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8：浪漫多情郁达夫

2026年01月09日 05:18 美中时报孙德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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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郁达夫毫无疑问是个最多情的人，他在人世间虽然只度过短短的49年（1896-1945），但是与他先后产生情感纠葛的女子达到十多人，因而有人称他为“浪漫成性，风流自赏”的“浪漫大师”；（刘昌博：《郁达夫游槟城酿婚变（下）——马来西亚搜秘记之七》，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547页。）与他做了10多年夫妻的王映霞在与他离婚的时候批评他“浪漫腐化”。（《王映霞离婚启事》，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532页。）不管人们对于郁达夫的一生多情如何评价，对于郁达夫的这种“浪漫多情”的研究和探讨还是很有意思的。

性意识萌动

郁达夫的情史可以追溯到他13岁那年的性意识的最初萌动。郁达夫本人曾经在他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中作过叙述。这位搅得郁达夫心神不安的少女是他当时同学的姐姐。从郁达夫的自述情况看，由于父亲早逝和家道的衰落，年幼的他不仅胆量特小，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而且比较怕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自卑。最初，郁达夫出于自卑和怕羞，与女孩保持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年幼的他的头脑里还有点正统思想：“成日地和女孩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有出息的行为。”（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9页。）然而，正统的思想意识并没有禁锢郁达夫的情感情欲，经过几次见面打招呼，郁达夫竟然出现了春心荡漾，心思就像是根线给人家牵住似的，总是粘在人家身上，对那位赵家小姐有了“薄醉之情”。郁达夫当时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却爱得很深，不仅给这位令他神魂颠倒的少女起了“莲仙”这样非常漂亮的名字，而且还作了情意绵绵的七绝。就是过了若干年之后，郁达夫依然对这位搅乱他情怀的少女印象深刻，他在《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中对当年的情事作了比较细致的叙述。那么，这位赵家小姐到底凭什么如此深刻地吸引郁达夫呢？显然是赵家小姐长得楚楚动人，“很有富家闺秀的大方和派头”。（于听：《说郁达夫的〈自传〉》，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4页）这个时候的郁达夫确实年幼了一些，但是正如《诗经·关雎》所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过，当时的郁达夫由于自卑，并没有向赵家小姐公开求爱，只是暗恋。就是在他从高等小学毕业之时，郁达夫在一个初春的夜晚鼓足勇气吹熄了灯，捏住那女孩的手，也没有向他所心仪的女孩表明自己的爱恋，仅仅是相互含情脉脉地微笑着凝视，说了几句淡淡的话，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后来就告辞了。郁达夫当时心里很可能觉得那女孩的家庭比较富有，凭自己现有的条件怕高攀不上。等到他再见到这位赵家小姐时，人家早已订了亲。尽管初恋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对于郁达夫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他作了好几首七绝《自述诗》，表示纪念。

通常情况下，初恋的人总是非常专致的，看中一个女孩，很少关注其他女孩，可是郁达夫却与众不同，就在爱恋赵家小姐的同时，他竟然对另一位邻居家的叫“倩儿”的女孩又有点意思。当然，这仅仅是有那么点意思而已，没有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感情，但是人们已经看出了他的这点心思，同他开起了玩笑。于是，这段淡淡的恋情也在郁达夫的内心留下了痕迹。

郁达夫少年时期的恋爱可以说是一个浪漫的梦，就像他多次在诗作中所提到的“扬州”。据了解，郁达夫从来没有到过扬州，但是他对“扬州”似乎比较向往和憧憬。或许正是由于他没有到过扬州，他才根据自己阅读到的古典文学中的描写想象着扬州。因而，他心目中的扬州一定是月光如水，水映明月，杨柳飞絮，美女如云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郁达夫觉得可以让稚弱的心灵得到抚慰。

在去日本留学的途中，郁达夫经过上海时随长兄嫂看了一出色情戏《全本棒打薄情郎》，大概是受到这个戏的挑逗，郁达夫夜里做了个色情梦，性意识进一步觉醒。郁达夫的这种情形与郭沫若十分相似。当年，郭沫若在很小的时候就恋上了他的嫂子，后来在爬竹竿时又不禁产生了性的快感。相比之下，郁达夫性意识的觉醒略微迟了一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特点就是给人以性早熟的印象。

异国的情恋

到了日本，郁达夫最深切的感受就是作为弱国子民自卑心理非常严重，并且由于性欲的强烈冲击，使他感到了严重的性苦闷。有时，他的苦闷严重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结果饥不择食跑到一家妓院过了一夜。后来，他为此深感愧疚。郁达夫性欲旺盛，没有得到满足，他多么希望有个日本女孩能够爱上他，然而，就是没有一个日本女孩向他投来深情眷恋的目光。时间一长，郁达夫患上了神经衰弱，内心十分痛苦，其情形很像他的小说《沉沦》中的主人公那样。或许，了解郁达夫情史的人会说，郁达夫曾经与日本少女后藤隆子和蓧田梅野产生过恋情，并引郁达夫本人的情诗《赠隆儿二首并附记》和《别隆儿》等为证。不过，根据我的判断，郁达夫与这两个日本姑娘的所谓恋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郁达夫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尽管他与人家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心理的自卑和身体的多病严重地束缚着他，使他不能大胆地向人家表白爱情。再说，如果郁达夫确实得到了日本姑娘宝贵的爱情，他就不会在小说中写得那么苦涩和感伤了。日本学者冨长觉梦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为她（按：指隆子）写了诗，可见他心下是钟情于这个少女的。当然怯懦的，特别是在什么事情上都有强烈自卑感的他，是不会有什么表示的，表面上态度冷淡，心底里却燃烧着火。最后就这样搬出下宿，离开名古屋到了东京。”（于听：《说郁达夫的〈自传〉》，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28-29页。）1917年夏，郁达夫奉母命回国与家庭为他早就订下了的女子孙荃（潜媞，兰坡）完婚。婚后，他再到日本，心里还是惦念新婚的妻子孙荃，书信来往比较频繁。再加上他的功课成绩在34个学生的班级中排到了第28名，位于全班的下游，这虽然不能说明郁达夫智力上的问题，但是这必定在他的心理上留下阴影，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因而他连与日本姑娘来往的勇气也没有。其实，同是弱国子民的其他留日学生似乎比郁达夫幸运得多，他们竟然得到了日本女孩的青睐。周作人、郭沫若、田汉、胡风、陶晶孙、周建人等都曾得到过日本姑娘的爱情，可是，郁达夫却没有得到。

矛盾的婚姻

郁达夫与孙荃的亲事虽然是父母订下的，他们俩结婚也是由父母操办的，但是他们的情况与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不一样，鲁迅和郭沫若与他们的结婚对象之间并没有多少往来也谈不上什么感情。郁达夫就不同了，他在定亲之后就与孙荃交往密切，互通书信，相互赠诗，切磋诗艺。虽然郁达夫后来对孙荃比较反感，甚至称孙荃是“泼妇”，但是他们的婚姻还是有感情基础的。只是让人颇难理解的是，既然郁达夫对孙荃有那么一种感情，可是他们的婚礼却由于郁达夫的原因而搞得相当简朴，其情形就像作家本人在自叙传小说《茑萝行》中描写的那样：“大前年的夏天，我才勉强应承了与你结婚。但当时我提出的种种苛刻的条件，想起来我在此刻还觉得心痛。我们也没有结婚的种种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也没有亲戚朋友来喝酒，也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花炮。”何以如此？郁达夫在《茑萝行》中还说明了他的理由——“对旧式的，父母主张的婚约的反抗”，同时他还认为：“这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亲。”当时，郁达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其精神是可佳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如果郁达夫和孙荃本来就没有感情也就罢了，他的反抗理由也就非常充分。问题是他们在结婚前彼此鸿雁往来十分频繁，诗作传递也相当繁密，现在却对婚姻表示不满。这就有点讲不通了。或许有人会说，郁达夫与孙荃的交往只是一般的朋友之间的友谊，没有上升到爱情的高度。他们俩可以作为一般的朋友交往，而结婚就不适宜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首先，他们交往的基础是订了亲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以未婚夫妻身份，而不是通常的朋友身份来往。至少是，郁达夫在书信来往中从来就没有说明他们之间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如果这一说，孙荃或许就不会与郁达夫继续来往了）。其次，就算郁达夫反抗父母包办婚姻，他也应该征求孙荃的意见，因为孙荃至少还是郁达夫的朋友，既然是朋友，遇到重要的事情当然要听取朋友的看法。然而，郁达夫却是单方面采取行动，使婚礼俭朴得不能再俭朴。再次，郁达夫既然要反抗父母的包办，就应该采取决绝的态度，拒绝结婚，或者至少像鲁迅那样不与名义的妻子同房。可是，郁达夫不仅与孙荃长期生活在一起，而且还生育了子女。郁达夫如此反抗父母的“包办”，其结果受到伤害的自然不是孙荃的父母，也不是他自己的母亲，而是孙荃。婚礼的草草行事显然是对孙荃缺乏应有的尊重。后来，郁达夫与孙荃闹分手，竟称其为“泼妇”更是不应该。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郁达夫在牺牲前的1945年2月13日所立的遗嘱中先后提到了他与何丽有、王映霞分别生的几个子女，惟独没有提到他与孙荃生的两个孩子。由此可见，郁达夫是愧对孙荃的。

郁达夫与孙荃的结婚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婚后3年内彼此感情是在不断加深的；另一方面，郁达夫不时感受到他们的婚姻始终蒙着一层父母包办的阴影。郁达夫对孙荃产生感情，从根本上说很可能是他的自卑使他对待其他女孩只是暗恋，缺乏应有的勇气表白示爱，因而，外面的女孩难以青睐他，这就造成了他孤独和苦闷。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很容易倾情于孙荃，因为孙荃是父母定下的亲事，他就不用鼓起勇气向对方求爱，还可以直接地承接对方爱的呵护。这样，孙荃的爱至少可以缓解郁达夫心头的孤寂和苦闷，从而使郁达夫在缺乏其他女孩的爱的时刻找到某种爱的依托。问题是，任何事物可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就在他与孙荃发生了感情的同时，郁达夫或许已经意识到孙荃的存在对他的浪漫爱情是一个严重的限制。他的浪漫性格总是推动着他憧憬和向往一个纯净的爱的天地和纯粹的爱情，然而孙荃与他的关系实在相当复杂，他们的婚姻毕竟是父母做的主，这样，他们之间的爱情纯度也就大大打了折扣。婚后的孙荃虽然并没有给予郁达夫多少限制，但在郁达夫的心目中她似乎已经成为自己寻求浪漫的障碍，这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的婚姻必然以悲剧告终。

婚外的浪漫

郁达夫尽管与孙荃结了婚，但是他的不安宁的心还是时时冲破婚姻的限制去寻求浪漫。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正常的，一个男人在结婚之后再娶几房姨太太也是常事，再说古代就有不少文人墨客到歌女艺妓那里去寻找红粉知己。不过，按照现代伦理道德来说，郁达夫寻求婚外之情就值得推敲了。这不是说郁达夫应该向封建的婚姻投降，而是说他既然与孙荃拥有那份感情就应该尊重对方，既然与孙荃生儿育女，就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的岁月里，郁达夫苦于生计，常常单身一人在外漂泊，生性脆弱而激情充沛的他，为解决一下性的压抑和苦闷，寻求给自己一点精神上的慰藉，偶尔在感情上出轨也是可以理解的。1921年深秋，郁达夫应聘来到安徽安庆的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在这里，他不仅感到形单影只，而且由于学校内部矛盾他搬出学校居住。“为了排遣胸中的苦闷，郁达夫也曾出入于妓院”。（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35页。）我们注意到，郁达夫在安庆的妓院里没有像通常的客人那样专找年轻漂亮的姑娘，而是专找“不好看的”，“年纪大一点”的，“客少”的，（《郁达夫：《茫茫夜》》。可见，郁达夫不是单纯寻欢作乐的，而是赋予其某种政治意义。他将妓女看作是处于社会底层受压迫和受侮辱的人，他虽然此时只是一个比较穷困的教师，社会地位也不见得怎么高，但是对这些妓女表示深切的同情，他的心头甚至荡起一股豪侠之气，捐钱帮助一位叫海棠的大龄妓女，还表示要将她拯救出来。事实上，当时的郁达夫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去做，还是不现实的。

1926年冬，郁达夫在广州向戴季陶校长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之职的当天晚上，与白薇等人逛公园，后来又与白薇一道看电影，吃饭，甚是亲密。有天晚上，白薇送了他一张非常“灵敏可爱”的照片。（郁达夫：《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21日，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55页。）不久，郁达夫就往上海去了,这段浪漫很快就随之结束。

追恋王映霞

到了上海，郁达夫在留日老乡孙百刚的家里遇到了年轻貌美的王映霞。这次邂逅，郁达夫一见钟情，立刻坠入了情网。王映霞出身于名门，其父乃浙江大名士、大诗人王二南的高足金冰孙。王二南出于对金冰孙的赏识，就将爱女托付给了他。金冰孙可能出于对老师的感激，决定改金姓为王姓。王映霞的容貌也十分迷人，“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因而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长而直，娇躯略现丰满，却是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刘方矩：《浪漫才子郁达夫——郁达夫与王映霞此恨绵绵》（一），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56页。）难怪郁达夫一见到王映霞就神情失态，他的目光紧紧粘在王映霞的脸上，不知道离开。尽管孙百刚夫妇试图阻拦，委婉地提及郁达夫的太太，谁知郁达夫竟说：“她是乡下人，一直住在乡下不曾出来。”（康侨：《浪漫才子郁达夫——郁达夫与王映霞此恨绵绵》（二），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63页。）郁达夫的话显然已经流露出对孙荃的嫌弃，而且这话虽然说得“淡淡然的”，但实在是有失厚道，而且非常欠妥，表明他在潜意识中对“乡下人”的歧视。对于孙百刚夫妇的态度，郁达夫置之不理，乘机向王映霞发起爱情进攻，而王映霞大概是由于年轻幼稚，缺乏应对的经验，也可能是为郁达夫的浪漫气质、诗人秉性和成熟男性的魅力所吸引，没有明确拒绝，似乎默允，这就让郁达夫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郁达夫表现出几乎失去理智的疯狂向王映霞求爱。他向王映霞表示：“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郁达夫1927年3月5日致王映霞的信，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93-197页。）同时，他还以诗人的炽烈如火的语言倾诉了他的“切而且挚”的爱，并且将他与孙荃的婚姻说得非常不幸，还说自己“恨极了孙某，以后不想再和她见面了”。（郁达夫1927年3月11日致王映霞的信，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207页。）就在郁达夫把他的情感投向王映霞的时候，孙荃来信嘱托他“谨慎为人”，而且郁达夫还把这话记进了日记，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去追王映霞。对于王映霞的默允，郁达夫并不满足，直接写信给她，进一步向她求爱，并且声称自己为了她“荒废得很，连夜的失眠”，王映霞大概是为郁达夫的痴情所感动，很快给郁达夫回了信。郁达夫一接到回信，喜出望外，赶快再致信，称接到回信，他“真快活极了”，同时约王映霞在杭州约会。几经周折，王映霞终于投入到郁达夫的怀抱里来。但是，郁达夫毕竟已是孙荃的丈夫，他们之间虽然发生过不愉快事情，但是感情并没有完全破裂，他并不像他在致王映霞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痛恨孙荃，他就在搂着王映霞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远方的孙荃。他在1927年2月2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映霞，也时时刻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但映霞的丰肥的体质和澄美的瞳神，又一步也离不开的在追迫我。”（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188页。）一个男人试图爱着两个女人，难免不陷于矛盾之中。如果从道义上讲，郁达夫的这种婚外情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一开始就蒙上一层阴影，这样他的婚外情又是情有可原的。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就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而没有得到王映霞的明确允诺之时，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这个寡妇“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这让人觉得郁达夫为了爱情似乎昏了头。对于郁达夫的这种浪漫多情，有人可能觉得，郁达夫如此随意向别人求爱，是不是太不慎重，不把情感当回事而任意抛洒？还有人可能怀疑，郁达夫的感情这么不专一，是否真挚？其实，郁达夫的情感强烈和真挚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他那情感难免有一定的夸张，他在理智几乎失控之时出现某些荒唐的举动是不奇怪的，好在徐之音或许是过来人的缘故，也可能是传统文化对她影响太深的原因，她对郁达夫的示爱无动于衷，才没有让郁达夫的爱情产生荒唐的结果。

郁达夫终于得到了王映霞，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可是，实际上，郁达夫的心里并不平静：孙荃已经与他早已分居，但是她在郁达夫的心灵深处的身影却怎么也挥之不去。1927年3月26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一边抱拥着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223页。）尽管郁达夫的感情不那么专一，但是王映霞在同郁达夫结婚以后，还是给了郁达夫温柔甜美的爱情。就在许多文学青年以满腔热情投身于革命的政治之时，郁达夫虽然有时表现出政治上的激愤，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悄悄地享受着王映霞的爱情。他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郁达夫1927年4月18日记，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238页。）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经过差不多1年的恋爱，郁达夫终于如愿以偿，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了。结婚之后，郁达夫每月还给孙荃寄生活费50元，表现出对孙荃认真负责的态度，不像他的朋友郭沫若，结婚再也不问张琼华的事，从日本回国后再也不问佐藤富子及其子女的死活。

再婚的破裂

与王映霞结婚，对于郁达夫来说是极幸福的。婚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相互敬重，彼此恩爱。按理说，他们的幸福生活应该永远地持续下去，正如人们常常祝福新人的那样“永浴爱河，白头偕老”。但是，美好的愿望总是愿望，现实生活永远是现实生活。仅仅过了6年时间，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出现了感情的裂痕，事情起于王映霞对郁达夫的“禁令”。由于郁达夫时常饮酒过度，在外醉倒，王映霞从此立下了“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把他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唐弢：《忆郁达夫》，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387页。）郁达夫因此感到十分拘束，他从来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不希望有人限制他的自由。而王映霞立“禁令”则完全出于对郁达夫疼爱和保护的目的，是爱郁达夫的体现，所立的“禁令”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郁达夫却不领情，嗜酒如命的他不顾“禁令”，不时避开王映霞，找朋友去酒店喝酒。与此同时，郁达夫即使怀拥王映霞，但是依然不时让自己的眼球粘在美女身上，并且有时在日记里记上一笔。1927年4月15日，郁达夫见到一个叫“文娟”的女子，竟然为她所“迷乱”。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了美女作家谢冰莹时表现出十分兴奋和激动，王映霞见了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谢冰莹：《追念郁达夫》，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305页。）1934年7月23日，郁达夫见到了一位姓栾的小姐，于是在日记里记道：“栾小姐貌美，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娇艳温柔。”（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395页。）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期间，还有一个姓丁的女子到他这里来拜师，而这个女子虽然说是学生，但是年龄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非常仰慕郁达夫，为郁达夫在杭州修建的“风雨茅庐”提供不少的资金。像这样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品评文字在他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还不少。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天性和本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郁达夫是个性欲旺盛的中年男子呢！不过，一个已婚女子对于丈夫如此关注其他女性表现出一定的敏感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爱情总是具有排他性，正如男子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一样，一个正常的女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拈花惹草。这样，郁达夫的“放荡”行为自然会引起王映霞的反感和警觉，这同样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很遗憾的是他们俩由于没有及时修补这裂痕，导致其不断扩大，最终使他们的婚姻走向了悲剧。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给他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1935年夏，郁达夫准备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就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理由阻止暨南大学对他的聘任。王世杰的阻拦虽然还可能包含其他意图，但是他的这一理由在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还是很有力量的。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本来相当器重郁达夫的才华，很想重用他，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两三次交谈之后，陈仪觉得郁达夫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陈觉民：《郁达夫在福建》，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436页。）陈仪的看法是准确的，郁达夫的这种品行确实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既有古代知识分子的率真和狂放，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品性。而中国的社会从来就不是为知识分子准备的，这就使他必然为他身上的知识分子的特性付出一定的代价。

郁达夫可以自己浪漫，但对于王映霞竟不那么放心。结婚过了10年，郁达夫对于年轻的妻子产生了猜忌，他怀疑妻子与一个见叫许绍棣的男人有染。王映霞收到的书信，他怀疑；王映霞参加朋友应酬和游玩，他猜忌。对于郁达夫的这种过分的有辱人格之举，王映霞更是反感，再加上她“既骄又娇，总不愿意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解说。”（王映霞：《半生杂忆》，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478页。）这样，他们的感情裂痕不断扩大，夫妻关系最终恶化，从而导致王映霞离家出走。夫妻关系落到这样的地步，郁达夫应该负主要责任。首先，他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多情和“放荡”，专心致志地去爱王映霞，呵护王映霞，就像他当初追王映霞那样的执著；其次，他应该以宽阔大度的胸怀对待王映霞的社会交往，对王映霞的为人予以高度信任，尊重她的这一权利；再次，他至少应该尊重王映霞的人格，不能限制她的自由。最后，他还应该主动地与王映霞加强沟通，消除误会，增进理解。可惜的是郁达夫的过失酿成了他们婚姻的悲剧。虽然后来经朋友们规劝，王映霞回家，夫妻二人达成了谅解，但是他们感情的裂痕却始终没有弥合，他们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彼此在感情上仍然隔膜。郁达夫仍然对王映霞猜忌，特别是在那战乱年代，为了谋生，他们常常分居两地，郁达夫出于猜忌心理，写了不少在感情上伤害王映霞的诗，并且以《毁家诗纪》为名集中于1939年3月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发表。这引起了王映霞的强烈不满，于是，王映霞随即在该刊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和《请看事实——到新加坡的经过》，表示抗辩。同月，他们俩开始分居，最终离婚。在离婚之时，据王映霞说，郁达夫还私自扣留了她的护照，“有意刁难”（王映霞：《半生自述》，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531页）。王映霞的自述，相信是真的，但是她所说的故意“刁难”则是她的感受，其实在郁达夫这方面却未必如此，实际上，郁达夫是一直深深爱着王映霞的，就是到了离婚的时候，他实在舍不得王映霞离开，才做出这样儿童式的傻事。扣留护照就能扣留住人的心吗？不知郁达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然而郁达夫却这样做了。1940年5月31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以悲剧而告终。

情感的归宿

到底是具有浪漫气质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与王映霞这边婚姻陷入危机，他就在新加坡欢迎他宴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玉娇”的歌女。这个歌女当时就坐在郁达夫的身边，她不仅钦佩郁达夫诗才，而且还敬酒三大杯，她在郁达夫的眼中因“两个大酒窝”而“娇美可爱”。其实，这并不表明郁达夫爱上了王映霞，而是这位玉娇小姐在郁达夫的眼里分明是王映霞的化身。有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小姐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似乎从玉娇小姐身上找到了王映霞的年轻时的身影。或许正是这个原因，郁达夫与玉娇小姐的浪漫故事才非常短暂，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1940年秋，也就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离婚之后的几个月，郁达夫在新加坡结识了一个叫李小瑛（又名李筱瑛、李晓音）的女子，并且与她同居了一段时间。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小瑛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对于郁达夫和李小瑛的相恋同居，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龄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难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注释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绪约莫过了半年。”（郭文友：《杨花如雪雪如烟——郁达夫情史》，第556页）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了郁达夫当时所滞留的东南亚。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轰炸新加坡，郁达夫只好随当地华侨撤到了印尼，没想到这里也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郁达夫化名赵廉，以商人的名义活动，为了便于迷惑日本宪兵，郁达夫经人介绍于1943年9月与一位叫何丽有的华人女子结婚。这个女子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只能说马来语，不会说中国话，显然这不是出于爱情的结婚，纯粹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中国著名作家身份。

郁达夫的一生确实是浪漫多情的一生，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郁达夫很象是一个花花公子，玩弄女性的高手，是腐化堕落的典型，其实非也。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率真、自由、和感情充沛的男人，他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诚意的，决没有轻浮之意，在许多时候，郁达夫的率真当中还表现出十足的孩子气，正因为如此，他才将自己的情感和爱情在日记或者自叙传小说中作了真诚而详细的记录，他虽然在婚姻和爱情方面有过失误或者过错，有过欢欣和痛苦，幸福和苦闷，但是他的人生还是问心无愧的。

2007年6月20日于扬州存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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