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透视059：“老运动员”公木

2026年01月09日 05:27 美中时报孙德喜

[打印本稿]

字号：较大适中

著名诗人公木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幽默而又无奈地自称为‘一位老运动员’”（高昌：《公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引自该著的文字均只注页码）。这里所称的“老运动员”显然“不是一位竞技场上的体育健将”（第1页），而是指经历过数十年大大小小政治运动磨砺的人。而公木虽然可以说是著名的红歌之父，但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开始，他几乎一场不漏地卷入了每一次运动涡漩，并且每一次都作为被运动的一方归入另册。”（第1页）其实，不仅公木本人多年被运动，就是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原名《八路军进行曲》）也被运动了，其中有句歌词“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先被运动成“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后来又被修改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因而，可以说，公木就是中国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标本，探讨他这政治运动员的人生还是很有意味的。

初遭处分

公木尽管出身于河北省一个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但是他不仅有幸读了中学，而且还先后进入辅仁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读书。而他走出校园之时正遇上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血气方刚的公木在政治的鼓动下于1938年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从而被卷入到政治的风暴之中。公木是作为一名激情澎湃的诗人来到延安的。公木一来到这里，就被安排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接受政治锤炼。经过这一锤炼，公木很快成才，不久就创作出气势恢弘的《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以及《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和《炮兵歌》等，从而成为共产党军队军歌之父。从公木的创作来看，他应该说是一个革命诗人，而且由于为革命军队写歌，并且得到承认，所以他的声名远扬，影响巨大。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解放区的著名诗人，公木刚刚来到延安不久就遇到了非常难堪的事情，遭遇到婚变——妻子由于与他聚少离多而爱上了别人，提出与他离婚。而他得知这一消息，“气冲冲地拔出枪，瞪大一双眼珠子四处找人，想解夺妻之恨”（第12页）。而他这一冲动的行为结果给他带来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公木最早受到政治的冲击。就这件事而言，人们可以责怪公木不够冷静和理智，但是这事组织上也有一定的责任，为什么不让公木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呢？即使不能生活在一起，也应该尽可能让他们相距近一些吧！然而组织却根本不替他们着想，进而差点酿成悲剧。

遭遇“抢救”

如果说公木由于离婚之事而差点出事受到了处分，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他后来的命运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理解的政治理念伤害了他。我们从公木以满腔的热情投奔延安并用自己的满腹才华为革命创作诗歌和歌词可以看出，他是将自己融入到革命的群体之中，当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到毛泽东的讲话时还“暗暗自豪：‘我是隶属于两个总司令麾下的。’”（第21页）他还在这次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兴高采烈地提出“写兵、兵写——兵写兵，写兵兵”的观点，这就像许多投入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然而，革命却往往并不一定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有时候翻起脸来，根本就不认人。当然，革命也不是无规则的，这主要看这个人的“政治觉悟”怎么样。而所谓的“政治觉悟”既不是这个人对于革命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不是为他所追求的革命作出多少贡献，而是看他的言行是否符合领袖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对领袖的忠诚和服从的程度。然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自以为忠诚革命事业，其实未必符合领袖或者领导的利益，因而他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与现实状况也就发生了偏差，恰恰是这种偏差又是当事人认识不到的，从而导致其成为运动的对象。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并且伴随着整风运动的便是“抢救运动”。所谓的“抢救运动”，是说一个人“失足”了，需要通过“抢救”来挽救其政治生命。然而，公木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样一个对革命忠心耿耿的诗人，决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党和革命的事情，“居然会成为鲁艺抢救运动的一面‘旗帜’，率先成为了教师中的‘失足者’，需要被人‘抢救’。”（第27页）“抢救运动”，从字面上看，确实非常温和也非常人性化，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温和与人性化的词语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却常常为残忍和暴戾做装饰。从当时的情况看，先是要求每个人填写“小广播”（所谓“小广播”，就是在私下谈话中传播小道消息，发表议论）表和其他社会关系，到后来“就捕风捉影，动辄上纲上线，把怀疑对象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第27页）完全将革命的同志当成了敌人，竟然动用上刑罚。作为红歌之父的公木竟然也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来了，主要原因是他主编的《部队文艺》和墙报《蒺藜》发表了晋驼的小说《时代的尾巴》、方杰的散文《萧王壁之死》和他自己的诗歌《大围墙》和《小围墙》等作品。而这些作品被某些人认定为“反动作品”。为了整治这些“反动作品”的作者，“抢救运动”在鲁艺挖出了一个“‘以晋驼为第一面旗帜，方杰为第二面旗帜，公木为第三面旗帜’、《部队文艺》为阵地、‘鹰社’为堡垒的‘特务集团’”（第28页）。这里所说的“鹰社”，其实只是一个部队文学社团，它是公木等人在陕甘宁边区为团结和联系文艺工作者而成立的，由于陕甘宁边区的23个县的地图像一只雄鹰，公木等人便以此为名，同样表达“部队的新文艺创作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第28页）的寓意。论理来说，公木组建的联络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的小团体，而且是公开活动，根本与特务无关，但是公木及其鹰社就因为发表了几篇让某些政治人物看不惯的所谓“反动作品”，就被打成了“特务”。而且这样一个根本不合常识，不合逻辑的帽子居然扣下来了。本来，特务是搞情报或者暗杀、绑架、跟踪和监视等秘密工作的，哪有通过刊物公开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然而在权力就是“常识”，就是逻辑的地方，只要政治需要，任何政治帽子都可以制作出来，而且骇人听闻。况且，作为革命诗人和作家的公木等人本来就是冲着革命信仰和理念来到延安的，他们根本没有反对党和破坏革命的思想和情感基础，而且他们通过创作红歌为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想必那些政治人物也很清楚，然而，延安的政治人物仍然要整治他们，而且还以非常漂亮的“抢救”的名义。非常可惜的是，公木等人没有意识到，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的“革命圣地”延安竟然可以因言获罪，人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而在北平读过大学的公木是否接受过民主与自由等现代思想意识的熏陶呢？可惜高昌在《公木传》中没有叙述，我们不好妄论。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公木在自己的人权严重受到侵犯的时候，他虽然感到冤枉和痛苦，但是他没有看出问题的实质，更没有想到自己所追求的政治居然会干出侵犯人权的勾当，居然可以任意地怀疑人和迫害人，甚至置人于死地。“抢救运动”令公木感到既劳累，又痛苦，“心情是压抑的，苦闷的，也是无奈的。婚姻的不幸，组织上的不理解，不信任，这让他难受到了极点，实在熬不过去了，公木想到了自杀，并实施过两次。”（第32页）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抢救运动”终于结束了。就在运动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抢救运动向全校（指的是包括鲁艺在内的延安大学）师生脱帽鞠躬道歉，公木等非常感动。”（第33页）当时受感动的并不只是公木一人，艾青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领袖的诚意而根本想不到这是一场高超绝妙的表演，因为对于伤害他人的“抢救运动”主持者没有给予任何处罚，更没有从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这类运动不再发生。

矛盾人格

既然不是真诚的道歉而只是一场表演，那么类似于“抢救运动”的政治运动就会再次发生，既然没有对历史深刻的反思和充分的认识，那么历史的悲剧就必然重复。大概是毛泽东的道歉令公木深深的感动，再加上他所处的政治气氛的影响，公木忍不住为解放区的政治放声歌唱，他先是通过为十里盐湾的盐工写秧歌歌词来教育盐工，歌颂革命，继而又响应组织的号召，搜集整理陕北民歌，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后来在李有源、李增正的《移民歌》的基础上修订并创作了成为崇拜最高领袖的经典之作《东方红》，为最高领袖大唱颂歌。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公木就满怀激情地捧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盛赞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像公木这样的作家本来应该是领导最放心的，但是领导偏偏对他就是不放心。1950年，东北书店准备出版公木的诗集，但是本来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但是单位领导偏偏要过问。公木于是按照制度规定将稿子交给领导审查。而领导在审阅后偏偏对公木最喜欢的《哈喽，胡子！》有看法，认为这首诗“‘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了”（第64页），于是要求公木将其抽掉。尽管公木非常不情愿，但是在代表组织的领导面前还是作了妥协。这件事在公木几十年的人生中当然只是小事一桩，但是他对于这种领导审查制度没有丝毫的质疑，根本没有将其与言论自由的权利遭到侵犯联系起来思考，从而使他在现实面前习以为常，变得麻木了。随后，公木就他所在的东北师范大学的教学问题与领导产生了分歧，结果胳臂扭不过大腿，公木被迫多次做检讨，并且被调离，而且还落了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就因为与校领导意见分歧而受到了中共长春市委和东北师大纪检委联合下发的处分，可见这体制本身的蛮横和霸道，处处维护的是上级的权威和信誉，意在要求下级无条件的服从，其专制的本质非常显著。或许是由于多年的党的宣传和党内“教育”的结果，公木对于自己所受的不公对待已经适应了，他带着处分被调到了鞍钢，但是情绪没有低落，仍然豪情万丈，他在诗歌中写道：“螺丝钉——无论摆放在什么部位，都一定旋得紧紧的，牢固，坚实。”（第73页）“面对任何困难，卷起袖子来！锤炼，才能发出声音和光彩。而你，也将像钢铁一样灼热，而你也将像钢铁一样鲜红。”（第73页）他还表示：“挥起十丈长的铁扫帚，扫掉那一层层的结在记忆中的蜘蛛网楼梯那些粘在网上发霉的灰尘，都彻底打扫净光！”（第73至74页）我们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将公木的这些诗句引出，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在当时政治压力和整治之下的公木思想的变化——他已经被当时的意识形态俘虏了，从而使他尽力适应所处的政治环境。他首先否定了作为主体的人，将一个活生生的人视为听从别人指挥，无条件服从别人，任人摆布和安排的螺丝钉。其次，他以乐观和坚韧的态度对待人生的不幸，——而这往往是人们所推崇、赞赏和称道的，但是忽略了公木对于给许多人带来不幸的政治的认可，因为他把这看成是“锤炼”。既然是“锤炼”，那就意味着任何不公乃至政治迫害似乎都是有益的。再次，更可怕的是，他竟然要将这些政治迫害从记忆中抹去，不留下一丝痕迹，看上去这似乎是“卸下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际上是主动遗忘历史，这也就决定了历史悲剧在他身上还将继续重演，他还将被政治所运动，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弱点。因此，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成为“老运动员”的根本原因。

双重表现

由于公木这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地认同和皈依主流政治，并且没有对制造许多个人的不幸的政治提出任何质疑，那么现行政治就必然像失缰的野马一样发飙，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而公木他们这些人虽然非常服帖顺从，仍然还是被卷进政治风暴之中，成为政治运动员。1950年代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年代，也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早在1951年，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接着就开展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由于公木与电影界、学术界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身处偏僻的东北长春，所以没有卷进前面两场运动。可是到了批胡风的时候，他被卷了进去。公木虽然没有与胡风有多少私人关系，但是他曾经在胡风主办的杂志《希望》上发表过诗作《哈喽，胡子！》，而且还对天津文学青年侯红鹅（作家林希）被打成胡风分子持有异议。等到批胡风运动规模扩大时，公木首先需要向组织说清楚自己与胡风集团的关系，随即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觉悟写大批判文章和讽刺诗，给胡风以一击。不管公木是主动还是被动投入批判胡风的政治运动，他都毫无疑问地充当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打手。然而，即便他在批判胡风运动中冲锋陷阵，但是仍然没有摆脱被政治冲击的命运。就在他发表“坚决彻底”的批判胡风的讽刺诗《剥去假面现原形——读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打油》发表后不久，他自己也被人揪了出来，有人指责公木“不是批判胡风，而是宣传胡风”（第105页），并且指控他“对于某些同志起来‘保卫党的观点的发言’，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泼冷水。”（第105页）对于这种指责，公木基本没有做任何申辩就低头认帐了，他甚至承认自己为了批判胡风而读胡风的书，结果竟然被书中的词句“迷惑”（第106页）住了。颇为矛盾的是，公木似乎存在着两副面孔，前面我们叙述到他写的那些“豪情万丈”的诗句，表现出一种配合与服从政治运动的姿态，然而此时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运动却存有疑问：“什么是胡风分子？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堕落成胡风分子？”（第106页），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1）有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支部、小组）；（2）有没有参加的手续（介绍人）；（3）与台湾、美、日是否有关系？”（第106页）由于没有得到任何证据，公木就感到“更加恍惚起来了”（第106页）。到了1956年，公木甚至怀疑胡风案的成立，质疑搞胡风案是否合乎法制精神。通过这一番思考，公木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否定存在着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在当时是很可怕的思想，体现了公木对于真相和真理的追求，因而是非常难得的，也是十分可贵的。既然思考到这一步，公木还可以继续思考下去，那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制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还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成功这样的冤案？公木虽然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但是他能对最高当局钦定的案件提出质疑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不过，公木当时的这些思考只是深深地埋在心底，根本无法说出来，如果不是在检讨中透露，他人无从知晓。

比较幸运的是，公木在批判胡风运动中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冲击，他很快就过关了，所以他还能参加当时的一些文艺争鸣活动，甚至后来还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的肃反负责人和李又然专案组的负责人。但是，在担任负责人期间，公木并没有机械教条地按照上级意见办事，而且极其罕见地表现出对被整肃对象的同情，他甚至觉得“领导上搞过火了”（第127页），这使他“抵触情绪站（应为‘占’）了上风”（第128页）。通过审查，公木甚至公开对别人大声说：“反正我是宁右勿左。”（第129页）他这话表明在整个“宁左勿右”的中共党内可以说算是一个异类。公木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从延安“抢救运动”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亲身遭遇吸取了经验教训。他曾经谈了自己有三次“经验”：“（1）延安抢救运动，我被抢救过，尝受过逼供信的滋味。那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在佳木斯东北大学，1947年春搞回忆运动。我在一个单位参加工作。整个运动完全重复了在延安抢救运动逼供信的错误，也产生了很大的偏差。（3）这一次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注意了反右防左，避免了逼供信，偏差最少了。结果还是错斗了一些好人，斗争面宽了。”（第131页）像公木这样经历给多次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肯定很多，但是像他这样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却实在不多，不少人早已为被政治风暴搞得晕头转向，有些人被政治运动整得“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以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恨不得找到地缝钻进去躲起来，有的人则可能学乖了，一遇到运动的到来就踩着别人的尸骨顺着杆子往上爬。而公木却能够在那极左政治肆虐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可贵。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公木通过思考所得出的结论还是存在偏差的。他认为：“有错误的以为这是搞群众运动的结果。如果用运动这么大的力量，发动调查研究，即用审干的方式来进行肃反，偏差可以预防，效果同样可以取得。”可惜的是，公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引进法律观念。严格地讲，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必须按照法律办事，如果一个人有了问题，如果违反了法律，危害了他人或者社会，应该由司法部门依据法律来处理。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和机关单位，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权力去整肃他人，迫害他人，更没有权力剥夺这个团体成员与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人身自由等权利，没有权力损害个人的人格尊严。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的公木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或者说具有两副面孔，一方面他是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善于思考，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他写诗写文章表现出一定的臣服姿态，配合领导工作，有时得到领导的信任，担任整肃他人的负责人，并且写诗作文讽刺和批判他人，而且还显得“坚决彻底”。而且颇耐人寻味的是，公木的这两副面孔并不是截然分明的一明一暗，而是半明半暗。这种现象连同他的三类诗歌创作——一类是恢弘气势的政治诗写作；另一类是抒发内心矛盾和郁闷的私人写作；还有在政治运动中发表的批判和讽刺诗——都非常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和探讨。如果将公木所呈现的前一副面孔是他的真实面目，后一副面孔只是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似乎未免不可。

公木虽然对于政治运动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但是当新的运动来临时，他还是积极投入。1957年，反右斗争掀起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公木首先发表诗歌《扫除灵魂底垃圾——击破丁陈反党联盟》，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后来对青年作家刘绍棠猛烈开火。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人奶怎么培养出了狼孩？》，历数了刘绍棠的所谓“罪状”。后来，刘绍棠被确定为“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的帽子”（第143页）。但是，就在刘绍棠被打成右派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公木自己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公木被打成右派很可能是与他“把流沙河‘指点’成右派”（第163页）有很大关系，也与他在《星星》诗刊上发表长诗《怀友二首》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有位叫“山莓”的先生从公木的文章中“索隐”出问题来，更重要的是公木的两副面孔令上级非常不满，于是他在出访向东欧国家介绍中国反右的必要性和巨大“成果”之后就被补划进“右派”的行列。被划入右派以后，“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检讨，恭恭谨谨地交代自己的各种罪行”（第234页），他的“这些检讨与其说是他自己写的，不如说是他重复批判会上批判者的发言更准确。”（第234页）将他人加给他的所谓罪行都一概照收。这或许是他面对残酷现实的一种应付策略，然而这毫无疑问是以牺牲人格尊严为代价的。除了写检讨之外，公木还得接受批判，不再写诗，并且主动提出离开京城到他曾经工作过的长春。来到长春后，公木先是被安排在省图书馆工作，后来又被发落到省直农场，被编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与其他知识分子一道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思想改造。公木在学习班里尽管干了一些超负荷的体力活，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里并没有太为难他。到这里干了不到一年，他就被宣布摘帽，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他的名字后面又可以加上“同志”二字。随后他被安排到吉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任教，但是公木研究和讲授的不是古典文学，而是毛泽东诗词。这固然契合于他的诗人身份，但更重要的是让他的工作在政治上更安全、更保险，可以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教学中，公木当然要盛赞毛泽东，“主席是时代的巨人，主席诗词是诗中的太阳，他的心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应该凭自己的能力飞翔在主席开拓的大如宇宙的广阔的一意境中。”（263页）公木的这段话到底是出于他的真心，还是一种策略，抑或两者兼之？应该相信公木说这话是从于真心的，从前面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对历史的思索和认识，他从来没有对领袖有丝毫的质疑，他还那一代人都非常崇敬领袖，他可以认为政治运动中的许多做法不妥，可以对受到整肃的人表示同情，他甚至可以表示“宁右勿左”，但是他对革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怀疑，就连革命所建立的政治体制也没有反思。他的思索大概到此为止，他不能逾越这个底线。

再遭厄运

但是，公木到了“文革”期间没有因为教毛泽东诗词而得到这个招牌的保护，况且他在“文革”初期还写了一首《文化大革命颂歌》，慷慨激昂地为这个造成人间灾难的事件大唱赞歌，但是他还是被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所运动，他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押在专政楼，他的家被人抄了。后来他被罚打扫教学楼干杂活，而且还经常挂上牌子，脸上涂着墨水接受红卫兵的批斗，有时与被批斗的教授们一道还被勒令“蹲在一间大房子里”（第275页）。1969年，公木被解除隔离，随即被下放到一个叫做“铁帽乡”的农村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这个时候，公木似乎被政治运动搞得非常服帖了。他不仅表示在任何时候都不向党提出翻案的要求，而且在日记中经常检查自己，开展自我批判，并且表示“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第277页），坚决改造好思想。他在下放期间还写下了两首《干部下放劳动歌》，就同沈从文、冰心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劳动时所写的《新认识》、《好八连》、《因为我们还年青》等诗歌差不多。公木的这种表现确实让他的待遇有所好转，他的生活一度比较“平静”（第279页）。然而这只是暂时，到了1970年底他“被勒令‘靠边站’”（第279页），他利用这一时机钻进故纸堆研究老子及其《道德经》去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作为“老运动员”的公木终于“退休了”，不再被运动了。那么，对于他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运动，他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呢？他经历了几十年政治的风风雨雨，他的认识又有什么变化呢？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公木的认识仍然是一个矛盾：有时他非常开明，认识深刻，思考的问题非常深入，给出的观点也非常尖锐；有时他的认识则似乎脱不了正统，显得比较糊涂。而公木的这种矛盾其实正是他以前矛盾的延续。1979年1月，公木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并且恢复了党籍。激动之中他在一次党支部大会上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并且以自己的经历谈了他的认识：“我入党整整40年。1938年，我投入了母亲的怀抱。20年后，母亲狂怒之下，不认她的儿子。又20年后，母亲承认了她的错误，又张开她的双臂迎接她的儿子……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曾一度被母亲赶出家门。今天母亲又宽容地让我回家……”（第289至290页）公木的这番话与1980年代初著名演说家曲啸的演讲基本上是一个观点。他们都将党组织视为自己的精神之母。首要问题是，党是一个整体，而对他的迫害并没有经过所有党员哪怕是绝大部分党员的授权，而只是掌握权力的那些人作出的决定，而那些掌权者其实也都是党的成员，他们与挨整的人一样都是“母亲”的“儿子”，怎么能代表“母亲”呢！况且，即使“母亲”也不能因为“狂怒”而残酷地虐待子女，“不认她的儿子”。再者，如果说党员是党的“儿子”，那么人民群众到底是党的什么人？人民群众因为党出了问题而遭殃又该怎么办？就算公木将自己的遭遇和个人的不幸与委屈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认为“母亲”只是“狂怒”而已，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到整个民族曾经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怎么能够轻松地一笔勾销呢？他有责任反思这个问题，作为“母亲”的“儿子”，他更有责任和义务替“母亲”向被殃及的无辜的人民表示忏悔和道歉。至于“母亲”为什么“狂怒”？“母亲”的“狂怒”究竟有没有道理？有没有过分？她的“狂怒”说明了什么问题？他都没有追问。同时，公木还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实际上这是为“母亲”的“狂怒”开脱责任，也为“母亲”对“儿子”的处罚找到了依据。其实，公木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就他多次挨整的情况来说，而且就从主流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他并没有犯什么错，他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社会主义制度，既没有破坏运动，也没有违反纪律，至多是工作没有做到位，有时对挨整的人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同情，而这都是在中共所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范围之内。即使有时私下里写那么几首牢骚之作，也不过都“怨而不怒”。在1979年底的吉林省的创作工作会议上，公木向省委宣传部长谷长春提议，“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事研究工作”（第291页），其思想仍然在正统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公木向我们也展示了他的另一面，他在“文革”结束后还是有一定的反思的。同是在1979年，公木在《关于申请的申请》中写道：“造神运动以至形成现代迷信，/虔诚的天真留下深刻的教训。/歌唱大救星，我们人人都有份，/那危害是助长错误，降低了人民。//所以有些同志无论多么高明，/只要一担当领导就人杰地灵——/故乡的水变绿了，山也变青，/说穿了无非是封建意识的变形。”（第298页）在这首诗里，公木将长期以来中共党内的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予以批判，显示出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还是在1979年，公木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公木表示，“要做人，最好是气体型的，小心慎做液体型的，千万别做固体型的。”（第305页）同时他炮轰当时文坛上的“凡是派”和“歌德派”，鼓励进一步解放思想，并且直接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在政治上也虽然曾受过林彪、‘四人帮’这样那样的迫害，在文艺思想上却跟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千丝万缕相通着。”（第306页）在这次讲话中，公木还对“文革”以来的种种极左的文艺观和文艺原则进行了深刻的否定，认为“双百”方针没有得到实施，并且就政治运动中迫害他人的事要求“领导赶快认帐”（第307页），呼吁人们“自己解放自己”，“从神权、神学、神性的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坚持人权、人学、人性；从‘新经学’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坚持从实际出发。凡是实践证明对了的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错了的就纠正”，同时“警惕左倾教条主义再抬头”（第307页）。最为可贵的是，公木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因为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等于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言论自由，在政治问题上就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公然违背宪法吗？”（第308页）“在现实生活中，在各级具体领导中，不但醉心于‘专制’者不乏人，而且甘当‘打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阎王’拍案，就有‘小鬼’出张；只要‘寨主’发令，就有‘喽罗’举枪，只要‘首长’示意，就有写作班子写文章。”（第308页）公木的这个发言振聋发聩，令人警醒，给人启发，让人深思，尤其是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如此解放，不能不令人敬佩。同时，公木指导学生徐敬亚完成了45000字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对于刚刚浮出地表的朦胧诗进行深入研究并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与公木同时代的许多老诗人有的根本读不懂朦胧诗而感到“气闷”，有的持怀疑或观望的态度，还有人则予以否定，担心朦胧诗的诗人们“走上歧途”，更有人将朦胧诗指责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而公木却能够以敏锐的艺术感觉认识到朦胧诗的价值，支持徐敬亚写文章为朦胧诗辩护。其思想之解放，观念之新，胆量之大都令人敬佩。不过，在1991年苏联解体问题上，公木却又陷入了“悲凉”，他在这一年年底的《札记》中写道：“苏联猝亡，巨石愕然，彼国人亦今半木然。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虽然，以薪尽而火传也。苏联瓦解，十月永存。车可倒开，马可反走，但时光却绝对不能回流。此亦正所以使人扼腕顿足，唏嘘呜咽而长叹息也。自孟秋八月以来，每当郁闷难耐，辄发此尘封旧稿，聊以长歌当哭耳！”公木写下这段文字是很动情的，但是他显然是站在党派的立场上看待苏联政权的垮台，这就难免不感到困惑、迷茫和痛苦。曾经被打成右派并且受到20多年政治迫害的著名诗人昌耀与公木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和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拥有这样的认识与他们几十人生的坎坷明显不相称。其实，这也不奇怪，他们这一代人毕竟接受了数十年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和浸染，根本不了解前苏联的历史真相，仍然把前苏联视为其心目中的理想王国。

公木是一个“老运动员”，数十年来在政治的波浪中时起时落，既有他人生辉煌的时刻，又有他人生苦难的岁月，而他在这政治的风雨中则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以著名诗人顾城的《一代人》概括比较恰当，“黑夜”给了公木这一代人“黑色的眼睛”，但是他们要冲破“黑夜”的束缚，要寻求民主自由的光明，然而他们那“黑色的眼睛”却严重地困扰着他们，令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不时遇到自设的篱笆和栅栏，使他们不时出现某种程度的摇摆和徘徊。对此，我们似乎可以借用胡风的一句话，他们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不免留下了“精神奴役的创伤”。

2013年7月22日于扬州存思屋

相关链接：