日报》的周扬最初不了解内情，没有按照江青的要求予以及时的转载，进而招致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既然领袖批评下来，周扬了解到内幕以后不由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很快转变态度，立即在文艺界领导人会议上发言代表文艺界表态，顺应最高领袖的意志，积极投入到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斗争中去。他自己则接受毛泽东的召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批判胡适的详细计划，充当批判胡适的鹰犬。大约20年前，周扬在上海主持“左联”工作时，声称受到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是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左翼作家仍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照样发表自己的文章，出版自己的刊物，照样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抗议等活动。而今，经过文化“反围剿”的周扬此刻经验更加丰富，更懂得在最高领袖的战略部署下如何对胡适、俞平伯展开有效的精神和文化围剿。胡适不在大陆，也没有人替他发表文章，就是陪绑受批的俞平伯也失去了为自己辩驳的权利和机会，发不出半点声音，只有任人批判的份。1954年，批胡风运动迅速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周扬自然抓住这个机会向他昔日的宿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早在20年前，周扬与胡风就很不和，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多年来，他们之间的疙瘩一直没有解开。更有甚者，不久前胡风一度试图将斗争的矛头引向周扬，然而胡风的计谋失败了，他根本没有想到最高领导人却拿自己祭刀，自己很快成为最主要的斗争靶子。周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反攻的机会，向胡风投去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重磅炸弹《我们必须战斗》。这个声势凌厉的讲话直接将胡风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极尽所能，上纲上线，高屋建瓴，咄咄逼人，一语定乾坤，宣判了胡风政治上的死刑。随后，胡风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并且被捕入狱。有人认为，周扬在处理和打击胡风的过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枢纽式人物’”（罗银胜：《周扬传》，第220页），也有人认为，周扬是整胡风的元凶，胡风则是宗派主义斗争的牺牲品。周扬确实在整胡风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他也不过是秉承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办事，不过是充当人家的精神打手。不仅是他，就是郭沫若、林默涵、巴金等人也都一度成为凶猛的精神打手，按照最高领袖的旨意不遗余力地向批判对象发起猛烈的攻击和围剿。与别人不同的是，周扬对胡风的撕咬确实含有公报私仇的成分，然而如果没有最高领袖的指示，周扬就是有天大的能量也不至于一语可以在政治上置对手于死地；如果对手是领袖的红人或者心腹亲信，纵然周扬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恣意妄行，轻举妄动。周扬不仅自己在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效犬马之劳，而且还按照最高当局的意图，将本来不过是民间组织的作家协会改造成专政机关，根据政治需要对任何一个令领导人不满的作家和文艺界人士进行人身攻击，肆意剥夺被攻击人的公民权，肆无忌惮地对受批判者进行所谓的政治历史审查和人格侮辱，将受批判者当成众人围攻的猎物。这样，作为作家之家的作协不再是给作家们提供各种帮助，维护作家权益的机构，而是国家政治绞肉机的一个重要部分。丁玲、冯雪峰、萧军、艾青、刘绍棠等都曾被作协实施过无情的专政，而专政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周扬来操作的。在具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传统思想意识的中国，周扬一定为此积下了巨大的怨恨。作为积极的精神打手的周扬成为怨恨的对象既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也有代人受过的因素，因为他所有的言行都不过是执行最高领袖的指示。他自己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打那么多的右派，我第一个就是右派。”（罗银胜：《周扬传》，第18页）周扬这话虽然是为自己的恶行辩解，但也是实情。他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而将别人送入地狱，这虽然没有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那么卑劣，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说是十分卑鄙的，因为这毕竟是故意地严重伤害了别人。

实事求是讲，周扬与康生等人不一样，他并不是那种以整人为乐趣的恶魔，他当初显然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救国救民而投身革命的，他的理想信念无疑是十分崇高的，然而他同当时绝大多数革命者一样，绝没有想到自己的革命到头来竟然异变为相互绞杀的残酷的机器。他既然成为革命大机器上一枚极其重要的螺丝钉，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并不都是积极主动的，许多时候他与周恩来一样，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常常处于被动之中。从周扬的本意来看，在担任文化官员之后，他还是真心实意想做出点事情。40年代，他撰文《论赵树理的创作》，激励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他支持鲁煤创作话剧《红旗歌》；50年代，他狠抓文艺创作，特别是电影创作，“花很多时间看本子，与电影界同志讨论电影创作”（罗银胜：《周扬传》，第169页）包括老舍的《龙须沟》、歌剧《长征》等在内的剧作创作也都融入了他的心血；他根据艺术规律大力推进对旧戏的改造，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剧作焕发出新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主持领导下，许多体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文艺政策相继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的繁荣。周巍峙谈到过周扬当年的情况：“我总的感觉是周扬在平常工作时不那么‘左’的，一般能够依照艺术规律谈问题，对人态度也还比较亲切，对一些‘左’的倾向和简单粗暴的作风，他是反对的，但有时这类‘左’的浪头来势很猛，很有来头，他自己不好说话，或者别人不听，他就会找周恩来总理或者陈毅同志讲讲话，解解围。”（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51页）在那极左政治盛行的年代，周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左右摇摆，当他尊重艺术规律，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他的心灵深处残存的良知暗暗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他就被认为“有偏右的嫌疑”，因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当他意识到自己地位岌岌可危，需要巩固自己权威的时候，他就沦为别人使唤的左棍，毫不犹豫地充当精神打手，犯下严重的罪错。这样，五十、六十年代的周扬表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

就周扬五十、六十年代所抓的文艺创作来说，成就是不可抹杀的，但这种成就还是烙下了重重的极左的印记，只能在当时精神围剿之下成为一点文艺存在的证明，从今天看来绝大多数作品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根本不配写入文学史。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能令毛泽东感到满意，特别是到了“文革”爆发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周扬当然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不是不想按照领袖的指示办事，不是不想紧跟领袖的步伐，而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领袖的步伐，他领会不了领袖的战略意图，他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政治运动中实在是力不从心。其实，这不是周扬个人的能力问题，就连周恩来总理当时都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周扬“仍然想跟上形势，按照过去的惯例来适应新的情况。他可能没有想到最终自己也被打入另册。”（罗银胜：《周扬传》，第316页）终于，随着“文革”的爆发，周扬作为中宣部的“二阎王”被打倒了，他所领导主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10几年的文艺界尽管严格按照最高领袖的旨意行事，严格执行最高领袖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中还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黑线专政”，接着《人民日报》配有按语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的文章，揭露和批判周扬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宣判周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首领”（罗银胜：《周扬传》，第323页）。随后，《人民日报》以通栏大标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向以周扬为首的文艺黑线开火》开辟专栏，集中发表文章对周扬展开猛烈批判。替代他大批判位置的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历数周扬的种种所谓“罪行”，进而在政治置他于死地。这样，周扬一下子跌进了地狱，沦为众人围攻的对象。他不仅被揪出来接受批斗，而且被抓了起来并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忏悔过失

地狱的磨炼是严重的苦难，极大地伤害人的身心，给人造成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换个角度来看，牢狱之灾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至少可以促使曾经误入歧途的人冷静下来，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反思。数年以后，周扬走出了监狱，此时，他似乎获得了新生。他不仅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过去犯下的罪错，而且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愧疚和忏悔。1975年，周扬刚刚从监狱里出来，首先想到的是看望曾经受他迫害的冯雪峰，向对方“表示问候和歉疚之意”（罗银胜：《周扬传》，第346页）。粉碎“四人帮”以后，周扬和那些曾经受他迫害的人逐步得到了平反，周扬本人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继续主持文艺界工作。此时的周扬一方面重新审视过去的思想理论，大胆冲破“左”的思想禁锢，打破禁区，进行新的理论探讨，将历史的疼痛化为理性的思考，积极推进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另一方面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向那些受到他伤害过的人赔礼道歉，诚恳地自责，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其情其景十分感人。王蒙对他新时期的人生作了这样总结：“新时期以来，周扬对总结过去的‘左’的经验教训特别沉痛认真。也许是过分沉痛认真了，他常常自我批评，多次向被他错整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特别注意研究有关创作自由的问题，并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91-92页）。晚年的周扬以其诚心的忏悔和勇敢地理论探索赢得了人们的谅解和敬重。

当然，有些人对周扬晚年的道歉和忏悔持有保留意见，特别是丁玲、李何林、聂绀弩等人对周扬的诚意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周扬的检讨过于笼统”（罗银胜：《周扬传》，第392页），而且始终没有向受他伤害最深的胡风致歉。何满子甚至认为周扬的道歉是假道歉，真作秀，是“当众表演”（何满子：《偶感三则》，《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1期）。这些老作家、老学者对周扬的批评与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而周扬对此没有回应，保持沉默。那么，周扬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不好主观臆断。但是，无论怎么说，道歉与忏悔总比不道歉不忏悔强，总比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抵赖和要人忘记历史强得多。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默涵责问周扬“有什么资格道歉”（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37页）真是没有道理，难道道歉和忏悔还需要别人授权吗？周扬的道歉和忏悔虽然不及巴金那样影响巨大，也可能没有达到巴金那样的境界，但是还是感动了不少人。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里就表示：“我觉得我应该在周扬面前忏悔”，她认为：“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罗银胜：《周扬传》，第429页）1989年底的全国作协四次会议上，当主持人宣读到周扬在医院打来的祝贺电话时，全场立即爆发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几天以后，由冯骥才、陈建功、李陀、王安忆、史铁生、郑义等人发起共有371名作家签名向周扬发去信函，向这位在新时期有所觉悟的老人表达敬意和想念。大家的这种表示显然是对周扬痛改前非，由政治绞肉机的螺丝钉和文化界的精神打手向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正常人的回归与良知回归的热烈庆贺。

2010年2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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