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2：交出自由的陈白尘

2025年12月30日 04:51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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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作家最令人困惑的事情就是，当年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自由的他们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竟然交出了自由，剧作家陈白尘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她女儿陈虹在《陈白尘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11月版，本文后面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标注页码）中写道：“天亮了，解放了，陈白尘愤怒诅咒的社会终于推翻，企足而盼的时代终于来临。他期待自由地写作，渴望放声地歌唱。然而这毕竟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要想适应它必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要想接受它更得付出巨大的牺牲。整整十七年，他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勤勤恳恳，不敢落伍。但是在数不胜数的‘运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右铭：‘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这究竟是可喜之得，还是可悲之叹？”（第233页）陈虹非常艺术地说出了一代知识分子——作家的悲哀：他们期待着自由，但是当旧的时代随风而逝，新的社会到来之时，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看，他们应该得到自由，可是在实际中，他们却不由自主地交出了有限而可贵的自由，进而落到可悲的境地。

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陈白尘怀揣着文学之梦进而投身革命的。陈白尘尽管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没有受到作为作家的长辈的熏陶和扶持，但是他竟然在幼时就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他青少年时所生活的苏北淮阴比较偏僻落后，“既无名山又无大川”（第2页），谈不上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但是他竟然将当地所能找到的古典文学名著全部读过，甚至连充斥于书摊的通俗小说他也读了许多，从而做起了文学之梦。进入中学以后，他开始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及林译小说，并且尝试写作小说和诗歌。1924年，年仅16岁的陈白尘就已经在《江北日报》上发表新诗。或许是他幼小“伴读”的屈辱与受到“界子”（青皮流氓式的子弟）欺侮的经历，陈白尘的早年写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愤世嫉俗。他最早创作的小说《另一个世界》的主人公凌云生就是一个怀才不遇，憎恶现实的人。陈白尘早年创作虽然谈不上非常突出的成就，但是在同龄少年中可谓佼佼者，然而他没有满足，而是激起了他更大的追求，于是他走出了苏北小城淮阴，他要将文学之梦做得更大。

1926年，陈白尘走出家乡来到了上海，正是革命政治蓬勃的时代。进入20年代中期，左翼政治十分流行，不仅共产党积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国民党也在联俄联共的口号下开展北伐革命。这就决定了陈白尘的文学之梦染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陈白尘来到上海虽然没有进入后来他所后悔没有报考的上海大学，而是进入了“野鸡大学”的上海文科专科学校，但是他并没有荒废时光，在胡寄尘的提携下开始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作品。按理来说，陈白尘应该安心搞文学创作，去进一步圆的他的名作家的梦了，但是他受周围浓郁的政治气氛的感染，“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他终于也要‘革他一革’了。”（第21页）陈白尘深受革命形势的影响，经常与左翼人士谈论北伐，不久就加入了国民党，并且还先后担任常务干部和学生会主席。担任这些职务之后，陈白尘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忙得筋疲力尽，但是他内心却非常兴奋。这就和30年代的左联作家一样，当频繁的政治活动占据生活的主要内容时，文学创作肯定被挤压到十分次要的地位，那么他的作家身份也就渐渐地让位于革命家的身份，澎湃的政治激情多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入思考。就陈白尘当时的政治倾向而言，他是偏向于共产党一方，虽然他当时加入的是国民党，这很可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底层地位所决定的。当1927年国民党开始捕杀共产党人时，陈白尘对蒋介石的暴行表示愤怒，进而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陈白尘的身份是国民党员，但是他的思想倾向却在共产党方面。不过，他也是一时激动和愤慨而已，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他没有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者，而是回到文学中来。他后来对这段人生作了描述：“我是一生想搞文学的。但时代需要我革命时，我便也去革他一革。比如在上海第一年我是一心一意搞文学的，但大时代的风暴卷来了，我也就投进革命风暴里；风暴退去了，我被遗弃下来，没有法，又弄弄文学了。至于搞文学算不算革命呢？我说不清。”（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248-249页）搞文学当然不能与革命划等号，但是有时候文学与革命关系密切。既有人为了追求文学创作的自由，并且在文学激情的推动下投入革命，又有人利用文学来宣传革命，鼓动革命。就陈白尘来说，他则属于前者，而这样的人虽则投入革命，一般来说不会成为职业革命家，往往是满腔热忱地投入革命后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革命的排斥，在革命所卷起的政治风暴中时沉时浮。而他的沉浮和与革命形势相关联，当革命走向低谷的时候，他在倍感压抑中陷入困惑，此时就可能疏离革命。当国共合作破裂之后，陈白尘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彷徨歧途，不知往何处去。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在悲观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情下，总要找个栖息灵魂之所。我，便钻进象牙之塔里，将养这受伤的灵魂。”（第23-24页）

陈白尘所说的钻进了象牙之塔，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一门心思做学问，他虽然读了大学，但那只是“野鸡大学”，况且当时的他只是文学青年，还没有对精妙高深的学问感兴趣，因而他只是退出政治风暴去学习戏剧搞创作。随后的几年里，陈白尘卖文为生，写作数量比较可观。这里且不论他的这段时间的写作到底取得了什么成就，他自己后来为这段时间的写作感到“汗颜”，（第32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比较自由，很少受到拘束。不管怎么说，他当时写那些东西既没有考虑到题材是否合适，也没有想到思想正确与否，既没有顾虑到会遭到什么样的批评，也没有想到是否有人会指责其政治反动。反正他一路写了下来，而且还能够及时发表换来几个小钱，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个时候的陈白尘在写作上虽然不能说达到了高度的自由，但是最起码的创作自由还是有的。

不过，陈白尘当时并不心情舒畅，最主要原因是他当时的写作还是谋生的手段，还没有上升到精神追求的高度。他虽然在创作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他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特别令他痛心的是，1931年暑假，他的爱妻樵梨云因他贫困而不辞而别。这种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令陈白尘胸中充满着怨恨，当他遇到革命者时，他胸中的这种怨恨就会被激发起来，进而推动着他投入到反抗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来。这一年暑假后，陈白尘在邻近家乡的涟水县中学找到一份工作。就在这里他老共产党员朱凡。朱凡于是成为他革命的“引路人”，领导陈白尘参加游行示威和罢课等各项政治活动。不久，陈白尘被捕入狱。即使在国民党的牢狱之中，陈白尘失去的只是人身自由，但是他的精神没有受到拘束，他在监狱中仍然可以写作，并且通过秘密渠道送出监狱发表。当时国民党的监狱虽然可以关押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但是管理仍然是粗疏的，那些坐监的人仍然可以写作，并且还可以送出发表，而且这些发表的东西在思想上并没有屈服，有时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可见，这些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失去精神上的自由。一个人人身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是其精神自由是否被剥夺就由其本人决定，如果自己不将其交出，那么谁也不能夺去。正因为拥有这样的精神自由，从30年代到40年代，陈白尘的创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就卓著，他的著名戏剧《升官图》一举成功，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升官图》等剧作中，陈白尘痛快淋漓地讽刺和抨击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可以大胆地暴露国民党官僚的贪婪丑态。不仅在创作上，陈白尘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讽刺才华，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他也胆量过人，敢于斥责和批判国民党当局。1945年春，国民党特务冲击《华西晚报》，制造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陈白尘“不顾一切地跳上讲台，一一指点着混入人群中的特务们，厉声斥责他们的无耻行径。”（第195页）陈白尘此举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李公朴追悼会上大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闻一多，联想到40年代像一头猛狮勇于斗争的吴晗，他们都是那样勇敢而大义凛然，其勇气令人敬佩。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白尘的“直刺国民党心脏”的讽刺喜剧《升官图》居然还能够在国统区公演，竟然没有被国民党当局以“维稳”为借口滥用权力“和谐”掉。由此可见，或许是当时的政治体制的作用，陈白尘虽然作为政府的反对力量而存在，但是仍然拥有一定的自由。

然而到了1949年以后，陈白尘在迎接“解放”的欢欣和激动之余很快变了一个人，当年那个慷慨激昂的陈白尘消失了，那个敢于抨击和痛斥执政当局的陈白尘不见了，现在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陈白尘“不敢埋怨，只敢焦虑，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懂得的第一个道理就是：服从党的安排是每个党员的天职！”（第234页。）此时的陈白尘实在是畏首畏尾，颇有几分可怜。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陈白尘不仅有胆量有气魄，而且还有一定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颇具英雄气概，这倒不是国民党待他的仁厚，而是他在精神上没有被奴役，因而他可以以战斗的姿态面对国民党当局。现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基本上实现了，他自己也不再是社会底层的一分子而是执政党一员，而且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上海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人、上海市委文艺处处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等），从一般常识来看，他应该获得更多的自由，精神焕发，创作更见神采，然而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他虽然也还写些作品，但那不再是由内在生命体验与艺术激情推动下的写作，而是接受领导下派的任务去写。1950年，为纪念洪秀全的金田起义一百周年，上级根据政治需要给他下达了拍摄历史巨片《太平天国》的任务。奉命写作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现象，其实质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产物，奉命写作的作家艺术家没有独立性，只是一个政治集团的附庸和奴婢，无论这个作家艺术家多有才华，写作时多么兴奋和激动，但是由于不能表达自己的生命体验，对自然和宇宙的感悟，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那么这样的作品可能外表上光鲜华丽，但是没有灵魂。陈白尘为了写作这样的东西，虽然花了不少精力，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最终还是流产了，因为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对于李秀成的评价发生了逆转。这次流产对于陈白尘来说不只是一次写作的尴尬，最可怕的是他“终于又懂得了第二个道理：在创作上也同样要坚决服从政治的需要和安排，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和‘自由挥洒’了。”（第235页）陈白尘居然交了最为宝贵的自由了。

自由对于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勇敢地追求自由，把自由当作思想理念和人生追求的目标，不惜作出巨大的牺牲，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当年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抨击其专制独裁，向国民党当局争取自由，可是到了1949年以后竟然乖乖地交出了自由。与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最初争取自由的时候不是以独立的姿态出现的，他们都是因为痛恨现实而加入到革命的政治集团中来，当革命取得胜利后，他们以为争取自由的使命已经完成，而且将自己想象成革命之士，于是对新的政权和执政者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并且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然而执政者未必将其视为同类。这样，他就必然极大地信赖新的政权和执政集团，对于其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哪怕是身边的事象令他困惑甚至痛苦。当眼前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了他原先的理念时，他无法以独立的姿态抗争，感到无力而无奈，如果有了泪水也只能朝肚子里咽，然而在表面上还得表示臣服甚至感恩。

交了自由的人是最可怜的，一切都得听从别人的，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得看人家脸色。干任何事情都得格外谨慎，惟恐违逆了人家的意志。而统治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抓住其软肋，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批判运动，给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念精神上的紧箍咒，令其在恐慌中不知所措，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惟命是从。经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政治批判运动，陈白尘吸取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遵命写作电影《宋景诗》时“一切均‘请示在先’”（第237页）。尽管如此，当他的《宋景诗》公映后仍然招来别人的非议。中宣部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叫停这部电影，当时“会议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第237页）。而后，他们这些编导人员被勒令检查。前一阶段对这部电影予以指导的领导现在为了自保而保持沉默，没有出面为陈白尘说句公道话。“当初那些积极的拥护者们更是顺风而倒，一致改变了以往的腔调”，（第237页。）而陈白尘则落得个“孤家寡人”，他的委屈无处诉说。在这种压抑和精神恐惧中，交出了精神自由的陈白尘血液中的钙质全面流失，骨质变得特别疏松，在强权面前，步步退却，人也变得越来越委琐和胆怯。“如果说1957年以前陈白尘的‘退却’还仅只是‘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那么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他又进一步地‘退却’到了‘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了。”（第237页）他还总结出个人在新中国生存的第三条道理：“要想不犯错误，只有彻底泯灭心灵深处那个一直在勾引自己的创作欲望！”最初为了追求文学，陈白尘参加了革命，投身革命，然而革命到头来却逼迫他放弃文学；他在参加革命时哪怕坐牢，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那时他是多么勇敢顽强，而革命成功了他却一点点骨气都没有，变得如此软弱！当然，这不只是陈白尘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呜呼哀哉，中国知识分子交出了自由，怎么会有挺起的脊梁呢？

自由交出以后，自己只能听从别人摆布，只能成为别人股掌间的玩物，人家要他写，他就得写，写出来以后人家说废弃就废弃。1960年初，陈白尘再次受命，他被安排写作《鲁迅传》，他花了4年时间，六易其稿，而且得到了领导的首肯。然而政治的诡异变化令他的心血化为一堆废纸。对待他这个人，领导一会儿高兴就委任他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一转脸，领导不高兴，他的这个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拿去，某一天领导来了兴致再给他戴上一顶乌纱。而他除了听从安排还是听从安排，不能有半句怨言，也不能有丝毫不解。即便陈白尘在精神上完全缴了械，尽管他一再小心翼翼，试图求得自保，但是，“自从1962年以后，我是气运乖违，命途多舛了。”（第274页）1963年春，陈白尘被不明不白地撤了《人民文学》第二副主编的职务，1965年他又被逐出京城，贬落到江苏。职务上的变动与工作的调动并不是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陈白尘已经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写，“只能老老实实地服从领导的安排”到外地参加工作组搞所谓的“四清”运动，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作家消隐了，代之而出的是一个没有政治经验也缺乏政治头脑的政工人员。如果他索性实行这种转变，倒也罢了，可是他的内心深处仍然做着文学的梦，仍然对文学依恋不舍，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一定充满着苦闷与悲哀。

尽管陈白尘交出了自己的自由，表现得服服帖帖，但是极权当局并没有放过他，更没有承认他的归顺，就像鲁四老爷根本不承认捐了门槛的祥林嫂的清洁一样，只要你是知识分子，无论你怎么改造自己，表现自己，他都不会对你放心，总是要不时敲打敲打。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陈白尘被揪了出来，1966年8月，江苏省文联贴出了大字报，严厉地责问：“陈白尘，谁派你来江苏的，您来江苏干什么？”（第282页）接着他就被押送回北京接受审查，随后他被“半幽禁在‘牛棚’之中”，（第282页）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和管教。

这样一路坠落，陈白尘再次跌落到人间炼狱，接受炼火的磨炼。就是在这种炼火的磨练中，陈白尘终于醒悟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就在于交出了自由，现在他要重新唤回自己的精神自由，他不再听从别人的号令去写那些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奉命文学”，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写东西。既然这是红色恐怖的年代，不能去写别的东西公开发表，他就开始写日记，记录下这个时代的“荒唐与罪恶”，同时也记录下“自己的‘负隅顽抗’”。（陈虹：《陈白尘评传》，第282页。）与此同时，获得精神自由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对于严酷的现实居然“满不在乎，整天都在打哈哈，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第283页）此时的陈白尘虽然不像年轻时那样慷慨激昂，但是他过去的某些神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陈白尘的日记写作虽然谈不上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未必算是美文杰作，但它毕竟是情感的真实流露和心灵的真实反映，至少不是扭曲自己的遵命写作，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史料。最初一段时间内，陈白尘在日记中表现自己的困惑和愤懑，发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286页）的愤恨！后来他渐渐地超脱了，已经不屑于批斗他的那些家伙，不屑于将那些“文革”的政客视为可以计较的对象。这种超然的人生态度让他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他可以以自己的笔记录下批斗“黑帮”大会上的细节。他在1966年9月15日的日记中非常精彩地描述道：“最后是群众喝令全体黑帮登台‘示众’，于是二十余人鱼贯而上，自报家门。刘白羽自称‘黑帮大将’，于是严文井等都是‘干将’之流了，我自然也未能免俗。但张僖迟疑之后，却自称‘黑帮爪牙’；陈翔鹤用川腔十足，抑扬顿挫，令人忍俊不禁；白薇老太太身躯臃肿，满台乱转；臧克家衣衫瘦小，耸肩驼背，都可笑亦复可怜。只可惜没有穿衣镜，不自知是副什么怪状了……”（第288页）当时陈白尘也是批斗对象，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如何应付那帮批斗他的家伙，他居然还有闲心观察挨斗的同伴各种表现，并且以客观冷静的笔调记述下来。而且，就在批斗会场上，他还非常坦然地“随手拾了根柴棍子抠起鞋底上的泥块”，（第286页）仿佛挨批的是别人，而他好像是个旁观者。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超然了。

2011年5月3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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